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惘的诸侯——西南军阀和他们的割据时代四

共和沉浮 2009-04-12 04:30:05 阅读4 评论0 字号：大中小
就当吴佩孚在洞庭湖边解决赵恒惕的时候，川军也已攻到宜昌城下。
川军的宜昌攻略计划如下：以副司令但懋辛率军一师，由正面三斗坪一带进攻；潘正道率一个旅为右翼，由恩施野山关一带进攻；张冲率一个旅为左翼（“军神”刘伯承元帅，此刻就是他手下的第一团团长），北出巫溪茅坪，取道兴山境内迂回宜昌守军之腹背；另以蓝文蔚（士官前三杰之一的蓝天蔚的弟弟，其子蓝维中后参加志愿军空军，在朝鲜空战中殉国）部进攻利川，以支援右翼。
吴佩孚的主力此刻尚在岳州，赶到鄂西尚需时日，他只得一面派出两条兵舰前往宜昌增援，一面大施缓兵之计，请驻宜昌外国领事团出面做停战调停，但并无效果。
9月2日，但懋辛率两个旅由新滩沿江直袭宜昌城下，右翼潘正道也率部赶来会合。当晚风雨大作，守军卢金山、赵荣华两旅疏忽大意，未作提防，被川军绕出南津关，占领了宜昌对岸的葛道山。该山壁立江干，形势险峻，川军从此便可以俯瞰全城。
正当川军在葛道山上架炮，准备炮击城中目标时，城里的老外们不干了——谁知道这帮四川耗子炮术水准咋样呢？毕竟那年头炮兵打击很不精确，万一偏出几密位，炮弹没长眼睛，可不认识你是不是洋鬼子……于是英、美、法、日各领事便集体出面干涉，强烈反对川军开炮轰城，以免伤及无辜中外居民。川军炮兵虽然气得牙痒痒的，可也无可奈何，只好打住。
但川军的军事进攻仍在继续。9月4日拂晓4时，以刘伯承为总指挥的川军发起总攻，将长江南岸要隘尽数夺占，败退的鄂军纷纷抢渡长江退往北岸，宜昌城外围尽失，仅剩下一座孤城。
在当日的南岸作战中，刘伯承元帅大显神威，以一个团的兵力全歼对方一个团，抓了七百余名俘虏，缴枪六百余支，还缴获辎重物品甚多。
仗打完了，这刘帅正在给黑压压的一片俘虏做思想工作呢，忽然俘虏群中就有一个胖子军官战战兢兢地出列，跑到刘帅跟前扑通一声就跪下了，求川军长官千万开恩饶他一命。因为他自称是司务长，所以虽然长得比别人胖点，大家也就没有特别在意——那年头这是个常识，哪家的司务长也比扛枪的小兵们长得壮实些嘛！
做眼科手术都不肯打麻药的刘帅，面对着这样轻易下跪的“军人”，恐怕是不肯多瞧上一眼的，于是随口就说：“你要走就走吧！哪个要杀你嘛！”这家伙倒也知趣，在地上千恩万谢之后，立马便奉旨开溜。
可刘帅这回还真是看走眼了，这家伙才不是一般的废物呢！人家也是号颇有名头的民国人物，大号叫做韩德勤，后来当过国军上将兼江苏省主席的。
老韩当天的职务是副团长，可因为长得胖跑得慢，所以没过得了江，就给刘帅逮到了。虽然没有刘帅百战百胜的能耐，可人家会装死也是门本事啊，这不也全身而退了，走得从从容容的，还来得及整理一下军容风纪呢！
打仗输给刘伯承，在近代史上那还真不能算是耻辱，可能从刘伯承手心里从容溜走，却绝对是门了不得的本事。看看土木系的宋瑞珂、黄维、杨伯涛这些号称能打的家伙，一战就玩完，就是缺这门儿课啊！
不过大家很快又要见面，回头保定军校出身的韩德勤，就投到川军第一混成旅司令部当了参谋，不久又调任第一团当副团长。团长嘛，还就是那个刚抓过他俘虏的刘伯承……
不过这个韩德勤虽然废物，但他从小就和顾祝同顾总长同乡兼同学，在保定军校又是同队，而且还拜过把子，所以后来也混到集团军总司令兼江苏省主席了——要想当省主席，会装死只是必要条件，和某位总长有过硬的交情，那才是充要条件哪！更有意思的是，一辈子都喜欢关照江苏同乡的顾总长，平生却最恼火人家说他有同乡观念……
从个人历史上看，韩主席和共产党人一直是非常好的朋友，而且每次出手帮忙都相当的慷慨：
这回因为他只是个副团长，所以只送了刘伯承元帅一个团和一批粮食弹药，不过这也够缺补给的川军乐呵一阵了；
到1931年第三次“围剿”的时候，他是五十二师师长，在方石岭、张家背之战中，又把五十二师这一个整师送给了朱、彭两位老总——这不算，还额外附赠归他指挥的蒋鼎文第九师的炮兵团一个！
此战中他还是跑不动，于是又给抓了俘虏。为了逃命，韩师长再次施展老本行，装死。但这回冒充的是伙夫——那年头这还是个常识，白匪军中伙夫揩油的机会多，比扛大枪的小兵们长得壮实些，没有什么不正常啊！于是机警的红军战士们竟不疑有它，很慷慨地让他骗了三块钱路费，从从容容地走人了。这位未来的韩主席虽然不会打仗，但凭着自己业务知识的娴熟，和对军队黑暗内幕的充分了解，却也能够一再轻易脱险。
所谓“兵不重伏”那只是常理，真正的名将帅才不会那么守规矩呢，甭说刘伯承在七亘村两天之内连打鬼子两次埋伏，就是他当年的副团长，一样也办得到嘛！
到1940年秋，当上了省主席的韩德勤胆子又大了起来，竟然敢在江南欺负另一个四川籍元帅陈毅，结果给大将军粟裕在黄桥揍得满地找牙。当时粟大将军手头只有七千兵力，可韩主席却硬是送掉了八十九军等各部一万一千余人，这样的交情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那就是“铁”！
可这还没完，到1943年，韩德勤主席干脆让新四军抓了俘虏，直接上门看望老朋友们去了。鉴于他对共产党人长期的友好态度和卓越贡献，对方不肯再在他身上多浪费粮食，很快就把他送了回去——可他回去后还是照样当江苏省主席，人家够牛吧？
奇迹还在继续。到1948年，顾祝同担任了国防部参谋总长，于是韩德勤就改任国防部联勤总部副总司令，奉命急运粮食、弹药等物补充前线，比如说救济在青龙集、陈官庄上嗷嗷待哺的杜聿明、邱清泉这帮死不投降的“难民”——可从此国军将帅们开玩笑就有了新话题，说咱们的飞机每回都是连共军一块儿给补了，真不愧“联勤”之名（其实还多亏蒋校长知人善任，好歹拉了个土木系的郭忏去当联勤总司令镇着，不然国军恐怕连“联勤”运补给的飞机都要扔给对手了——没准还得搭上陈纳德的飞机呢）。
