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隋唐时期佛教的地理分布

张伟然

　　内容提要：本文根据有关资料，对隋唐时期的佛教僧人在湖南地区的分布做了考述，指出这一时期在湖南活动的高僧达数十人，他们分属于天台、律、净土、禅四宗；活动地域比较集中在泗水下游及湘水中游的衡、潭、岳、朗、澧五州。天台宗活动最早，律、净二宗只盛于唐中后期，会昌灭佛以后，唯有禅宗为盛。
作者：张伟然，1965年生，历史学博士，上海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研究人员。

　　隋唐是我国佛教发展史上的鼎盛时期，关于其地理方面的研究已经出现了一些成果，但基本上都是全国范围的。①本文以湖南一省为例而加以论述。
一概况
　　隋唐时期湘籍高僧共有7人，见于《求法高僧传》的有澧州僧哲和大律；见于《宋高僧传》的有桂阳(今郴州)道行、益阳齐已3人，另外慧云湖湘人，确切地点不明。碑铭见于《全唐文》的有零陵日悟和潭州惠闻，自叙流传至今的有怀素，家于长沙。从流域上看湘水流域多一些，次为澧水流域；以政区而言则只有潭、澧二州稍多(各2人)。所出高僧如此之少，在当时的全国微不足道。
　　对高僧的驻锡地点统计，《续高僧传》与《宋高僧传》中驻锡湖南的高僧列传者27人，附见者13人，另外驻锡外地的高僧中还有5人早年曾来湖南求法。这些数字与上述高僧籍贯在全国的地位相比，大大地出超。
　　驻锡湖南的高僧，27人中有5人籍贯不明之外，只有1人为本省人，其余21人全属外省，分别来自今福建(4人)、江西(3人)、陕西(3人)、江苏(2人)、湖北(2人)、广东(2人)、山西(2人)、浙江(1人)、山东(1人)、四川(1人)诸省。此外《全唐文》中还有8位高僧的碑铭，附见者19人；4位可知籍贯者有2人为本省籍贯，另2人来自今广西、四川二省。这些可视为《高僧传》的补充，表明湖南已是一个全国性的弘法区域。所有这些高僧，驻锡于衡州最多(19位，附见者31人)，潭州次之(7位，附见者7人)，澧州又次之(5位)，朗州(3位，1人附见)和岳州(2位)较少。即都在湘水中下游及沅、澧二水下游。

二弘法活动

　　上述数字表明，衡州的弘法活动最为发达，这是因为它境内有南岳衡山。驻锡衡州的高僧，几乎都在南岳，这里佛教之发达不仅为湖南之最，而且也是当时全国有数的佛教名山之一。此地佛法的兴盛肇始于慧思，门下最知名者智，后居天台，而南岳“徒众不异大师在时”。②唐代中叶又有新的发展，先天二年(713)怀让来到南岳，广德二年(742)希迁又接踵而至，经过希迁半个世纪(742～790)的弘法，南岳成为湖南的佛教中心。“自江西主大寂(道一)，湖南主石头(希迁)，往来憧憧，不见二大士为无知矣。”③
　　会昌五年(845)，唐武宗下诏毁法，佛教遇上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厄难。南岳自不例外，如昂头峰日照，只好“深入岩窟，饭栗饮流而延喘息”。④但就总体而言，会昌灭佛对南岳带来的好处甚至还超过了害处。此前南岳不过为众多名山之一而已，会昌以后他宗衰竭，禅宗独盛；曹溪门下，独洪州、石头二宗大盛。这两宗都与南岳有很深的因缘，南岳的地位有加隆焉。
　　与衡州相比，在潭州活动的高僧虽然在数量上有所不逮，但其分布却广泛得多。州城有延寿院、东寺，州城隔湘水有岳麓山，此外有大沩山、石霜山、道吾山等处。麓山寺为南朝名刹，仁寿二年(602)曾建舍利塔，表明当时在全国较有地位。长沙东寺的如会得法于马祖道一，“自大寂去世，其法门鼎盛，时无可敌，谚谓东寺为禅窟”。⑤园智“居长潲道吾山，海众相从，犹蜂蚁之附王焉”。⑥
　　随着佛教的兴盛，原来介于文化结点之间的一些空白地区也逐步受到濡染，如大沩山(今属宁乡县)，本来“蟠林穹谷，不知其岚几千百重”，荒无人烟，“虽夷人射猎虞迹樵氓不敢田从也”。但自从灵栖止此山，“其徒稍稍从之，则与之结构庐室，与之伐去阴黑，以至于千有余人。”⑦
　　会昌灭佛，潭州进行得相当彻底，焚撤书像殆无遗者，故复法以后道林寺释疏言北游太原，往求释氏遗文，“凡得释经五千四十八卷，以大中九年(855)秋八月辇自河东而归于湘焉。”⑧又值“湖南观察使故相国裴公休酷好佛事。”⑨潭州佛教渐复于旧，晚唐时仍有外地僧侣前来求法，如“释宗合，闽越人也，游岳泛湘以求知识焉。”
　　岳州在唐时也栖有高僧，前期有法施，后期有无姓和尚法剑。当时“河东裴藏之举族受教，京兆尹弘农杨公某以其隐地为道场，奉和州刺史张惟俭买西峰广其居。凡以货利委堂下者不可选纪。”[11]可见其法集影响不小。
　　澧州的高僧活动相当频繁，唐代初期是本地高僧出外求法[12]，中叶以后才有高僧来此栖息，慧演住澧阳，“江南得道者多矣。”[13]元安入灭已将近唐末，他“答酬请益，多偶句华美，为四海传焉”。[14]
　　朗州与潭州一样，也是省内佛教分布较早的地方，唐代后期又有3位高僧弘化于此。慧昭住开元寺，极有感通。《宋高僧传》称其生于梁普通七年(526)，没于元和十年(815)，活了290岁。[15]宣鉴本来居于澧阳，咸通初(860)始居德山，“其道芳馨，四海禅徒辐凑，伏腊堂中常有半千人矣。”[16]
　　此外根据寺院的分布，可知在湘水上游亦有佛教信仰的分布。日悟和尚开元中“居于本郡龙兴寺”[17]，所谓本郡，应指零陵。而《景德传灯录》卷二十四载郴州有太平院。



