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该淡忘的作家 春雪 余易木

《春雪》
冬天来了，春日怎能遥远？
——雪莱
我们都没有料到这不期而遇的邂逅。
只是当场内灯光重亮，观众离席而起的时候，我才恍然发现，电影开映后，前排一位摸黑进来的观众就是她。我们都愣住了。良久，我才伸出手去。我很想说些什么，可是声音哽塞在喉咙里，只不过动了动嘴唇。
我们随着人流，走出了大华电影院。
天已经黑了。
由于温度的突变抑或其他什么原因，我忽然打起了寒颤，牙齿不由自主地碰得嗒嗒地响。我咬紧牙关，竭尽全才，才勉强忍住了——因为我觉得，在她面前这样发抖，是可笑的。
天真冷，冷得出奇。以前我在北京工作的时候，冬天似乎没有这么冷。
今年春天，北京的气候怪极了。前几天，特别暖和，人们都换上了春装，路旁的树木也都已抽芽。这几天，气温骤然下降，仿佛又回到了冬天。气象预报说，今天有中雪。我抬头仰望天空，黑魃魃的云层几乎被压在屋顶上。看样子，这场雪恐怕难免的了。
我们习惯地穿过马路，拐进金鱼胡同。
象以往一样，她走在我的右边。她戴着头巾，低着头，一声也不响，在路灯昏暗的灯光下，我看不清她的脸。我只感到，她侧影的轮廓依旧那么清秀。呵，简直难以相信，相隔五年，我们又见面了，而且那么突然，那么意外。
意外吗？不尽然。五年来，我一直在期待这样的时刻。在我的幻想中，这应该是一个不无浪漫主义色彩的悲剧式的场面。事实上，这幕期待中的悲剧，我在幻梦中早已经历了何止千百次。可是，现在，她——这个我如此深深地爱过的无情的人，就在我的身旁，我的心却那么沉静。既没有撕心欲裂的怨恨，也没有狂暴盛怒的激动。
记得六〇年秋天，老孙来西宁我们单位出差。他有意或无意地谈起她在反右倾斗争栽了跟斗，一个小伙子也跟她分道扬镳了。当时，我感到一阵幸灾乐祸的快意；然而，夜晚，我躺在床上，却莫名其妙地悄悄地哭了。
此刻，回忆起来，我倒好象有点儿明白了。怎么说呢，不管怎样，也许直至今天，在我的内心深处，对她更多的却依然是温情……
“呜——呜——”一阵喇叭的鸣叫声传入耳根，接着有人拉了拉我的袖口。我赶紧躲开了迎面而来的一辆小轿车。原来，我们已到了王府井。
“到和平餐厅去吃点儿东西好吗？”她低声问。
“好。”我随口同意了。
话刚脱口，我就后悔了。为什么要到和平餐去？为了怀旧？噢，谢天谢地，我可没有这样的兴致！换一个地方岂不更好？天知道我怎么会同意的！可是，再一想，我又觉得自己十分可笑。既然她满不在乎，我又何必忌讳？和平餐厅就和平餐厅！旧地重游也无妨……
“我们上楼吧？”
我顺从地点了点头。
刚走到楼梯中央，我就听到了楼上传来的“一条大河，波浪宽”的歌声。从前可不是这样。从前，每次迎接我们的都是“蓝色的多瑙河”的轻快优美的旋律。“春天来了！春天来了！……”我简直怀疑，在我这一生中，还曾有过春光明媚的日子……
我环顾四周，熟悉的景象映入眼帘。一切的一切，跟我五年前最后一次和她到这儿来的时候一模一样。要不是大河的水淹没了蓝色的多瑙河，我真以为那逝去了的春天又重现了呢！
幸而天气恶劣，楼下顾客不多，楼上更少。宽敞的餐厅显得有些空旷。我们挑选了一个靠窗的对座，脱掉外衣，刚一坐定，服务员就送来了菜单。
我要了两客份菜。
“两客九元，粮票四两。”服务员娴熟地说。
不巧，上衣口袋里的钱不够。我正要伸手到衬衫口袋里去拿，她已抢先会钞了。
我做了个遗憾的手势。
“你怎么跟我客气起来了呢？”她不以为然地说。
我模棱两可地笑了笑。
她两手整理了一下凌乱的头发，注视着我说：
“没想到，我们又见面了。”
“没想到。”
“几年不见，你还是老样子。”
