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的怒火译序-书梦-搜狐博客

　　1995年8月19日英文《南华早报》发表长文《罗森堡夫妇之死》，现据尹林标先生译文略述如下：

　　1953年6月19日下午8时06分，35岁的朱利叶斯和37岁的伊瑟尔?罗森堡夫妇双双走向电椅。《纽约时报》道：他们面对死亡，“镇静沉着，令人惊愕”。

冷战的牺牲品

　　罗森堡夫妇的罪名是：共产党间谍；向苏联人出卖“原子弹秘密”。

　　至今他们仍背着这口黑锅，尽管有证据表明他们是遭人陷害的，是冷战的牺牲品。

　　在过去20年中，据新闻自由法公开的此案的文件，没有一样能证明罗森堡夫妇的确有罪。美国政府拒绝公开十万多页的关于此案的记录。

　　罗森堡夫妇的两个儿子要求重新审理此案，迄无结果。

　　知情的戴维?格林格拉斯现埋名蛰居纽约皇后区。

　　伊瑟尔?罗森堡是戴维?格林格拉斯的姐姐。格林格拉斯曾是原子弹研制机构的技术员。他向当局交待自己是个间谍，为保性命，愿同联调局合作。他供出姐夫朱利叶斯是间谍网的头目。

　　罗森堡坚持自己是无辜的；为了使他开口，联调局逮捕了他的妻子伊瑟尔。戴维提供了陷害姐姐的证据。

　　当时的科学家都知道，原子弹除了如何使其奏效外，已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了。并且他们清楚，苏联人可能很快造出原子弹。杜鲁门却向国民保证，美国至少还能垄断原子弹十年。

　　垄断原子弹只是梦想。1949年9月，苏联宣布原子弹爆炸成功。美国人认定共产党窃取了原子弹秘密。

　　中央情报局未发现苏联的核研究，又不愿表示无能，于是称一个间谍网“窃取了有关原子弹的核心秘密”。

　　华盛顿谣传：洛斯阿拉莫斯原子弹研究中心里布满了苏联间谍。中央情报局的说法证实了这一点。众议院非美事务委员会正甄别核科学家的共产党人身份。该委员会成员，众议员理查德?尼克松称：杜鲁门没有打击红色间谍，加速了苏联原子弹研制。

内弟自保，姐夫遭殃

　　克劳斯?福克斯成了联邦调查局的怀疑对象。因为，苏联领事从华盛顿发往克格勃的电报上有他的名字。

　　福克斯是位物理学家，生于德国，英国国籍。在洛斯阿拉莫斯工作两年后被派往英国原子能基地。1950年2月，联调局特工飞往英国调查审问他，他随即作了交待：在洛斯阿拉莫斯期间，他始终向苏联传送情报。

　　福克斯指认共产党人哈里?古尔德是他的联络员。古尔德当时39岁，是一名化学家。被捕后供认，他替福克斯把情报送给在纽约的苏联副领事阿纳托尔?雅柯夫列夫。还称戴维?格林格拉斯是间谍。

　　戴维被捕时，值美国掀起反共浪潮。麦卡锡参议员在一个俱乐部称，国务院里有205名共党特工。

　　27岁的格林格拉斯为了自保指认姐夫罗森堡是间谍网头子。

定妻子有罪，逼丈夫交待

　　1950年7月，朱利叶斯被捕。他坚持自己无罪。联调局长胡佛于是写信给司法部长，建议起诉他的妻子，迫他招供。没有罪证，于是格林格拉斯“重新受审”，“回想起”姐姐曾用打字机打过他交给朱利叶斯的关于原子弹设计的一些便条。伊瑟尔因此被捕。

　　一个月后，联调局逮捕了莫顿?索贝尔。莫顿是朱利叶斯的大学同学，据称他曾协助后者招募间谍。

　　1951年2月，原子能联合委员会在国会山讨论了罗森堡案件。助理公诉人迈尔斯?莱恩应召作证。他承认，指控罗森堡夫人的证据“不够确凿”，同时强调给她定罪有利于制服其夫。