三佛教宗派

　　
　　隋唐时期，佛教宗派大兴，湖南有天台宗、律宗、净土宗、禅宗四宗。
　　1天台宗湖南佛法之兴，与天台宗大有关系。天台宗的宗谱是：慧文—慧思—智。慧思中年以后住锡南岳，湖南佛法由是而兴，可以说，湖南自思师入住南岳以后所兴起的佛教便是属于天台宗。[18]慧思于陈太建九年(577)卒，身后法脉流于湖南者均不显。
　　唐人有不少认为天台宗是佛教正宗，“佛道逾远，异端竟起，唯天台大师为得其说”。唐后期岳州圣安寺有无姓和尚法剑，“绍承本统，以顺中道，凡受教者不失其宗”。其弟子之首曰怀远师，后来“居长沙安国寺”。[19]此后则未有闻人。
　　2律宗唐刘禹锡说：“佛法在九州间，随其方而化：中夏之人汨于荣利，破荣莫若妙觉，故言禅寂者宗嵩山；北方之人锐以武力，摄武莫若示现，故言神通者宗清凉山；南方之人剽而轻，制轻莫若威仪，故言律藏者宗衡山。是三名山为庄严国”。[20]此言虽然简略，却充分肯定了南岳律宗方面的地位。
　　但大约在唐中叶以前，此地律门却并不发达。柳宗元称：“佛法至于衡山，及津大师始修起律教，由其坛场而出者为得正法。”[21]遗憾的是于津公其人不甚明了，幸而刘禹锡记载：“南岳津门以津公为上首，之后云峰证之承之，证公之后湘潭俨公承之。星月丽天，珠玑同贯，由其门者为处正法焉。”所谓俨公即智俨，登坛莅事三十八载[22]。云峰证公即云峰寺法证，《全唐文》中有其碑铭两通，凡莅事五十年，相当于751～801年。[23]号称为津公大弟子者又有日悟和尚，柳宗元称其“尽得师之道，次补其处，为浮图者宗”，处坛场三十七年。[24]津公约于767年前后归没。也就是说，津公登坛，约在开元至大历间。津公弘法的盛况已不得而知。云峰证公则号称其徒“凡三千余人”，又从其所命而度者凡五万人。[25]智俨则度万有余人，传律弟子有中巽、道准。[26]
　　此外还有两位律师。其一为希操，与李泌(722～789)同时，“会南尼戒法坏而复正，由公而大兴；衡岳佛寺毁而再成，由公而丕变。”[27]其二是惠闻，乾元元年(758)“命衡山立毗尼藏，诏选讲律僧七人，师应其数”，据说前后“被教戒为学者数万。”[28]
　　上述诸僧均未见于《高僧传》记载，似乎反映南岳戒法在全国并无地位。《宋高僧传·明律篇》载有衡岳寺昙清，学于吴县北院道恒宗师，后留南岳化徒。其行年无考。元和中他曾与义嵩辨论，时“故相令狐楚犹为礼部外郎，判转牒据，两街传律断昙清义为正，天下声唱”。赞宁系之曰：“清公南山宗崛起别峰，人咸景仰。”[29]可见他所弘为南山宗，且在全国很有地位。
3净土宗湖南之有净土宗，主要是在南岳衡山。承远和尚在广州师从慈敏三藏，“依《无量》授经，而修念佛三昧”，得法后于天宝初年(742)还居衡山。开始还只是独自修行，“居靡童侍，室无斗储。一食不遇则茹草而过，敝衲莫完而岁寒自若”。永泰中法照来师从，从此“远近聆风，归依载路”；承远“大建法宇，以从人欲，轮奂云起，丹刻化成，走檀信于十方，尽庄严于五会。”[30]据传“衡州举郭咸见弥陀佛与文殊、普贤一万菩萨俱在此会。”[31]
