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董仲舒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文章作者：于首奎  来源：董仲舒故里-衡水市儒商研究会
董仲舒是我国古代著名的神学唯心主义哲学家。他的学说给地主阶级维护其封建统治，奠定了系统的理论基础，对汉代和汉代以后整个中国封建社会都有重大影响。他在中国历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董仲舒的政治思想，有些适应当时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有一定的进步意义，是应当肯定的。但是他的神学唯心主义哲学思想，尤其是他编造的“四条极大的绳索”对中国广大人民精神的麻痹、毒害影响极其探远，应进行深入的研究、批判。
一
董仲舒已经去世两千多年，在我们正在进行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的今天，还有没有必要再研究他的学说呢?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这是因为：
(一)董仲舒的学说，是新生地主阶级夺取政权后，为巩固其封建统治而营造的系统完整的理论体系。它的产生(形成)，标志了中国地主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取得了彻底战胜奴隶主阶级的胜利。这一胜利的取得，是经过春秋、战国、西汉前期，数百年之久的艰巨曲折的历程，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的。同时，它也说明，由一种社会形态到另一种社会形态的过渡，仅有夺取政权、改变生产关系的胜利，没有意识形态领域中的胜利，是根本不可能持久巩固的。
我们进行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当然与地主阶级营造其意识形态，有着根本性质的不同。但是他们营造其意识形态的历史经验教训，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似乎不无一定的启示、借鉴意义。首先，我国地主阶级意识形态形成的历史说明，它们是在否定奴隶主阶级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例如，苟况的唯物主义的“天”，即是对殷、周奴隶主阶级神学“天”的彻底否定。投有这一彻底否定，也就不可能有新兴地主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胜利。董仲舒的“天”，看来似乎是对殷周奴隶主阶级“天”神的复活。但是实际上他又赋予了它新兴地主阶级的阶级内容，是对它的改造、利用，绝不是对它的照抄。这说明地主和奴隶主虽然都是剥削阶级，但是他们的意识形态，并不能直接抄袭，必须经过否定、改造才能利用。在这里，我们得到一个启示，那就是在我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更需要对旧的意识形态进行彻底的否定。我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意识形态，代替整个私有制为基础的意识形态。因之，它比地主阶级对奴隶主阶级意识形态的代替，任务要更加艰巨困难千万倍。有鉴于此，我们认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不仅要重视经济建设，而且还要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必须从理论上对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进行科学的、系统的总结和深入、持久的批判。要清除一切封建传统的糟粕与毒素，禁止一切封建迷信、道德的传播与宣扬。没有对私有制意识形态的彻底否定，绝不会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胜利。这一点是肯定无疑的。但是，现在却有人，不仅对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危害性认识不足，甚至还把它视为“国粹”和“解放人”的宝贝，大加称赞。这是值得注意的。
(二)开展董仲舒学术思想的讨论，可以扭转汉唐时代哲学思想研究比较“薄弱”、“落后”的局面，以及促进整个哲学史的研究。汉代哲学思想的研究，与我国其他历史阶段哲学思想研究的进展情况相比，一直是相差很多的一个‘薄弱”环节。解放三十多年来，研究汉代哲学的论著，出版发表的很少。至今汉代还有不少比较重要的哲学文献、资料没有整理，更有不少哲学家、哲学论著、专题没有人研究，通过董仲舒讨论会的召开，引起学术界对这一段研究的兴趣和重视，是有利于推动汉唐时代哲学思想研究的开展的。