唉，看看韩德勤将军光辉的人生履历和他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贡献，一头雾水的我们只能得出两种解释：第一，此君是人中的卢，妨主是客观偶然；第二，他是一位隐蔽得很好的地下同志，妨主是主观必然。
至于哪一条是真的，笔者也只能无可奈何地说：这段历史他妈的实在是太深邃了，所以大家不要指望每个问题都会有答案……
川军横扫南岸后，便直薄宜昌城下，鄂军眼看就要不支，幸亏有从武昌赶来增援的几个营及时到达战场，才勉强稳住了战线。
但此时吴佩孚已经解决了湘军，腾出手来的他迅速调集了张福来的第二十四师第四十七旅，王承斌的第二十三师一部，孙传芳的第二师之五、六、八这三个团，以及豫军赵杰第一混成旅等部队，开往宜昌方向支援。
川军有鉴于直军的海军优势，乃决定避开长江一线，改从陆路进取，以一部兵力包围宜昌，以牵制正面直军，而暗中则绕出宜昌城后，拟窥沙市取当阳，入襄河撼阳夏。又另以奇兵一支，进逼郧阳、随、枣一线，拟与退到陕南、川北一带的陈树藩陕军残部联合，夺取武胜关，以切断直军的生命线京汉铁路。
于是宜昌形势暂时缓解，而周边则热火朝天地打起仗来。
宜昌鄂军得到直军支援后，发动反攻，双方激战甚久，川军不支，退往距宜昌五十里外的南沱溪、朱家坡。此后川军因调整部署改重陆路迂回，因此正面仅留下潘正道一军苦撑。
9月11日晨，鄂军猛攻南沱溪，川军且战且退，南岸部队退到巴东县的西茅坪，北岸部队退到秭归县的新滩。鄂军得胜后放松警惕，但当夜就遭到川军反攻，唐式遵师主攻宜昌正面之敌，刘伯承所在的张冲混成旅则实施侧击。鄂军大败，将前几日所恢复的阵地全部丢失，还送给川军一大批军用品。打到13日，直军后续的孙传芳等部队开到，双方又陷入僵持，川军不肯拼消耗，遂再次主动后撤。
9月10日，吴佩孚赶到沙市，在第八师师部点将，以张福来为总司令，第八师师长王汝勤为左路司令，第三旅旅长卢金山为右路司令。15日晨，他亲乘排水量达950吨的“楚振”号炮舰抵达宜昌——这条950吨的小炮舰，是前清张之洞所建的江防炮舰，别看它在海里只是个小不点，可放长江里就算是号大家伙了。
得到了如此一艘“巨型”战舰的支援，岸上的鄂军士气高涨，立刻向川军展开了总攻。双方激战六七小时，但最后还是鄂军败下阵来。据说这一仗鄂军方面伤亡团长一人，连排长十余人，士兵四千余人，就数据来看是打得相当惨烈的。
川军总司令刘湘见宜昌久攻不克，便分出两支奇兵，以蓝文蔚一支偏师为右路，分攻恩施所属各县，因此路鄂军已退，故蓝部行动只是骚扰性质。
而左路则是一记不折不扣的重拳。此路由但懋辛亲率一个师，迂回进攻当阳、荆门，以窥襄、郧，进图武汉。但吴佩孚对此也有所提防，但懋辛部进至当阳，便被襄郧镇守使张联升部堵住打了起来，吴佩孚深恐侧后有失，派第十六旅往援。
宜昌方面川军趁着吴佩孚分兵，于16日再次发起猛攻，占据了宜昌北面的南津关，西面之安安庙、摩盘山，东面之东山寺等处，俯瞰全城如指掌中。吴佩孚只得急令城中各军迅速出城，展开于大梁山、小梁山等处，与川军对峙，免得密集在城中挨炮弹。
因为川军在各处山头都架设了大炮，长江中的吴军兵舰怕死，便不肯近岸支援，导致陆上部队士气受损，进攻无力，虽然吴佩孚亲临前线指挥，但战事仍陷于僵持。9月17日，吴佩孚发动反攻，以宋大霈部出远安，迂回川军左路；刘铁山部出长阳，迂回川军右路，而他自己则亲率直系王牌第三师和鄂军卢金山、赵荣华两旅正面进攻东山寺、安安庙等处川军。但刘湘也不是吃素的，双方又是一番苦战，打到最后吴佩孚没了弹药，只好率主力退守宝珠山，另以少数部队控制安安庙、东山寺等要点。9月19日，川军也等来了援军，第二路的后续部队一万余人自巴东开到，刘湘随即发起反攻，吴军拼死抵抗，双方打到夜里十二时才始消停。
在此后的三四天里，双方继续苦战，然而都不能给对方以歼灭性的打击。
于是这场仗开始进入相持阶段。
这大概是川军历史上最辉煌的时刻，貌似弱小的他们居然和正处于上升期，而且还掌握了海军舰队的北洋直系主力打了个平手。
这在当时的中国还是绝无仅有的！
吴佩孚所统帅的直系军队，算得上是北洋历史上的最强者。他本人也堪称是近代史上第一个能够熟练运用现代化交通工具进行整体战的中国将领。他利用铁路系统在短时间内调集兵力向对手进行短促突击，以及多次以陆海军联合登陆的战例，都是中国近代军事史上空前绝后的大手笔。
此前的老北洋军就不提了，在新北洋中，段祺瑞找日本人借巨款组建起来的“参战军”，以当时堪称一流的装备，在直皖战争中不过和吴佩孚打了五天。此次湘军占尽了地利人和，也只支撑了十一天。接下来张作霖的奉军，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也只打了五六天，还是只有给吴佩孚痛揍的份。就是奉军侥幸取胜的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直军在冯玉祥倒戈前也是颇占上风的——如果吴佩孚不是在这次战争中输光了老本的话，后来的北伐战争能打成什么样，还真难说呢！
可这次，川军竟然和亲自上阵的吴佩孚，还有号称直军头号精锐的第三师统统过了招——就这样，也打了三个星期不落下风，而且还是在直军海军控制了长江的情况下！
可三个星期后，川军的劣势便渐渐显露出来了。
这个劣势不是体现在战场上，而是体现在后勤补给上。吴佩孚背靠汉阳兵工厂，又有海军控制长江江面，后勤补给极为便利，因而其军事潜力几乎是无限的。可川军的兵工基地却远在成都，而且大部分工业原料还需要从长江沿线进口，此时他们又不能随心所欲地利用长江水运，因此后勤上压力极大——要不是鄂军在开战初期送了不少大礼的话，川军早就该撑不住了。
刘湘也很清楚自己的窘况，因此在9月22日吴军再次发动反攻后，他便下令各军主动后撤收缩，放弃了宜昌之围。
川军因后勤困难主动后撤，这边吴军和鄂军也总算松了一口气——鄂军是因为战斗力太逊，而吴军则是因为转战湘鄂间长达一个多月，也已达到了极限。
吴佩孚鉴于北方直奉关系正趋恶化，恐难免一战，而眼前川军死缠烂打的能力之强也远超出他的想象，实在不想再继续耗下去，遂主动提出和谈。
吴佩孚提出的条件如下：