　　大历末年法照与同志数人北谒五台山，“北辕有声，承唐入觐”，并且“奏陈师德，乞降皇恩”，于是“道场有般舟之号”。贞元中又赐额弥陀寺[32]，以至于“南极海裔，北自幽都，来求厥道。”[33]承远没于贞元十八年(802)，于南岳弘化六十年。据载“度生二七，会供千人”，[34]但是弟子知名者只有法照。
　　日悟和尚，既是一位律师，又弘净土教门。他曾求法于庐山，“执业于东林恩大师，究观秘义”，然后又“服勤于紫霄远大师，修明要奥。”开元中诏定制度师，他便“居本郡龙兴寺”，回到故乡永州；“肃宗制天下名山置大德七人，兹(南)岳尤重，推择居首”[35]，从此居留南岳化众。日悟的修持方法与承远的五会有所不同。他曾“道场专精，长跪右绕，不衡不倚，凡七日者百有二十。”表明他所奉的乃是《般舟三昧经》。经过他的努力弘化，“凡南方人颛念佛三昧者，必由于是”，寺也被“命曰般舟台焉”。身后“有弟子曰景秀，嗣居法会。”[36]
　　4禅宗禅宗传入湖南，当始于善伏和尚，善伏《续高僧传》卷二十有附传，载他曾到“薪部见信禅师，示以入道方便。”所谓信禅师，乃指禅宗四祖道信。善伏后居南岳，但看不出他产生过多大影响，而且其生卒不详，只能推断他大概活动于唐前期。继之来到南岳传播禅宗的是怀让，据称“远自梁益，近从荆吴，云趋景附，风动川至，灵山圣会，今古一时至矣。”[37]但他的弟子产生影响并不在湖南。马祖道一从怀让得法，振鼓于洪州，目为洪州宗，其弟子四处弘化，法孙又影响到湖南潭州。真正让湖南禅宗兴盛起来的是石头希迁。他初入曹溪慧能门下，后来“闻庐陵清凉山(行)思禅师为曹溪补处，又振衣从之”。天宝初(742)入住衡山，号石头和尚。[38]后人称其法门为石头宗。
　　从怀让到希迁，都是曹溪法门。希迁法脉流播于外地，衡岳则有昙藏、皓玉、全繣较为著名。昙藏“得禅决于大寂之门，后见石头希迁禅师。”[39]皓玉“于荷泽会下大明心印。”[40]全繣则为径山法钦大师之后。[41]
　　此外岳中也有渐门。澄心“参玄于秀师高足门下，了其法要”，晚于石头来止衡岳，“请益之僧摩肩骈足。”[42]唐末又有高僧日照“游嵩岳，问圆通之诀，欣然趣入。”嵩岳本来是北秀渐门化地，日照得法后便居南岳昂头峰，其时大约在825年。到大中复法时，衡岳佛法复兴，颇赖其力。日照传法可能颇有其自己的特点。史载“天下谓其禅学为昂头照。”[43]惜乎及身而殁，未有知名弟子。会昌以后，只有禅宗大盛，与南岳关系甚深的洪州、石头两宗，被认为禅学的主流，但这两宗在南岳却再未出高僧。
　　潭州禅宗之弘始于唐中叶。恒月，挂锡望湖山翠微院，“四方学者如蜂得王，翕然盛化”。他行年与希迁相仿佛，但所学法门迥异。他从京师得度后“造嵩山禅会，便启发心要。”[44]显然到潭州来也弘化渐门。稍后来到潭州的高僧是如会，更晚的有园智，均为顿门。
