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的空间：“异乡人”的城市地图

　　【内容摘要】城市空间是连接人与城市关系的重要场所，也是各种权力力量争夺的场域。本文通过对城市新移民创作文本的分析，描绘出“异乡人”都市文化空间和城市地图的特征，探讨其对城市空间意象的体验和感知，表征了新移民对城市空间怎样的想象和文化身份认同的建构，以及这种文化认同对于城市文化形象建设的意义。

　　【关键词】文化空间、异乡人、城市地图、文化认同

　　伴随着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社会剧变，大量新移民从内地、农村涌向沿海发达城市，这批“异乡人”散落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工棚、厂房宿舍、城中村、城乡结合部等，他们的城市生活在城市空间中展开，空间是人与城市发生碰撞的重要维度；在“中国要成为强国必须要完成城市化”的呼声中[①]，城市日益重视城市形象塑造和城市文化建设，在政府和媒体合谋建造的或“摩登”或“传统”的城市形象空间下，与现代化大机器工业、城市化相伴而生的都市新移民，通过诗歌、小说、散文传记等方式，表达异乡人对城市空间的感知和认识。凭借新移民的眼睛和想象，我们将会抵达一个什么样的城市空间，与我们借“媒体之眼”所达的城市空间有什么不同？异乡人对城市空间的鲜活体验和想象，对于城市文化形象建设有着怎样的意义？

　　一

　　本文所指的异乡人，特指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中国步入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以来，因劳动谋生的需要，从农村地区进入城市、或从内地迁移到沿海发达城市的新移民[②]，其主体包括农民工、小白领、文人知识分子等等。这个群体在职业、身份上多元混杂，但在制度和社会保障上，他们无法获得所在城市的市民权，在文化身份上，所有这些人都面临着一个在城市重塑文化身份和文化冲融的问题，这是他们和所在城市发生关系的共同点。乡城迁移群体的大量出现是各国城市化历史上的普遍现象，中国历史上也曾有过“走西口”、“闯关东”等大量人口的迁移，这些迁移人口被称为“流民”、“盲流”或“移民”，但“这种群体身份并不会构成拒斥其市民身份及职业身份的特殊的身份类别。”[③]“新移民”问题在当代中国何以如此突出，以至成为一个倍受公众、媒体、各专业知识分子关注的社会问题？不仅仅因为中国现代化机器大工业和城市化的时代背景下，保守而传统的农业社会开始前所未有的城乡人口大迁移，也源于一系列制度和文化建构机制的原因。本文仅从“文化空间”的角度探讨新移民对城市空间的体验和想象对其作为“异乡人”身份建构的影响。

　　“空间是社会的生产。”在城市社会学者列斐伏尔的论断中，也包括了文化空间的生产，“我们关心的是逻辑—认识论的空间，社会实践的空间，感觉现象所占有的空间，包括想象的产物，如规划与设计、象征、乌托邦等。”[④]以感觉和想象构筑的文化空间不仅是各种文化权力关系得以施展的场所，也是处于流动快速变化之中的文化集合[⑤]。文化利用地理使特定空间被赋予特定意义[⑥]，形成文化空间的独特分布，文化空间与所有的文化符号一样，成为“意义”的生产，其不仅是意义生产的场所，也是意义得以编码、想象得以形成的过程及其意义本身。在城市文化空间的生产中，酒吧、夜总会、商场等以中产阶级消费文化为代表的现代化城市的标志空间，常常成为城市文化研究者的研究对象，而“霓虹光影之外”的世界，与现代化城市化相伴而生的新移民空间极少或纳入“文化研究”者的视野[⑦]。新移民作为城市一个庞大的群体，无法获得自由或福利，在中国城市改造日趋“奥斯曼化” [⑧]的情况下，他们正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嵌入城市空间？或者说，他们如何在城市拥挤的空间里生存下来并融入城市社会？面对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鲜活现实，这是人文社会学者无法回避的问题，也是城市文化研究者不能忽视的文化经验。

　　新移民的职业身份或者是城市文化的创造者或传播者，或者是产业工人、流浪人、生意人等等，他们已经形成了城市的“新移民空间”[⑨]，其内涵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移民群体在一个城市生存和生活的实体空间，即物理空间；二是新移民和城市发生碰撞时的心理、文化想象上的空间，也即“文化空间”，他们按照自己的都市感觉结构[⑩]，对城市意象进行编码，城市空间由于他们的独特体验被赋予独特的符号意义。