董仲舒的学说，是吸取了先秦各家的学说发展形成的一个综合体。因之对它的深入研究，不可避免地要溯到先秦各家的学说。另一方面，由于董仲舒的学说，在汉代以后整个封建社会都有重大影响。因之，对它做出科学全面的评价，更不能不对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哲学思想进行回顾分析。当然，对于其他历史人物的研究，也有上溯下连的问题，但其上溯下连的深广度，似乎还很少有可以与董仲舒相比的。因之，对他的学术思想的深入研究，同时也可以带动、促进整个中国哲学思想的研究。
(三)董仲舒的学说，是把先秦各家的学说熔化为一炉，给地主阶级铸造了巩固其封建统治的理论体系。汉代以后，中国封建统治的官方哲学，虽然经过佛学、理学、心学等形态的变化，但从其本质上看来，都不过是董仲舒“四条极大的绳索”理论的“精细”论证和延伸。因之，董仲舒的哲学可以作为我们解剖封建社会哲学的模特，它可以给我们提供研究、解剖封建社会哲学的方法，帮助我们了解其一般和掌握其本质与特点。总之，对董仲舒哲学思想的研究只有研究我国封建社会哲学的一般方法论意义。
(四)哲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是哲学史研究中最大的疑问之一，开展对董仲舒哲学的研究，有助于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大家知道，过去有人把哲学中的唯物主义与政治进步，和哲学上的唯心主义与政治反动划等号。他们说什么：“唯物主义等于革命，唯心主义等于反动”。显然，这是把政治与哲学的复杂关系简单化，所以遭到一些同志的批判。但是，后来又有人走向另一个极端。他们把前面的“等同论”的前后项调换了一个个，主张有进步政治思想的唯心主义哲学家，他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也是进步的，还有人认为，哲学是以“独立的品格”发展的等等。在阶级社会里，哲学与政治有没有关系?它们又是什么样的关系？这是研究哲学史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有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必要。董仲舒的哲学是神学唯心主义，但是，他的政治思想有些却是进步的。因之，对他的哲学思想的深入研究，不仅有利于对他进行科学的评价，总结我国哲学思想的发展规律，同时对上述一系列问题的深入研究，也有一般性的方法论的意义。
(五)当然，对董仲舒哲学思想的研究，也和对其他历史人物的哲学思想研究一样，可以从中吸取经验教训，锻炼人们的思维能力，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二
对董仲舒哲学思想进行研究，应该注意些什么问题呢？从过去对他研究出现的种种问题看来。笔者认为：
(一)首先应坚持历史主义的态度，把董仲舒的整个学说严格地纳入其具体时间、具体条件下，进行科学的分析研究。董仲舒生活在西汉中期，这时我国地主阶级中央集权的大一统政权已经巩固确立。但是与此同时，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土地大量集中，贫富两极分化，地主与农民阶级的矛盾日益加剧。因之地主阶级面临的主要矛盾，不再是反对奴隶主的夺取政权的斗争，而是如何加强对劳动人民的统治以维护其已确立的封建统治。但是地主阶级的统治，是建筑在少数人对广大劳动人民剥削的基础之上的。它们为了维护其剥削统治，就不得不（自觉或不自觉的）借助于神力。这就决定了它必须摒弃其革命时期坚持的唯物主义，重新捡起被它们昨天反对的神学唯心主义。董仲舒的哲学正是适应了地主阶级这一需要而产生的。这说明，他的神学唯心主义哲学产生的历史任务，主要是为了加强对劳动人民的统治，以维护巩固其封建统治。他的整个学说的本质属性，从总的方面看来，则是属于消极、保守(后来转化为反动的)的；从哲学方面看来，不言而喻则是倒退的。
但是，问题还有另一方面，从我国整个封建社会的发展历史来看，西汉中期，地主阶级仍属于上升时期。这时的封建生产关系，对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还有广阔的余地，所以对当时封建中央集权的维护，是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符合社会发展规律要求的。但是，正如前面所说，地主阶级为了维护其封建统治，需要借助于神力，这就使进步的政治与倒退的哲学，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结合在一起，遂产生了董仲舒政治上进步，哲学上倒退的学说。这正是上升时期地主阶级二重性在董仲舒学说中的具体表现。
过去有人割断董仲舒的哲学思想与中国整个哲学思想发展史的联系，不与其前辈哲学思想进行比较论证，即说他的哲学思想是进步的。其实谁不知道，早在战国时期，荀况就比较科学地回答了天人关系问题——哲学的基本问题。但在荀况去世—百多年后，董仲舒又把殷周时代的“天”神请了回来，把人们从本来已经获得的对天人关系比较科学的认识中，又拖回到唯心迷信的深渊。这明明白白的是倒退，怎么能说他的哲学思想是进步的呢?
