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遇到了许多体制性的障碍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6/03 05:25:53
吴敬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遇到了许多体制性的障碍
2010年04月01日 08:51《中国改革》-财新网
 
能否走出“失衡陷阱”?
胡舒立:丁丁教授把改革的动力问题提到发展转型的高度来观察。那么中国的经济为什么要转型,“转型”的内容是什么?从哪里转到哪里?
高尚全:中国经济增长过分依赖投资,这是大问题。改革开放之初,投资占GDP的份额为25%左右,但到了2004年,这一比例已超过44%,早已大大高于美国、德国、法国、印度等一般20%左右的水平。
2008年10月后,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出口大幅下滑。中国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维持较高的增长速度。此后启动的“4万亿”投资计划和来自国有银行的天量贷款,使中国的投资增长率急剧提升。今年2月21日,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毅中在该部干部职工大会上所作的“经济形势专题报告”说,2009年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2.5万亿元,增速高达30.1%。而2009年中国GDP初步核算数为33.54万亿元。据此计算,2009年的投资率高达67%。但是,投资率的大幅提升并没有与投资效率保持同步。
吴敬琏:这种投资率的超速提升,造成了投资与消费结构的扭曲,造成了两个后果:一是居民消费水平提高缓慢;二是最终需求不足。这两条都会严重妨碍国民经济的持续协调发展。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源投入、特别是投资驱动,这在改革开放后,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中国毕竟保持了20多年高度增长的良好记录。原因在于我们学习了日本等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验,采取了政府主导的出口导向战略,用净出口形成的外需弥补内需,支持了GDP高速度的增长。
出口导向并不是一种可以“以不变应万变”的政策。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当存在大量需要就业的劳动力、资源不太紧缺、环境还有相当承受能力的时候,采取这种政策的正面效应是主要的。包括中国在内的一系列亚洲国家正是运用这种办法实现了经济起飞。
但是,这种战略毕竟意味着用本国人民创造的财富去补贴出口国,即“穷人补贴富人”,而且由于出超换得的,是对方发行的纸币,过多的外汇结余会产生货币超额发行、杠杆率过高、资产泡沫形成等一系列宏观经济后果。
在景气周期的上升阶段,坏账风险会隐蔽地累积,而在景气周期的下降阶段,或者在受到某种外部冲击时,金融体系会发生系统性危机。在这方面,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等过去曾有过惨痛的教训。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政府提出要实现从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的粗放增长方式,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效率提高支持的集约增长方式的转变。
胡舒立:上世纪90年代,中国就提出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现在改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但十多年来粗放增长的问题却一直难以解决。问题出在哪里?
吴敬琏:早在1996年到2000年的第九个五年计划中,就已经规定了实现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到集约型转变的任务。2006年到2010年的“十一五”规划不但重提转变增长方式的话题,还列举了转变的具体途径。但是迄今为止,除了少数地方,成效并不显著。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看来原因不外有二:其一,这一转变遇到了许多体制性的障碍;其二,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经济环境和法治环境还有待建立。
所谓存在增长模式转型的体制性障碍,就是过去计划经济所遗留下来的一些陈旧没有消除,主要包括:(1)各级政府依然保持着土地等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2)把GDP的增长速度作为衡量各级政府官员政绩优劣的主要标准;(3)现行财政体制把各级政府的财政状况和物质生产增长紧密地联系起来;(4)土地、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价格没有市场化,行政定价通常按照计划经济的惯例压低价格,而这种价格扭曲又造成稀缺资源的大量浪费。
另一方面,中国的产业发展历来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新技术发明的产业化和商业化困难重重。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技术开发力量大大增强,新的技术发明层出不穷,有一部分甚至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但产业化和商业化举步维艰的情况并没有明显的改善,
这在三网融合、无线通信、数字电视、新能源产业的发展等领域都有所体现。中国拥有世界最大的市场,在多年改革中不但形成了门类比较齐全的制造业基础,还培育出人数众多的技术人员;因此近年来技术发明正在大量涌现,完全有可能打造具有世界竞争力的新兴产业。但是实践表明,这些具有先进水平的产业却遇到了上面讲到的体制性障碍。
打破这种体制性障碍和为创新和创业营造良好的经济环境和法治环境,只有依靠坚定和切实的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和逐步建立宪政民主的政治改革。没有改革的推进,发展转型恐怕很难取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