　　二

　　“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 20世纪90年代初流传于内地这首民谣，开启了新移民对南方的美丽想象，南方大都市对于农村人来说，就如同纽约之于北京人王起明和阿春，在“异乡人”的想象中，广州、深圳这些大城市，是发财、梦想和光明的代名词，这是他们对城市空间的最初想象。于是，“一个个少女从农村低矮的房屋中，从枝丫交错的森林中，从小镇歪斜的石板街中走出来了。她们或提一个包袱，或夹一卷行李，饮泪告别家园，回首辞别父母，踏上了人生旅途的第一程。”[11] 他们带着赚钱的梦想从传统的乡土中国社会走来，即将面临和都市的激烈碰撞，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参与了中国城市化、现代化的进程。

　　造梦场/石森林/陷阱/迷宫

　　对于带着乡土感觉经验，初次闯入广州、深圳这样城市的人来说，都市感觉结构的塑型和冲击更加明显。“盲目的漫游者，在车站广场/误入房间的鸟惊慌碰撞”（杨克《广州》）异乡人就像闯入广州这个大房间的鸟，惊慌失措找不到出口，但“只为寻找梦的天堂/便在这城市流浪”（凤翼天涯《漂泊的路上》），这种流浪不像三毛的《橄榄树》那样充满诗意，因为城市处处布满陷阱，大学生一到广州就掉进了密布的求职陷阱[12]，何况普通打工者。十八岁的打工妹好不容易碰到公司组织员工到深圳市区逛一回，从人群中挤出来时“发现我的钱包不见了！钱包里有我所有的财产——60元钱还有我的证件！”这对流水线上的她来说，是一个天大的打击，“发现东西丢了我的大脑一片空白，我疯狂的在街上跑，也不知道要跑到哪去。心里充满了恐惧，这就是深圳送给我的礼物！”[13]城市以这样的方式给异乡来的打工者以鲜明的冲击——不仅仅是“梦的天堂”，也是一个遍布陷阱的危险场所。“远离家乡走进这满是猛兽奔跑的石森林，她和一同来的老乡在火车站走散了，她踌躇街头不晓得应该往哪个方向拿脚，背着母亲用编织袋给她改成的行李袋，硬着头皮沿着珠江城‘通天’的大道一家一家地问过去，天渐渐暗下来，可是没有一家餐馆要她，每走一步就觉得大脑里残存的意识一点一点被销蚀掉。她实在走不动了，心里除了恐惧便再没有别的什么了。”[14]城市在新移民作家笔下，是“满是猛兽奔跑的石森林”，闯入者一不小心，就会被猛兽吃掉，或者迷失在这危险的石森林里。“恐惧”打破了异乡人对城市的原初想象，这是第一次亲密接触后对城市空间的心理感觉。

　　对绝大部分新移民来说，城中村无疑是他们进入城市的最低门槛，“我来到这座有些混乱的城中村/它像一条腐败的鱼，腥臭浮满我的内心”（郑小琼《诗一首》）。尽管城中村给人的感觉并不是那么美好，“我对围面村的第一印象是阴暗、狭窄、肮脏、混乱、压抑……总之，这个地方几乎够得上用所有带抗拒性质的词汇来形容。”[15]城市在异乡人眼里是遍布陷阱和猛兽奔跑的“石森林”，那么城中村就是石森林中的迷宫，“房子乱盖一气毫无规划，一条条小巷曲里拐弯……在这里找条路比在山里找条路难得多。”“有人说落霞村是个大鸡笼，这话真的是没说错。一则是因为这里的房子盖得密密麻麻就像鸡笼一样让住在里面的人心烦意乱。”[16]住在“鸡笼”里，穿梭在“迷宫般的城中村”，“窗外　流金溢彩的城市/恍惚天堂一般遥远”(曾金明《异乡过生日》)。从乡村来到城市，却仍然住在“村”里，身在城市，却感到城市像天堂般遥远，只能从窗口仰望那个“流金溢彩”的城市。现实与想象的差距，让异乡人感到失落，他们想象中的城市是“一座巨大的造梦场，公共汽车是梦中的马车”（安石榴：《公共汽车》），作为异乡人个体的肉身在“造梦场”这个想象的空间中如何被安置的问题却被悬置了。尽管接纳他们的城中村让人感到抗拒，但总算在城市有块安顿躯体的空间，因为所在空间的不同，视角的俯仰高低不同，异乡人眼里的城市，便和“流光溢彩”的城市有了不同的空间景观。