还有人以超越历史阶段的手段，对荀况的唯物主义哲学置之不理，拿董仲舒的学说与殷周时代的一些问题相比，或与其前辈中落后的哲学思想相比，说明董仲舒的哲学思想是进步的。其实，这种相比的进步谁也没否认过，但是他这种进步，并不能否定他与荀子哲学思想相比是倒退的事实。
可以看到，上述一些同志的评价方法就是不科学的。判断进步与落后的科学方法，必须与其前辈中最先进的哲学思想相比，只有比其最先进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才能肯定其是进步的，反之，则是保守、落后或倒退的。否则，势必陷入相对主义的深渊永远不能自拔。
(二)董仲舒的哲学思想，是以“天”神为最高范畴，以阴阳五行为其职能的一个有完整系统的神学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因之，在研究或处理他的每一个问题、每一条思想资料时，必须将它纳入他的整个哲学体系，视为他整个哲学体系中有机的组成部分进行研究、探索。切忌断章取义，割断其上下文的联系，孤立地进行论证。例如，董仲舒曾说：“天地之间，有阴阳之气，常渐入者，若水常，渐鱼也……”（《春秋繁露·天地阴阳》)。有同志认为，这里讲的阴阳气是“物质实体”，是“宇宙构成的基础”。当然，如果我们不顾这段引文与其上下文的联系，不把它视为董仲舒的整个哲学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仅就上段引文本身而论，它似乎确实是客观存在的“物质实体”。但是，董仲舒接着(一字未隔)上段引文又说：“人常渐是澹澹之中，而以治乱之气，与之相流通相淆也。故人气调和，而天地之化美，……天意难见也，其道难理。是故阴阳入出、实虚之处，所以观天之志”(《同上》)。如果我们把上下两段引文联系起来分析，就不难看出，董仲舒说的阴阳气，根本不是“物质实体”，而是体现“天”神意志的工具。实际上，上段引文所说的和水一样的阴阳气，并不是说它和水一样“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实体”，而只是说，作为体现“天”神意志的阴阳气，和水一样确实存在。这正如同有鬼论者宣扬鬼和人一样都是确实存在，但事实上，鬼并不像人真正存在的道理一样。他们假借确实存在的水与人，和他们虚构的阴阳气和鬼作比喻，无非是妄图使人相信他们的“天”神和鬼是确实存在而已。其实，王充早就把这点戳穿。实际上，董仲舒在这里宣扬的，仍然是他的天人感应”的神学唯心主义。这一例子，有力地说明，如果我们不把上段引文与其下文联系起来，不把它纳入董仲舒整个哲学体系中分析，就会认为他说的阴阳气是“物质实体”，也就会得出与董仲舒原文本义完全相反的结论。