一、川军由湖北边界，完全撤退；
二、两军派遣负责之代表；
三、和议中双方前线各军，一律不许作战；
四、和议总代表之外，双方高级军官均得列席；
五、和议开始后，双方交换俘虏；
六、会场为宜昌商会。
刘湘则针锋相对地提出四项条件：
一、直军退出宜昌，川军亦退归川境，另订立川鄂联防办法，各守边防；
二、鄂省自治军无械者遣散，有械者改编（因为鄂西自治军是积极支持川军的，所以刘湘也要替他们做个打算）；
三、恢复川盐引岸（这就是川军大费周章地跑湖北来的主旨了）；
四、川省军事善后办法，可与湘省一律待遇。
吴佩孚想要川军免费滚蛋，但刘湘却想要直军先退出宜昌，双方开价相去甚远，因此一时谈不拢。
9月底10月初，略作休整后的直军开始西进秭归。但川军则凭借地利，在各个山头上扼险设防，每处设一门新式钢炮，一挺机关枪，既防战舰，也防步兵。直军仰攻，损失颇大，所以仅取得了有限的战果，便停止待援
10月5日，吴佩孚亲率蜀通、裕川两轮满载部队西上增援，川军终于不敌，于6日晨丢掉了长江北岸的秭归县城。6日晚，直军迅速跨江横扫南岸，巴东川军猝不及防，交火数小时后便弃城而逃，丢掉了大批军用品，使本来就缺补给的川军更是雪上加霜，此外直军还抓了五百多俘虏。而同日鄂军也攻占了施南出口要隘野山关，堵住了施南地区通往夔门、巫山的大门。
至此川军已无力再战，各部先后退回四川。川、直双方重新开始和谈，于次年初达成四条协议：川军分期全部撤回川境，由鄂军派部队接防；以川鄂省界为两军分界线，边境如发生匪患，由双方派兵会剿；允许川盐运销楚岸。川军这次劳师动众的远征，除了为川盐销售重新打开通道外，别无所获。不过和签订了屈辱的“城下之盟”，还割让了重镇岳州城的湘军比起来，川军这仗打得还不算是太丢人。
而吴佩孚侥幸取胜，也不肯再招惹这帮难缠的四川耗子，严令各军不许入侵川境。他并调孙传芳率鄂军主力第二师移驻宜昌，以防备川军再次东下，孙传芳乃从此坐大。
刘湘此次率军大举入侵湖北，但最后却虎头蛇尾空手而归，全军上下都相当恼火。可是也不是人人都沮丧，比如说刘湘的速成校老同学杨森就很高兴。
话说自从撵走了滇、黔军和刘存厚以后，杨森就当上了第九师师长兼永宁道伊——带兵长官同时兼任地方官，划地自守财权自理，这就是专门制造军阀的所谓的“防区制”了，当时的军头们大都喜欢这个制度，因为这给他们随意扩充军队提供了方便。这是滇黔军时代遗留下来的最让人头疼的问题，但在反滇黔和驱刘战争中到处欠下人情帐的熊克武，又不敢贸然触动实力派人物的利益，于是就把这个“防区制”因循了下来，所以后来后患无穷。
此刻杨森所辖的这个永宁道，治所在泸州，管的就是最称富庶的川南盐场。杨森这家伙有个不大不小的毛病，就是极其热衷新鲜事物，有时甚至到了不合情理的地步——所以他闺阁中也是经常换新人，最后一数，连妻带妾竟然多达二十余位——这回他终于有了自己的地盘，所以相当兴奋，成日里大谈“时新”、“进步”，提出要建设“新川南”，在泸州大修马路和体育场，设立兵工厂，还不务正业地大办教育，请来卢作孚做道伊公署教育科长，王德熙任川南师范学校校长，恽代英任教务主任。于是泸州城气象一新。
这回川军东征宜昌争“省格”，全川上下尽皆亢奋，第十师刘斌的驻地巴中，就有一帮文人给军队写了副至今犹存的对联，“风送涛声似有雄兵夜渡；秋高气爽正宜壮士长征”——被文人们冷嘲热讽骂了这么多的年川军，居然也有人出来鼓励了！
所以杨森便因为刘湘没有带他出战，呆在家里很是郁闷，尤其是接到号称“二瘟”的老同学唐式遵打来炫耀战果的电报后，就更是如此。他把电报递给曾经担任过刘湘驻吴佩孚处代表的范崇实看，电文称：“我军东下，势如破竹，前锋已到秭归，宜昌指日可下。”形势貌似一片大好，难怪杨森看了眼红呢！
范崇实看完电文后，知道老杨因为失去了大好的立功发财机会而憋屈，只好瞎扯淡安慰他，说您也甭憋屈了，人家吴佩孚可是很厉害的呢，他的海军一出动，咱们出川那帮弟兄铁定要打败仗——瞧他这张乌鸦嘴！
范崇实接着说，但懋辛的第一军在南岸，打了败仗还可以沿江退回夔门，可唐式遵这个二瘟，非要带着部队呆在北岸，到时候人家把夔门一封，搞不好二军部队就要全军覆灭。您就先别生气了，还是多想想怎么给咱们二军收场吧！
杨森一听，还真是那么回事儿呢，便问范崇实，那咱们该怎么办？范崇实便献计，建议杨师长先和吴佩孚联络一下私人感情。如果此后刘湘打了胜仗呢，那就厚着脸皮装傻，带着第九师顺江东下去摘桃子；要是刘湘不幸吃了败仗呢，也好办，就由他杨森出面去和吴佩孚套近乎——反正是不能让一军的但懋辛抢到先手。而且刘湘打了败仗，回来也要承担责任，说不定咱们就能把第二军的领导权捞回来呢！
这个范崇实可真是够险恶的！不过别看他这么起劲地给刘湘下套子，可一回头，他就混到刘湘手下去了，还是很得器重，过些年还要在成都请日本人吃个不大不小的暗亏，这个咱们后面再谈。
杨森对范崇实的计划相当满意，便依计而行，托正要去北京的广安同乡胡仲实，帮他带封效忠信和照片去见吴佩孚——这位老兄的父亲是杨森早年的私塾老师，而他本人此刻也正在北洋政府里供职，所以杨森这门路走得很对。
话说这杨森生就一张雷公嘴，他自己也很忌讳让人看见，所以挑来挑去，最后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张身着猎服，手持皮鞭的便装照，算是没有太突出这个生理特点。于是他就把这张照片交给胡仲实，带去送给吴佩孚了。
可没想到吴玉帅看到这张照片后，居然神经兮兮地自作多情起来。他老人家非要认为杨森送上这张照片，是想暗示自己愿意给玉帅“执鞭随蹬”！于是吴玉帅心头大悦，从此也就把杨森当成了自己人。
唉，这个吴子玉吴玉帅啊，他虽然是个优秀的军人，但却一辈子都有点自作多情的花痴毛病——最出名的是，他得知日本的裕仁天皇大婚的消息后，居然很惋惜地对人说，如果这小子给俺递个信，怎么也给他送份大礼去嘛！俺好歹还是个当大伯的，能亏了他小子？
至于这个“大伯”的来历，于天皇家牒谱其实并无根据，乃是吴玉帅自己发奋苦读经书考证出来的结果。据他声称，日本天皇和他老吴家乃同是吴太伯之后，所以大家确系同族，算起来他和大正天皇嘉仁还是平辈兄弟——所以嘉仁的儿子裕仁论起辈分来，就刚好该管他叫“大伯”了……
