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左手红旗 右手紫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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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2月21日
2006年10月31日下午，一架来自北京的专机徐徐降落在香港大屿山机场，离家4个多月的霍英东，终于回到香港。
这位土生土长的香港人，从此再也不会离开这片土地了。他的灵柩，由人缓缓抬出专机，上面盖着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
10月28日晚间，霍英东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按照他生前落叶归根的愿望，葬礼于11月12日在香港举行。
“大陆”和“香港”这两个词，维系着霍英东一生的光荣和梦想。从十几岁的青年开始，霍英东一辈子都在两地奔波。最后，他也选择了在北京和香港，为自己的“红色人生”谢幕。
霍英东一生没有离开商界，而他同时又贯穿政经两界，最终在政治上亦取得港人前所未有的地位。在一篇《中国的现代化与香港“九七”》中，霍英东将其思想表达得淋漓尽致，其一生所坚持的“信义”及“不负任何人”的信条则隐藏在其后。其政经思路在今天的香港，亦无人能出其右，而关于中国开放的思考则尽在其南沙之梦中。
霍去世将近一天之后，新华社在29日正式公布霍英东病逝的消息，除了称霍英东为杰出的社会活动家，著名的爱国人士，香港知名实业家外，更形容霍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
本港媒体称，这“十分罕见，对香港人而言更是史无前例”。香港富商曾宪梓指出，就他所知，过去从没有香港人获得中央如此高的评价，即使内地获此评价的人亦不多，甚为罕有，绝非单纯向国家捐款便可获得。《大公报》的社评中则称其为“香港人中国人两种人身份完美融合。”
掘金“韩战”：冒险者的游戏
“走私”两个字曾困扰霍英东多年，他的传奇亦从这里开始。26岁的霍英东在1949年承继父业，投身驳运行业。
朝鲜战争爆发后。当年12月，美国宣布对中国实施全面禁运。1951年5月，联合国通过对中国实施全面封锁禁运的决议。在物资严重短缺的威胁下，中国做出应对，要求华南方面在港澳打开运输渠道。
当时，中共在香港有不少机构，但很多已列入英美的“黑名单”，很难操作货运。而当时的霍英东，在东沙岛采集“海人草”失败，正在寻找新的出路。并不像后来人们所言，霍在一开始就拥有大量船队。
曾跟随霍英东8年之久、并撰书揭开霍英东援助内地内幕的原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李敏生说，最初霍英东只有一条船，船上只有3个人，除了船长，就是霍英东和他的表兄。
一开始霍英东运输的是柴油。他很快发现其中惊人的利润，第一次去澳门赚了几百元，而当时一个工人一个月的工资才100元。霍英东因此决定将这笔生意做下去，而他的生意也越做越大，最多时达到了十几条船。
年轻胆大的霍英东在韩战中冲破“封锁禁令”，为内地运送物资掘得了第一桶金，此后财运亨通。在禁运中，他与中共在澳港的负责人并未谋面，但已经进入中共领导层的统战视线之内。
香港岭南大学政治学教授李彭广分析，是双方出发点的契合，促成了这次合作。新中国成立后，香港处于极其敏感而又重要的位置。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中共高层定调：顾及到国际形势，纵使当时有能力收回香港，还是应该保留现状。新中国必然受到西方国家封锁，香港作为“南风窗”的重要性极高，是大陆通往西方的信息、贸易的唯一通道。
“自然，这就需要很多人来扮演中间人的角色。有了这批人，保留香港现状为中国所用的策略才能发挥作用。霍英东刚好符合中共的需要，是很好的人选。”李彭广说。
在中共机构看来，霍英东作为当地商人，可以利用非正式的网络来组织货运，避免了很多尴尬。他采取的是很原始的海上交通方式，小船队不容易当作抓捕的目标。
更关键的是，从外部环境来看，小规模的私运有一定的生存的空间，英美对此在某种程度上持默许的态度。李彭广说，“当然，站在当时法律来讲，是走私；而从新中国的角度来讲，是救国。这要看你从什么角度看了。事实上，英美不可能不知道有这些行为的。但为什么没有太大的行动，为什么容忍呢？我想，这是在大的政治格局下的考虑。他们怕采取完全隔绝的措施，中共方面反而采取过激的举动。”
加上葡萄牙政府采取中立，澳门的中共派出机构南光公司就成了香港货源的接收站。就这样，霍英东开始了运送抗美援朝物资的工作。