(三)研究董仲舒的哲学思想，必须正确地处理他的哲学与政治思想的关系。在阶级社会里，哲学与政洽都是一定经济基础的产物，都是为其经济基础服务的社会意识形态。但是，哲学产生于其经济基础和产生后反作用于其经济基础，一般都是通过政治作为中间环节进行的。在这个过程中，哲学施影响于政治，同时政治也将根据它服务其经济基础的需要，对哲学的产生、作用发挥一定的制约作用和影响。哲学之所以通过政治环节产生和发挥作用，这是由于哲学与政治虽然同是社会意识形态，但是政治则是距经济基础最近的层次、最直接服务于经济基础，哲学则属于距经济基础最远的层次、并间接服务于经济基础且为其决定。这可以说是哲学与政治的最基本的联系。这说明，哲学绝不能脱离政治而以完全“独立的品格”存在。
哲学不仅有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一面，同时作为科学的哲学，它还是一门探索客观真理的科学。正如马克思所说：“哲学是问：‘什么是真理’?”“哲学只许诺真理。”因此，它不仅是某一个社会经济基础的产物，而且也不仅是某一个民族，或某一个国家、地区，甚至某一个时代的产物(随着人类文化交流范围的扩大而扩大)，而是在整个人类探索真理思想资料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尽管哲学有作为社会意识形态属性一面的影响，使其发展的道路非常曲折，但是有它自己逐步接近客观真理，不完全受政治所左右而发展的客观规律。因之，忽视哲学的这一“独立性”，把哲学视为政治的附庸则是错误的。这样说是否是自相矛盾呢?我们的回答是，这是由于哲学矛盾的“身份”决定的。因之，要正确地处理哲学与政治的关系，既不能只看到它们联系的一面，把哲学视为政治的“婢女”；也不能只看到它们区别的—面，把哲学说成是完全独立的。而要从它们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客观情况出发，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任何偏废都将会导致谬误的。
董仲舒的哲学已经变成了政治的附庸。它是反科学的神学唯心主义哲学，从其整个哲学体系看来，理应进行彻底批判。当然，我们说对它进行彻底批判，并不是把它臭骂一阵抛掉。其实，它作为思想资料，对科学的哲学的发展，有些还是有价值的。有人把董仲舒的哲学思想与秦汉时代的文化和汉武帝的功绩划等号，似乎谁批判董仲舒的哲学思想，谁就是否定秦汉时代的文化和汉武帝，这一说法是值得商榷的。
长期以来，有人以董仲舒的哲学思想为其进步的政治思想作“论证”为理由，肯定他的哲学思想起了积极的进步作用。其实，所谓“论证”，本来是一种从论据到论题的推演，它一般是通过逻辑推理进行的，因之，“论证”必须遵守逻辑推理的原则。董仲舒的哲学，对其政治思想的“论证”，根本不是什么逻辑推理。不过仅仅是对当时有一定进步意义的某些政治思想，作一番神学说教：君权是神授的，
封建统治是“天”神的意志决定的等等。实际上，它是对客观事实的歪曲，是对封建统治的神化，人为地(自觉或不自觉的）增加了种种困难、障碍，阻挠了人们对客观真理——封建制度是地主对农民的剥削统治——的认识，这与“哲学是问：‘什么是真理?’”“哲学只许诺真理”的要求，完全是背道而驰的。因之，从哲学思想发展史，或从人类对客观真理认识的发展史方面看来，董仲舒这种“论证”有什么进步意义可言呢?
