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达上将

 李达1905年4月19日生于陕西省眉县横渠区崖下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5岁时就开始给地主打短工，饱受凌辱。后来先后考入西安市私立东道中学和省立单级师范学校。其间，他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积极参加了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游行示威等活动。1926年考入冯玉祥在甘肃平凉创办的西北军第二军官学校，毕业后任排长、连长。
1931年12月，李达参加了著名的宁都起义。1932年9月加入中共。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连长、湘赣苏区独立第一师参谋长、第十七师参谋长兼团长、第六军团参谋长。参加了湘赣苏区第四、五次反“围剿”，曾荣获二等红星奖章。1934年红六军团实行战略转移，他率军团部分部队，几经辗转，冲出重围，与贺龙同志所率第二军团胜利会合。后调任第二军团参谋长，参加指挥了龙家寨、梧溪河、忠堡、龙山、板栗园等战斗，为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在长征途中，他先后担任红二军团和红二方面军参谋长，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成为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在军事方面的得力助手。1937年初，李达任援西军参谋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李达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参谋长，后兼太行军区司令员。他跟随刘伯承、徐向前等同志，率领第一二九师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以袭击、伏击、阻击等战法，先后在长生口、七亘村等地重创日军。随后，他协助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第一二九师，转战晋冀豫、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精心制定作战方案，部署战役，事必尽责。他作为刘伯承、邓小平的主要助手，参与指挥了著名的反六路围攻、反九路围攻、开辟冀南、白晋战役、百团大战、1942年夏季反扫荡、沁源围困战、安阳战役等一系列战役、战斗。
解放战争时期，李达先后任晋冀鲁豫军区参谋长、中原军区参谋长、第二野战军参谋长兼特种兵纵队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参与指挥了上党战役和邯郸战役，有力地配合了毛泽东、周恩来在重庆与蒋介石的和平谈判。在平汉战役中，他受刘伯承、邓小平之托，到国民党军新八军与军长高树勋商定该部起义事宜，最后促成了该军的起义。后来辅助刘伯承、邓小平指挥野战军主力在鲁西南战场机动作战、转战豫北地区、突破黄河防线、千里跃进大别山等战场作战；此后，他又协助刘伯承、邓小平组织指挥了渡江战役，渡过长江天险，直出浙赣线，解放皖南、浙西、赣东北和闽北广大地区；随后，在贺龙等部配合下，向西南进军，解放了四川、云南、贵州、西康四省，为夺取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立下了赫赫战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达任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后兼云南军区司令员，参与领导歼灭国民党残余武装力量和土匪及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的工作。1953年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参与组织指挥了夏季反击作战。1954年后，李达历任国防部副部长兼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国家体委副主任兼国防体育协会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中央军委顾问。
李达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从1932年担任湘赣军区独立一师的参谋长起，李达在军队中就几乎没离开过参谋长这一职务，但级别却有升有降。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名将谱上，长期担任参谋长职务的李达上将是其中的杰出成员。从1932年担任湘赣军区独立一师参谋长起，李达陆续担任了红六军团第八军参谋长、红六军团参谋长、红二军团参谋长、红二方面军参谋长、红军援西军参谋长、八路军一二九师参谋长、晋冀鲁豫野战军参谋长、中原野战军参谋长、第二野战军参谋长、西南军区参谋长、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等职。李达长期担任高级领导机关的参谋长职务，他所提出的“非战斗机关军事化”主张，今天对我军仍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刘伯承、陈毅两位元帅在称赞李达的工作时，不止一次地称赞他是“称职的好参谋长”。 