到十月初，“援鄂”川军败局已定，刘湘、但懋辛只得率部悻悻回师——范崇实这只乌鸦居然什么都说准了！
刘湘垂头丧气地回来之后，便坐镇重庆，和呆在成都的熊克武为战败的责任问题大吵其架。第一、二两军系统的蜜月期结束了，双方开始剑拔弩张。而杨森的第九师，却因为留在川南看家护院所以毫无损失，于是刘湘就把这支全二军系统最完整的武力调到了重庆。
所以这会儿金汉鼎、朱德们来到重庆后，看到的就正是老熟人，第二军系统的两位大老：马上就要下台的四川督军刘湘和已经调任重庆警备司令的杨森。
却说前几年杨森在滇军中鬼混的时候，放眼只有朱德这一个四川老乡，所以就死皮赖脸地拉着朱老总拜了把子。而朱老总也很仗义，在护国战争中他出任支队长时，也曾推荐杨森当他的营长，所以两人私人关系一直不错。
至于金汉鼎，他和杨森则一直是战场上的死对头，不过大家谁也吃不掉谁，因此也相互瞧得起。
至于刘湘，这个滑头一向喜欢保存实力，所以在川滇战争中，他和强悍的滇军主力交手不多，但对这几位滇军中鼎鼎有名的战将，他也是非常仰慕的。
所以金汉鼎、朱德一行人到重庆后，刘湘、杨森招待得极其周到，安排他们住在两路口李家花园——就是前面提到过的李湛阳家。每逢周日，他们总会跑来和大家作整日谈，还常邀请他们游览名胜佳境。
这时候的金总司令，心境已经相当的恬淡了。把部队拉到了贵州的杨如轩、杨池生、范石生等几个团长，派人来重庆想请他重出江湖，以及刘湘、杨森想请他入川军带部队，都给他婉言谢绝了。
他成日间也就是胡乱翻翻报纸，可偶然翻得几则成、渝报上转载的云南消息，却还是忍不住要关心一下：
一则是唐继尧通缉裹挟二百万元公款私逃的贪污嫌犯金汉鼎，一则是说“金逆汉鼎派兵拦路劫夺罗佩金、何国钧，乱枪把他两人打死”……
读到这里，金前总司令还是忍不住犯了嗔戒，足足把这笔账记了好几十年。唉，这实在不是个能让人真正心境恬淡的时代。
到1922年夏天，一、二两军终于吵崩了，双方都开始做起分家的准备来，四川局势又日趋紧张。
已经在重庆吃了一两个月闲饭的金汉鼎、朱德、唐淮源三人不肯再给朋友添麻烦，遂辞别刘湘、杨森，离开重庆去了上海。他们到上海后先住在孟渊旅社，后来又移居苏州虎丘李鸿章祠。6月下旬，三人又一道去拜访了正在上海的孙中山先生。
不久以后，这三个老同学便各奔前程去了：
对前路一片迷惘的朱德，决心去外面的世界寻找未来，他和老朋友孙炳文一道，打算自费去欧州游历。因为他早年家贫，读书时欠下的两百多块钱旧账，直到当旅长时才连本带利还清，加上他为人又甚清廉，不大会发财，所以如今手头甚紧。多亏临行前金汉鼎特意资助了他一笔旅费，这才让他在欧洲勉强不忧衣食。而这一年，他都已经三十六岁了。
而金汉鼎自己呢，他则接受了孙中山的委托，携带一笔巨款南下，去广西犒劳原驻粤滇军朱培德部。
唐淮源则跑到广西梧州、来宾，投入了杨希闵的队伍。
从此以后，这三个老同学，便开始了截然不同的人生——那是个大浪淘沙的时代。
金汉鼎和唐淮源，在此后的数年间，一直在两广的老滇军部队中起起伏伏，无所作为。到1926年北伐军兴，朱培德部滇军被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军，金、唐二人都投入其麾下，屡立战功，最后都干到军长，还挂上了上将衔——如果不是朱培德在1937年因打错针而早逝的话，民国军史上没准就会多出一个以云南人为核心的“第三军系统”来呢！
再后来，在抗战史上最艰难的1941年，在中条山之战中，唐淮源任军长的第三军被日军重重包围。他数次突围不成，遂对手下说：“中国只有阵亡的军师长，没有被俘的军师长，千万不要由第三军开其端。”然后他遣去左右，举枪自尽——这声枪响，不但是英雄殉国的绝响，同时也是老护国滇军最后的挽歌。那支曾经改变过西南，乃至于整个中国命运的天南劲旅，到此终于走到了尽头（至于龙云手下的六十军和1945年才成立的九十三军，那已经是另外一支滇军了）……
而金汉鼎呢，他则因为“剿共”不力（面对老同学兼把兄弟的朱老总，一贯讲交情的他又怎么“得力”得起来？更何况，井冈山上那支用新思想武装起来的军队是如此的强悍，就算他想“得力”，也决不容易啊），早早被撤掉了军长，改任闲职。他一直活到了七十七岁高龄，晚年颇多著述，如今许多关于滇军的早期事迹，都出自他的回忆。
5月中旬，受够了各方指责的刘湘通电全川各军，称自己要搁挑子不干了，请他们务必在十日内推举人选继任——你们不是嫌我多拿多占了么？现在老子全部交出来，总该成了吧？到5月下旬，他果然通电下野，把总部交给参谋长王陵基，省署交给政务厅长向楚分别代理，而由杨森出面执掌二军系统。
尽管换了掌门人，但一、二军的矛盾，却仍然没有丝毫化解的迹象。虽然新换上来的杨森也曾试探着想和虎视眈眈的一军恢复正常关系，但熊克武、但懋辛却以杨森只能掌握他自己的第九师为由，拒绝与他和谈。
说来这还是当年川滇决战的后遗症。当时为了拉拢刘湘，熊克武、但懋辛和唐继尧、杨沧白，两方都只顾着承诺去了：这个敢许给他副总司令，那个就敢许给他总司令加川东地盘。这一出就有点像工程竞标，竞拍的时候大家只想着非拿下来不可，于是拼命杀价，但最后拿下来一看，却发现自己根本没有利润可赚，还要倒贴本钱，于是又去找出包方扯皮……
所以一、二军的决斗，是早就种好了前因的，此前川军向湖北的扩张，实质上就是想向外省转移这个矛盾。熊克武、刘湘企图用对外战争所获得的战利品，来补偿在川内权力利益分配中吃亏的一方。可孰料这次扩张却因为吴佩孚的搅局，最终以失败告终，所以退回四川后的一、二两军，其新旧矛盾如同火上浇油，立趋激化。
熊克武、但懋辛为首的一军系统，不甘心让以刘湘、杨森为首的二军系统尽掌全川财富要地和兵工厂（杨森占据了富庶的川南盐场，刘湘则占据着上川东和重庆商埠，以及成都兵工厂，而但懋辛的一军，却只占有贫瘠的下川东，双方在利益分配上确实差异较大），于是善于政治捭阖的熊克武，便以刘湘之位为诱惑，联合了占据成都的第三军军长刘成勋，以及同样不满于现状的刘存厚残部川北边防军总司令赖心辉，和邓锡侯、田颂尧这两个师长，准备用又一次战争来重新分配权力和利益。