不公正的审判

　　1951年3月，罗森堡案件在纽约开庭审判，主审法官为欧文?考夫曼。不利于罗森堡夫妇的唯一直接证据是格林格拉斯提供的。他说，罗森堡曾给他半只果冻盒子，告诉他另半只盒子的持有人会来与他接头，取走一张原子弹草图。接头人是古尔德。古尔德证实了他的陈述。

　　罗森堡夫妇的律师曼尼?布洛赫建议把草图封起来，以免泄露机密。如此，陪审团真的把那张图看成货真价实的原子弹秘密了。他们认为罗森堡夫妇背叛了国家。三名被告被认为有罪。考夫曼法官决意判罗氏夫妇死刑。胡佛曾考虑从宽发落伊瑟尔，处索贝尔死刑。结果，索贝尔只判了30年徒刑。

　　考夫曼说罗森堡夫妇是美国历史上最恶的间谍，使苏联人过早地拥有了原子弹，使5万人在朝鲜战场上伤亡。

　　呼吁宽大处理的电报和信件雪片般飞进白宫，艾森豪威尔总统不为所动。

“历史会还我们清白的”

　　1967年，一些人权组织的律师要求把罗森堡案封存的文件公诸于世。人们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聚集到一张草图上。这是一张乱七八糟的纸片，上面新画的四个同心圆像小孩子所为。里层两个圆涂了暗色，外圆分割成八个部分，其中一部分涂了颜色，有文字说明：“原子弹横截面不可测。”这便是“原子弹秘密”！

　　由于这“秘密图纸”说明不了问题，索贝尔获释。17年的监狱生活过后，他去了旧金山，经营一电子商店。对罗氏案件，他不愿多谈。

　　1975年，罗氏的两个儿子决定为父母洗刷罪名。重审罗森堡全国委员会成立，提出诉讼。当年秋天，第一批联调局文件700页公诸于世。骇人听闻的是，联调局曾默认没有掌握他们母亲的任何罪证。许多“证据”是捏造出来的。证人不断提供伪证。在开庭前一个月，司法部刑事处长詹姆斯?麦克纳尼对同事说，他认为只有死刑才能击垮罗森堡，并说已向法官谈了看法，法官拟照办。

　　尽管有大量证据表明罗案审判极不公，美国政府迄今不愿采取行动重审此案。重审罗案全国委员会主任阿伦?卡茨在过去20年里，坚持每天到纽约联合广场附近的一间破旧办公室上班。他相信终有一天死了四十多年的罗氏夫妇会被证明是清白的。

　　1977年，美国维金出版社出版了罗伯特?库弗以罗森堡夫妇案件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公众的怒火》。库弗时年45岁，此前以独特多样的文风在知识界享有一定声誉，有《布鲁诺分子的由来》（The Origin of Brunists）、《环宇垒球协会》（The Universal Baseball Association）和《对位旋律与分枝旋律》（Prick Songs and Descants）等作品行世。不过，库弗的美国当代主要小说家的地位是由《公众的怒火》奠定的。

　　罗伯特?洛厄尔?库弗（Robert Lowell Coover）1932年2月4日生于依阿华州查尔斯市，后随父母迁往伊利诺州的赫林镇。父亲是《赫林日报》的主任编辑。在校读书时，小库弗便表现出对编校报、写诗、写故事的兴趣。少年时的库弗梦想将来有一天能周游世界，人家问及将来的志向时，他总是说想当驻外记者。1951年赫林矿井灾难的一幕后库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事后他据此创作了第一个短篇《矿井里的乌烟》（Blackdamp，1961）。