2004年，霍英东对《大公报》说：“由1950年到1953年的3年间，我们几乎晚晚开工，没有一天停止过，白天要联络、落货，晚上开船，每天只睡3、4个小时。6千吨黑铁皮，大船每次装三百吨、小船装一百吨，我们加班抢运，两个星期全部运到蛇口，一天都没有耽误过。”
霍英东运的物资有黑铁皮、橡胶、轮胎、西药、棉花、纱布等等，但他否认运过军火枪械。李敏生后来查询内部资料证实，当初的黑铁皮是朝鲜战场最为紧缺的物资，是用来制造油桶的。
行动当然是有风险的。霍英东不讳言，当时是要“派”的，海关、水警都要“派”，“派”了就会“安全”一些，但也不是完全“安全”。有一次，船队中最大的一艘英国制渔船“黑猫”号被港英当局的巡逻船撞翻。
李彭广认为，霍不单单是从金钱来考虑，因为私运货物还是要冒巨大风险，利润的诱因很难完全抵消政治的压力。霍英东后来回忆说，“如果说当时我是为了支持抗美援朝，打破封锁禁运，那是骗人的，我没有那么高的认识。”他也坦言，“但说我当时我一点认识、一点想法也没有，也不是事实。”
“我给霍英东先生正名，他的‘走私’是帮我们运送战略物资，为抗美援朝做贡献！”80年代， 廖承志公开为霍英东正名，周恩来则称之为是“患难之交”。2000年10月25日，北京纪念抗美援朝50周年，霍英东作为唯一被邀请出席的香港代表，坐上了主席台。由于有不少像霍英东这样的海外商人冒着风险与内地通商，中国政府在建国之初最终渡过了因全面禁运、封锁而带来的暂时困境。1953年，中国对西方市场的贸易额， 比1952年增加了52%，接近1950年的水平。
凭借韩战中掘得的“第一桶金”，50年代中期，霍英东先后创办了立信置业有限公司和“霍兴业堂置业”，全面进军地产市场。他发明的“卖楼花”制度，更使他财富剧增。
红色之路：边走边看
在朝鲜战争中，霍英东不仅赚得了自己的“第一桶金”，更赢得中共的信任，逐渐成为一名“红色资本家”。双方的第一次直接接触发生在1962年。
抗战期间坚持在粤赣湘边界打游击的何铭思，1957年被派到新华社香港分社任职。他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霍英东对中国大陆是有感情的，但以前苦无门路。
何认为，霍英东和新华社的接近，并不能说他当时就接受中共的政治观点，他是一边走一边看。“当时霍先生是香港地产商会的会长，一般人要找他不容易，倒不是说他不容易接近。我们主动找到他说，我们想和你聊聊行不行？他说欢迎。后来我们又问，你见一见我们社长好不好？他说好。1962年，我们安排他跟社长梁威林见了面。后来，我们就让他做地产商阶层的工作，那时候，李嘉诚、郭炳湘、何鸿等等，都是地产商会的。霍先生让我们到他家里开会，梁威林过去介绍大陆的情况。让香港人知道，中共是什么样的，并不是青面獠牙。70年代，霍先生还带着地产商到北京、上海参观。”
原广东省政协主席、曾任白天鹅宾馆董事长的梁威林在这一时期担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据他回忆，周恩来和廖承志要求他与香港工商界建立长久关系，梁威林就向一些港商发出了邀请，“第一次宴请大家都有些紧张。”梁威林说，有人甚至私底下称这个饭局是“哑巴饭”——不用说话，光听共产党说话就可以了。没想到饭桌上的气氛相当融洽，消除了先前的一些误解和隔阂。
“饭局结束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意犹未尽。”梁威林趁热打铁，提议这样的茶会、酒会以后一个月一次。“一个月一次太少了，时间间隔太长了，不如一个星期一次。”梁威林说他的提议遭到了霍英东等人的“反对”。
1964年，霍英东作为香港同胞国庆观礼团副团长赴京观礼，在当时，离港赴内地在香港仍是一件很“敏感”的事情，为避人耳目，霍英东取道澳门。
在香港观礼团成员出席的国庆招待会上，他第一次见到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多年之后，霍英东仍常对他的家人提到那次会面。
霍英东冲破禁运的历史，以及频频和大陆的接触，港英当局理所当然地把他列入亲共的“危险分子”。1967年5月，受内地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波及，香港爆发了“六七暴动”，港英政府进行武力镇压。而霍英东在暴动前夕悄然离开香港，至12月事件平息后才回港。
霍氏的“民间体育外交”
酷爱体育的霍英东在70年代掀起了一股“霍氏体育旋风”。霍英东热爱体育港人皆知。1971年，霍英东与网球健将杜路第一次合作，在“南华杯”网球双人赛中，击败叶冠雄和麦天伦，赢得冠军。那年，霍英东已经48岁，而对手只是20岁出头，又是香港网坛的冠军级人物，故那场比赛，曾在圈内传为一时美谈。
但在喜爱之外，霍英东还借体育完成了若干“外交”工作。中国当时只有极少数体育项目与国际组织有联系，大多数世界体育组织把中国长期排斥在外。整个70年代，霍英东都在利用自己在亚洲体育界的影响力为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而努力。
