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宗教在中国——从“政教合一”说起
 　　
 　　圣观法师身材魁梧，说话声音洪亮，中气十足，充满自信，滔滔不绝，侃侃而谈，常常语惊四座。他的布道是从欧洲天主教廷政教合一的危害说起的。席间有人问，一个国家如果有一个神在国家的政权之上，这样是不是会对政治清明会有好处。圣观法师当即给予否认。因为这很容易造成新的政教合一，其危害性在在中世纪时的欧洲已经看到了，那时的罗马教皇不仅具有最高的精神领域的权威，而且甚至可以神的名义发动所谓的“圣战”，历史上所谓的“十字军东征”就是这样闹出来的。所谓“政教合一”，就是精神领袖与世俗政治领袖合而为一，在中世纪罗马教皇那里就是这样的。在中国，二千多年来，其实一直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也就是“文革”时的“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舵手、伟大的统帅”集合在同一个人身上。政治权力、军事权力与精神领袖的高度统一。因此，缺乏宗教信仰的国家其实更容易造成政教合一的局面，而且更不容易解脱出来。因为缺乏真诚的宗教，因此，精神信仰要像中世纪时的西欧达到与政治权力分庭抗礼的局面更为困难。我非常赞同这一说法，因为，顾准曾经就说过，历史学家范文澜曾经为中国没有宗教战争而自豪，其实他没有考虑到，没有宗教信仰自然不会有那些宗教冲突，但是，这样的国家甚至更难走出政教合一的局面。因为，没有精神信仰，人自然只有去信世俗的权力与金钱，权力与金钱就成了中国人心中的精神偶像。自然也就难免把世俗的政治权力人物当成神来崇拜。
 　　宗教不能够回避政治问题。圣观法师说，即使是和尚，他每天的吃，每天的穿，每天的住与行，都有政治因素在里面，回避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唯一的出路就是正视他们的关系，然后摆正他们的关系。明奘法师补充解释说，中国历史上虽然没有宗教战争，但是都是政治利用宗教，利用不上就禁止，如果感觉佛对他们的皇权有威胁，就把寺庙烧毁，把僧人全部杀死，历史上少林寺反反复复地无数次被烧毁就是明证。因此，在中国，宗教从来就没有过与政权分廷抗礼，只有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因此，自古中国就有御用僧人，也就是号称“国师”的人，其实就是依附皇权的佛家弟子。
 　　
 　　二、佛教在中国的汉化过程
 　　
 　　在中国几乎所有的外来宗教都有一个汉化过程，所谓汉化过程，其实就是被儒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不但大幅度地对印度原创佛教进行了大量深刻的改造，而且也使佛教越来越世俗化，然后与儒家政治与儒家价值观能够接轨，也就是功利化的佛教，经世致用的佛教，这些改造后的佛教虽然逐渐为更多的中国人所接纳，但是，也逐渐远离了佛教的本来意义。导致了我们现在所认识的佛教有许多误解与偏见。
 　　
 　　第一个最深的误解就是以为佛教是宗教迷信
 　　
 　　把宗教与迷信混为一谈。圣观法师说，其实佛教的理念就是破除迷信的。佛的原本含义就是大彻大悟，让人明白世界与人生的关系，最终目的是要提升人的生命质量，人生第一重要的是生命，然后是生活，最后才是生产，这个顺序是不能够颠倒过来的，否则苦难无穷，就会破坏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及人自身肉体与灵魂之间的和谐。因此佛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人生的幸福问题，破除迷信就是其中的任务之一。佛教不主张人轻信一个东西，它要求人们学会彻底追问，大疑大问，解决人生困惑问题。所有的宗教都是有神宗教，只有佛教是无神宗教。佛教讲究众生平等，所有的世界无非是由三种物质组成，即动物、植物与矿物。这些物因时间、地点与条件构成万千世界。比如一粒种子，明奘法师随手从桌上拿起一粒西瓜籽对我们说：一粒这样的种子，如果它有落入大海只有烂掉，如果落入岩石上，可能被鸟吃掉，如果落入肥沃的土壤里，就可能再生出许多瓜子来，这就是每一样东西的命与缘。万千世界无不是这样物质的转转合合，人，只是其中的一种而已。因此，佛是讲理性的，要求要有说服力。说佛教是宗教迷信，其实是对佛教的最大误解。圣观法师补充解释说，佛与科学其实最相近。因此，我就提了一个问题：如果说佛教离科学最近，那么为什么近现代科学没有能够产生在佛教里，而是产生在西方的基督教里？明奘法师给我的解释是：近现代科学确实是产生于西方基督教信仰里，佛教主要解决人生问题，科学主要关注人生存的外在世界。因此，佛教离科学很近却没有产生真正的科学。我的理解是：科学本身就是古希腊逻辑理性与基督教信仰结合的产物。二者是缺一不可的。佛教有信仰而缺乏古希腊那样的逻辑理性与实验精神，所以难以产生近现代科学。由于我对佛教不熟悉，只能够作一点猜测。