“哪儿的话——老了，头发都开始秃了。”
“不，你变化不大。”她固执地说，“至少，没有我变化大。你看，我老了吧？”
我仔细观察了一下。的确，她老了不少。她瘦了，脸部圆润的线条变得严竣了，明亮的双眸已失去原有的光辉，开始黯淡了，甚至连眼角都出现了细细地皱纹……
“我们都老了。”我斟酌着说，很难抑制某种淡淡的凄凉的感觉。
“也许，这么说也对。”她若有所思地说，“日子过得真快，一眨眼，五年了。”
是的，五年了。五年前，我们都是年轻的，五年后的今天，我们都老了。五年前，五七年的春天，四月间的一个下午，她就象现在一样，双手托住下颔，坐在我的对面。窗外是灿烂的阳光，窗里是蓝色的多瑙河汹涌的春潮。她瞅着我，她在笑——她的眼睛在笑……
“哎，我问你，”她忽然没头没脑地说，“假如我这次下厂，不小心，把手脚砸坏了，成了残废，你怎么办呐？”
“明天就要出差了，别讲这些不吉利的话！”我嘀咕道。
“没有关系！我才不迷信呢！我不怕，我就是要讲，你快说，你打算怎么办？呶，快说呀……”
“不可能的！”
“这不一定。冷加工处的小马不就是把手臂折断了？参加老厂技术改造，很有可能发生意外。”
“所以我一再嘱咐你要小心一些。”
“可是，万一？万一出了事情，你打算怎么办？”她追问道。
“你说我应该怎么办？”我灵机一动，反问了一句。
“照我说，问题很简单，吹掉，拉倒！世界上漂亮的姑娘千千万，何苦讨一个残废做老婆？”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如果有朝一日我残废了，你就打算这么办——把我一脚踢开？”
这下子可把她将住了。
“我才不是那样的人。”
“难道我就是那样的人？——认识一年多了，你还说这种话……”
她见我真的难过起来了，就连忙安慰我说，
“我是跟你开玩笑，你怎么认真了？”
“不能开这样的玩笑。”我郑重其事地说，“你知道，我对你的感情是我生命中最珍贵的东西。”
“我知道，什么我都知道。”她握住了我的手，感动地说，“我对你也一样。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把我们分开，除非——”
她咬住了嘴唇，没有说下去。
“除非什么？”我不安地诘问道。
“除非……除非你不革命。” 她严肃地说。
我吃了一惊。
“你……你认为我……有一天我会不革命了？”
“天呐！我想到哪儿去了！”她自己也惊呼起来了，“不可能的，这种事情绝对不可能的！我说走了嘴，别生我的气，别生我的气……”
“你不该说这种话，”我叹了一口气，委屈地说，心中很不是滋味。
她笑了，抚摸着我的手，歉疚地笑了。
我凝视着她那明朗的微笑，自己也禁不住宽慰地笑了。
呵，如果当时我能预知未来，我想我会哭的，尽管窗外是灿烂的阳光，窗里是蓝色的多瑙河汹涌的春潮……
“你在想什么？”
“我？！——”我定了定神，随口支吾道，“我在想，要是去年的话，说不定我们现在还在门口排队呢！”
“你去年到北京来过？”
“没有。我猜想是这样，因为去年上海也到处排队。”
“北京毕竟是首都，好一些。”她说，“你哪天到北京的？”
“三个多星期了。”
“出差？”
“出差。”
“你怎么没有想到抽空去看看你的老同事？”
“人家未必欢迎我，我也无意自计没趣。”
“记得你的人还是有的。”她委婉地说。
“谁知道？！”我淡漠地说。
服务员端来了餐具和果酱、面包。
“一条大河，波——浪——宽——”女高音的尖噪子又一遍在空旷的餐厅里唱了起来。
我觉得有些气闷，我看看窗户，窗户上布满了水雾。不住地，有些凝结了的水珠蜿蜒曲折地往下流，我用手擦了一擦，凑近玻璃，了望窗外，窗外是黑夜。透过窗户的隙缝，一股寒气悄悄地探进头，给人以凉爽的感觉。