1971年，德黑兰亚足联大会上，霍英东与霍震霆父子联手，突破重重封锁，以三个“四分之三”的票数通过了恢复中国在亚足联的合法席位。何振梁后来回忆说，在这个“大胜仗”中，霍英东起了特殊重要的作用。在霍氏父子的推动下，中国随后在羽毛球、篮球等14个单项体育组织中取得合法席位，通过体育这种特殊的桥梁，越来越多的国家与中国开始交往。
对外掀起“中国风”的同时，霍英东更一手促成了“省港杯”，成为当时内地和香港交流的最重要活动。1978年2月7日,霍英东率领的香港足总代表团和陈远高为代表的广东足协代表团，在广州市东方宾馆正式签署“广东省足球协会，香港足球总会足球赛协议书”，短短几年，这项被称作“省港杯”的赛事成为名闻大江南北的经典赛事。
霍英东随后出重奖奖励亚运会获奖运动员。1979年，中国恢复在国际奥委会的地位，霍的奖励又扩大到奥运冠军。在1984年中国首次参加奥运会时，霍英东更是亲临赛场观战，当中国国旗升起的时候，他为之感动落泪，随后更宣布拿出1亿港元，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基金。
霍氏体育旋风所到之处，带来诸多影响，何振梁因此称霍英东带给中国体育的绝不仅仅是钱。霍英东自己则多次对体育运动员说，“一个人不能没有国家，没有民族。”
给内地带来“资本”与“主义”
在与新华社香港分社进行接触之后，因为朝鲜战争中的鼎力相助，他开始获得内地方面的“回报”。1962年起，他开始与内地合作海沙生意。70年代初，霍英东成立东方石油公司，获得了内地石油在香港销售的独家代理权。
超级商人的嗅觉总是异常灵敏的，1978年12月19日，三中全会闭幕后第二天，《澳门日报》报道中山县翠亨村开辟旅游区，霍英东率先响应。霍邀何贤、马万祺一起投资中山温泉宾馆，开创港商投资内地第一家宾馆。尔后，霍更投巨资在广州沙面修建了五星级的白天鹅宾馆，这为他后来赢得了诸多政治与经济资本。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霍英东成为最早投资大陆的港商之一。在霍进军内地的过程中，1962年与他相识的何铭思一直是他最重要的帮手。
“霍先生和我的合作关系，应该说是一步一步形成的。对合作的人怎么样，他心里是很清楚的。他很多事情都跟我商量。”何铭思说。
在何铭思看来，霍英东不仅给封闭已久的内地带来了“资本”，更重要的是带来了“主义”——市场经济的观念。
1980年12月2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霍英东投资的中山温泉宾馆开业，这是中国开放后的第一家中外合资高档宾馆。霍英东认为大陆的价格管得太死，不能不改。他率先在宾馆搞“试点”：买衣服不要布票，买面包不要粮票。
“这个东西不要小看，影响很大，这是犯天条啊。后来，宾馆又建了高尔夫球场，有人就批评这是资本主义复辟，但霍先生顶住了压力。”何铭思说。
邓小平之后在视察的时候说 “白天鹅好”，给霍英东吃了颗定心丸，也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定好了调子。据报道，邓小平曾三度到访白天鹅，第三次时邓小平单独会见了霍英东一家人。
邓与霍家人的见面受到海外传媒的重视，被认为：“中国最高决策人物邓小平对霍英东的接见，实际上是对霍英东在香港地位的确认。是有安排的、有选择的、精心设计的。”
何铭思回忆，邓小平“不走回头路”的名言，也是来自和霍英东的交往。1984年春节前后，邓小平来到了广东中山，入住中山温泉宾馆。一天，霍英东陪同邓小平爬宾馆后面的 “罗三妹山”。快到山顶时，随行人员说，下山路不大好走，建议原路返回。邓小平回应道：“向前走，我不走回头路！”
成为京港沟通纽带
在香港九七回归前后，霍英东也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1992年3月，霍英东成为44位港事顾问之一。
在整个过渡期，港英政府试图通过民主派来撑起后过渡期政权，亲中左派面临很大压力。中文大学亚太所教授王家英认为，霍主要是起到沟通的作用，让北京掌握香港政情，从而北京能够慢慢重掌政治局面主动权。
“虽然外界看不到他做了什么工作，但没有这样有分量的人，北京能不能掌控情势的发展，平稳过渡不是没有变数。”王家英表示。
1996年1月，行事一贯低调的霍英东突然一反常态，公开表示董建华是行政长官的合适人选。此举让香港各界大为惊讶。
王家英说，“在香港后过渡时期，霍扮演了无人可以取代的角色。如果不是霍英东全力支持董，特首人选也有变数。”他表示，霍作为政协副主席，在选特首的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说明中央对他越来越信任，起到了沟通香港和北京的桥梁作用。