　　从宁都起义的国民党少校副官到红二方面军的参谋长，李达被红二方面军的许多老同志称为“足智多谋的参谋长”。 
　　李达上将是从国民党军队的阵营中起义出来的我军高级将领。1905年4月19日，李达出生于陕西眉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6年考入冯玉祥在甘肃平凉创办的西北军第二军官学校，毕业后先后担任排长、连长。1931年12月，作为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第七十四旅旅部少校副官的李达参加了著名的“宁都起义”。但是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已改编为红军红五军团的第二十六路军的士兵被保留了下来，而各级军官却被发给路费资遣回乡，其中包括李达。李达找到了红五军团总指挥季振同，但季振同也无可奈何。不甘心的李达找到了中革军委派到红五军团工作的军团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刘伯坚被李达对革命的执著精神打动了，经过他的说服，李达终于被批准留在红五军团。一同留下的还有后来成为共和国将军大使的黄镇。 
　　不久，受过正规军校教育并担任过参谋工作的李达被湘赣军区独立一师政委王震要走，担任了独立一师参谋长兼第三团团长。1932年 9月，李达经王震和湘赣军区政委甘泗淇的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两个月后被任命为红八军参谋长。1933年夏，红八军改编为红十七师，肖克担任师长，王震担任政委，李达担任了参谋长。红六军团成立后，任弼时担任军政委员会主席，肖克担任军团长，王震担任军团政委，李达担任军团参谋长。 
　　1934年7月，奉中央的命令，红六军团离开湘赣苏区，去湘西一带寻找已与中央失去电讯联系的贺龙红二军团部并与他们会合，以吸引敌人的注意力，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但由于不知道贺龙部的确切消息，红六军团只能是边走边打听，在黔东北石阡甘溪镇被敌重兵分割包围。李达率一部400余人突出重围。在与任弼时、肖克、王震他们失去联系的情况下李达毅然决定独自去寻找贺龙的红二军团。终于在10月15日，李达在一个叫枫香溪的小镇找到了贺龙及红二军团政委关向应。李达马上用电台呼叫任弼时他们，终于在一个夜晚与红六军团的电台联系上了。10月26日红二、六军团在印江县木黄乡胜利会师。王震拉着李达的手激动地说：“李达呀，我们还以为找不到你了。哪知你真的把贺龙同志给找来了!”此后，李达与贺龙开始了他们的漫长革命友谊。 
　　会师后，贺龙鉴于红二军团大批干部被王明派到湘鄂西苏区的中央代表夏曦在“肃反”中错误地杀掉，干部严重匮乏，于是从红六军团要了一批干部。李达自然逃不过贺龙的视线，被贺龙“挖”了过来，担任了红二军团参谋长。来红二军团工作后，李达发现红二军团的司令部工作非常欠缺，于是建议在团以上单位建立司令部。贺龙、任弼时等首长同意了李达的建议。李达主持在司令部设立了作战、通信、侦察、管理等部门，举办培训班，提高参谋人员的基本素质。在创建湘鄂川黔苏区的过程中，李达参与了一系列重要战斗的方案制定和指挥工作，贡献很大，被红二方面军的许多老同志称为“足智多谋的参谋长”。 
　　太行鏖战中的一二九师参谋长和太行军区司令员，“为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1937年8月25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将红军主力改变为八路军，下辖一一五师、一二○师、一二九师，朱德、彭德怀任八路军正、副总指挥。由援西军、西路军余部及陕北红军改编而来的一二九师，由刘伯承担任师长，徐向前任副师长，张浩任政训处主任(9月改任政治委员)，宋任穷任副主任，倪志亮任参谋长，李达任参谋处长。 
　　 
　　1937年11月上旬，根据太原失守后的新形势，八路军总部决定一二九师到晋东南开辟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为了适应这个战略转变，一二九师决定开办游击训练班，地点设在辽县石匣村，刘伯承指定李达负责主持游击训练班的工作。李达制定了详细的训练计划，由于教材缺乏，李达自己动手编写教材，并为学员授课。这个游击训练班后来发展成为参谋轮训班、随营学校，培养了大批军事干部。 
