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文化大革命”新华社天津分社时期(1966.6—197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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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文化大革命”时期
第一节 分社内部运动情况
1966年5月党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开始。由于天津分社刚同河北分社分开,挂的牌子是新华社天津分社记者站,尚无编委会,天津分社和河北分社的群众就联合批判两社合并时的编委会成员林间、石子侃、米荣运等,刚从总社调任天津分社社长的章海兰也受到了批判,分社领导班子陷入瘫痪状态。1967年市里派来“军宣队”,1968年1月从照像机厂派来“工宣队”,不久又换成了由天津染化四厂工人组成的“工宣队”。从此,分社内部运动和报道工作全部由军宣队通过工宣队领导。
天津分社办公楼位于著名的“五大道”之一的睦南道上,社会名流、专家、民族工商业者和旧社会的军阀政客的后人大都住在这里。“文革”初期,红卫兵常在分社周围抄家、打砸抢,分社同志感到茫然。以后,社会上造反组织林立,1966年10月,分社先后成立了“将革命进行到底战斗队”、“红色革命战斗队”两个群众组织。两个组织都规定不介入社会派性斗争,不参加社会上群众组织。两派组织在对待干部和群众的一些问题上观点不同,但对工作则能以大局为重,保持了正常的工作秩序。
天津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天津分社的损失在全国分社中是比较突出的,不少职工受到错误批判或处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驻外贸部纪检组组长李一夫,被诬陷为“破坏天津文化大革命的黑手”,分社记者吕素瑄因采访过他而受到株连,市军管会对她进行专案审查。1970年秋吕素瑄不堪忍受迫害,跳楼自杀。记者史博因参加社会上的群众组织被扣上“反军”帽子,被收监审查达5年之久,1974年才纠正获释。摄影记者梁一丁少年时有过轻微历史问题,入党时已作了结论,工宣队重提旧帐上纲上线,将本人和其家人遣送回农村老家,1975年方予平反,调回分社恢复工作。记者朱泽民由于家庭出身问题,于1971年从分社调天津棉纺一厂劳动,1980年予以纠正又调回天津分社。
1969年驻分社的工宣队撤走,章海兰被调回总社,天津记者站站长米荣运调河北分社任社长,同年12月总社派任丰平到天津分社主持工作,由任丰平、杜润三(秘书)和李荣琨(群众代表)三人组成了天津分社领导班子。至此,天津分社正式恢复了分社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