所以这次战争的根源，是一、二两军因为历史原因所导致的权力及利益分配的不均，而刘湘是不是二军系统的掌门人，其实反倒无关紧要——那最多只是个舆论话题。
因此刘湘虽然已经宣布下台，但在力量对比上已经大占上风的熊克武却仍然却不依不饶，必欲消灭二军系统，重新分配全川利益不可。他以在野之身，在成都策动各军召开军事会议，重施故技，说服各部共推第三军军长刘成勋为川军总司令兼代省长，并任命但懋辛为东防督办，宣布组成联军，准备以原刘存厚系统的赖心辉、邓锡侯为正、副总指挥，向重庆进军，讨伐二军。
此时川中各军的形势是，但懋辛率一军主力驻于下川东，军部设在绥定（今达县），其实力略逊于二军系统。不过二军虽然单论实力并不弱于任何一军，却处于两面遭夹击的不利势态之下——在其西面有刘成勋的三军和刘存厚的三支残部赖心辉、邓锡侯、田颂尧正打算压过来，东面则被但懋辛的第一军堵着……
因此杨森在无奈之下只能行险，决集中二军主力先主动向东出击，拟在成都方面联军压过来之前打垮稍弱的但懋辛部，再回过头来应付刘成勋及赖、邓、田三部。
于是杨森迅速集结二军各部于重庆两岸，分水陆两路沿江东下突袭一军。此役二军系统参战部队共计十一个旅三万余人，实力颇为雄厚。为鼓舞士气，杨森还发布了一篇自信满满但的《告二军将士书》：“田横五百，尚强海岛；少康三千，启夏中兴。本军有七十余营之众，岂有不能消灭长衫军人乎！”
杨森所谓“长衫军人”，本是想讥笑熊克武、但懋辛不是正牌军事学堂毕业生，可他写这篇东西的时候肯定没动脑子——你们这帮速成系学生自己的恩师王陵基，不也是同一所学校混出来的嘛？
杨森因急于解决川东战事，乃于7月8日乘轮东下，亲自指挥部队向第一军第一师驻地忠县急袭。不过但懋辛也是员沙场宿将了，深知对手利于速战，而己方利于持重，所以也不肯轻易让第二军抓住自己，遂主动收缩兵力，干脆把一座空空如也的忠县县城大大方方地送给了杨森。
杨森夺得忠县空城后，察觉到第一军主力正在向西收缩，乃急调各部向梁山（今重庆梁平）急进，企图截断驻万县一带的第一军喻培棣、余际唐、张冲等主力部队之退路。
杨军进达梁山西郊后，勉强抓住第一军的部分掩护部队。大家稀里糊涂地打了三个小时，都没有取得什么重大战果，最后第一军掩护部队瞅个机会主动溜走，再送给杨森一座空城。
杨森虽然得了几座城池，却一点都高兴不起来，因为双方至今还没有发生过象样的主力战呢！他深知东线战事不能迁延，虽明知将士疲惫已极，却仍然下令各师、旅穷追第一军后撤部队。然而，此刻第一军已完成收缩动作，集中主力于渠县、南充之间，不打算再退了。
双方决战一触即发。
当杨森手下的王兆奎旅追到大竹锦屏铺佛耳岩时，当即遭到第一军伏兵痛击，该旅之王子久团被全歼。然而这仅仅是一次序战，接下来，杨森渴望已久的主力决战终于爆发了——不过结果么，可就不象他估计的那个样子了。
当第二军的第二、九这两个头等主力师追至渠县与南充之间的杜家岩一带时，第一军终于发动了全线反击。这是一场主力对主力的硬仗。
因为第一军的反击尖刀，也是全军的头等主力，张冲的第二混成旅。这个第二混成旅，乃是1920年夏熊克武被吕超撵到川北时，在阆中以督军署警卫团为基础扩编来的，战斗力相当强悍，可算是熊克武、但懋辛的近卫军。而第一团则是该旅的主力团，由原警卫团的第二、三两营扩编而来，全旅的大部分兵员和装备都配置在该团，第一团团长就是大名鼎鼎的刘伯承。
却说这位张冲张旅长，虽然早年也是留日的，可学的却是海军。所以每逢大战，自知对陆战不专业的张旅长，便总是把刘伯承推到一线替自己指挥。故而刘伯承虽然只是个团长，却经常要担负全旅甚至是师级以上规模的指挥任务——他大概是十大开国元帅中，最早指挥大兵团作战的一位。而其对手也很清楚，只要看到这个万金油般的刘伯承团露头，那就等于第二混成旅全来了。
所以杨森就一再叮嘱手下：你们千万不要小看刘伯承哪，他那可是个大团，顶得上一个旅用的！
在做梦都想着升官发财的川军中，这位张旅长却很是个妙人儿。第二混成旅的战斗兵员在极盛时，有万人左右，实际上已经达到师级规模。综合第二混成旅的实力和战绩而论，张旅长也早就该升师长了。但张旅长却因为怕分散兵权给人架空，所以死活不肯当师长——因为他不肯升官，所以在他手下的刘伯承这帮悍将，虽然战绩彪炳，却也只好继续压在下面当团长。最后因为所带兵力和职务实在不相称，张冲才勉强在旅下面设立了个四不象的“路”司令，用来放刘帅这几个老大难人物。
这个张冲死活不肯当师长的事情，后来给第二混成旅的人事安排造成了很大影响。一军老人吴克雄就埋怨说：“张冲被发表为师长，但他坚不就职，认为就了职，兵权分散，自己不好掌握，因此下级应升级升职的不得上升，以至抱怨于心，后来瓦解。刘伯承是最得军心的，又负重伤，他的战功卓著，熊克武应坚决留他在军中抚慰军心，不该允他休假。熊应责成张冲就职，适当调整军官和士兵的级别，却不问不管。这就是用人措施不当。”
在此战中，刘伯承就是以第二混成旅第一路指挥官的身份，全面负责前线战事指挥的。号称“军神”的刘司令果然不负众望，在杜家岩率众夜袭第二军，大败杨森。
在杜家岩得手后，刘伯承乘胜追击，彻底打垮了第二军的两个主力师：属刘湘嫡系的第二师唐式遵部和杨森自己的老本钱第九师——第二师师长唐式遵在渡江时几乎淹死，幸亏抓到一块门板才侥幸逃生。而第九师设在渠县县城的师部，也给刘伯承放出的穿插部队顺手掏掉了……
刘伯承从此在川军中声名大振，以至于村妇也用“刘瞎子”的大名来止儿啼。可当刘帅自己听到这一切时，却忍不住苦笑起来——这难道就是我们拼命打仗的目的？
这一瞬间，他也迷惘了。
杨森的东线跨掉了，而让他一直提心吊胆的西线也没出现奇迹。赖心辉、邓锡侯等部，果然趁杨森集中主力于东线之机，乘虚而入，攻占了他的大本营泸州，横扫川南，继而又向重庆进军。
而杨森在东线折尽了本钱，仅带一帮残兵败将退回重庆，业己无力翻盘，遂只好于7月16日通电求和——可这时候，占尽上风的对手哪里还肯和他议和！