何铭思说，“当时很多人认为，董是个商人，父亲跟内地关系很深，他出来当特首，虽然对香港有好处，但他对香港的有些东西估计不足，没有自己的一套班子。而香港的社会基础很复杂，还包括后殖民主义的影响等等，董实在是无能为力。”
何铭思回忆说，“董建华做特首的第二天，就约我和霍先生去吃午饭。我说，做香港的特首，要注意抓好宣传。中国共产党赢得政权，一个是枪杆子，一个是笔杆子，枪杆子还要靠笔杆子来影响广大的群众。但当时香港的媒体一天到晚骂政府，我们对香港社会后殖民主义的影响还是估计不足。”
2000年香港特首换届选举之际，霍英东再次公开挺董。据王家英分析，2002年董获连任，不一定来自董政治上的需要。他原来承诺只做一任，后来连任，可能是中央的考虑。霍再次挺董，也有这方面可能。但何铭思对此表示了否认:“我看中央没有授意他。霍英东当时的确和我商量过，我说应该支持董建华，他这几年吃了亏，应该吸收了经验教训。我们的意见是，他做了几年，香港还有谁更好？还是可以信任的人？结果无法摆脱这个困境，没办法。”
从南沙困局到“红三角”
1989年政治风波后，海外资本纷纷撤离大陆。改革开放这条路到底走不走得下去？很多人疑虑重重，而霍英东很坚定，当年6月9号，虎门轮渡码头打下了第一根桩。
随后，霍英东和何铭思一起，到加拿大、美国、澳洲、欧洲走了一圈。后来，何铭思决定移居加拿大。20多年前何铭思曾经给霍英东做统战工作，此时，霍英东却反过来做何的思想工作说，大陆经济改革开放是国家千载难逢的机会，要支持。“不过20天，就把我拉回来了。”何铭思回忆说。
早在1978年，霍英东在沿珠江考察时，就感到南沙地理位置绝佳，有条件建成粤港澳之间的一个交通枢纽。1988年，霍英东正式提出了开发小南沙的构想。
开发伊始，何铭思曾经跟霍英东说，第一不要特权，第二不要特批。然而，开发南沙的过程中却遭到重重阻碍。2004年，何铭思在香港《信报》发表长文，细述了霍英东开发南沙的种种艰辛。
在文中，何铭思指出，当地官员借霍英东在南沙奠定的基础和信誉，向中央申请成立开发区。结果，1993年5月，中央批准南沙划出9.9平方公里土地成立国家级开发区。而这些土地根本不在霍英东和当地合作开发的22平方公里土地中。霍英东在南沙开发，没有占用耕地，没有享受任何特殊政策。
何铭思直言，一个地方的什么“长”，手握半丁点小权力，“就可以搞到你鸡毛鸭血。可以说这十几年来，我们一直受气。内地一般政客的嘴脸和手段，传统官场最令人讨厌的厚黑术，在南沙都见过了。”
霍英东在《改革开放二十年——我的参与》一文中，也透露在南沙开发的过程中有很多遗留的问题需要解决，在其艰难的时候，甚至发出了请国家收回南沙开发权的请求。
面对种种困难，何铭思对霍英东说，我们一定要走下去，避不开的。几千年闭关锁国，处处都有地方土皇帝，必然碰到，不可能一下子扭转。
1994年，何铭思以霍英东的巨款资助，注册“铭源基金会”，并在韶关建立了办事处。2002年，霍英东提出“红三角经济圈”的构想，即以广州南沙为中心，辐射粤北的韶关、湘东南的郴州、赣南的赣州三市。而粤湘赣边境，正是何铭思所在东江纵队当年抗战时期打游击的地方。
2002年11月，霍英东基金会和铭源基金会在江西省大余县联合主办了“红三角”经济发展座谈会，霍英东和何铭思亲自到会。会上，正式提出了“红三角经济圈”的概念。从当年开始，轮流在南沙、赣州、韶关、郴州举办经贸交流活动。
“他是个思想家”
王家英教授表示，霍英东捐款达百亿，以他的家财，考虑很多问题是超越利益的，是出于对国家的爱、对香港的承担。他看到国家长期经受的苦难，现在难得的机遇，希望利用香港这个舞台，推动大陆和香港的共同发展。
“霍英东是一个不为人所知的思想家”跟随霍英东多年的李敏生认为。霍在最初的投资、后来体育运动，以至于南沙开发，都体现出一种战略眼光，而在领略中央精神上也特别敏锐。
霍英东有一个习惯，在霍自己的家里，他亲自动手并请工作人员帮忙，先后编了很多大事记。包括《世界历史大事记》《中国历史大事记》《香港历史大事记》《澳门历史大事记》《中国体育大事记》，他自己的公司的大事记也记录了一大本，加起来一共有十几本。
令李敏生感到吃惊的是，霍英东保存了十几年的国务院总理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每年到北京参加“两会”，霍英东都会把过去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带上，认真比较新的工作报告在哪些方面会有新的变化。
霍的智慧、宽厚让他在香港赢得了极高的声望，包括与其政见不同的李柱铭都认为其是一个不可替代的人物。《大公报》因此评价说，霍英东的逝世，首先是香港的巨大损失，霍英东之于香港，不在于他为香港带来了一位国家领导人的荣耀，而是香港人和中国人这两种身份在他身上得到了最完美的融合。