但是，客观历史则是复杂的，前面已谈到董仲舒的倒退哲学，正是适应上升时期的地主阶级的需要产生的。它对当时确立不久的大一统的封建政权的巩固，在政治上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这点是不能否认的。但是，需要指出，它这种“积极作用”，并不由于他的哲学“论证”本身产生的。而完全是由于被他“论证”的政治思想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决定的。否则，如果被“论证”的政治思想是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他的“论证”不仅不能起什么“积极作用”，甚至还要起消极、反动作用的。例如，董仲舒以“金胜木”“论证”屠杀农民革命领袖：“夫木者，农也，农者，民也，不顺如叛，则命司徒诛其率正矣。故曰：金胜木。”(《春秋繁露·五行相胜》)。不言而喻，这种“论证”，绝不能起积极作用。总之，笔者认为，所谓“论证”进步说，可以休矣，所谓“论证”积极说，则是以其“论证”的政治思想的进步性为前提。
(四）研究任何问题，“必须收集丰富的材料，分析它的不同的发展形态，并探寻出各种形态的内容联系，不先完成这种工作，便不能对于现实的运动，有适当的说明。”对董仲舒的研究也不例外，要对他做出科学的评价，必须以严肃的态度对待其思想资料。前面已谈到，有人将其资料与其体系割裂开，得出与其本义完全相反的结论。实际上，这不仅是一个方法论问题，也是对其思想资料的处理不够严肃。还值得注意的是：有人把董仲舒的一些思想资料现代化。用现代的字、词含义解释《春秋繁露》，例如董仲舒曾说：
“名生于真，非其真，弗以为名……”(《春秋繁露·深察名号》)。这里的“真”应如何理解?清人凌曙的《春秋繁露注》对它没有注释，还不失为慎重。苏舆的《春秋繁露义证》对这段引文注释为：
先有物而后有名，象形而为字，辨声以纪物。及其繁也，多所假借，原其始皆以其真。
显然，苏舆认为，这个“真”字，即是先于名而存在的客观事物。现在还有人沿用苏舆这一观点，说董仲舒的“名就是用以表观事物的真实”的。笔者认为，这种注释是不符合董仲舒的原文本义的。
大家知道，在“名生于真”这段引文的上下文中，董仲舒一再明确地说，“名”是表“达天意”的，“名则圣人所发天意”，尽管古人行文不那么严密，但在同篇、甚至同段文章中，对“名”提出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或者说在通篇都论述“名”是第一性的文章中，突然插入两句“名”是生于真实的观点，这是不太可能的。也是与他的神学唯心主义哲学体系根本不相容的。
实际上，这里的“名生于真”与董仲舒的“名”是表“达天意”的观点是一致的。因为“真”字，在古代是可以作为“天”或“天意”用的。例如，《庄子·渔父篇》即有：“真者，所以受于天也。”《庄子·齐物论》也说：“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董仲舒所以用“真”说明他的“天”或“天意”，与他吸取先秦道家的思想资料有关。正如同在他的政治思想中，也吸取了一些道家的“无为”思想资料一样，是不足为怪的。问题在于我们一些同志仅从字面上去了解它，而没有像马克思说的那样：“分析它(资料——引者）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内在的联系”，把它视为古今如一，而以今释古了。
在对董仲舒的研究过程中，有些论著和注释，对其思想资料的使用，有的是断章取义、望文生义或断错句子……。这些问题的产生，有些是属于治学态度问题，也有些是属于方法论问题，更多的则是属于对古典文献缺乏训诂知识造成的。我们仅举“真”字为例，希望引起大家重视，并愿与大家共勉之。
(五)研究董仲舒的学说，还需要注意肃清“极左”思潮的影响。“文革”前，对唯心主义哲学批判的简单化，在“文革”中发展为“唯物主义等于革命，唯心主义等于反动”的“等同论”。由于董仲舒的哲学是神学唯心主义，有人即认为他的一切都是反动的。这种谬说，“文革”后虽然遭到批判，但它的影响还远没有肃清。至今还有的论著对董仲舒的某些政治思想，没有实事求是地予以肯定。
事实上，董仲舒的政治思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些确实是起了积极的进步作用，他不愧为地主阶级进步的政治家。例如，他不仅为了维护当时仍处于上升时期地主阶级大一统的中央政权，制造了大量的舆论；他还针对西汉中期汉王朝已经相当腐朽的政治，提出“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兼并之路……，去奴婢专杀之权”(《汉书·食货志》），又反对封建官吏“乘富贵之资力，与民争利于下”，“暴虐百姓，与奸为市……”(《汉书·董仲舒传》)，他还指出当时政治腐败的原因，是由于“累日以为贵，积久以致官”（同上)和任子制度等造成的。因之他极力主张：“举贤良，进茂才”(《春秋繁露·五行顺逆》)，以改善当时的政治。这对于我们今天反对“论资排辈”、“干部经商”和“干部接班”等问题不无启发意义。总之，对他最初(哪怕是短暂的)曾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一概否认，那是不科学的，是违背历史主义原则的。