我解开了衣领。
“你这是本什么书？——你还是老样子，那么喜欢读书，走到哪儿都要带一本。”她说，拿起我插在外衣口袋里的一本小书。
“无所谓喜欢，积习难改，如此而已。”我解释道。
她瞥了我一眼，低下头去翻阅。
“Ecehhh”……“她扬起头来，“你又买了一本新？”
“好几年了，离京前夕买的。”
“你那本还在我那儿，都让我读旧了。”
“你喜欢，就留着。”
“留作纪念？”
“无所谓纪念。”
她又瞥了我一眼，重新低下头去……
“叶赛宁的有些诗，写得真好。”她自言自语道，“有时候，我爱读，又怕读。一读那些诗，我就想起许多许多事情——你还记得我们一起读过的那一首短诗吗？”
“我们一起读过的诗好象不止一首。”
“是不少。我指的是那一首……喔，对了，在这儿。”
她轻轻地念了起来：
（整理者注：原诗俄语，略。）
（回不来了，我那凉爽的夜晚，
见不到我那亲密的女伴，
听不到那欢乐的歌：
夜莺在花园里婉啭鸣唱……）
她念了四句，顿住了。少顷，叹息一声说：“一点也不错，过去了的，再也不会回来。”
过了一会儿，她见我毫无反应，抬起头来，略带困惑的表情，对我说：
“你以前不是很喜欢这首诗吗？”
“我现在完全无所谓。”
“完全无所谓？”
“完全无所谓。”
“你现在似乎对什么都无所谓……”
“一点不错。”我十分肯定地说，“对什么都无所谓。”
服务员端来了色拉和奶油昌鱼。
“我们吃饭吧。”我说。
“不，等一等——这是谁的照片？”她在《叶赛宁选集》中发现了一张相片。
“我的外甥。”
“你姊姊有孩子了？”她诧异地问，似乎很高兴。
“去的八月份生的，这是我外甥的百日照。”
“你姊姊结婚那么多年，也该有孩子了。”她说，“他们还在天津吗？”
“不，现在在杭州，五八年底调去的。”
“你姊姊对你真好，她真爱你呵。”她沉思地说。
“就是，她只有我这一个弟弟。”
“可惜，我没有这样一个姊姊……”她说，一面端详着我外甥的照片，“你看，你看，多么有趣！眼睛和嘴一般大，呶……呶……他在对我笑呢！”
顿了顿，她又自言自语地接着说：
“有这样的孩子，什么忧愁，什么烦恼不能消解呵——你说呢？”
我没有回答。
我能说什么呢？面对着这母性的觉醒，我能说什么呢？呵，如果没有那一切的一切，我们的孩子也许早已会搂着我们的脖子喊“爸爸”“妈妈”了……
她见我没有反应，又接着说：
“你姊姊和你姊夫，我虽然只见过一次，但我一直还记得他们。他们对我的热情和亲切，我一直没有忘记。”
“谢谢你还记得他们。”
“你以为我那么健忘吗？”她以责备的口吻反诘道。
“不，我的意思是说，遗忘有时是难免的，甚至是必要的。——我们吃饭吧？”
“好，我们吃饭。”她把照片放回原处，拿起了刀叉。
隔了几秒钟，“一条大河，波浪宽……”又是尖声尖气地唱了起来。
“到处是流不尽的一条大河，我腻透了！”她一边用餐刀割着昌鱼，一边皱着眉头说。
“没有办法。这儿一向有反复播送同一张唱片的习惯，从前是蓝色的多瑙河，现在是一条大河——这恐怕也是积习难改的缘故吧！”
她笑了。
“不过，我宁可听蓝色多瑙河——当然，你是无——所——谓的。”她调皮地说。
刹那间，我仿佛见到了五年前的她。一阵心酸几乎压抑不住。我赶紧装着去撂披下来的额发，用手挡住了视线。
沉默。
“你知道吗？”她打破沉默，说：“我妹妹也快做妈妈了。”
“真的吗？”我惊奇得连往嘴里送的一块鱼，也在半空停住了。
“你奇怪什么？”
“在我的印象中，她还是个孩子呐！”我喊道。
在我的印象中，她妹妹完全是个孩子。记得五六年秋天，一个星期日下午，我为了祝贺她的生日，带了一个大蛋糕和一束她所喜爱的紫罗兰，第一次上她家去，到了门口，我却步了。迟疑了足足一刻钟，才鼓起勇气敲门。开门的就是她妹妹。她妹妹对我狡黠地一笑，大声地说：“我在门边等了你足足一刻钟呐！”