特首曾荫权在接受凤凰记者专访时说，“霍英东是一个模范的香港人，他的逝世是香港难以弥补的损失。现在香港人的爱国情怀，随时日过去一直增强。我对这件事很有信心，霍先生目前的岗位很难填补，但好多好多香港人会继续跟随他的模范做事。”来源：《凤凰周刊》
作者： 记者 刘颂杰（发自香港
2006年10月31日下午，一架来自北京的专机徐徐降落在香港大屿山机场，离家4个多月的霍英东，终于回到香港。
这位土生土长的香港人，从此再也不会离开这片土地了。他的灵柩，由人缓缓抬出专机，上面盖着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
10月28日晚间，霍英东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按照他生前落叶归根的愿望，葬礼于11月12日在香港举行。
“大陆”和“香港”这两个词，维系着霍英东一生的光荣和梦想。从十几岁的青年开始，霍英东一辈子都在两地奔波。最后，他也选择了在北京和香港，为自己的“红色人生”谢幕。
霍英东一生没有离开商界，而他同时又贯穿政经两界，最终在政治上亦取得港人前所未有的地位。在一篇《中国的现代化与香港“九七”》中，霍英东将其思想表达得淋漓尽致，其一生所坚持的“信义”及“不负任何人”的信条则隐藏在其后。其政经思路在今天的香港，亦无人能出其右，而关于中国开放的思考则尽在其南沙之梦中。
霍去世将近一天之后，新华社在29日正式公布霍英东病逝的消息，除了称霍英东为杰出的社会活动家，著名的爱国人士，香港知名实业家外，更形容霍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
本港媒体称，这“十分罕见，对香港人而言更是史无前例”。香港富商曾宪梓指出，就他所知，过去从没有香港人获得中央如此高的评价，即使内地获此评价的人亦不多，甚为罕有，绝非单纯向国家捐款便可获得。《大公报》的社评中则称其为“香港人中国人两种人身份完美融合。”
掘金“韩战”：冒险者的游戏
“走私”两个字曾困扰霍英东多年，他的传奇亦从这里开始。26岁的霍英东在1949年承继父业，投身驳运行业。
朝鲜战争爆发后。当年12月，美国宣布对中国实施全面禁运。1951年5月，联合国通过对中国实施全面封锁禁运的决议。在物资严重短缺的威胁下，中国做出应对，要求华南方面在港澳打开运输渠道。
当时，中共在香港有不少机构，但很多已列入英美的“黑名单”，很难操作货运。而当时的霍英东，在东沙岛采集“海人草”失败，正在寻找新的出路。并不像后来人们所言，霍在一开始就拥有大量船队。
曾跟随霍英东8年之久、并撰书揭开霍英东援助内地内幕的原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李敏生说，最初霍英东只有一条船，船上只有3个人，除了船长，就是霍英东和他的表兄。
一开始霍英东运输的是柴油。他很快发现其中惊人的利润，第一次去澳门赚了几百元，而当时一个工人一个月的工资才100元。霍英东因此决定将这笔生意做下去，而他的生意也越做越大，最多时达到了十几条船。
年轻胆大的霍英东在韩战中冲破“封锁禁令”，为内地运送物资掘得了第一桶金，此后财运亨通。在禁运中，他与中共在澳港的负责人并未谋面，但已经进入中共领导层的统战视线之内。
香港岭南大学政治学教授李彭广分析，是双方出发点的契合，促成了这次合作。新中国成立后，香港处于极其敏感而又重要的位置。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中共高层定调：顾及到国际形势，纵使当时有能力收回香港，还是应该保留现状。新中国必然受到西方国家封锁，香港作为“南风窗”的重要性极高，是大陆通往西方的信息、贸易的唯一通道。
“自然，这就需要很多人来扮演中间人的角色。有了这批人，保留香港现状为中国所用的策略才能发挥作用。霍英东刚好符合中共的需要，是很好的人选。”李彭广说。
在中共机构看来，霍英东作为当地商人，可以利用非正式的网络来组织货运，避免了很多尴尬。他采取的是很原始的海上交通方式，小船队不容易当作抓捕的目标。
更关键的是，从外部环境来看，小规模的私运有一定的生存的空间，英美对此在某种程度上持默许的态度。李彭广说，“当然，站在当时法律来讲，是走私；而从新中国的角度来讲，是救国。这要看你从什么角度看了。事实上，英美不可能不知道有这些行为的。但为什么没有太大的行动，为什么容忍呢？我想，这是在大的政治格局下的考虑。他们怕采取完全隔绝的措施，中共方面反而采取过激的举动。”
加上葡萄牙政府采取中立，澳门的中共派出机构南光公司就成了香港货源的接收站。就这样，霍英东开始了运送抗美援朝物资的工作。
2004年，霍英东对《大公报》说：“由1950年到1953年的3年间，我们几乎晚晚开工，没有一天停止过，白天要联络、落货，晚上开船，每天只睡3、4个小时。6千吨黑铁皮，大船每次装三百吨、小船装一百吨，我们加班抢运，两个星期全部运到蛇口，一天都没有耽误过。”