　　安石榴曾用“暧昧”一词来为深圳命名，这个命名与其居住空间的体验有密切的联系。他对居住半年的下梅林所作的阐释是：“下是下流的下/梅是梅毒的梅/林是个错别字/应该是淋病的淋……”，“下梅林围面村/发廊和大排档张开暧昧的胃/老板娘的微笑像临街的广告”（安石榴：《下梅林》），这是异乡人对“梅林”的调侃和暧昧气氛的诠释，因为“梅林”名字美得飘忽，实际上是良莠不齐的混杂之所，“居住得更多的是小贩、走鬼、无业游民、妓女和二奶，充斥最多的是廉价的大排档和发廊，卖假货为主的士多店遍地都是”，在这样混乱而危险的空间里，出租屋并不比外面“满是猛兽奔跑的石森林”城市安全多少，“在相邻的一幢楼上，就发生过一起凶杀事件，一个香港人包的二奶与她的情人合谋把香港人杀死，据说尸体就在屋里被绞碎了冲入下水道……”但“奇怪的是，居住在那里的人，包括我和余丛，很快就对这件事淡漠了。下梅林一如既往的热闹、混乱和喧嚣。”[17]“而巴登街的出租屋则交叉错落，曲径回廊，内里乾坤不可追寻。”当作者带着“长夜煎熬的疲倦来到金塘街口的桂林米粉店，目睹晶都酒店三三两两走出的妖艳女郎在曙光渐现中匆匆散去，有好几个还常常与我在米粉店相遇；我还在巴登街的一个街角，目击过一群大抵都是卖花的小乞丐，聚在一起召开‘会议’……”[18]在城市“流金溢彩”的形象空间背后，是比城市上空的钢筋水泥建筑更加复杂的城中村和街角社会，在这里发生的异乡人的故事，并不比雨果《悲惨世界》里的巴黎逊色。

　　城中村并不只是混杂、脏乱和暧昧，广州新移民作家戴沙牛笔下的落霞村，有大榕树，河涌，小巷，青石板一块块横到小巷的深处，尽管落霞村的原型猎德村已被纳入房地产商的版图而在城市消失，我们仍可从戴沙牛的小说里窥见猎德村的袅袅人烟：“下班了，那些打工族们纷纷从这城市的各处回来，自这窄窄的小桥涌进落霞村，大多数拎着从菜场买的菜，然后钻进他们花钱租来的‘小号子间’，那是他们赖以栖身的地方。桥下的那条小河黑色飘带样自落霞村的中间蜿蜒而过，通过滨江路的暗河，流到不远处浑浊不堪的珠江。”[19]如果不是以异乡人的身份栖居，这样的日常生活跟活在任何地方没有什么两样。然而当“城中村”的想象与外地人的身份挂钩以后，便成了警察和黑帮展开追逐游戏的迷宫、城市光鲜体面外表下的暗影和毒瘤。“望着那片黑麻麻高低不一的屋村，这都市中的‘村庄’的确是一片‘风景’。那些高楼大厦看上去很近，其实很远。几多灰黄色有点怪异的云朵从八十几层的中天大厦顶层绕过去，像一条围巾要把大厦‘围住’，然后狠狠一勒。”[20]叙述者自己也不知这种想法来自何处，离猎德村不远的广州第一高楼中信大厦（中天大厦），这座几何形的摩天大楼代表了广州的繁华和现代，却是叙述者想要“谋杀”的对象。因为异乡人的身份和身处城市的独特空间，象征着城市繁华和现代的标志性空间，在新移民的想象中是矛盾的：一方面这些标志时时提醒着那个“流金溢彩”的城市天堂，一方面新移民并不能同本土市民一样分享这些空间的象征意义，在异乡人的感觉体验里，或许那条飘荡着臭豆腐味道的街道，比“任何一条街道都繁华” [21]，因为在一条几百米的街道上，有臭豆腐和旧书摊，在打工的日子里给异乡人带来食粮的慰藉。“繁华”的意义并不在于城市空间形象是否“繁华”，而在于这种“繁华”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为新移民群体共享。

　　“原来这是一条夜雨纷纷的坎坷小路。那条南方的河流，那幢幢五彩的高楼，都是无限的遥远。于是她就似无数迷路者那样，找不到来时的路了。”[22]作家对城市空间体验的想象，写出了无数异乡人在城市森林里迷失的心理，就像逃窜在迷宫一般的城中村，找不到出口；而作为现代化空间标志的高楼大厦也失去了意义，霓虹灯里闪耀的城市繁华也让人感到刺眼，“这城市的夜空/没有熟悉的星光/色彩斑斓的霓虹/只能让我迷茫。”（凤翼天涯：《漂泊的路上》），“在城市的街头/斜望如织的人流/我忘记了自己的来意/卑微的出身就像南方夏日”(董哲：《城市的街头》)。

　　误入房间的鸟、闯入森林的小鹿，“不管多么疲乏，也不愿逃离这鲜花稻穗之城。”（杨克《广州》）城市带给异乡人的心灵撞击，并不如想象中的那么美好，但城市作为一座巨大的“造梦场”的形象并没有完全崩塌，城市像一座永远也无法竣工的工地，成群结队的建筑工人，在错落有致的撞击中，开始了“从唱着民谣到都市流行歌曲的过程”（何真宗：《城市,建不完的工地》）。正如打工妹郑小琼在诗歌《疼痛》中所说：“我一直在想，到底是什么牵着我从千里之外来这里/是一些临近海洋的风，制衣厂一天十二小时的劳动/每月25日那几张薄薄的钞票，我想不出还有别的/能够让我扛着命运奔波在这个小小的村庄”。“是生活　让我逃离不了这个城市”（邹毅成：《在城市里想起家乡》）。是“造梦场”的巨大磁力和现实生存之痛牵引着异乡人来到这城市森林，经历了最初的惊慌、恐惧和迷失之后，他们逐渐熟稔城市“石森林”的生存法则，乡土传统里熟人社会的安全罩在城市土崩瓦解，形成了一套适应城市的生存方式和行为法则，以及关系网络和价值观念。[23]