我一下子连耳根都红透了……五年，不过五年，连这个顽皮的小姑娘也快当妈妈了……
“什么时候结的婚？”我问。
“去年五一。她爱人在石景山钢铁厂工作。”
“技术员？”
“不，炉长。”
“好眼力，现在再也找不到比工人更实惠的职业了！”
“我也这样想。”
服务员端来了第三道菜——羊排和浓汤。
“我想问你一件事。”她犹豫了少顷，说，“你可别见怪。”
“不要紧，你说吧。”
“你……那个问题解决了吗？”
“不解决我怎么能来北京出差？”
“什么时候解决的？”
“去年国庆节。”
“我从心底里为你高兴。”
“谢谢你。”我说：“你这几年生活得好吗？”
“你不知道？！”
“不太清楚。”
“老孙说，她在西宁遇见过你，她没有谈起？”
“她只是随便提了几句，我也不便细问，你知道，我跟老孙……”
她颔首表示会意。
“你总听说我在反右倾斗争中栽了跟斗了吧？”
“听说了。可是不清楚怎么一回事。”
“事情是这样的，五八年底，我参加我们研究院组织的一个技术鉴定组，代表部里去哈尔滨鉴定一项突破国际水平的技术革新。我到那儿一看，发现完全是浮夸。回来以后，鉴定组又起草了一份完全不实事求是的，浮夸的报告——”
“你公开表示了反对？”我插嘴道。
“没有。正相反，我也签字了。”
“那事情不就完了？”
“糟糕的是我在签字的同时，给院党组单独写了一份报告，说明了事实的真相和自己的看法。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共青团员，有责任向党反映真实情况。”
“报告送上去了？”
“送上去了。”
“我不懂，你为什么又签字，又打报告呢？”
“很幼稚，不是吗？”
“照我看，幼稚的不在于你签字，而在于你节外生枝。”
她点头表示同意。
“后来怎样？”我接着问。
“报告送上去后，赵处长找我谈了一次，要我认清大跃进的大好形势和主流，谈完也就完了。五九年反右倾时，忽然旧事重提，我变成了院里右倾机会主义的典型。”
“挨整了吧？”
“批判了将近三个月。”
“结果呢？”
“开除团籍，下放农场劳动。劳动了两年多，去年年底才回来。”
“甄别了？”
“甄别了，团籍也恢复了。气人的是，我一回来，团委就催我补缴两年多的团费。”
“有这种事情！你缴了没有？”
“起初我不缴，不是舍不得那几块钱，实在气人不过。后来，天天催，天天催，我就缴了。”她补充说，“缴掉了，省得烦，我现在最怕烦，心一烦，我就脑袋发胀。”
“有意思！”我不禁哑然失笑了。
“有时候，我想想，也觉得滑稽。还有，据说不缴清团费不能退团，这也是促使我补缴的原因之一，老太婆了，早就该退团了。”她疲倦地说。
“这几年你也实在不大容易呀……”我同情地说。
“比起你来，可能还好一些。听说，这几年青海很苦——很苦，你单身在青海，再加上……”
“没有什么。”我打断了她的话，“最困难的时候总算熬过去了。”
她瞧瞧我，踌躇着，似乎想继续说些什么，我瞧瞧她，等待着，想听她再说些什么。但愿，没有，她没有继续说下去——她沉默了。
良久，我突然问道：
“你结婚了没有？”
她微微地摇了摇头：
“你呢？”
“我结婚了。”我说，如释重负，轻松地喘了一口气。
“你结婚了！”——她脱口而出。
当我见到她那混杂着惊异和某种难以掩饰的失望的神情的时候，我甚至都有点儿得意。
“我结婚了。”我重复地说。
“什……什么时候？”
“去年春节。”
“你……你妻子在哪儿工作？”
“我爱人——我着重说出了“爱人”这个字眼，“是个农村姑娘，在上海郊区真如的一个公社里养猪。”
“你们……你和你爱人怎么认识的？”这次她也改口了。