　　禅宗南能北秀两宗的法门在潭州并存，虽未见重大冲突，但颇使一些人无所适从。如龙安法师就认为：“由达摩至忍五世而益离，离而为秀为能，南北相訾，反戾斗狠，其道遂隐”，于是他企图合而调停，“北学于惠隐，南求于马素，咸黜其异，以蹈乎中，乖离而愈同，空洞而益实，作《安禅通明论》”。龙安这一想法可谓宏伟，可惜南顿北渐势如水火，他既缺乏足够的威望，又没有光大师门的弟子[45]，终至影响有限。
　　元和末年(820)灵栖止大沩山，他是马祖道一的再传。他与弟子仰山慧寂被目为沩仰宗。也在唐晚期，庆诸来到长沙石霜山，他“往嵩山受具戒，便就东洛学毗奈耶，既知听制，终谓渐宗”，[46]表明此时长沙仍有南顿北渐两宗的活动。
　　澧州的禅风也很盛，慧演“参荷泽祖师，通达大观”，为神会一宗。[47]崇信本渚宫胡饼师之子。从希迁神足天皇悟得法后往龙潭栖止，其后德山宣鉴出其门，宗风大盛。稍晚有道行，“于南岳般若道场受学，于钟陵得诀”，就澧阳西南方丈而居，太守苦召居州开元寺。[48]又昙晟，参见百丈海禅师，历二十余年，继受药山(惟俨)居澧阳云岩寺。他承石头、洪州两宗之后，“全了无疑，化徒孔勤，受益者众”。[49]法脉流为曹洞宗。唐末又有元安，是一位对南北禅宗兼收并蓄的文字禅僧。
　　朗州与澧州壤地相接，其间禅宗也大有关系。龙潭崇信是石头再传，而药山惟俨则是石头高弟，后来药山法门传于云岩昙盛，而崇信法门则又播于德山。惟俨入住药山时，史载贞元初年(785)。此前药山未有佛法，他“披榛结庵，才庇趺坐”。估计影响可能较大，“游方求益之徒知教在此，后数岁而增徒葺居禅室，接栋鳞差，其众不可胜数”。碑铭称：“吾道之明于药山，犹尔(儒)教之阐于洙泗，智炬虽灭，法雷犹响”。[50]唐末来到朗州弘法的又有宣鉴，他师从崇信30余年，会昌前夕居止澧阳，大中后居朗州德山，法集鼎盛，后世遂形成云门、法眼二宗。
　　需要说明的是，各宗派之间并非森严壁垒，时有融摄现象发生，如承远当初本是禅徒，后来却改弘净土。而且对于民众来说，更不管其宗派如何，只要能够寄托情感便一体兼收，怀让之事可为一例。他来到南岳以后，“时有僧玄至拘刑狱，举念愿让师救护。让早知而勉之，其僧脱难，云是救苦观音，得斯号也亦由此焉”。[51]此事说明，民众只要求能救苦救难，对于宗派之类并不怎么重视。
　　上述湖南的四宗，天台宗的活动最早，其销匿亦最早，律、净土二宗都只在唐中后期活动过，禅宗从唐前期起便源源进入，到唐中叶始大盛，会昌以后他宗式微，唯禅为盛。
地域分布的差异相当明显，沅水中上游、资水中上游两地，似乎都与佛法无缘；湘水上游的耒、潇水流域未见高僧流动，但出有高僧；佛法比较集中分布在泗水下游及湘水中游的衡、潭、岳、朗、澧五州。朗、澧二州只有禅宗，都是曹溪法门；会昌以前澧州较盛，此后则不如朗州。岳州只有天台宗，长沙亦有天台宗，但以禅宗较为发达，南顿北渐兼收并蓄。四宗具备的只有南岳，该地天台宗隋代以后不显，律、净土二宗只盛于唐中后期，禅宗从唐前期传入而至中期大盛。会昌以后潭、衡二州均只有禅宗弘布，与澧州相异的是，这里顿、渐法门都有。
　　附带一句，隋唐湖南已有一些佛教撰述。注文一类不论，龙安撰有《安禅通明论》，惟劲撰有《宝林传》、《南岳高僧传》，表明湖南已有佛教学术活动。