　　隔离/边缘

　　以“仰望”的姿势窥看城市，这个视角在异乡人的想象中多次出现，就像安石榴透过深圳出租屋的窗户“见缝插针地眺望一下临近的红树林，领略对岸香港相隔朦胧的屋宇和灯火”，站到窗户下的凳子上面看“海景”，而从另一角度去看，“怎么都有点像从囚室里向外张望！”[24]对于居住在城市“鸡笼”、“囚室”里的异乡人来说，能从窗户眺望那“天堂”般的城市，已是不可多得的奢侈，因为能居住在城中村出租屋的人是只是少数，更庞大的新移民群体，散落在建筑地的工棚、更偏远的厂房宿舍、或者工厂附近的出租屋。城中村空间尚且如同阴暗、混乱的“鸡笼”和“迷宫”，和城市“流光溢彩”的“高楼大厦”隔绝开来，对以工厂、流水线、出租屋为日常生活空间的打工族来说，城市更像是“海市蜃楼”般虚幻而遥远，城市的表情符号便是遥远的高楼大厦、闪耀着繁华的霓虹或昏黄的路灯，这些城市意象常常出现在异乡人的诗歌和散文作品里。郑小琼在东莞黄麻岭的五金厂工作了许多年，黄麻岭这个异乡的村庄寄托了她在城市闯荡的全部美丽与哀愁：

　　“我在它的身上行走，走过了许多年/荔枝林下，看见屋舍，楼房，厂房/灯光下外乡人与毛织厂的姑娘/规划土地上的荒凉，它的街道/五金厂，商店，或者一只不知名的鸟只/山冈上的榕树……我都把它们唤着黄麻岭。”（郑小琼《黄麻岭》组诗之一）

　　“我愧于提及/它暮色中温暖的楼群/晚风吹过荔枝林/送来的喧哗/夜间的漫游者/街灯下一串一串外乡人的暗影/我在它的街道上行走/喝着它忧郁的月光/饮着它薄薄气息的乡愁和繁华/黄麻岭，一个广东的小小村庄/它经年的繁华和外乡人的美梦/而我记住的是它的躯体上的一个小小的五金厂/它盛装我的青春、激情和/来不及倾诉的乡愁”。（郑小琼《黄麻岭》组诗之一）

　　郑小琼反复吟唱黄麻岭的诗句已出了诗集，可她仍然没有从黄麻岭走进城市的中心。20世纪上半叶诗人叶赛宁说：“走出了乡村，走不进城市。”成了异乡人在城市遭遇的写照。这种隔离和边缘的处境并不仅是物理空间上，更多是城市在文化心理上给异乡人带来的隔绝感。打工妹讲述自己第一次到深圳市区，不知道该往哪儿去，最后决定逛商店。商店自然是女孩子爱去的地方，然而一看价格“我们都吓傻了”，一只钢笔要一千多，而自己一个月的工资也才一、二百元，她当时并不知道那是“著名的派克金笔”，只觉得心凉，知道去了“自己不该去的地方……这第一店对我们的打击太大了，剩下的时间我们一个店也不敢去了。”[25]资本权力制造的消费空间，天然地将这些低收入的异乡人排斥在外，然而这种排斥更多是心理上带来的隔离和震颤。一个打工者告诉我：他的一个老乡初来东莞，徘徊在沃尔玛商场门口，胆怯地不敢走进去，只能望着玻璃橱窗里琳琅缤纷的商品发呆。他和商场的这段遭遇常常被同乡拿出来取笑，尽管他后来走进了沃尔玛，可是商业消费的逻辑天然地筑起了一道屏障，克服心理空间上的障碍比打破物理空间的障碍更加困难。

　　即便在共享的公共空间里，异乡人的边缘感仍然存在。城市是别人的，在别人的城市里，每到一处空间都将自身看成看客或者旁观者，自我在这里是抽离的，因为“我”并不属于这个空间，做不了空间的主人。打工妹进了公园看见深圳人在草地上的悠闲生活，除了羡慕还是羡慕，“我们这些外来妹是不可能拥有这样的生活的。”[26]深圳本土人逛公园时的空间感却全然不同：“我们约会的地点大多在东湖水库公园。我们坐在凉亭的石凳上，有登高眺望，高谈阔论，指点江山的意味。”[27]“登高眺望”、“指点江山”，在方位上是居高临下，因为本土和客居身份的不同，地点便赋予了不同的文化心理意味。