“亲戚介绍的。我们从见面到结婚，才一个星期。”
“一个星期？”
“恰好一个星期，一天不差。现在流行速战速决，我有一个同事，只用了三天，我这一个星期，还算慢的呢！”
“真难以相信……”
“你一不信吗？——这是我们的结婚证。”我摸出工作证，从中取出一张相片递给她。
“跟她？你跟她！……”她因惊愕而睁大了眼睛。
“结婚了。”我接住她的话头，“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农村姑娘，即便长得最丑的，也是人。”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说……凭我以往对你的了解，这太难……太难以想象了……”
“世界上难以想象的事情太多了，何止于此！”我冷酷地说：“而且，我可以告诉你，五年来，我变了，变得实际了，普通了，一般化了，或者按照我们过去的说法，庸——俗——了。我这个庸俗化了的人今天确定不移地认为：最丑陋、最愚笨的乡下姑娘的真情实意远比最漂亮、最聪明的城市小姐的花言巧语来得好。”
她默默的凝视着我，脸色突然变得异常的苍白。
“你，”我接着说，“你希望在我身上看到什么呢？一个悲剧？——不，我的朋友，你错了。在我们的时代，悲剧已经过时。在我们的生活中，已无所谓‘悲剧’，也不可能再有‘悲剧’，正如已无所谓‘喜剧’，也不可能再有什么‘喜剧’一样。你不妨相信我的话。”
她没有应答，只是默默地把照片递还给我，垂下头去，再也没有出声。
在空旷的餐厅里，只有“一条大河，波浪宽……”的歌声继续地单调地萦回荡漾。
我们走出了东安市场。
虽然时间还早，刚过八点，但寒风凄紧，行人稀疏，街头上已是深夜的景象。
她像以往一样，靠在我的右边。
我们并肩默默地走着，各人沉湎在自己的忧思中，谁也无心扰乱这寒夜的安宁。
快到王府井大街口上的时候，她终于开口了：
“你住在哪儿？”
“大栅栏的一个小旅馆里。”
“我送你回去。”
“不，还是我送你回家。——你还住在复兴门外吗？”
“嗯。”
“我们到街口去乘车。”
“不，假如你一定要送我，我们走走不好吗？见面那么不容易。下次再见，不知何年何月，更不知又将是怎样一番景象。”她凄凉而又温柔地说。
“那也好。”
我们出了王府井大街，顺着长安大街向西走去。
“你什么时候回西宁？”
“明天。”
“明天？！这么说，如果不是今天巧遇，我们就不会见面了？！”
我模棱两可地笑了笑。
“明天几点开车？”
“中午十二点四十六分。”
“我去车站送你。”
“不必了，你要上班。”
“上班有什么关系，我可以请假。”
“你不愿意我去车站送你吗？”
“不，你别误会，出差的不是我一个，不太方便。”我尽可能婉转地说。
她瞅了我一眼，难以察觉地摇了摇头。
我忧郁地笑了笑。
少顷，她又说：
“你不缺钱用吗？”
“不，谢谢你。”
“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可是真心呐。”
“我知道，我还过得去。”
“你工资已经调整了？”
“没有。还在拿生活费。”
“据说有规定，问题解决后可以调整。”
“我也听说有规定。我问过人事科，人事科长说查查文件，一查三个月，杳无音讯。”
“你回去再问问。”
“我会问的。”
她想了想，接着说：
“你一个月三十几块钱，怎么会够用？你告诉我确切的地址，我给你寄些去。”
“不，谢谢你的好意。在西宁，加上地区津贴，将近五十元，还过得去。”
“单身，也许还过得去。现在你有家了。”
“她在劳动，有工分。”
“孩子呢？”
“我还没有孩子。”
“很快就会有的。”
“未必。即便有了孩子。也可以凑合过去，船到桥头自会直。”