霍英东运的物资有黑铁皮、橡胶、轮胎、西药、棉花、纱布等等，但他否认运过军火枪械。李敏生后来查询内部资料证实，当初的黑铁皮是朝鲜战场最为紧缺的物资，是用来制造油桶的。
行动当然是有风险的。霍英东不讳言，当时是要“派”的，海关、水警都要“派”，“派”了就会“安全”一些，但也不是完全“安全”。有一次，船队中最大的一艘英国制渔船“黑猫”号被港英当局的巡逻船撞翻。
李彭广认为，霍不单单是从金钱来考虑，因为私运货物还是要冒巨大风险，利润的诱因很难完全抵消政治的压力。霍英东后来回忆说，“如果说当时我是为了支持抗美援朝，打破封锁禁运，那是骗人的，我没有那么高的认识。”他也坦言，“但说我当时我一点认识、一点想法也没有，也不是事实。”
“我给霍英东先生正名，他的‘走私’是帮我们运送战略物资，为抗美援朝做贡献！”80年代， 廖承志公开为霍英东正名，周恩来则称之为是“患难之交”。2000年10月25日，北京纪念抗美援朝50周年，霍英东作为唯一被邀请出席的香港代表，坐上了主席台。由于有不少像霍英东这样的海外商人冒着风险与内地通商，中国政府在建国之初最终渡过了因全面禁运、封锁而带来的暂时困境。1953年，中国对西方市场的贸易额， 比1952年增加了52%，接近1950年的水平。
凭借韩战中掘得的“第一桶金”，50年代中期，霍英东先后创办了立信置业有限公司和“霍兴业堂置业”，全面进军地产市场。他发明的“卖楼花”制度，更使他财富剧增。
红色之路：边走边看
在朝鲜战争中，霍英东不仅赚得了自己的“第一桶金”，更赢得中共的信任，逐渐成为一名“红色资本家”。双方的第一次直接接触发生在1962年。
抗战期间坚持在粤赣湘边界打游击的何铭思，1957年被派到新华社香港分社任职。他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霍英东对中国大陆是有感情的，但以前苦无门路。
何认为，霍英东和新华社的接近，并不能说他当时就接受中共的政治观点，他是一边走一边看。“当时霍先生是香港地产商会的会长，一般人要找他不容易，倒不是说他不容易接近。我们主动找到他说，我们想和你聊聊行不行？他说欢迎。后来我们又问，你见一见我们社长好不好？他说好。1962年，我们安排他跟社长梁威林见了面。后来，我们就让他做地产商阶层的工作，那时候，李嘉诚、郭炳湘、何鸿等等，都是地产商会的。霍先生让我们到他家里开会，梁威林过去介绍大陆的情况。让香港人知道，中共是什么样的，并不是青面獠牙。70年代，霍先生还带着地产商到北京、上海参观。”
原广东省政协主席、曾任白天鹅宾馆董事长的梁威林在这一时期担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据他回忆，周恩来和廖承志要求他与香港工商界建立长久关系，梁威林就向一些港商发出了邀请，“第一次宴请大家都有些紧张。”梁威林说，有人甚至私底下称这个饭局是“哑巴饭”——不用说话，光听共产党说话就可以了。没想到饭桌上的气氛相当融洽，消除了先前的一些误解和隔阂。
“饭局结束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意犹未尽。”梁威林趁热打铁，提议这样的茶会、酒会以后一个月一次。“一个月一次太少了，时间间隔太长了，不如一个星期一次。”梁威林说他的提议遭到了霍英东等人的“反对”。
1964年，霍英东作为香港同胞国庆观礼团副团长赴京观礼，在当时，离港赴内地在香港仍是一件很“敏感”的事情，为避人耳目，霍英东取道澳门。
在香港观礼团成员出席的国庆招待会上，他第一次见到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多年之后，霍英东仍常对他的家人提到那次会面。
霍英东冲破禁运的历史，以及频频和大陆的接触，港英当局理所当然地把他列入亲共的“危险分子”。1967年5月，受内地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波及，香港爆发了“六七暴动”，港英政府进行武力镇压。而霍英东在暴动前夕悄然离开香港，至12月事件平息后才回港。
霍氏的“民间体育外交”
酷爱体育的霍英东在70年代掀起了一股“霍氏体育旋风”。霍英东热爱体育港人皆知。1971年，霍英东与网球健将杜路第一次合作，在“南华杯”网球双人赛中，击败叶冠雄和麦天伦，赢得冠军。那年，霍英东已经48岁，而对手只是20岁出头，又是香港网坛的冠军级人物，故那场比赛，曾在圈内传为一时美谈。
但在喜爱之外，霍英东还借体育完成了若干“外交”工作。中国当时只有极少数体育项目与国际组织有联系，大多数世界体育组织把中国长期排斥在外。整个70年代，霍英东都在利用自己在亚洲体育界的影响力为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而努力。