　　对于浑身散发着诗人气息的新移民安石榴来说，对商场的隔离感不是那么明显。“生活的潦倒和颠簸一直培养不起我购物的热情和对某条商业街的热爱”，而华强北那泛着“香水和玫瑰气息的街道”，成为他日常生活中不由自主的奔赴及去处。安石榴热爱华强北不仅因为它是一个购物天堂，而是体味生活温情的宫殿，他可以坐在街边的长椅上，目光散漫地在商场出口奔流不息的人群身上移动，作一个生活的旁观者。在被赏心悦目的商品深深打动时，他想“总有一天我会在这些昂贵的标价面前抬起自卑的头——我要把这些自以为是吓唬人的东西看得比垃圾都不如。” [28]安石榴这样用于激发潦倒彷徨时自身的惰性和潜能，资本堆积起来的消费空间成了异乡人自我励志、激发生活热情的场所。

　　安石榴在深圳居住了七年多，起初觉得深圳“有一种隐约的、像迷香一样的文化气息在远方召唤着我。”后来发现这种文化气息是他从自己身上散发出来，他从事过流水线工人、主管、地摊小贩、自由撰稿人、记者、编辑、文化策划人、影视编剧、广告人等职业，为自己的身份定位是一个“文化人”。从流水线到文化工作者，有“文化气息”的新移民大多经历了安石榴这样一条路径，只有极少部分能获得所在城市的市民权，绝大多数仍然处于城市的边缘，正如安石榴给每一处出租屋都命名为“边缘客栈”，他热爱深圳，给住过的每一个地方都赋予热情洋溢的诗篇，但“这座漂亮的城市一再将我拒绝”。[29]在龙华下街废置的旧文化站的两层破旧瓦房里，曾“居住着一群名噪一时的自由撰稿人，这帮人在大量为报刊撰稿的同时，也一度被某些媒体当作一种文化现象炒作报道”，旧文化站还为前来投奔的自由撰稿人提供暂住，开了很多文化活动的先例，被其他城市纷纷克隆，这些异乡的文化青年逐渐聚拢成群，一时声名鹊起。当文化站的正式职工不再光顾此地之后，文化部门终于开始对这些“自由撰稿人感到厌烦，通知他们搬走”，安石榴的小出租屋里“一下子挤进了好几个人”。[30]这样的文化聚落常在城市的边缘地带、村落里形成，聚众联欢、诗酒流连，而大多数人没能留下来，最终风流云散。安石榴在《我的深圳地理》里，用充满诗意和浪漫的文字，写出他在深圳到达的每一个站点，处处透露他对这座城市的热爱和留恋，实际上他在深圳的处境非常艰难：“我当时就隐身在与旧文化站大约百米之遥的一间漆黑的破屋子里，心情失落，穷极无聊，常跑过去喝酒聊天。其时我们都穷得揭不开锅，常常是就一盘猪头肉，饮几块钱的劣质烈性白酒‘一滴香’”。[31]在当时，一道关口将新移民到深圳寻梦的理想阻挡在门外，而即便进入关内，堂皇地坐在最繁华的华强北，仍然走不进这座城市。“躲得开阳光，躲不过阴影”，安石榴在栖居在城市的阴影里，将“边缘客栈”的牌匾挂在出租屋的门楣上，俨然成为“金坑山庄”的占领者，实际上这里不过是他暗影中的一个地点罢了。

　　深圳向来被认为是缺乏文化气息的新兴城市，以缩微的人文景观在国内第一个打造的华侨城等主题文化公园，成为深圳文化旅游的一张名片。颇具意味的是，散发着“文化气息”的安石榴在深圳住了七年，却从未涉足锦绣中华、民俗村、欢乐谷，只无意中受邀去过两次世界之窗，却印象模糊，对民俗文化村印象深刻，只因几次越墙而入民俗村，目的不是为了游览，而是享受“翻越本身的乐趣”，翻过去又折回来，却从未到过景区，“对于困身在繁杂都市屡被红尘所累的我们来说……感受到一种‘偷得浮生’的快乐。”[32]“翻越”这种“无赖”式的越界，对空间隔离感打破的尝试，象征着着异乡人身处城市边缘，面临四周的铜墙铁壁试图摆脱自身困境的心理，这种心理通过日常小动作表现出来，就像安石榴悬挂“边缘客栈”的牌匾抒发对自身居住空间的调侃和无奈。