更火上浇油的是，连二军系统的自己人也开始趁火打劫。驻宜宾的第一混成旅旅长刘文辉，本系奉刘湘指示前往重庆增援，但他率部抵达永川时，眼见杨森败局已定，就同老同学邓锡侯接上了头，站到了反刘、杨的阵线里。
从此，他也成为一家独立的诸侯。
这里，把二刘简单介绍一下。
刘文辉，字自乾，江湖人称“多宝道人”，此公是未来川军众诸侯中一号响当当的人物，也是整个西南割据时代最后的谢幕者。他世居川西大邑安仁镇唐场间（说句闲话，此处的豆腐乳很出名。当年大名鼎鼎的刘文彩公馆门前，如今一字排开一片卖唐场豆腐乳的小摊……行人过此，每不由得有王谢门前见沧海桑田之叹）。刘文辉的祖父就是刘湘的曾祖父，他在兄弟中排行老六，其五哥就是后来被树为大地主阶级典型的刘文彩。所以堂堂的刘湘刘督军虽然比他大上五、六岁，却也免不了要吃个小亏，老老实实地管他叫声“小六叔”或是“幺爸”。
这刘湘家在祖上分居之后因为人口多，光景要比小叔叔刘文辉家差一些——刘文辉家是大地主，而刘湘家只是个小地主。
因为有这一点不同，所以刘文辉家颇有闲钱供子弟读书，刘文辉的长兄刘文渊（字升廷）就考取了前清秀才，还进过成都的法政学校，当过四川咨议局议员，在宗族间颇有声望——所以二刘后来大费周章搞死人无数的全川大比武，最后却只分胜负，不决生死，便是因为有了这位老先生出面调停的缘故。
刘湘，字甫澄，1889年生人。他因为家中条件差，所以便循着大邑前辈的老路子（大邑人素有从军风气），早早地便出门投军，1906年考入成都的新军弁目队，后又转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和杨森这帮人当上了同学，再后来又靠抢杨森的部队发了家。
而刘文辉呢，他就后进得多了。他在清末入陆军小学第三期，然后便一路循着科班路子勇猛精进，由陆小而入陆中，由陆中而入保定，直到1916年才从保定军校第二期毕业，而这时候刘湘已经在第一师当上旅长了。
刘文辉回到四川后，起初在刘存厚部队里当了几天参谋，混得很不得意。碍于家族情分，刘湘对这个当时还不大出息的“幺爸”不得不提携一二，于是便介绍刘文辉进了大邑同乡陈洪范当师长的第八师任营长——不用家族，这算是刘湘的过人之处。成天热衷于搞“杨家将”的杨森，在这条上可就比他差远了。所以川军诸将服刘湘而不服杨森，不是没有道理的——但即便如此，刘文辉还是因为背靠着刘湘这棵大树，得到陈洪范的格外关照，很快被提升为第二十八团团长，还以支队的名目率团参加了龙泉驿之战。
陈洪范派刘文辉代表第八师去参加龙泉驿之战，原本只是敷衍一众川军同袍而已，但没想到刘文辉居然不听指挥，假戏真做。于是陈师长大不高兴，打算扣押并撤换刘团长。刘文辉闻讯大惊，仓皇夜奔。后在另一个大邑老乡刘成勋的调解下，刘文辉才以第八师独立旅的身份从陈洪范手下半独立出来。
等到撵跑滇黔军后，刘湘当上了川军总司令，便假公济私把刘文辉从第八师彻底分离出来，任命为第一混成旅长，驻扎于川南的叙府。
等到这次一、二军大战，刘文辉见杨森败局已定，便凭着自己和邓锡侯等人在刘存厚部队共过事的交情以及保定军校同学关系，摇身一变加入了反二军阵营。
说到这回刘文辉的倒戈，咱们就不得不谈谈四川混战中的一个有趣的话题了，那就是“学系之争”。在此后的混战中，这帮四川耗子们今天互相扔炮弹，明天就聚众搓麻将的奇怪现象，就要着落在这一条上。
说起这四川战乱的祸首来，咱们可一定不能忘记了岑春煊、赵尔巽、袁世凯这三个坏蛋——这三个家伙要么是旧官僚，要么是保皇党人，要么是窃国大盗，能对革命安什么好心？所以由此咱们就可以推论：他们对革命的破坏，那可是蓄谋已久的哪……
第一个是岑春煊。这厮不好好地贪污腐败搜刮地皮挖大清朝的墙脚，却非要费心尽力地办了一所武备学堂，培养出了刘成勋、王陵基、胡忠亮、彭光烈、孙兆鸾这帮人。对了，连尹昌衡尹都督也曾是该校校友呢！该校在满清覆灭后还在继续办，不过改名为四川陆军军官学堂，又培养了李家钰、罗泽洲等人。这些人在割据时代的前期很是风光，但很快就烟消云散了。
接下来的赵尔巽大人，大概是怕岑春煊培养的这帮家伙后劲不足不够闹腾，于是他老人家又煞费苦心继承前任锡良的事业，办了个四川陆军速成学堂，也培养了不少内战行家。这都有谁呢？一个个数来，有刘湘，有杨森，有潘文华，有唐式遵，有王缵绪……还有些大人物，此时还不显名于蜀中，咱们后面再一一道来。这就是所谓的“速成系”，他们是这个割据时代里，“成就”最大，也最风光的一帮人。
最后是袁世凯，他办了个保定军校。象什么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吕超、向传义、何光烈、刘斌、陈国栋、陈鼎勋什么的，都是由这所学校培养出来的，所以这帮人被称之为“保定系”。保定生比士官生更会做人，比东斌生更懂中庸的道理，比速成生更有理想和门路，所以也取得了不坏的成就。这群人很有趣，他们在这个割据时代里的经历，仿佛在做过山车，专门搅局，最后自己亲手结束了这个倒霉的时代。
也可以这么说：岑春煊培养了一批专管砸门撬锁的，赵尔巽则培养了一批翻箱倒柜的，袁世凯无事可做，只好培养了一批跑龙套收拾后事的……
瞧瞧，这三个家伙每人只不过是办了所学校，灌输了些许新思想和新技能，就把这个时代给闹腾得天翻地覆！除了土产之外，还有一帮留日的洋学生，如支持北方的士官生尹都督等一帮人，支持南方的东斌生熊克武、但懋辛、喻培棣等一帮人，甚至还有两个学海军的余际唐和张冲（所以余际唐在熊克武手下当了那么长时间的江防司令，道理就在这里）……
这是偶然吗？恐怕不是。从“学系之争”中我们应该看到更多的东西。
在旧帝国崩溃后，传统的伦理道德乃至人际关系纽带，都渐渐失去了旧有的作用：帝国的崩溃，使讲究上下尊卑的君臣关系沦为虚无；而科举的崩溃，则使得同年、门生这些官场上的人际关系成为历史；而西式伦理道德的涌入，更是使得整个三纲五常的家国理论都出现了危机……
那么，这些生活在迷惘时代的人们又该如何组织起来呢？
于是一些新的社会关系开始成为人们彼此联络的纽带——比如说割据诸侯们普遍不大熟悉的政党关系（事实上，这些土老财们更愿意去搞什么“武德促进会”之类的代用品），和对旧传统有所继承的同学、师生关系等。