“那你至少答应我，将来万一需要，给我来信。”
“我过得去，不会有什么需要的。”
“你连这一点都不肯答应我……”
“不是我不答应，我对你说，我过得去。再则，你也很快就会有你自己的家的。”
“我？！”
“你很快就会有的。”我重复了一遍。
沉默。
一滴水珠飘落在我的前额上，我看看天空。
“下雪了。”我说。
她抬起头来，看看前面路灯灯光中轻轻飞扬的晶莹的雪珠。
“下雪了。”她说。
沉默。
我们踏上天安门广场。
天安门广场上阒无人迹。寒风驱赶着广场上的雪珠，卷起层层波浪。偶尔，有一两辆汽车，穿过雪珠的浪涛，风驰电掣而过。整个天安门浸沉在幽暗的朦胧中，只有两个孤零零的水银灯，照亮了城楼上的国徽。
庄严、肃穆。
“呵，多么寂静的世界！”我不由低声感叹道，“我真愿意世界永远这么寂静！”
“永远——永远地像现在这样。”她轻轻地附和说，紧紧地靠住了我，“你——你还记得那年国庆节的夜晚吗？”
我怎么会不记得呢？五六年国庆节的夜晚，就在这里，就在这寂寥的广场上，我拉着她的手，在狂欢的人群中穿来穿去。到处都是喜悦的脸，到处都是友谊的手，到处都是奔放的热情，到处都是忘我的沉醉。数十道耀眼的探照灯的光束，划破了节日的夜空；千百战辉煌的灯火，照亮了无数面鲜艳的红旗。随着集体舞曲节奏分明的旋律，人们推呀，拉呀，拥呀，挤呀，笑呀，唱呀，欢叫呀，跳跃呀——狂欢的人群兴奋地骚动着，犹如一个沸腾的海洋……
“什么？‘囡囡’？你的小名叫‘囡囡’？囡——囡，天呀，多么有趣的名字！……”她说着，说着，爽朗地笑了起来。
这一笑倒把我弄得有点儿难为情了。
“快！快看！你快看！焰火！焰火！——”
她指着节日的夜空，孩子般地兴高采烈。
升起了，红的、黄的、绿的、蓝的、金色的火球缓慢地升起了，接着又在轻微的爆炸声中散开了，化成了一簇簇五色缤纷的火树银花——绚丽，灿烂，象那迷人的、青春的梦……
“一个梦。”我说。
“一个难以忘怀的梦。”她说，宛如远方传来的回声。
沉默。
天空中飘起了雪花。在这黑夜的寂静里，我们脚下的雪珠的簌簌声，清晰可闻。
“你幸福吗？”
我好像被针突然刺了一下，浑身一颤，打了个寒噤。
“幸福？呵，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抽象的幸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是幸福的。”我若无其事地说。
“你不要老是用那样的口气跟我说话，我已经够难受的了。”
“那么你认为我应该用怎样的口气说话呢？”我说，停住了脚步。
“难道你直至今天，依旧不能忘却那一切吗？”
忘却？噢，天呐，难道我能够忘却吗？难道我能够忘却那秋日的黄昏？难道我能忘却那荒芜的紫竹院的小小的松林？难道我能够忘却那满怀希望的等待？难道我能够忘却她那毫无表情的脸庞？——这一切的一切，难道我能够忘却吗？！……
“我本来不想来了。”——这是她的第一句话。
“但你还是来了，谢谢你。我们坐下，我想跟你谈谈……”
毫无反应。
“你先坐下！”我拉她的手。
她挣脱了。
“你不要这样。”我哀求道，“你出差刚回来，什么都不清楚，你不该躲着我，我……”
毫无反应。
“唉，我怎么说呢，我—噢—我求求你，听我说—我给你解释—你—你别走—你听—你别走，别走——我给你解释，给你……”
“没有必要。”
“噢，天呐，你—听—我—解—释—嘛……”我绝望地喊道，紧紧抓住了她的手臂。
她又一次挣脱了。
“你与其给我解释，不如向人民低头认罪，争取宽大处理。”她说，脸上毫无表情。
“你—你—别—别——好吧，你走吧！”
我颓然瘫在石凳上，用手蒙住了脸。
我不知道自己这样过了多久，当我醒来的时候，一轮明月已高悬在树梢。一句古诗，浮现在脑际：