　　1940年7月中旬，根据八路军总部决定实施“百团大战”的作战计划，刘、邓首长决定由李达根据八路军总部下达的“战役预备命令”，负责起草一二九师的“战役预备命令”。8月31日，八路军总部还任命李达为冀晋豫区交通司令员，担负起护送过往的中央、总部领导同志以及各战略区的负责同志。刘少奇、朱德、彭德怀、聂荣臻、陈毅等领导同志均受到过李达的护送。在护送陈毅路过太行山时，李达与陈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42年5月，日军第一军司令官岩松义雄中将指挥25000日军的兵力对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师部发动了一次规模最大的“扫荡”。“扫荡”前，日军派出两支“特别挺进杀队”，化装进入我根据地，执行暗杀我八路军和一二九师领导人的任务。其中一支“特别挺进杀队”发现了八路军总部的驻地，于是日军调集主力包围。在突围途中，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壮烈牺牲。日军为消灭一二九师师部，再次以重兵围攻。李达鉴于八路军总部被围的教训，向刘伯承建议将师部分为两个梯队，分头行动，以减少被敌包围的可能性。刘伯承同意了李达的建议，将指挥所作为第一梯队，将司令部的其他人员和后勤部门、边区政府等人员组成后梯队，其中包括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太行区党委书记李雪峰、一二九师政治部主任蔡树藩以及刘伯承夫人汪荣华、邓小平夫人卓琳等人，都在后梯队。 
　　6月8日夜，李达随前梯队安全突围。但天亮时，仍未发现后梯队。李达让人护送刘伯承师长先走，自己带领一个营的兵力，冒着随时被日军消灭的危险，终于在第二天将被敌包围的后梯队接应了出来，与刘伯承会合。李达不畏生命危险，冲进日军包围圈去营救后梯队的故事，受到一二九师广大干部的高度称赞。突围之后，根据刘、邓首长的指示，李达起草了《非战斗机关军事化的问题》，下发部队执行。鉴于八路军总部被围、左权副总参谋长牺牲的惨痛教训，李达提出了四项措施，指导一二九师所属部队的统率机关战斗化。这一建议，对于我军现代化条件下的统率机关建设，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解放战争中李达成为刘邓的得力助手，羡慕不已的陈毅向中央军委发电《李达是个好参谋长》，介绍李达事迹。 
　　 
　　为了适应迅速发展的形势的需要，1945年8月20日，晋冀鲁豫中央局成立，邓小平为书记。晋冀鲁豫军区也同时成立，下辖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个军区，以刘伯承为司令员，邓小平为政治委员，滕代远、王宏坤为副司令员，薄一波、张际春为副政治委员，李达为参谋长，张际春兼任政治部主任。当时国民党部队与日伪军合流，共同对付我军。 
　　在平汉战役中，李达亲自深入敌营，说服敌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将军起义。经过我地下党的多次说服工作，高树勋本已同意起义，但由于几项重大问题尚未解决，所以在我军发起总攻的前夕有些犹豫，希望和我高层人士直接会谈。刘、邓为了提高会谈的档次，决定派参谋长李达越过火线直接和高树勋会谈，商定起义的最后事宜。当然，对于李达而言，这要冒很大的风险，因为高树勋的部队中有不少军统特务，随时可能遭到暗杀。李达和高树勋过去都曾经是冯玉祥的西北军系统。高树勋担心驻防在新八军两侧的国民党四十军的李振清师和马法五的四十军和三十军会在他起义时夹击新八军。李达表示，只要能约定起义时间，我军可以同时加强对两翼敌人的攻击，让他们自顾不暇，无力夹击新八军。这样，李达打消了高树勋的顾虑，最终促使高树勋在10月30日通电全国，宣布起义。这使平汉战役发生了重大转折。11月1日，平汉战役胜利结束，俘敌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马法五以下官兵17000余人，取得了重大胜利。 
在1947年8月开始的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军事行动以及在大别山区的艰苦斗争中，李达作为刘邓大军的参谋长，未雨绸缪，尽职尽责，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协助刘、邓首长做了大量工作。李达早已预料到部队将南下，所以提前做了准备工作，在后来部队行动时不至于手忙脚乱。当刘邓大军越过黄泛区时，李达主动请缨，担任大军的先导，率领参谋人员侦察敌情。秦基伟曾回忆说：“进军大别山，直捣国民党军队纵深，困难是很多的，首先是要对付敌军的前堵和黄泛区、沙河、汝河、淮河这四道恶水。面对这些困难，李达参谋长带领参谋人员深入实地考察，设计出种种方案，供刘邓首长决策。他还不顾连日行军的劳累，亲自到河边测试，有时还冒着敌人的炮火和敌机的滥炸，组织小分队泅水先行，为大部队的开进提供经验。李参谋长的这种工作精神和工作作风，使大家都深受感动。” 
　　作为参谋长，李达对地图非常重视和熟悉。在大别山的反“围剿”斗争中，一次实施夜间转移的行动，担任为刘、邓首长带路任务的警卫团前卫一连三次都带错了路，最后都被李达纠正了，摆脱了险境。邓小平感慨地说：“李达就是一幅活地图，他这一手真了不起!”在大别山坚持斗争的那些日子里，李达夙兴夜寐，坚守在电台旁和作战室，随时了解周围战场瞬息万变的情况，为刘、邓首长的决策提供最正确的信息，并参与作战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大家都说，李参谋长是野战军司令部中休息最少的一个。 