　　库弗在南伊利诺大学就读两年后转往第安纳大学，1953年在该校取得学士学位。毕业的当天，库弗便应征入伍，参加了海军；他被派往军官学校受训，在欧洲一住就是三年。在欧洲期间，库弗在地中海沿岸呆了一年，遇见在巴塞罗纳上大学的玛丽亚?德尔?皮拉?圣斯马拉法，这位姑娘后来成了他的妻子。1957年夏，库弗从海军退役，转向文学生涯。在去芝加哥大学读研究生之前，库弗隐居在威斯康辛雨湖湖畔的一个小木屋里埋头写作一个月，完成了后来收入《对位旋律》里的一系列短篇，其中包括《小组智力竞赛》（Panel Game）。库弗的写作特色在这篇早期作品中已见端倪。故事讲的是一位被硬拉上电视参加智力竞赛泊人在谜一般的节目中不知所措的情形。这位心不甘情不愿的参与者很像《公众的怒火》里的理查德?尼克松。尼克松式的人物总是在寻求事物的特定意义，总想从混乱模糊里寻找秩序。

　　1958年和1959年，库弗两度重返西班牙，第二次就旅行是为了结婚。1959年夏，他骑摩托车遍游南欧，此行给他的第一个集子提供了素材；第一个集子《西班牙度过的一个夏季：诗五首》（One Summer in Spain， Five Poems）出版于1960年。同一时期，库弗还去一所艺术学院就读，期间还写过数篇小说，但从未发表。另几个短篇出现于《长青评论》等杂志上。1962年至1965年，库弗住在妻子的家乡塔拉刚那，在那里着手《布鲁诺分子的由来》和《环宇垒球协会》的创作。这时，他开始留心古人的作品，想从里面得到一些启示。奥维德的作品和《一千零一夜》使库弗给自己的小说找到了形式方面的依据。

　　60年代中期，库弗曾一度经济拮据。在《布鲁诺分子的由来》出版前夕，他携妻小来到纽约巴德学院任教。1967年，依阿华大学把他从繁重的课时里解脱出来；次年，他还在威斯康辛州立大学当过短暂的驻校作家。1969年开始，兰登书屋和一些私人基金会及几所大学给库弗提供了较稳定的生活来源。不过，真正解决经济问题的还是《公众的怒火》，尽管手稿完成后几年没人愿出。维金出版社慧眼识珠，这本小说才不至被埋没。

　　库弗的作品所关注的焦点是人之耽于虚构想象。他的小说人物总是在创建某种体制以便给生活带来秩序，给世界带来意义。然而，这些体制本质上又是人为的，如作家之杜撰故事、经历灾难的人试图在宗教方面寻求解释、中年人在电子游戏机上获得慰藉等等。库弗甚至认为科学、历史观、政治观和神话的核心也都是虚构想象的。在他的大部分作品中，人一方面在制造虚幻的东西，另一方面总想强调这些虚幻的制度是本体的而不是理念的，两方面因而构成张力。在库弗看来，这种张力会导致人看不见这些制度的虚幻基础，最终被这些制度所控制所束缚。《布鲁诺分子的由来》和《公众的怒火》都涉及了社会问题，但由于库弗太侧重非现实的表现手法，因而它们更多地具有超小说的特点，叫人联想起纳博科夫、品钦和巴斯等人的作品。库弗不喜欢僵化的文学形式，厌恶教条；他的作品形式结构都是开放型的，这一特征很明显。

　　20世纪的西方文学由现代派文学和后现代派文学构成，时期的分界依大多数批评家可定在4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使人类从根本上对传统观念产生怀疑，并且对世纪初盛行的现代主义思潮也表现出不信任。现代主义否定传统的极端姿态不利于战后的复兴，物质与精神世界便需要一种新的理论来指导。后现代主义于战后应运而生。60年代以来，经济复苏和社会生活的正常化使文艺界的先锋派意识逐渐恢复，文学艺术家希望从新的视角去表现当代人的生活经验与心态，文学创作出现新倾向新形式。尽管对后现代主义的见解各异，但批评家们都承认：后现代文学包含着一种断裂，即文学家对纯艺术的追求与文学日趋商品化、通俗化，两者间距离越来越大。文学家一方面鼓励雅俗合流，一方面竭力维护纯文学，抬高实验性文学创作的价值。