 　　
 　　第二个误解就是以为只有在世俗世界里走投无路的受苦人，才会遁入空门
 　　
 　　因此出家人常常是世俗世界里的悲剧人物。这也是一种误解。圣观法师说。遁入空门，其实是为自己的生命寻找极乐世界，是一种幸福快乐的生活，为自己寻找到了精神寄托，从此自己一身有了归宿。确实，有时会因为在世俗世界中的种种原因而进入佛门，但是，我们把这种情况理解为佛缘，是有觉悟的人才会有的佛缘，不能够是世俗世界理解的那样。自从遁入空门之后，无欲、无求、无痛苦，精神充实圆满，不是世人所理解的那样。我说，中国人有这样的认识其实也不奇怪的。有着很深的佛教意识的经典小说《红楼梦》里的贾宝玉最后的结局是出家当和尚，也是因为在家道中落，家破人亡，在世俗世界中无路可走之后才选择的道路，中国人会有这样的认识，与这些历史故事与小说人物的结局命运安排是密切相关的。圣观法师认同这个观点。
 　　
 　　第三个误解就是，以为出家就是走向清贫与苦修，其实中国的儒家思想与佛教有许多是格格不入的
 　　
 　　儒家讲究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但是佛教却认为一个人出于家，家却不是温暖幸福之地，而是人生痛苦之源。因此才有“出家”解脱之说。佛教的清规戒律，其实是为了避免苦难与灾难和冲突而产生的。不出家人不贪恋财物，不好女色，不爱权力，无欲无求，不给自己制造麻烦，也不给他人制造危难，因为有这些欲求，就会有冲突，就会有争夺，甚至会有偷盗抢劫与杀戮，因此，守戒律不是自找苦吃，而为了避免欲求遭受烦恼与痛苦。
 　　
 　　第四个误解就是，以为佛是“有求必应”，其实佛是“有求必苦”
 　　
 　　佛的“有求必应”是中国儒家文化改造的结果。求什么呢？就是求儒道的“福、禄、寿”三星高照。这就是被儒家实用化的结果。佛为什么是有求必苦呢？因为，人有所求，就是欲望的升张，在有求的地方，人的精神必然紧张痛苦，那种欲得到而得不到的紧张状态，就是人生痛苦的根源。
 　　
 　　说到佛教的汉化过程，我举了一个例子，说前几年，我在新疆旅游时看到一个塑像，是隋唐时传入的弥勒佛，那个塑像是很年轻的一个小伙子，是站立着的，眼睛眺望远方，但是，为什么这样一个代表未来世界的弥勒佛会变成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个样子：六十开外的年纪，肥胖，大肚腩，开口大笑的样子呢？是不是与中国儒家的审美观与人生幸福观密切相联呢？圣观法师立即赞同这个判断。他说，佛教在中国汉化的过程，也就是儒化的过程，使我们把佛教信仰庸俗化、实用化了。因此，中国的佛教寺庙的布置常常与朝廷上朝时代样子无异。
 　　
 　　第五是佛教众生平等的问题
 　　
 　　我向明奘法师提了一个问题：如果说佛教讲究众生平等，那么自然也就包括了寺庙与僧人之间的平等，但是，我现在看到的寺庙不但有等级，而且等级森严壁垒，僧人之间也是分三六九等的，在行政待遇安排上有所谓的厅级和尚、处级和尚与科级和尚。在僧人内部也有主持方丈与普通和尚之分。如果连僧人自己都无法解决平等问题，又何能指望在世界范围内讲究众生平等呢？明奘法师解释说：就世界来说，万千世界都是那三种物质，即动物、植物与矿物组成的，这些物之间无所谓高低，是平等的，还有所有的人都是这样平等地产生。就这个意义上是平等的。但是具体到一个个事件与现象那是不可能平等的。因为不平等是世界事物之间的差异本身造成的。明奘法师从桌上拿来一个茶杯，说，如果要用这个茶杯的水倒给六个茶壶，这是不可能的。但是，他又拿来一个装满茶水的茶壶对我们说，用这个茶壶的水倒给六个这样的杯子就不会成问题。这种事物的差异是要承认的。我说，如此说来，佛教的所谓众生平等，是不是抽象地肯定平等，具体地反对平等了？明奘法师说，佛教内部来说，原始的佛经也是讲究平等的。