　　作为刘、邓首长的得力助手和意志的贯彻执行者，李达是一个极为出色的参谋长。他富有远见卓识，中原局第二书记兼中原军区第一副司令员陈毅曾称赞李达为“我们的好诸葛”。刘、邓首长的工作风格就是集中精力考虑大的战略和决策问题，在决策形成以后，就将具体执行和检查落实交给李达去办。李达经常是日夜守在电话机旁边，很少睡觉。陈毅曾多次说过“李达是抱着电话机睡觉的”这样的话。陈毅曾给中央和中央军委发过一封电报，称李达“是我军的好参谋长”。 
　　在西南军区、志愿军总部和训练总监部工作期间的李达都是兢兢业业，但1958年的一场反“教条主义”运动，却使李达蒙受了不白之冤。 
　　1950年10月，刘伯承到南京就任军事学院院长，贺龙开始主抓西南军政委员会和西南军区的工作。邓小平主要工作在西南局，陈赓工作主要是云南军区，周士第于1950年10月调任防空军司令员，这样，李达就主持了西南军区的日常工作。 
　　西南解放之后，土匪的猖獗在全国是最严重的。就在1950年2月9日西南局第一次全体会议在重庆召开之际，在成都，近千名土匪袭击了我外出执行任务的解放军指战员，其中我十八兵团一七八师政治部主任朱向篱被杀害。贺龙司令员闻讯震怒了，在会议结束后要马上赶回成都处理土匪暴乱一事。李达处于贺龙的安全考虑，说：“贺老总，为了保证你们的安全，我给你们派一个加强连护送。”贺龙不以为然，认为一个班足够了。但李达态度很坚决：“一个加强连，一个也不能少。你是西南军区的司令员，出了问题，我可负不了这个‘政治责任’啊!”贺龙见李达如此坚决，只好同意了。贺龙出发前，李达专门交代军区警卫营的营长要带上轻机枪，随时监视土匪的动向。事实证明李达的担心不是多余的。在贺龙他们快到资阳时，一伙埋伏于此的土匪进行伏击。久经沙场的贺龙很镇静，指挥警卫连用轻机枪还击。这伙土匪本来是准备截粮的，看没有粮食，解放军还有几挺机枪，知道是遇到了正规军，就慌忙逃跑了。这次遇险，若不是李达的坚持，后果将不堪设想。 
　　1953年4月18日，中央军委决定，由李达接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解方的职务。美国的情报机构很快探听到这一消息，美国的电台报道称，中共抗日战争时期的游击专家李达将军被派到朝鲜。5月上旬，李达到志愿军总部报到。志愿军代司令员邓华对老资格的参谋长李达很尊重，称他为志愿军的诸葛亮。遇到开会，邓华在入场时总对李达说：“诸葛先生请。”志愿军发给中央军委的电文，邓华都是请李达起草，再经志愿军领导讨论后签发。在朝鲜期间，李达完成的主要工作是协助邓华代司令员组织指挥了取得重大胜利的夏季反击战役，迫使美方最高司令官克拉克于1953年7月27日在停战协定上签了字。 
1954年10月1日，李达被任命为国防部副部长。1955年的首次授衔中，李达被授予陆军上将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5年4月，直属中央军委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成立，李达被任命为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兼训练总监部下属的计划和监察部部长，负责制定全军的训练计划，确定从军到排一级主官的训练责任。 
　　1958年在军队系统开始的一场反“教条主义”运动，训练总监部主要领导都受到了批判，使我军的正规化和现代化建设受到严重干扰。这场运动的领导者——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兼国防部长彭德怀，以及他的主要助手、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谭政。 
　　这场后来发展过火的运动伤害了一批军队高级干部。林彪在这场运动中支持了彭德怀，并建议将即将举行的军委扩大会议的主题由检查军委和各总部对工作的领导改为反教条主义。 
　　此后，训练总监部被撤消。肖克、李达的国防部副部长的职务也被撤消。1959年5月14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解放军总政治部的《关于以肖克同志为首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反党宗派活动》的报告。肖克、李达等十几人被打成“反党分子”。刘伯承被迫辞去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专心养病。粟裕的总参谋长一职也被撒消，调军事科学院担任副院长。粉碎“四人帮”后，李达在《勉致儿女们》的长诗中写道“错反‘教条’整两帅，蒙冤作了替罪羊”，反映了他在这一事件后的心情。 
　　李达在被免去军队的领导职务后，对他很了解的国家体委主任贺龙把李达要到了国家体委担任副主任。曾任国家体委主任的伍绍祖曾撰文指出：“李达以高昂的工作热情和扎扎实实的工作作风抓国防体育工作，堪称我国国防体育的开拓者之一。”在国家体委，李达主抓贺龙元帅强调的“三大球”之一的排球工作，他事必亲躬，一丝不苟。当中国女排夺得世界冠军后，她们曾数次看望已担任副总参谋长的李达。李达很高兴，为中国女排题词：“保持荣誉，发扬传统”，以示勉励。 