　　搬迁/漂泊/流浪

　　搬迁是尚未在城市买房落户的新移民的生活常态，也是新移民体验城市空间的一种方式。安石榴在深圳的七年中，几乎每隔几个月就要换一个地方，成了深圳的活地图，在大街上给别人指路比交通警察还要老练和热情。搬迁成为生活的常态，不免养成了一些特殊的癖好，比如每搬到一个新住处，他都会兴致地把自己的东西挪来挪去，像个孩子一样兴奋地布置自己的居所，“有时甚至会在半夜醒来时，打量四周，觉得某件饰物摆放得不好，爬起来重新安排一个位置。”[33]或许只有出租屋这么一小块空间，才能暂时实现异乡人对城市空间的支配权。安石榴说：“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要像主人一样活着。”这是一种自我安慰的姿态，或者是一种美好的愿望，因为更多的异乡打工者，并不能在物理和心理上建立起“家”的感觉，只能继续流浪和漂泊。

　　郑小琼在黄麻岭流浪多年，“流浪在它荔枝林中的风里/流浪在奔驰的公车和五金厂的炉火中/流浪在那一缕忧伤的灯光里/等待一缕从北方来的风，温暖我蚁咬着的心/然后在风中流下一滴泪，打湿了/打工这么多年留下的脚印”（郑小琼《黄麻岭》组诗）；但是最终，“它的繁华是别人的，它的工厂、街道、服装商铺是别人的/它的春天是别人的，只有消瘦的影子是自己的”（郑小琼《疼痛》）

　　“在物质结构的城市里/我瘦成一只流浪的灰鸽/弯腰捡起骨瘦如柴的阳光/和城里人齿缝间漏下的生活/行色匆匆/跋涉在坎坷的打工路上/从一条流水线走向另一条流水线” （陆传生：《人在他乡》）

　　“如同一只受伤的小鸟/找不到栖身的树叶/我们就再也禁不住地流泪了” （夏炎炎：《我们》）

　　异乡人在城市里搬迁自己，从出租屋到出租屋，从流水线到流水线，他们面临的困惑，不仅是文学与生命的同构[34]，而是生命与地点的同构，他们是城市真正的游荡者。在制度和空间的双重隔离下，新移民的城市空间越来越狭小，在这样狭小的空间里，迸发出强烈、鲜活的都市感觉经验，即便是一条城市街道，给流浪者的肉身和精神上的体验也是刻骨铭心：“我顺着马路毫无目的的走着，走累了就找个地方坐下来休息，一看见有人来了我就马上站起来继续往前走。……我看着人家窗户里透出的灯光，好羡慕啊！繁华的深圳夜生活是丰富的，可是连深圳这座繁华的城市都睡了，我却只能在街上等着天亮。“在市场旁边的草地上找了个地方坐了下来，我看着街上来来往往的人群，心里一片茫然，不知道自己该何去何从。天又亮了，说实话我真不希望天亮，因为天亮了我又要开始漂泊。”[35]这种体验正如戴沙牛笔下流浪在城市的主角们，“这城市，其实就是一座森林啊，那些小鹿每天一睁开眼就得拼命奔跑，找一口吃的，不至于跑不动被更凶猛的兽们吃掉，他们背在肩上的巨大负重是恐慌两个字。”[36]

　　三

　　每个新移民都有一个关于“人与城市”的故事，他们在城市的空间体验和流动的轨迹，交织混杂成一幅“异乡人”的城市地图，这不是关于地点与坐标的地图，而是一幅个体与城市地理交融的生命轨迹的立体地图，新移民的人生、生命和这座城市的体验交织在一起，在某种程度上说，异乡人的城市地图就是新移民与城市碰撞、沟通、文化冲融的过程。

　　在灵与肉遭受城市空间的猛烈撞击时，新移民承担了由传统的乡村社会转向现代大都市的“身体叙事”。与城市碰撞的过程中，他们形成了群体独特的文化空间，构筑了对城市的想象和自身的文化认同。在他们的表述里，将栖居在城市的自己比喻为蟑螂、蚯蚓、老鼠等卑微的小动物，或自喻为受伤的鸟、鱼、铁、落叶、尘埃等：

　　我在五金厂，像一块孤零零的铁（郑小琼：《水流》）

　　在繁华似锦的城市里/我卑微得像一粒尘土(陆传生：《人在他乡》)

　　是一条鱼/它总是小心翼翼在水中乞讨自由/用鳃呼吸/却无法溶入一片水域（柳冬妩：《命运是条被炒的鱼》）

　　站在高楼顶上/我感觉自己犹如一颗尘埃/被生活抖落/沾在城市的鬓角(邹毅成:《在城市里想起家乡》)