寺庙里的主持方丈不是什么官，也不是什么等级，方丈是外来的和尚，是一种佛教制度安排来为众僧人服务的，他没有什么特权，而且是五年一轮换，五年一到期就要换地方,或者外出云游，因此，我们才有“外来的和尚好念经”一说，原因是寺庙主持必须是外来的。因为不允许收弟子聚门徒，培养自己的势力，僧人与俗人最大的不同在于，僧人是没有财产的，也是不允许有自己的财产的，出家人四大皆空。但是，汉化后的佛教情况又不同了。现实的情况现在确实是相反的。中国的寺庙是有行政等级的。如果是国家宗教事务局管的寺庙就享受厅级待遇，庙里的主持就是厅级局，如果是省里直属的就是处级，县里的就是科级，以此类推。这也是中国特色的，说明佛教在中国进一步被汉化了。过去，有些寺庙里的和尚为了当上主持，过年过节给局里的官员送猪肉。那些坚守佛道的人，常常无法立足。我说在中国其实是没有真正清净之地的。在这样的情况下，能够坚守的只是少数。从寺庙的命运来看，与中国的大学其实是一样的。
 　　
 　　最后圣观法师向我们反复强调，佛教寺庙其实就是最古老的“NGO”，和尚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理解为社会的志愿者，寺庙就是非政府慈善组织，社会有苦有难，我们要责无旁贷地前往求助，无论是遇到什么灾难、战争及其他危险的情况，我们都要勇敢地站出来赴难。在二战时，欧洲面对纳粹屠杀，宗教人士的死亡是最多的，因为每次屠杀，教士、牧师总是站在最前面去阻止屠杀，因为这就是他们的天职。我们僧人不从事生产劳动，靠世俗的众人养活，并且得到世人的尊敬，就是因为，我们有赴难的责任与义务。儒家文化与佛教道义对人的死亡的理解是大不相同的。儒家文化常常说的是，好死不如赖活着。活着还要追求长生不老或者长命百岁。但是佛教认为进入极乐世界就是要逐渐摆脱肉体，肉体只是我们灵魂的暂时寄托地，痛苦常常来源于肉体与灵魂之间的冲突。因此，在佛教那里，人的生老病死不仅为平常之事，而且人之死是一种解脱。中国历史上数千年来容易为坏人所统治，就是因为坏人利用好人怕事怕死，而不敢有所抗争的结果，这才有了长达二千多年的法家的严刑峻法的统治结果。
 　　现在，我们的寺庙都成为旅游的点缀，成为收门票的地方，其实寺庙都是不收门票的，所收的门票都不是我们寺庙在收，而是宗教事务局的官员在收，在庙里收门票的人也多是他们安排的亲戚朋友，但是，在外界不明真相的人看来，以为是寺庙在做这样的事情，其实我们是被冤枉的。
 　　
 　　三、藏传佛教与印度教、中国佛教之关的关系
 　　
 　　佛教产生于印度，其产生的时间比基督教要早六百多年，比伊斯兰教要早一千多年。佛教诞生于释加牟尼佛祖。之前，印度有等级森严的婆罗门教，婆罗门当时是僧侣阶级，比国王所在的萨帝利的地位要高。当时印度分成好几个阶级。佛教的产生正是为打破这样的阶级压迫而产生。因为当时佛教宣称，众生平等，不仅是人与人之间平等，而且众生还平等。因此，佛教徒不吃动物的肉。当然，如果身体面临饥饿死亡的危险时，也是可以吃的。为什么佛教产生于印度，反而没有能够在印度生根呢？这里因为婆罗门教面临佛教众生平等的挑战后，也进行了内部改革，这就是后来的印度教，印度教充分吸收了佛教的精华，因此，佛教在印度反而没有存在的土壤。现在的藏传佛教其实与真正的佛教几乎没有什么关系，而是继承与发展了印度教的一个分支，严格说来是喇嘛教。佛教到一个地方必然会与当地的文化产生联系，形成新的发展趋势，因此佛教中国化是必然的。正如佛教传进泰国也会与泰国本地文化产生联系，从而发生变化一样。日本人信佛教很普遍，但是，日本佛教变通得也最厉害。因为日本的和尚是可以吃肉喝酒娶妻生子的，也可以拥有自己的财产，与常人无异。因此，日本的佛教与西方的民主法治就结合得很好很和谐，几乎没有什么冲突。佛教的汉化，其实就是佛教的官本位化，这是很可怕的事情。不同文化的交流碰撞，常常容易通过博弈产生新的质变。博弈的结果就是看哪种原因是占优势，外来文化常常因为中国沉重而巨大的酱缸而被染黑。
 　　
 　　最后，我们还谈到佛教与中国的教育，因此也说到当年中国的神童，1978年考上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来自江西赣州，年仅十四岁的宁铂，前几年出家的事情。与在《红楼梦》中饰演过林黛玉的陈晓旭出家后不久就去世的事情，他们竟然都是朋友，都是互相知道的。圣观法师还纠正了“六祖惠能断腕求佛”的故事，那也是一个严重的误解，惠能断腕其实是被当时与官府勾结的北方恶僧所害结果，这是经史上有明确记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