1971年，德黑兰亚足联大会上，霍英东与霍震霆父子联手，突破重重封锁，以三个“四分之三”的票数通过了恢复中国在亚足联的合法席位。何振梁后来回忆说，在这个“大胜仗”中，霍英东起了特殊重要的作用。在霍氏父子的推动下，中国随后在羽毛球、篮球等14个单项体育组织中取得合法席位，通过体育这种特殊的桥梁，越来越多的国家与中国开始交往。
对外掀起“中国风”的同时，霍英东更一手促成了“省港杯”，成为当时内地和香港交流的最重要活动。1978年2月7日,霍英东率领的香港足总代表团和陈远高为代表的广东足协代表团，在广州市东方宾馆正式签署“广东省足球协会，香港足球总会足球赛协议书”，短短几年，这项被称作“省港杯”的赛事成为名闻大江南北的经典赛事。
霍英东随后出重奖奖励亚运会获奖运动员。1979年，中国恢复在国际奥委会的地位，霍的奖励又扩大到奥运冠军。在1984年中国首次参加奥运会时，霍英东更是亲临赛场观战，当中国国旗升起的时候，他为之感动落泪，随后更宣布拿出1亿港元，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基金。
霍氏体育旋风所到之处，带来诸多影响，何振梁因此称霍英东带给中国体育的绝不仅仅是钱。霍英东自己则多次对体育运动员说，“一个人不能没有国家，没有民族。”
给内地带来“资本”与“主义”
在与新华社香港分社进行接触之后，因为朝鲜战争中的鼎力相助，他开始获得内地方面的“回报”。1962年起，他开始与内地合作海沙生意。70年代初，霍英东成立东方石油公司，获得了内地石油在香港销售的独家代理权。
超级商人的嗅觉总是异常灵敏的，1978年12月19日，三中全会闭幕后第二天，《澳门日报》报道中山县翠亨村开辟旅游区，霍英东率先响应。霍邀何贤、马万祺一起投资中山温泉宾馆，开创港商投资内地第一家宾馆。尔后，霍更投巨资在广州沙面修建了五星级的白天鹅宾馆，这为他后来赢得了诸多政治与经济资本。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霍英东成为最早投资大陆的港商之一。在霍进军内地的过程中，1962年与他相识的何铭思一直是他最重要的帮手。
“霍先生和我的合作关系，应该说是一步一步形成的。对合作的人怎么样，他心里是很清楚的。他很多事情都跟我商量。”何铭思说。
在何铭思看来，霍英东不仅给封闭已久的内地带来了“资本”，更重要的是带来了“主义”——市场经济的观念。
1980年12月2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霍英东投资的中山温泉宾馆开业，这是中国开放后的第一家中外合资高档宾馆。霍英东认为大陆的价格管得太死，不能不改。他率先在宾馆搞“试点”：买衣服不要布票，买面包不要粮票。
“这个东西不要小看，影响很大，这是犯天条啊。后来，宾馆又建了高尔夫球场，有人就批评这是资本主义复辟，但霍先生顶住了压力。”何铭思说。
邓小平之后在视察的时候说 “白天鹅好”，给霍英东吃了颗定心丸，也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定好了调子。据报道，邓小平曾三度到访白天鹅，第三次时邓小平单独会见了霍英东一家人。
邓与霍家人的见面受到海外传媒的重视，被认为：“中国最高决策人物邓小平对霍英东的接见，实际上是对霍英东在香港地位的确认。是有安排的、有选择的、精心设计的。”
何铭思回忆，邓小平“不走回头路”的名言，也是来自和霍英东的交往。1984年春节前后，邓小平来到了广东中山，入住中山温泉宾馆。一天，霍英东陪同邓小平爬宾馆后面的 “罗三妹山”。快到山顶时，随行人员说，下山路不大好走，建议原路返回。邓小平回应道：“向前走，我不走回头路！”
成为京港沟通纽带
在香港九七回归前后，霍英东也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1992年3月，霍英东成为44位港事顾问之一。
在整个过渡期，港英政府试图通过民主派来撑起后过渡期政权，亲中左派面临很大压力。中文大学亚太所教授王家英认为，霍主要是起到沟通的作用，让北京掌握香港政情，从而北京能够慢慢重掌政治局面主动权。
“虽然外界看不到他做了什么工作，但没有这样有分量的人，北京能不能掌控情势的发展，平稳过渡不是没有变数。”王家英表示。
1996年1月，行事一贯低调的霍英东突然一反常态，公开表示董建华是行政长官的合适人选。此举让香港各界大为惊讶。
王家英说，“在香港后过渡时期，霍扮演了无人可以取代的角色。如果不是霍英东全力支持董，特首人选也有变数。”他表示，霍作为政协副主席，在选特首的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说明中央对他越来越信任，起到了沟通香港和北京的桥梁作用。
何铭思说，“当时很多人认为，董是个商人，父亲跟内地关系很深，他出来当特首，虽然对香港有好处，但他对香港的有些东西估计不足，没有自己的一套班子。而香港的社会基础很复杂，还包括后殖民主义的影响等等，董实在是无能为力。”