这其中，同学、师生关系虽然已大非昔时模样，但却因其对旧时代有所继承，故为满脑子旧思想的割据诸侯们所熟悉和乐于接受。于是，它便水到渠成地成为了他们用以维系自己骨干集团团结的新道统。而不同的学系，所维系的自然也是不同的道统。
从云南讲武堂、日本东斌校到四川速成系，从士官生、保定生到黄埔生，“学系之争”一直是导致民国中前期纷乱局面的一条隐蔽的暗线，其影响绝不仅仅限于西南一隅。
却说杨森这回大败亏输之后，本还想死撑着守守重庆的，但无奈在川东战事上吃亏太甚，已经无力回天。打到8月6日，终于被赖心辉指挥的联军突破了浮屠关防线，杨军长只得率少数部队乘轮船向下川东逃走。
在联军猛追下，他一路连吃败仗，最后连下川东也站不住脚，只得在8月20日单身一人逃到宜昌。此时杨森穷困潦倒之极，身无长物，衣兜里只剩下一枚牙章，那叫一个惨哪！
二军残部也仅余不足一个旅，在李树勋、袁彬的收容下，退往鄂西的利川、建始一带整顿喘息。
杨森逃到宜昌后，仍不甘心失败。他放眼当时天下，最有实力的是直系大将吴佩孚，因此他便一路跑到洛阳，向吴玉帅求援去了。
对杨森本就很有好感的吴佩孚，此时正有图川之意，因而立刻任命他为十六师师长（北军番号）。在吴佩孚和湖北督军萧耀南的授意下，杨森又派王缵绪、白驹（大名鼎鼎的白公馆主人）、杨天骅、谢茂材、白在中等人，以绑票手段胁迫原川汉铁路存款负责人，将存在汉口银行的路款强提了一百万元用作军费，因此军队实力又得以恢复。
大恩如此，所以杨森一辈子对吴佩孚感激不尽。
回头再说二军的另一位大老刘湘。
当联军占领重庆的时候，尚在城中的刘湘趁乱逃到南岸，后又躲入又新丝厂，一直不敢露头。
直到刘文辉率部退回宜宾防地时，他才在这位“幺爸”的掩护下，顺江而上到宜宾，然后一路穿过陈洪范、刘成勋两个大邑同乡的防地，偷偷跑回大邑安仁老家去了——他既没有外省同学，又没有广东或是北洋的门路，除了回家老老实实地当土老财，还能有什么别的招？
不过因有刘成勋、陈洪范等人替他说情，又有刘文辉一意庇护他，所以熊克武、但懋辛也就不为已甚，放任刘湘过上了土老财的滋润生活。
速成系这回跌了个大跟斗，而保定和东斌两校则全面胜出。
但刘湘平静的土老财生活没有过多久，1922年11月，四川风云又起。
刘成勋辖下的第七师师长陈国栋，企图吞并驻大竹的第四混成旅何金鳌部，于是双方发生冲突。刘成勋本就看不惯陈国栋这个师长，趁此机会便立刻宣布撤掉他的职务，并从其驻地成都出兵两旅援助何金鳌。
而驻重庆的第三师师长邓锡侯，却又因担心刘成勋解决掉永川的陈国栋后将对自己不利，遂联合驻资中的第二十二师师长唐廷牧，共同出兵援助保定同学陈国栋。
于是刘成勋又转而向熊克武示好，请他命令驻下川东的余际唐部从背后袭击邓锡侯的驻地重庆，以收釜底抽薪之效，另外还请驻泸州的四川边防军赖心辉出兵侧击邓、唐、陈等部……
这回三军系统内战，照理说跟熊克武的一军系统没啥关系，但一向不贪便宜的熊克武，却忽然打起小算盘来了——在此前的几次大战中，他虽然回回占到上风，却因为笼络刘湘、刘成勋这帮墙头草的出价太高，最终自己一点实利也没得到，还倒赔了不少老本，连原来的四川督军、川军总司令等职务也是一让再让，最后搞得当年的师、旅长们都当总司令了，他自己却还是个在野派，所以深悔失计。
这回眼见重庆地盘唾手可得，熊克武终于没能抵住诱惑。他一边亲自跑到成都去和刘成勋勾兑，一边便立刻电令余际唐出兵两旅进攻重庆，于2月8日占领该城。
于是接下来，深感力量不足的邓锡侯、唐廷牧、陈国栋等人又串联起川边镇守使陈遐龄、第一混成旅旅长刘文辉、屯垦司令彭远耀、第二十一师师长田颂尧、第十师师长刘斌等人，组织起八人同盟，共同出兵合围成都，结果把兵力分散的刘成勋、熊克武、赖心辉给堵在城里了……
大家就这么七扯八扯的，最后终于把同学的同学、亲戚的亲戚、朋友的朋友、合伙人的合伙人等所有关系人等全都扯了进来，于是又一次全川选手参与的大比武开始了！
听说川中大打的消息后，正在鄂西的杨森自也不甘寂寞，他立即带兵回川。吴佩孚以第八师师长王汝勤、施宜镇守使赵荣华为援川军正、副总司令，率北洋军宋大霈、卢金山、于学忠、张允明等部，以及黔军袁祖铭部进兵川东协助杨森，另以北洋军第七师师长吴新田协助逃到陕南的刘存厚自陕南进兵川北。随后他还指使甘肃督军张广建派遣甘军十二营侵入青川一带，陕军张丹屏部侵入城口、太平一带。
杨森自任为川军第二军军长兼第九师师长，另辖老同学唐式遵的第二师以及任后楷、李树勋、施增荫等混成旅，另有川东清乡司令潘文华、第一游击司令吴绍文、第二游击司令雍光耀、特遣司令罗伯膏、川南清乡司令龚达、第一旅李运鹤、第二旅蔡时敏等部。
1923年2月15日，杨森率部由利川偷渡磨刀溪、箭竹溪偷袭川东重镇万县。
此时川东讨贼军内部混乱。此时守万县的是张冲的第二混成旅。但因余际唐第六师所属的独立旅长杨春芳，在忠县率部投靠杨森，导致万县部队后路被切断，张冲遂只得放弃万县败逃重庆。
张冲逃到重庆后，又因友军不协同，于4月6日丢掉了重庆城——刘伯承在此役中迭经苦战，但最后却被大家众口一词指责为作战不力，因此愤而要求但懋辛将自己撤职查办。虽然但懋辛最后没有批准，但刘帅经此打击后，对讨贼军已颇为灰心。
2月19日，刘存厚部也进占绵阳。不过他第二次出逃后，兵力仅余两、三千人，如今虽然也勉强扩充到两个师，但战斗力已今非昔比。再加上此前的两次回川，一次比一次跌得惨，所以他这回终于学乖了，占领了绵阳之后便不再前进，转而经略川陕交界的达县一带，因此在后面的战事中也没有遭到什么大损失。从此，这位川军老首长就在这里与世无争地养老，直到1935年，一支从鄂豫皖千里转战而来的军队抵达这里，才打破了他平静的生活。
而此时的成都方面呢，刘成勋眼见难以解围，便任命自宜宾赶来的刘文辉为第九师师长兼成都卫戍司令，将成都城防、兵工厂、造币厂、四门统捐局税收、成都关监督税收等全数交给他接收。而交换条件，则是刘文辉出兵将邓锡侯等部隔开，放开东门让刘成勋、熊克武、赖心辉等人带部队撤离成都。