注释：


①如：李洁华，《唐宋禅宗之地理分布》，《新亚学报》13卷；辛德勇，《唐代高僧籍贯及住锡地的分布》，《唐史论丛》第四辑，三秦出版社1988年版。
②《国清百录》。
③④⑤⑥《宋高僧传》卷九、十二、十、十一各自本传。
⑦《全唐文》卷三二○郑愚《潭州大沩山同庆寺大园禅师碑铭序》。
⑧《全唐文》卷五六六李节《赠释疏言还道林寺诗序》。
⑨同⑦。按此事《高僧传·灵传》称“为遭会昌之澄汰，又遇相国崔公慎由崇重加礼”，以为崔慎由事；考《旧唐书》卷一七七，崔于大和六年(832)已故，误。
[10]《宋高僧传》卷二十二本传。
[11][19]《全唐书》卷五八七柳宗元《岳州圣安寺无姓和尚碑铭序》。
[12]《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中华书书局1988年版。
[13]《宋高僧传》卷二十九本传。
[14]《宋高僧传》卷十二本传。按今本《宋高僧传》似已将慧演、元安二传编排次序互倒，今慧演传列入卷二十九“杂科声德类”，然传文所及皆坐禅事，元安传列入卷十二“习禅类”，而传文所及又为声德。
[15]《宋高僧传》卷十八本传。又《太平广记》卷九十二引《宣室志》云：“唐元和中武陵开元寺有僧惠照，……好言人之休咎而皆中”。当即此人。
[16]《宋高僧传》卷十二本传。
[17][21][24][35][36]《全唐文》卷五八七柳宗元《南岳般舟和尚第二碑序》。
[18]有人意见与此相左，郭朋认为“不仅慧文同天台宗没有什么关系，就是慧思，同天台宗的关系也并不多”；见其《中国佛教简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76页，但这种说法并不稳妥，因为其立论的基点便是“智立天台宗”。汤用彤指出：其实“智者在世不但无自立宗派传统之意见，而且其遗文中亟叹无可传法之人，直到智者弟子灌顶，始‘渐有法统思想’。而且从宗教理论上看，智为天台教主，但其法脉直接传自慧思”；见其《隋唐佛教史稿》。在唐代，思、智二师对天台宗具有同等的地位，由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可见一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20][22][26][50]《全唐文》卷六一○刘禹锡《唐故衡岳大律师湘潭唐兴寺俨公碑》。
[23][25]《全唐文》卷五八七柳宗元《南岳云峰和尚碑序》。
[27]《全唐文》卷五九一柳宗元《衡山中院大律师塔铭序》。
[28]《全唐文》卷五八七柳宗元《南岳大明寺律和尚碑序》。
[29]《宋高僧传》卷十五本传。
[30][32][34]《全唐文》卷六三○吕温《南岳弥陀寺承远和尚碑》。
[31]《宋高僧传》卷二十一本传。并称其时为大历四年(769)。
[33]《全唐文》卷五八七柳宗元《南岳弥陀和尚碑序》。
[37]印顺《中国禅宗史》认为：怀让“当时只是与少数学人，度著禅的生活，没有公开的开法传禅”，上海书店1992年版第322页；因为《圆觉经大疏钞》载：“让和上是六祖弟子，本不开法，但山居修道”，但《宋高僧传》卷九希迁传载：“初，岳中有固、瓒、让三禅师，皆曹溪门下，佥谓其徒曰：彼石头真师子吼，必能使汝睛清凉。由是门人归慕焉”。这里固师未知谁指；瓒师殆指明瓒，即俗传懒残者也；而让禅师则指怀让，其有门徒显然可见了。故笔者认为问题是对“开法”的理解，让师诚未开法立宗，但不能即此断定没有传禅。否则对让师法脉衍为洪州宗这一史实又如何解释呢?
[39][40][41][42][43][44]《宋高僧传》卷十一、二十九、三十、二十九、十二、十各自本传。
[45]《全唐文》卷五八七柳宗元《龙安海禅师碑序》。其弟子有元觉、怀直、诰初。诰初与刘禹锡游。
[46][47][48][49][51]《宋高僧传》卷十二、二十九、二十、十一各自本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