何铭思回忆说，“董建华做特首的第二天，就约我和霍先生去吃午饭。我说，做香港的特首，要注意抓好宣传。中国共产党赢得政权，一个是枪杆子，一个是笔杆子，枪杆子还要靠笔杆子来影响广大的群众。但当时香港的媒体一天到晚骂政府，我们对香港社会后殖民主义的影响还是估计不足。”
2000年香港特首换届选举之际，霍英东再次公开挺董。据王家英分析，2002年董获连任，不一定来自董政治上的需要。他原来承诺只做一任，后来连任，可能是中央的考虑。霍再次挺董，也有这方面可能。但何铭思对此表示了否认:“我看中央没有授意他。霍英东当时的确和我商量过，我说应该支持董建华，他这几年吃了亏，应该吸收了经验教训。我们的意见是，他做了几年，香港还有谁更好？还是可以信任的人？结果无法摆脱这个困境，没办法。”
从南沙困局到“红三角”
1989年政治风波后，海外资本纷纷撤离大陆。改革开放这条路到底走不走得下去？很多人疑虑重重，而霍英东很坚定，当年6月9号，虎门轮渡码头打下了第一根桩。
随后，霍英东和何铭思一起，到加拿大、美国、澳洲、欧洲走了一圈。后来，何铭思决定移居加拿大。20多年前何铭思曾经给霍英东做统战工作，此时，霍英东却反过来做何的思想工作说，大陆经济改革开放是国家千载难逢的机会，要支持。“不过20天，就把我拉回来了。”何铭思回忆说。
早在1978年，霍英东在沿珠江考察时，就感到南沙地理位置绝佳，有条件建成粤港澳之间的一个交通枢纽。1988年，霍英东正式提出了开发小南沙的构想。
开发伊始，何铭思曾经跟霍英东说，第一不要特权，第二不要特批。然而，开发南沙的过程中却遭到重重阻碍。2004年，何铭思在香港《信报》发表长文，细述了霍英东开发南沙的种种艰辛。
在文中，何铭思指出，当地官员借霍英东在南沙奠定的基础和信誉，向中央申请成立开发区。结果，1993年5月，中央批准南沙划出9.9平方公里土地成立国家级开发区。而这些土地根本不在霍英东和当地合作开发的22平方公里土地中。霍英东在南沙开发，没有占用耕地，没有享受任何特殊政策。
何铭思直言，一个地方的什么“长”，手握半丁点小权力，“就可以搞到你鸡毛鸭血。可以说这十几年来，我们一直受气。内地一般政客的嘴脸和手段，传统官场最令人讨厌的厚黑术，在南沙都见过了。”
霍英东在《改革开放二十年——我的参与》一文中，也透露在南沙开发的过程中有很多遗留的问题需要解决，在其艰难的时候，甚至发出了请国家收回南沙开发权的请求。
面对种种困难，何铭思对霍英东说，我们一定要走下去，避不开的。几千年闭关锁国，处处都有地方土皇帝，必然碰到，不可能一下子扭转。
1994年，何铭思以霍英东的巨款资助，注册“铭源基金会”，并在韶关建立了办事处。2002年，霍英东提出“红三角经济圈”的构想，即以广州南沙为中心，辐射粤北的韶关、湘东南的郴州、赣南的赣州三市。而粤湘赣边境，正是何铭思所在东江纵队当年抗战时期打游击的地方。
2002年11月，霍英东基金会和铭源基金会在江西省大余县联合主办了“红三角”经济发展座谈会，霍英东和何铭思亲自到会。会上，正式提出了“红三角经济圈”的概念。从当年开始，轮流在南沙、赣州、韶关、郴州举办经贸交流活动。
“他是个思想家”
王家英教授表示，霍英东捐款达百亿，以他的家财，考虑很多问题是超越利益的，是出于对国家的爱、对香港的承担。他看到国家长期经受的苦难，现在难得的机遇，希望利用香港这个舞台，推动大陆和香港的共同发展。
“霍英东是一个不为人所知的思想家”跟随霍英东多年的李敏生认为。霍在最初的投资、后来体育运动，以至于南沙开发，都体现出一种战略眼光，而在领略中央精神上也特别敏锐。
霍英东有一个习惯，在霍自己的家里，他亲自动手并请工作人员帮忙，先后编了很多大事记。包括《世界历史大事记》《中国历史大事记》《香港历史大事记》《澳门历史大事记》《中国体育大事记》，他自己的公司的大事记也记录了一大本，加起来一共有十几本。
令李敏生感到吃惊的是，霍英东保存了十几年的国务院总理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每年到北京参加“两会”，霍英东都会把过去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带上，认真比较新的工作报告在哪些方面会有新的变化。
霍的智慧、宽厚让他在香港赢得了极高的声望，包括与其政见不同的李柱铭都认为其是一个不可替代的人物。《大公报》因此评价说，霍英东的逝世，首先是香港的巨大损失，霍英东之于香港，不在于他为香港带来了一位国家领导人的荣耀，而是香港人和中国人这两种身份在他身上得到了最完美的融合。
特首曾荫权在接受凤凰记者专访时说，“霍英东是一个模范的香港人，他的逝世是香港难以弥补的损失。现在香港人的爱国情怀，随时日过去一直增强。我对这件事很有信心，霍先生目前的岗位很难填补，但好多好多香港人会继续跟随他的模范做事。”来源：《凤凰周刊》
作者： 记者 刘颂杰（发自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