除却天边月，没人知。
…………
“我本来早已遗忘。”我说，心都凉了，“是你唤醒了我沉睡的记忆。”
“难道……难道你直至今天，依旧不能原谅我吗？”
“原谅？”——倏忽间，五年的积怨涌上心头——“你有何必需要我原谅？在这现实主义的时代，谁不应该做一个现实主义者呢？”
这是使杯子满溢的最后一滴——她爆发了：
“你没有理由说这样的话！没有理由！你不知道我为你流了多少眼泪！你不知道我为你度过了多少不眠之夜！你不知道我为你忍受了多少内心的折磨！你不知道我为我们的爱情作了多少牺牲！你不知道，在你离开北京那天，我在车站外面，从清晨一直站到深夜，人家都以为我是一个疯子！你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什么也不知道！……”
“你根本就不愿意让我知道！”我突然狂怒地咆哮道，“你甚至不愿意听我说一句话！当你这样冷酷无情地对待我的时候，你想到了我们的爱情没有？你想到了我的眼泪，我的痛苦，我的不幸，我的悲哀没有？我问你，你想到了没有？想—到—了—没—有？牺牲？——笑话！你还谈什么牺牲！你牺牲的不是别的东西，正是我的生命——我不幸的爱情！……”
“你不相信！我知道，你不相信我的真诚！你不相信我真诚地认为考验的时刻到了！你不相信我真诚地认为为革命牺牲爱情的时刻到了！你不相信我真诚地认为你对人民犯了罪，尽管你是我最亲的亲人！你不相信我真诚地认为没有共同的革命理想就不可能存在纯洁的爱情，尽管世界上未必有人会想我爱你一样去爱一个人！你不相信，你什么都不相信，我知道你什么都不相信！”她喘了一口气，接着说，唯恐我把她的话打断，“现在，我明白了。我不怪你。现在，我自己也不会相信这种事情了。但是，当时，当时我是那么的年轻，幼稚，那—么—的—年—轻！当时我根本就不懂得：在这时兴着真理的时代里，更多的却依然是谎言！当时，我是真诚的！我知道我是真诚的！上帝看见我的心，我—是—真—诚—的——”
她停住了，茫然若失。一颗泪珠顺着她的鼻梁，缓缓地往嘴角流。
狂怒过去了，怨恨也平息了。面对着这失神的目光，我只感到惆怅。
我握住了她的手。
“原谅我，我的朋友，假如我使你痛苦的话。”我说，“我们都是不幸的人。”
“因为我们太真诚。”她说。
沉默。
前面响起了电报大楼的钟声，滞涩而沉重。我抬头看看，时针正指着十点。
夜深了。
“我有时候觉得，”我说，“我自己的一生，就像倒游地狱。我在青春的幻想的天堂里跟你分手，进入地狱，周游了一圈以后，踏上了人生的中途，终于在漆黑的大森林里迷失了。”顿了顿，我又说，“你不太了解我在青海这几年的生活……”
“我能够理解。”
“也许你现在多少能够理解一些了。如果说，有什么力量促使我这样盲目而且仓猝地结婚的话，那就是我内心死一样的寂寞。我妻子很爱我——以她自己的方式。她不能理解我们这类知识分子的烦恼。结婚一年多了，相处不到一个月。结婚前，我总以为，结婚后就会好一些，结婚后，同样的寂寞。她见我忧愁，就责怪自己，偷偷地哭。不到一个月，哭了好几次。我想安慰她，也觉得无话可说，只有歉疚的感觉，这样，又多了一层烦恼。”
“我懂……”
“几年来，我一直想着你——”
“我也是。在农场里的时候，我一直想给你写信……”
“真的，想着你。”我接着说，“有时很激动，但更多的，怎么说呢，却依然是温情。不怕你笑话，我可以告诉你，当我知道你栽了跟斗的时候，我还哭过一次……”
“你应该高兴才对。”
“讲良心话，我也高兴了——一阵子，在白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哭了……呶，别难过，你要难过，我就讲不下去了！”我说，自己也想哭了，“我之所以不愿意见你，并不是因为我恨你，而是因为我缺乏勇气……”