　　后现代艺术是对现代派艺术的超越、抛弃与否定，是一种新的范式对旧范式的取代。“就小说而言，普鲁斯特、乔伊斯和曼的时代结束了。”（美国作家莱斯利?菲德勒语）后现代主义打破了现代主义艺术形而上的常规，主张思维方式、表现方法的彻底多元化。“后现代艺术最突出的特点是对世界知觉方式的改变。世界不再是统一的、意义单一明晰的，而是破碎的、混乱的、无法认识的。因此，要表现这个世界，便不能像过去那样使用表征性的手段，而只能采取无客体关联、非表征、单纯能指的话语。”（威尔什语）

　　后现代小说颠覆了传统小说的内部形态和结构，甚至对小说形式本身和叙述方式也产生了怀疑。后现代小说在形式和语言上导致了传统小说的解体，因此有“反小说”、“元小说”之称。这类小说的作者称：现实是语言造就的，而虚假的语言造就了虚假的现实。小说的主要任务是把现实的虚假和故事的虚假展示给读者，让他们去思考。后现代小说家否认“文学性”是一种先验之物，认为它只不过是人为的语言艺术的效果。世上本不存在什么先验的客观的意义，所谓价值不过是人的虚构，所谓意义不过产生于人造的语言符号的差异。

　　相当一部分后现代小说体现了“通俗化”的倾向。这些作品情节离奇、怪诞、曲折，可读性强。然而，这些作品并非取材于生活现实，而是幻想和虚构的产物。许多后现代小说家在他们的作品中对历史事件和人物，对日常生活现象，对古典名著的题材、内容、形式、风格进行夸张嘲弄的模仿，从而达到对传统、对历史、对现实价值意义及对旧文学范式的批判否定。某些小说将其他文本（如文学作品的片断、日常生活中的俗语、报刊新闻等）揉合到一起，使看似不相干的东西构成关联的一体，从而打破传统小说的形式结构，产生异样的艺术效果。

　　后现代主义是复杂的综合体，它融合了各种新的哲学人文科学思潮。在小说领域，这种多元化也表现得十分明显，没法笼统归纳。以上只是为了读者阅读《公众的怒火》时便于理解，从国内外国文学研究界抄搬来的一些看法。

　　1977年夏，《公众的怒火》甫出，读书界哗然。引起反响的两个主要原因是：作者以谐谑不恭的方式描写涉及罗森堡案件的人和事，他还选择了当时的副总统尼克松作核心叙述人。书中的语气是无政府的，有碍体面和秩序；点了全国半数要人，让另一半也带上了丑闻的色彩。不管此书对美国公众的影响如何，反正它奠定了库弗在美国当代小说界的地位。

　　《公众的怒火》涉及了教条思想的危险和历史运作的复杂等库弗关心的主题，就涉及面的广泛而言，远远超出他此前的作品。山姆大叔与幽灵的冲突也比前期作品中的垒球隐喻、宗教类比更容易触及公众意识。库弗在再现50年代人们的偏执狂热情绪方面成绩的确不坏。他对尼克松的刻画也惟妙惟肖、入木三分，充分体现了这个人物的情感个性。《公众的怒火》的广度和深度部分归功于作者善于将真实和虚构有机地交织到一起。在库弗看来，艺术家的作用是使事物神话化；艺术家应该打破旧的故事框框，重组新的故事。像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一样，《公众的怒火》里的事情、人物、日期也真实得惊人。举凡与罗氏案件稍有关系的事如朝鲜战争、华盛顿政界阴谋以及当时的雅俗文化无一不入他的笔端。当时发生的一切似乎都与罗案有了联系。“插曲”章节的文字不是用来使情节发展或使悬念增强的，而是用来精确地再现1953年6月19日罗氏夫妇被处死时公众的意识的。

