民国西医高等教育研究（1912-1949）四

关于法律法规的健全
1、医学教育主权的逐渐回收
这一时期是以上海医学院的创立为标志的，它是我国完全独立自主办医学教育的标志。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国际政 治形势发生变化，加之国人在教育主权方面的奋争，许多院校逐渐收归国人自办，典型的有在1917年收回的同济。到了1926年以后，更多的学校被收回自办，另外政府也为了满足医疗需要自建了一些院校。前面提及，在医学教育委员会1937年做的调查统计中，全国当时还有公、私立大学医学院及医药牙医专科学校与专修科，共33校。其中国立8校，省立8校，已立案的私立院校有14所，未立案的3所。可以看出，大多数医学院校已经在国民政府的掌控之下，私立院校中有的还是国内实业家办的，比如私立南通医学院等。
收回自办及自己新开办的趋势一直也没有停止，据另一份资料显示：在统计的42所医学院校中，国立已达21所，省立9所，私立12所，较1937年的统计已大为提高。
2、相关法律法规的健全
随着卫生行政与医学教育机构的设立和健全，这期间还有医学教育委员会的成立，相应地在课程标准的设立及教材建设方面都取得了明显的进步。比如颁布图书审查办法等。另外，开始实行医师登记制度，颁布医师暂行条例。1929年卫生部开始规定西医称为“医师”（中医称为“医士”）。并于同年1月15日颁布医师暂行条例，条例规定：医师需呈领医师证书，始得执行医师业务。其呈请给予医师证书，需具有一系列资格要求。 医师暂行条例的颁布，首先是对医师队伍管理专业化，正规化的表现；其次也可以尽量把不合格的医生和庸医排除在医生队伍之外，为国人的健康负责。
还有人提出颁布保护医师法规，这都反映了医师自我保护意识的觉醒，是医学发展进步的标志。
当然，一些有识之士也在其他方面提出了一些建议：建立奖励制度。因为只有医学科学的发展，医学教育的内容才能不断更新，并向前发展，而医学的发展是需要一定的激励与奖励的，比如“手术之改良、器械之新案、新药之发明、微生物之发现”等，这些都会为人类“造永久之幸福，国家增莫大光荣”。因此，有人提出当局应当予以奖励，在行政上取奖励主义。
总之，1927年以后这一段时期是我国西医教育发展的重要阶段，国人自办的医学教育红火发展，这有许多方面的原因：
其一，广大知识分子处于内忧外患的环境中，除一部分走向革命，其中有一部分企图走“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道路，从而策励一些知识分子从事科学与教育事业，对医学教育起有积极的影响。
其二，自1927年至1937年间，国民党政权处于相对稳定阶段，社会经济得到某种程度的发展，医疗卫生与医学教育事业也获得一定程度的发展。
其三，从知识分子与科学发展的情况来看，自从西方医药学传入我国后，经过几十年的消化孕育，中国知识分子的业务素质逐渐成熟，技能也有所长进，因不满外来医学势力对中国医务人员的歧视与压制，促使他们另立门户，自办医学院校。
此一时期的医学教育情况，虽然是大有进步，但也是不容乐观的，从欧洲或日 本的医学统计数据来看，每一千市民当中应有医士一名，反观我国，四万万人民之中，仅有医士一万两千名，医学教育普及的程度如何可想而知了。但和二十年前（1908年）相比，当时（1928年）全国医士不足八百人，达到一万两千多，可见是进步很快了。但用欧美的比例计算，我国现应有的医士数为四十万。我国当时有二十个省，按每省每年培养二千人计算，需十年才能达到四十万。因此，医学教育的继续发展刻不容缓，由于无法速成，所以，有识之士提出应先注重公共卫生及疾病之预防。这些都在以后国人自办的医学院校中有所体现。
关于教会医学教育办学特点总结
就西医教育来讲，在民国期间教会医学一直占有不可或缺的位置。抛开其开创之功，最初来中国的目的及宗教课程设置等特点不谈，下面仅对给中国西医教育带来巨大益处和具有启示作用的特点进行总结。
1、精英教育路线
教会医学院的目标是培养医界精英，培训一批将来还能在中国的医学院里担负起教学工作的本地医生。当然，这里并非说所有的教会医学院都带来了高水平的医学教育。就总体情况而言，教会医学教育的水平要高于其它类型的院校。特别是几所重要的教会学校，在民国医学教育界举足轻重，其影响一直到现在：
圣约翰医学院创办早，学制长，重质不重量，故其毕业生成才率高，校友中颜福庆等都是学有所成的专家、名医。约大医学院存在的56年中，只培养了466名毕业生。
华西协合大学医学院的高质量教育可以由以下三个事实来证明：要纽约州立大学（1934年）董事会的绝对特许证书下，才能由华西协合大学授予医学博士和牙学博士学位；全部课程按照美国医学院联合会所规定的美国、加拿大医学院所使用的普通A级标准；学院拥有与美国、欧洲大学同等地位的合格人才，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因杰出的贡献而获得若干荣誉称号。另外，图书馆的藏书以及期刊的数量和质量也是一所院校教学及科研水平的标志。华西协合图书馆藏有大量的杂志、书籍和超过200余种的期刊，在中国医学图书馆中它排列为第二位，仅次于北京协和医学院图书馆。
1914年，华西协合医学院开学不久，牙科学教育在医学院的全部课程之中就确立了自己的位置。1917年成立了牙科学系，到1921年时，该系上升为牙科学院.。华西牙科是我国最早的高水平牙科专业，对我国口腔医学专业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中国任何其他一所大学的一个系或者学院开设牙科之前，现代科学的牙科教育已经在华西协合大学牢固地扎下了它的根基。牙科学吸引了华西协合大学中的最优秀一群学生。由于华大牙科学院处于中国唯一牙科学院的独特地位，其毕业生在中国许多中心城市中供不应求。