但是，在反“极左”倾向的同时，也应注意对董仲舒的评价有些无限拔高的倾向。例如：有人为了“论证”董仲舒的哲学思想是进步的，认为董仲舒的神学只欺骗皇帝不欺骗老百姓，有人尽量从董仲舒著作中“发掘”唯物主义因素，认为董仲舒讲的“元”是作为万物或宇宙本原的“元气”；他是反对有神论的等等。笔者对上述论点，曾分别撰文提出商榷意见，这里不再赘述。总之，我们认为，对董仲舒的研究和评价，应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历史主义的态度。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
三
那么，怎样把对董仲舒的研究向前推进一步呢?笔者认为，从对他研究的现状看来，应注意下列几个问题：
(一)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学习。马克思主义形成到现在已经一百多年了，在这段时间里，不仅世界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科学技术更有突飞猛进的发展。在这种客观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是否还灵？是否还能给我们的研究工作提供科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呢?对此学术界是有不同看法的。但是，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并没有过时，还是应当坚持的。同时也要反对用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应当根据新的社会实践、新的自然科学知识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那种认为马克思主义过时了，不重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学习的想法和做法，则是错误的。
（二)必须掌握先秦诸子的学说，不了解它们，就不可能对董仲舒学说的历史渊源有全面的了解。例如前面所说，有人把董仲舒的“真”释为“客观的事实”。就是因为对董仲舒学说吸取先秦道家的思想资料不甚了解。再如有人认为，董仲舒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在中国哲学思想发展史中起了积极的作用。其实，他们不了解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孙子、荀子以及与他同时代的刘安等，都对这一问题作了较全面、深刻的论述，比董仲舒对这问题的论述要深刻得多。如果他们了解和正视这一问题，也就会认为董仲舒对这一问题的论述，与前人相比不是前进而是倒退了。
(三)自然科学是产生哲学的土壤，它不仅给科学的哲学提供养料，促进其发展；同时它对唯心主义哲学的发展，也给予重大影响。董仲舒的神学唯心主义哲学，基本上是在汉代农业科学知识的基础止，以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年”为形态，以他的神学唯心主义观点加以概括形成的。因之，不了解汉代的自然科学，尤其是当时的农业科学，就不可能很好地理解董仲舒的哲学思想。
（四)要把董仲舒的哲学纳入世界哲学史范围内进行比较研究，把它视为世界哲学史中的一个环节去探索。大家知道，世界古代文化有中国、印度和希腊三大系统，它们都经历过从开明时期，转入以神学唯心主义哲学占统治地位的“中世纪”时代，它们这时期文化的共同特点即是：神学化复古化和杂揉化。例如，在欧洲是从奴隶主的教父哲学过渡到经院哲学。欧洲中世纪哲学的论争主要是围绕着信仰与真理、一般与个别、人性论与道德等问题展开的。他们把哲学变成了神学的“婢女”。
董仲舒的神学唯心主义哲学，在历史发展的阶段上，与欧洲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基本上是一致的。他的哲学不仅具有神学化、复古化、杂揉化特点，并和欧洲中世纪哲学一样，也是从奴隶主阶级“天”神的哲学转化来的。在汉代，甚至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里，哲学界的论争，基本上也是围绕着天人关系(有神无神)、宇宙来源、人性论与道德等问题展开的。董仲舒的哲学变成了神学的附庸，使中国哲学倒退到神学的深渊。总之，有比较才有鉴别，没有对世界其他国家中世纪哲学和哲学家的研究，也就不可能对董仲舒的哲学进行科学的比较、鉴别，并做出科学的评价。
(五)最后，笔者认为，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认真、切实地贯彻双百政策，大力提倡社会主义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积极开展学术自由论争。没有这一条，不仅董仲舒的研究不可能深入下去，任何学术问题的深入开展都是不可能的。
（作者系山东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