　　《公众的怒火》分28章，分别由尼克松和作者加以叙述。虽然“序曲”和“尾声”拉长了点时空，但全书基本上集中叙述罗氏夫妇被用电刑前两天两夜的事。库弗有意把行刑安排在时报广场这一西方世界举行庆典的地方，还把行刑时的场面弄得热闹如看马戏团表演。他称之为回到“梦幻时代”，认为“梦幻时代”关乎“内在的真实、传奇和信仰模式”，关乎一个民族的“起源和神秘的发端”，并且关乎“原始的理念”。回归梦幻时代的出发点基本上是再生的：目的是重新发现对本民族的信念，重新使事物发展。上述话是库弗对批评家乔弗瑞?沃尔夫（Geoffrey Wolff）所说的，对理解本书的宗旨至关重要。罗森堡夫妇不只是国家机器发疯时毁灭的无足轻重的人物，他们有典型意义。山姆大叔希望此事能使美国民众增强团结意识，找回在与幽灵战斗过程中失去的集体感。正如山姆大叔向尼克松所解释的，此次用电刑有具体的目的：需要一时的混乱和危险来避免一切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小说结尾戏剧性的场面是用以将娱乐、宗教庆典和无政府情绪诸成分结合到一起。无政府冲动会使公众一旦摧毁一切时身心轻松地获得再生。

　　虽然库弗在书里嘻笑怒骂，但他对导致毁灭性结果的冲动也表示了同情理解。书中主要人物所犯的错误，也正是库弗其他小说中许多人物所犯的错误：教条，过分依赖僵化的体制，未能应付不断变化的现实。连自诩颇谙历史的山姆大叔也过于简单地对待与幽灵所作的斗争。山姆大叔是野蛮、粗俗、邪恶和投机的奇特混合物。正是这一系列的混合造就了美国。不过，在令人咋舌的“尾声”部分里，他粗鄙的一面却全然消失了。他向世人揭示反幽灵运动中的善恶对立全属骗局。书中有一段写山姆大叔鸡奸尼克松的文字（实际上是给15年后的“权力化身”——尼克松当总统埋下伏笔）。行“好事”前，山姆大叔对他说：“你要跟我完成这个运动。……你得爱我，就像我真的是山姆?斯立克，小子！”假如换成一幅漫画，这一幕也真实得让人不舒服。美国的邪恶还正是产生于它的实力。它有能力使反共反对手的战争成为圣战，成为善与恶间的斗争、光明与黑暗的斗争。

　　在这场巨人之争中，罗森堡夫妇显然是令人同情的悲剧人物。他们太天真地以为自己是壮烈牺牲者。尼克松看出，他们的麻烦部分在于他们总以为有超人性的东西存在。尼克松曾一度怀疑整个罗森堡案完全是编织出来的故事，故事中的主要人物都在自欺欺人。罗森堡夫妇在感觉到周围的疯狂的情况下扮演了期待已久的英雄角色。他们未能看清历史不过是文字，“大抵是偶然的添加物”（山姆大叔语）。因此尼克松认为，罗森堡夫妇是被空洞的形式诱惑了，假如他们能让历史见鬼去，乃身也就自由了。