　　打工诗人运用各种意象将自己物化，在都市这个让人感到恐惧、暧昧、繁华又处处隔离拒绝的空间里，他们是卑微的流浪者、异乡人；城市生活在本土作家谢宏眼里也“很累”，他对抗压力办法是做城市中的“懒猫”，[37]但异乡人无论如何做不了一只懒洋洋的猫，只能是出租屋里蟑螂的伙伴（谢湘南：《蟑螂》）。异乡人想象自己适应城市所用的修辞不一样，体现出不同的文化身份感，从而清晰地区分出“我们”与“他们”的主体认同边界。

　　这种文化认同首先是城市空间对边界的生产机制造成的。城市社会的生存法则通过空间来运作，无论是物理空间、社会空间还是文化空间，城市空间自来都是各种权力力量角逐的场所。在这场空间争夺中，新移民无疑处于弱势地位。从“造梦场”到“石森林”、到遥远的“天堂”，新移民的城市想象的转变，首先基于肉身在城市空间的安置和体验，在物理空间上，新移民处于被隔离/边缘的位置，而且这仅有的物理空间正在不断缩小（譬如拆除城中村），他们面临的处境是被进一步边缘化（譬如不得不迁到城乡结合部，或者返乡）；在文化空间上，他们的声音被众声喧哗的各种话语空间遮蔽了，正如他们无法作为城市GDP的分母一样，在媒体所塑造的城市形象空间里，“我们可以看到来自于学者、领导、教师、学生、公务员、公司职员、经理、商人、退休工人等等几乎所有不同阶层的市民群体，然而却从来看不到一点外来务工者的身影，这意味着占据了城市几百万数量的庞大人口被作为城市的隐形阶层忽略不计了，他们既不被作为城市形象应有的一部分，也被排除在对话讨论有关城市形象建设的公共领域之外，因为他们没有话语权。” [38]新移民的文化空间在塑造城市整体文化形象的巨塔下，几乎不存在，除了像安石榴这样的文化人用诗歌、小说表达之外，更多的群体只能用肉身来丈量城市的空间，如同异乡人单学虎在《蚯蚓》一诗中的表述：“她用身体表达自己的感情/用沉默　表达反驳/用延伸的痕迹　表达/一个事实的存在”。

　　这种“痕迹”和“事实”被有意无意遮蔽了。文学批评者研究“打工文学”，往往用诗意美学、诗歌的在场感等论述，抹去了其间的权力关系和文化身份认同，或将他们的表达融入改革开放的宏大叙事中，或表述为个体意志的肉体和精神的炼狱，这些向度的确存在，但却忽略了在城市文化空间中群体差异和矛盾存在的事实，因为他们的文化身份与其首先说是诗人，不如说是城市新移民。都市美学研究者所构造的乌托邦的城市形象空间，忽视了都市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和杂多而旺盛的活力，是对都市文化内在矛盾差异的遮蔽，因而也是对都市美学研究视野的遮蔽。[39]

　　美国城市文化学者理查德·佛罗里达在其名著《创造性阶级的崛起》一书中提到，为什么有的城市欣欣向荣，蓬勃发展，有的城市毫无生气，没有发展？关键在于看城市有没有创造性阶级。而吸引创造性阶级的条件之一，就是城市的多样性，城市空间向不同身份的人群开放[40]。在一个国家共同体内部，以城市-乡村、市民-非市民为疆界为区分不同的城市地图，说明这个社会仍然是一个相对封闭的传统社会，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却需要打破这种界限，允许城市不同群体多样化空间的存在。作为城市化进程主体的人——新移民给城市经济、文化建设带来了巨大活力，他们其中一部分即属于文化创造者和文化传播者，而将新移民空间在物理和文化上的排斥，长久来说对城市新兴文化的形成是不利的。

　　【注释】

　　[①] 国家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陈淮接受新华网采访时说：“中国要成为世界强国，前提之一是必须完成自己的城市化进程，大多数人住在农村绝对成不了世界强国。因此，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必须进行，这没有选择；这个进程已经大规模开始并呈现势不可挡的趋势。”见《陈淮：中国要成为强国必须要完成城市化》，新华网http://www.ln.xinhuanet.com/fcpd/2009-06/12/content_16789914.htm，2009-6-12。

　　[②] 这些迁移者在中国有过多种称呼：“流动人口”、“外来人口”、“外省人”、“新客家”，甚至统一称为“农民工”，这些带有强烈遮蔽意味的词语，已不能指称中国现代化机器大工业时代背景下城乡人口大迁移的全部事实内涵。社会学者陈映芳教授从能否享受城市的基本“市民权利”出发，将这些乡城迁移群体（rural-urban migration）用“城市新移民”的概念来表述，在制度上，他们没有获得所在城市的“市民权”，属于“非市民”，在文化关系上，他们都存在和所在城市的关系冲融问题。见陈映芳：《“农民工”：制度安排与身份认同》，《社会学研究》， 2005年第3期。