　　当“文化大革命”的洪水在中华大地上肆意冲击后，李达也在劫难逃。由于贺龙元帅被“正式立案审查”，李达在1968年5月被康生下令关进秦城监狱，长达五年之久。1972年4月，随着“九一三”事件后政治空气的松动，在周恩来、刘伯承、叶剑英等人的过问下，李达终于被“解放”了。 
　　刚出狱的李达虽然身体极为虚弱，但他马上给中央写信，主动要求到西藏或新疆去工作。中央考虑到李达的身体状况，没有同意，并安排他到北戴河疗养。不久，1972年10月21日，中央军委任命李达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分管军事训练。在林彪主持军委工作期间，全军军事训练工作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李达刚上任，就根据叶帅的指示，挑起恢复军事训练的重任，到基层视察，了解情况。1973年11月，李达主持了全军军训会议。李达分管军事训练的头一年即1973年，被大家认为是部队军事训练“多年来最好的一年”。 
　　在1975年1月张春桥担任总政治部主任后，对军队的正常工作进行直接干扰。李达被人揭发为“不突出政治”、“鼓吹单纯军事观点”、“宣扬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曾作为刘伯承、邓小平多年的参谋长的李达被“四人帮”诬陷为“右倾翻案分子”。 
　　1977年9月19日，中央军委决定成立中央军委教育训练委员会，宋时轮为主任，李达为十一名委员之一。197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体育指导委员会成立，李达为主任，傅钟、王平为副主任。1980年，李达还牵头组织了由总参、总政、外交部和国家体委共同筹办的国际军事体育理事会第三十四届代表大会，受到各国代表团的一致称赞。使李达身陷逆境的1958年军队批判“教条主义”的斗争，30年后得以平反。早在1973年8月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时，就过问了此事。1978年11月7日，就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一份《关于肖克、李达等同志申诉问题的处理意见》的通知，撤消了“以肖克同志为首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反党宗派活动”的结论，但又肯定他们“犯有单纯军事观点和教条主义宗派活动”。肖克不服这一结论，1980年9月再次向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申诉。聂荣臻元帅、徐向前元帅都过问了此事。在1986年10月27日刘伯承元帅的追悼大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代表中央致的悼词中说：“1980年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那次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这也是党中央的一致意见。”1987年11月25日，解放军总政治部和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发出《关于为肖克、李达同志的所谓教条主义问题彻底平反的通知》，才为这一历史公案最终划上了句号。 
　　在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把领导干部年轻化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1979年底，李达在总参党委会上以自己在几名副总长中年龄最大为由，提出自己要第一个退下来。有的老同志不理解，就劝他，既然中央没有让你退，你何必自己去提，弄得别人还以为你犯了错误呢。1980年1月11日，中央军委正式批准了李达的请求，免去他副总参谋长的职务，不久，中央军委任命李达为中央军委顾问。李达感到不安，认为自己当军委顾问太高了，觉得自己当个总参顾问就行了。1982年，在中共“十二大”上，李达当选为中顾委委员。1985年，李达的回忆录《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一二九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很快销售一空。此后，他还撰写了《回顾淮海战役中的中原野战军》、《回忆百团大战》等著作，为军史界、党史界等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资料。1988年7月15日，中央军委授予李达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3年7月12日，李达上将在北京病逝，享年8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