湘雅医学院：1913年，湖南育群学会和雅礼布道团（Yale Mission）签定协议，筹建长沙湘雅医学院(Hunan-Yale College of Medicine at Changsha，后改为Hsiang-Ya Medical College)。1916年，首届新生入学，学制五年（不包括预科两年），完全用英语教学。湘雅是继上海圣约翰之后又一所高水平的教会医学院。在当时有南湘雅、北协和之说，可见湘雅的实力。
但是据1932年的评估，在中国的教会医学校中，山东齐鲁大学医学院程度最高。 由此看来，在中国的教会医学院中，华西协合、上海圣约翰、湘雅医学院、山东齐鲁大学医学院是医学教育水平最高的，只不过在不同历史时期各领风骚罢了。时至今日，这几所院校（上海圣约翰现为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在中国医学教育领域依然处于执牛耳的位置。这都是这些院校一直执行精英教育路线的结果。
2、语言教育逐渐成为卖点
教会医学院最大的教学特色、学生与众不同的最大标志是他们的外语教育（一般都是英语），许多学校因此而远近闻名。教会学校自建校以来，一般都用英语教学，几乎包括了所有课程。偏重英语，仿效照搬英美教育制度，是在华教会大学的普遍倾向。
教会医学院校外语之所以盛行，首先是西医自身特点的需要。教会学校的教学语言问题，一直褒贬不一，学术本无国界，在我国创办的医学校，教授语文，当然是国文最为恰当。但事实是，民国时期的实际情况却不具备用国文的基础。“医学仅为高等教育之一，学生求学，初非仅囿于讲义，必也旁争典籍，集群书，以自动研究为原则。”我们都知道，西医是由西方输入的，而且时间还不长，西医参考书籍几乎没有国人自己箸的。如果只是依靠译本，医学发展的前沿知识是无法及时得到的，许多译本的内容早已过时，“于科学上推陈出新之意义，大相刺谬，”即使勉强采用译本，在市面上能见到的也是凤毛麟角，是无法满足研究的需要的。“况翻译文字，无非刺取精义，与原文多有出入之处，挂一漏万，在所不免。奉为准绳，徒多误解。”况且最新出版的杂志，浩如烟海，怎么可能一一翻译过来，如果不能，那么一些新颖学理，又怎么能知道呢？
因此，可以说，只用国文教授，弊端多多。研究医学，不是国文学好了就能取得好的效果的；但提倡新医学，又不得不注意国文的使用。解决之道，当然是两者兼用，国文为主，西文为辅。比如讲义应该用国语，而参考书，“不妨广购西书兼施并用。”
其次，是学生沟通的需要。早期教会学校，也有人曾提倡白话，尝试用官话教学，但因学生大多数来自本地而不得不改用本地语。但后来，学校招收学生逐渐增多，学生来自各地，都有各自的方言，最初很难沟通，逐渐地英语反倒成了学生共同拥有的沟通语言。
再次，是商业利益的驱使。以圣约翰为例：最初的学生与其他教会学校的学生并无二致，均为贫寒的教友子弟。在开设英文部后，圣约翰不久便成了通商口岸商家子弟趋之若骛的洋学堂。这一动向，其实在英文部开设之初学校便已觉察，当时社会上之青年子弟因英语可以帮助经商而“颇愿习此”。于是，教会医学院学生的成分和他们的入学动机发生了变化。
而外语的教学也从最初的完全是因为西医教育的特殊性，而转变为学校用以扩大影响，广招学生的主要卖点。
3、内外结合的管理体制
教会大学的组织和管理可以分为内部和外部两部分。内部指教会大学的内部管理机制。教会大学一般都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校长具有办学自主权。他集职务、权力、责任于一身，但必须对董事会负责。而外部主要指教会学校管理中的社会力量所起的作用，一般来说包括托管委员会、基金会和校友会。
董事会拥有很高的地位和较大的权限，它处于整个学校管理系统的顶端，是学校最高决策机构和权力机构，可视为是学校的“最高法院”，享有裁决学校事务的全权。因此，董事会有权对全校的总政策、财政、学术等方面的重大问题做出决策，并监督这些政策在全校有效地贯彻实施。
我国高校董事会的建立并非是新鲜事物，民国期间，医学院校设立董事会是很普遍的事情，因为学校大都是外人创办，而外国学校一直有董事会的历史。解放后，党和政府对旧中国的教育进行改造，高校不再设董事会，而是建立以党的领导为核心的高校领导体制，医学院校都取消了董事会。改革开放以来，董事会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进展重新进入高校。1980年代，“产学合作教育”模式的引入诱发了高校董事会的产生。从20世纪90年代起，随着《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颁布，董事会走进了高校领导体制。这也是顺应当前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浪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高等教育体制应该是政府宏观管理，学校自主办学，社会积极参与相结合的体制。董事会成了这种社会与学校双向运行的有效组织模式。
作为外部管理机制中的校友会，教会医学院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其中，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校友会在众多同类社团中独具特色，1999年2月，还在加拿大温哥华举办了上海圣约翰大学世界各地校友第四届联谊大会。绝大多数校友对母校有一种回报的心愿，特别是一些事业有成、功成名就的校友。校友会为学校捐款用于改善教学条件，使学校办学条件大为改观。各地校友还建立实习基地，开阔了学生视野，提高了就业机会和竞争力。因此，可以说校友是十分宝贵的人才资源和教育资源，是学校发展中不可忽视的一支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