　　[③] 陈映芳：《“农民工”：制度安排与身份认同》，《社会学研究》， 2005年第3期，第129页。

　　[④] L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Oxford: Blackwell,1991,P.11-12.转引自包亚明：《现代性与都市文化理论》，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第110页。

　　[⑤] [英]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第33页。

　　[⑥] 同上，第40页。

　　[⑦] 罗岗：《想象城市的方式》，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第93页。

　　[⑧] 19世纪中后期，巴黎市长兼警察局长奥斯曼受命清理巴黎贫民区进行城市改造，动用国家权力强制性大片拆迁，拆除一切挡道的东西，让路给可供军队长驱而入的林荫大道；并使用政府暴力帮助开发商赶走贫民，规定开发商建造的豪华“新巴黎”房产由投资者特许经营，并以政府的垄断权力保证他们能在短期内收回投资并得到足以诱人的利润，但特许期满后房产必须归政府所有，被驱赶的穷人补偿很少。见秦晖：《城市化与贫民权利》，《南方都市报》，2008年4月13日，01版。

　　[⑨] 赵晔琴：《农民工：日常生活中的身份建构与空间型构》，《社会》，2007年第6期，第186页。在文中作者认为“移民空间”包含移民聚居的物理意义上的空间，一个依赖于以历史为基石的空间与在排斥和竞争双重过程作用下的身份空间。“移民空间”是一个典型群体的空间符号和身份符号。

　　[⑩] 罗岗提出“都市感觉结构”的概念：不是简单地指都市中生活的个人某种隐秘独特的心理过程，它着重强调的是个体感知和意识所依存的城市社会——空间的脉络。当城市中人需要捕捉、把握和解释某种自身体验到的经验时，他必须依靠现成的表意系统、感觉结构、分析范畴乃至都市意象来完成这一过程。……“都市感觉结构”不是被锁闭为私人性的心理空间，而是进一步开放成个人与城市诸因素交汇、沟通、冲突和融合的论述领域。见罗岗：《想象城市的方式》，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第94、95页。

　　[11] 陈秉安：《来自女儿国的报告》，转引自李小甘：《走向新的地平线——谈深圳的“打工文学”》，杨宏海主编《打工文学备忘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101页

　　[12] 三香：《陌生的城市》，《珠江》，2000年第9期。

　　[13] 浮萍1991：《打工女孩的辛酸历程》，天涯社区，http://cache.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feeling/1/892038.shtml，发表日期：2008-5-29．

　　[14] 戴沙牛：、《谁的歌声令人心碎》，广州：花城出版社，2003年。

　　[15] 安石榴：《我的深圳地理》，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

　　[16] 戴沙牛：、《谁的歌声令人心碎》，广州：花城出版社，2003年。

　　[17] 安石榴：《我的深圳地理》，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

　　[18] 安石榴：《我的深圳地理》，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

　　[19] 戴沙牛：、《谁的歌声令人心碎》，广州：花城出版社，2003年。

　　[20] 同上。

　　[21] 邝悦霞：《回首广州打工的日子》，《江门文艺》，2005年八月上，总第352期。

　　[22] 戴沙牛：、《谁的歌声令人心碎》，广州：花城出版社，2003年。

　　[23] 项飚：《传统和新社会空间的生成 —一个中国流动人口聚居区的历史》，《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6期。

　　[24] 安石榴：《我的深圳地理》，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

　　[25] 浮萍1991：《打工女孩的辛酸历程》，天涯社区，http://cache.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feeling/1/892038.shtml，发表日期：2008-5-29．

　　[26] 浮萍1991：《打工女孩的辛酸历程》，天涯社区，http://cache.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feeling/1/892038.shtml，发表日期：2008-5-29．

　　[27] 谢宏：《深圳往事》，青岛：青岛出版社，2009。

　　[28] 安石榴：《我的深圳地理》，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

　　[29] 安石榴：《我的深圳地理》，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

　　[30] 同上。

　　[31] 同上。

　　[32] 安石榴：《我的深圳地理》，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

　　[33] 安石榴：《我的深圳地理》，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

　　[34] 李小甘：《走向新的地平线——谈深圳的“打工文学”》，杨宏海主编《打工文学备忘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105页。

　　[35] 浮萍1991：《打工女孩的辛酸历程》，天涯社区，http://cache.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feeling/1/892038.shtml，发表日期：2008-5-29．

　　[36] 戴沙牛：《谁的歌声令人心碎》，广州：花城出版社，2003年。

　　[37] 谢宏：《深圳往事》，天涯社区舞文弄墨：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culture/1/289327.shtml，2008-11-13。

　　[38] 袁瑾：《大众传媒的城市想象与地域文化的现代认同》，广州：中山大学2007级文艺学博士论文。

　　[39] 高小康：《文化冲突时代的都市美学》，《人文杂志》，2008年第4期，第114页、115页。

　　[40] 转引自于海：《城市社会学文选》，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第3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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