“我也是。我下不了决心给你写信，也是因为缺乏勇气……”
“生活那么使我失望，要活下去，只好强打起精神来，对什么都采取无所谓的态度，对什么都一笑置之。否则，怎么办呢？生活就是这样。你别生我的气。”
“我不生你的气，我理解你……”
“也许，我这个人太懦弱，我们这一代人都太懦弱。如果我足够坚强的话，我不会丧失信心；如果我不太懦弱的话，我想，我应该有勇气结束自己的生命……”
“都怪我不好，我伤透了你的心……”
“不，不要这么说。假如以前你我之间还有误会，那么今天这误会可以说是消释了。”
“消释了，可是我们老了。”她惨然地说。
“不幸的是，”我说，“正因为我们老得过于意外而且突然，所以我们的心还太年轻。”
“是的，太年轻……”
“正因为如此，有时候，我也不愿意死，不想死，我愿意活着，看看世界。我总觉得，任何事情总会有一个尽头的——这大概是我对生活仅存的最后一点儿信心。”
“当世界变得美好起来的时候，我们可能已经不在了。”
“完全可能。”我说。
雪渐渐大了。
我们缓步走过民族文化宫，出了复兴门。
我们走着，走着，步子越来越慢。
像以往一样，他低着头，紧靠在我的右边，慢慢地，我感到，她的手似乎在颤抖。
“你冷吗？”我关切地问。
她突然侧过身来，朝着我绝望地喊道：
“囡囡，我们本来是能够幸福的呀！”
我转过脸去。我不愿意看见她那粘着雪花的长长的睫毛和渗透了难以言喻的、深沉的悲哀的绝望的眼神。五年了，相隔五年，我又从她口中听到了这亲昵的称呼——我们不幸的爱情的忠实的见证，然而，我们再也不可能结合了。横在我们之间的，不是一般的五年，而是一道深渊，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一个时代——它的名字是：
一九五七。
“走吧，我的朋友。”我说，“我们不应该见面，这太痛苦了。我们即便要见面，也应该在时间给这一切的一切蒙上厚厚的一层尘土的时候。”
“的确，我们不应该见面。”她的声音轻微得几乎难以听清。
雪越下越大了。
这茫茫的春雪迅速地染白了北国的大地。我们迈着缓慢的步子，走着，走着。我们跨过的每一步都留下了深深的脚印……
前面出现一条小路——她到家了。在路口，我们不约而同地收住了脚步。
“你不进去暖和暖和吗？”她问，“我妈妈还挺惦记你的呢！”
“太晚了，不打扰了。”我说，“代我向你妈妈问好。”
“那——那你答应我，将来有需要，给我来信。”
“我答应你。”
“你应该相信，我永远是你忠实的朋友。”
“我相信。假如我将来有女儿，一定用你的名字命名，以纪念我们多难的青年时代。”
“谢谢你，到时候别忘记给我寄照片。”
“不会的。”
沉默。
“你转过脸来，”她说，“让我再看看你。”
我把脸转了过来。
她凝视着我，从容不迫地拉掉了头巾，平静而又温柔地拥抱了我，然后，松开双手，转身踏上了小路。
我注视着她的背影。
她很慢很慢地走了几步，忽然狂奔起来。在这一瞬间，我仿佛模糊地听到了窒息的哭声。
我一动也不动地站着。透过重重雪帘，我注视着她那逐渐远去的背影，直至消隐在黑夜中。
我回过身来，心里一片空虚。鹅毛大雪，漫天飞舞。刚才走过的脚印，几乎都认不出来。但生活道路上的足迹却并不那么容易湮灭。我掸了掸外衣上的积雪，把衣服裹得更紧些。天那么冷，跟冬天全无区别。我倒抽了一口冷气，想起了雪莱的名言：“冬天来了，春日怎能遥远？”——可是，春天里为什么还有这样料峭的冬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