　　尼克松是小说中最具洞察力、最具同情心的人物。库弗仔细地研究了尼克松的个人背景，从青少年时期直到进入政界。他擅长把真实的成分用作小说的素材，使写尼克松的那几章成为书中最精彩的部分。人们所熟悉的尼克松跃然纸上：自以为是，和蔼谦恭伪装下的威严，顾影自怜中对权力和成功的野心。然而，库弗对尼克松的描写并不是简单的漫画式的东西。这个人物有韧劲，每次跌倒总能再爬起来。他的意图每每被误解。尼克松的偏执妄想和其他奇特的品质在书中能找到令人信服的究根解释。尼克松的角色是双重的，他既要当弄臣小丑，又要当中间人。首先，他扮演了弄臣小丑的重要角色，帮着主人（库弗）给观众带来一片笑声，使观众的注意力集中到眼前的表演上。沃尔夫在采访库弗时，库弗告诉他，尼克松最终被写成有同情心的人物部分原因即此：“我对尼克松的兴趣——或者说我写的尼克松故事——是出于将书写成一系列马戏团式表演的构想。所以一下子想到了小丑的表演。一阵玎玲咣当之后，小丑上场了，不是撞上这个，就是跌进这个，裤子掉下，随后退场。很自然地我就寻找开了书中叙述人的小丑特点，而小丑总是具同情心的。”尼克松角色的弄臣小丑一面是明显的：我们眼看着他弄了一身狗屎，在山姆大叔面前装傻充愣；在家里扮演玩具狗的丢人角色；不经意递给山姆大叔一支火星冲嘴的雪茄；作为劝诱者，却与伊瑟尔不期行了好事儿，转而又光着屁股上了时报广场的行刑台。然而，他却能“转然为安”，鼓动大家为了祖国，脱掉裤子。

　　尼克松的第二个角色很难界定但同样重要，那便是中间人的角色。他既想忠于山姆大叔，好有一天成为山姆大叔的化身，又同情罗森堡夫妇，因此左右为难。尼克松所要的东西是一种平衡，希望在某种固定的模式是操作事物。他渴望得到明确的东西，却在纷乱如麻的罗森堡案子里找到了一系列模糊不清的信息。尼克松是除道格拉斯法官外唯一对罗氏罪行持有怀疑的主要人物，而他的调查却主观得可以（如他之关心伊瑟尔）。此外，一切似乎都在同他作对。他自认是“多余的孩子，多余的男朋友，多余的丈夫，多余的律师，多余的副总统候选人，多余的共和党领导人——现在是多余的化身”。库弗对尼克松生活中真实和虚构的东西得心应手的处理使人物形象真实可信。书尾写山姆大叔鸡奸未来化身的一段时，说尼克松终于做了从未做过的事，写他向山姆大叔供认：“我……我爱你，山姆大叔！”

　　尼克松从小性格里便有为平衡而奋斗的成分，他渴望在极端混乱中找到中介点。那位代表幽灵的出租车司机却给他上了一课，让他放弃“老掉牙的规矩”。这一课显然对他有影响，到最后，他终于认识到一直困扰他的正是总感觉一切事物都是不可避免的东西这种认识。于是他总结道：一切都不过是狗屎！无所谓必要的形态，无所谓结局，只有行动！活着时行为！基于此认识，尼克松不再依赖文本，径直去见罗氏夫妇，想得到他们的供辞。尼克松在局限中寻求某种自由的行为既有悲剧意义也有喜剧的特点。他的形象塑造是《公众的怒火》成绩的一个主要方面。

　　《公众的怒火》问世后，得到评论界的广泛称赞。《华盛顿邮报》称之为“伟大的艺术品”，《纽约时报》曾就这本小说的道德意义展开讨论，有评论家认为这本书是二战以来只有《洛丽塔》、《隐身人》和《第二十二条军规》堪比其生命力的作品。

　　国内关于库弗和后现代主义小说的资料有限，加之译者学识不博，对此书的介绍也只能粗略如此了。这里不谈该作品的缺点，是因为译者认为的缺点正是后现代主义作家所主张的东西，故采取见仁见智的态度，由读者自行评判吧。

　　这里要特别向以下几位先生表示谢意：感谢朱世达先生和李景端先生的鼓励，若不是他们的高看抬举，译者不敢接此艰难的工程；感谢董乐山先生不弃“狗尾续貂”，允许拙译附骥，本书第一部分1～3节及第4节的开头部分系董乐山先生所译；感谢程方先生在全书的翻译过程中替译者承担了诸多俗务。本书有些今典，只有“罗案”当事人知道，与全文内容毫无关系，经编者同意酌予从略。

　　潘小松

　　1996年9月于京西翠微山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