刘文辉既然号称“多宝道人”，在江湖上纵横捭阖的本事自然也是第一流的。这回他带兵来成都时，就大耍两面派手段，一边给已大占上风的保定校友们打招呼，说俺是特地赶来给各位学长加油助威的；而另一边呢，他又对境况不利的大邑老乡刘成勋说，俺是怕您人少吃亏，所以特地赶来帮忙调停的……所以搞得两边都觉得欠他人情。
刘成勋这回眼看要霸王别姬了，情急之下便觉着这个小老乡刘文辉多少还有点吕马童的味道，于是一慷慨，便把成都城里的家底统统送给了他。
而对于刘成勋的要求呢，刘文辉也很讲义气地答应了，立刻出兵隔断了成都东门至龙泉驿一带交战地区，让他们安全撤离。所以直到守城军队全部撤完后，邓锡侯等人才知道到嘴的鸭子，已经被号称是跑来帮忙的刘文辉同学给放飞了。
刘文辉因此捡了一个大便宜，占有了对川局至关重要的成都兵工厂。占据着川南大片盐场，兜里本来就很有钱的刘“幺爸”，这回好不容易抓住了兵工厂，立刻便加班加点生产，很快就新装备了五个以上的步兵团，实力大为膨胀。
这场战事，起因说来很简单，只不过是第三军系统的几个军、师、旅长闹了点小矛盾。但随着各方力量的逐次投入，事态不断扩大，最后谁也控制不住场面，因此一度形成混战局，大家打得一塌糊涂——起初是刘成勋和陈国栋为争夺何金鳌的部队而大打出手，但惹事的何金鳌，最后却跑去投靠了刚从湖北溜回来的杨森！因为何旅长也是弁目队出来的，和杨森、刘湘是老同学嘛！
但到1922年3月间，随着北方力量的不断投入，战局开始渐趋明朗。3月14日，为直系势力所扶植起来的杨森，与同样有着浓厚北方色彩的刘存厚，以及邓锡侯、唐廷牧、陈国栋、陈遐龄、田颂尧、刘斌、彭远耀、刘文辉等人联衔通电讨伐已重新投入孙中山旗下的熊克武，于是这场以偶发事件肇始的战事，遂演变为了又一场南北战争。
此时的南军方面，其主力是熊克武、但懋辛的一军系统，刘成勋的三军系统，以及一直支持熊克武的赖心辉部边防军五个混成旅。此外还有大量其他杂牌部队，如川东边防讨贼军总司令石青阳部所辖之汤子模师，黔军周西成部（未来的“贵州王”，不过此时他刚从贵州逃出来）；湘西部队贺龙部（没错，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贺老总。1921年底，石青阳奉孙中山之命入川发展军队，找到割据湘西的老朋友陈渠珍帮忙凑股，陈便把自己手下的贺龙部队送给了他）等等。
熊克武、刘成勋、赖心辉等人退出成都后，分头到遂宁、新津、隆昌集结第一、三、边防各军队伍，受熊克武指挥的石青阳也在川东集结边防讨贼军，准备大打。
集结完成后，熊克武便以第一军兵分三路反攻成都：余际唐师由简阳经龙泉驿攻成都东门；郑英旅由遂宁、三台、中江，进攻驻广汉的田颂尧部；张冲的第二混成旅担任中路主攻。至于历来不喜欢打硬仗的刘成勋，熊克武也只好因人而用，请他带着第三军部队绕到相对平静的成都南路去舒活筋骨。
成都城里的邓锡侯、陈国栋、陈遐龄等人没有想到一军部队来得这么快，仓促出战，因而战况很不利——张冲的第二混成旅首先在华阳县的石板滩大败川边军陈遐龄部三个团（不消说，又是刘帅干的好事儿），邓锡侯、陈国栋也相继被击败，只得溃退成都。守城的刘文辉见势不妙，便又一次变脸，不肯让他们进城。邓、陈只得率残部沿川、陕路北逃，去与田颂尧会合，而陈遐龄则逃回川边的雅安。
眼见一、三两军大军逼城，很识时务的刘文辉便立刻表态，宣布中立，把刘成勋此前交给他的兵工厂、税局等全数交还给原主，然后乖乖地带着自己的部队溜回了宜宾。
1923年5月，熊克武在成都通电就任四川讨贼军总司令。
重占成都后，熊克武立刻派军猛追尚在北道上喘息的邓锡侯、陈国栋、田颂尧等部。邓锡侯等支撑不住，只得退往川北的通江、南江、巴中、阆中一带。田颂尧随即举手宣布认输，从此老老实实退出比赛当观众，而滋事的邓锡侯、陈国栋两部则退往重庆与杨森联合。
就在熊克武猛追邓锡侯等部时，占领重庆后的杨森等部也开始西进，准备进攻成都。所以熊克武只得将北路追击部队调回，全军东进，以赖心辉为总指挥，与杨森相继会战于龙泉驿、简阳、隆昌、资中一带。第二混成旅第一路司令刘伯承又一次率部夜袭对手，不长记心的杨森再吃败仗。讨贼军直追到荣昌境内，后因北军援军赶到，双方才又进入相持。
此时甘军已经侵入青川一带，打算由平武、江油直趋成都平原，威胁讨贼军后路。熊克武遂急调刘伯承率部回师打击甘军，刘伯承急行军至青川，一天不到便将甘军全部包围缴械，遣送回境，然后全军急速回师东线参战。让人吃惊的是，从他出发到返抵东战场，一共才用了十二天时间！刘帅用兵神速如此，也难怪“小诸葛”白崇禧后来在大别山里死活抓不到他的主力呢……
此后一两月间，讨贼军与杨森对峙于四川中部地区。杨军因有直系吴佩孚的支援，汉阳造的械弹沿江而来，源源不断；讨贼军虽也占有成都兵工厂，但因长江航路被切断，原料奇缺，枪械弹药都难以接济，只得暂退内江，收缩整补。
熊克武虽暂时击退了杨森，但毕竟杨森身后还有个吴佩孚，因此他不得不寻找有力的盟友充当后援。因孙中山此时已恢复和唐继尧的同盟关系，因此他遂向云南方面求援，而唐继尧为再次控制四川计，也答应派出胡若愚、张汝骥两部前往四川援熊。
1923年8月，整补完毕的讨贼军再攻重庆，原计划由但懋辛率军从安岳小北路经大足、壁山偷袭重庆。但讨贼军在大足斩龙坳一带高地与黔军袁祖铭部的王天培、彭焕章两师遭遇，相持十余日方打退黔军，经壁山攻到重庆城下。刘伯承在此役中右腿重伤，但他却必欲雪失重庆之耻，不顾伤势恶化，一直硬扛到己方攻占大足，才被强行送往成都救治。他从此便一直请假养伤，事实上已经退出讨贼军——他下一次出场，就要等到“顺泸起义”了。
同时，赖心辉部也击败当面的杨森，一路追到重庆城下，与但懋辛会师于浮图关前。石青阳也率汤子模、贺龙、周西成等部由泸县略取合江、江津后，沿长江南岸进抵重庆城下，三军随即猛攻重庆城。
杨森与北军赵荣华、黔军袁祖铭，以及刚从川北退过来的邓锡侯、陈国栋等部死守重庆，与讨贼军激战数十日。其中以浮图关前的黄沙溪争夺战伤亡最大，仅是讨贼军方面的第八混成旅，就阵亡数百人，死尸几乎填满沙沟。
此时北洋赵荣华与杨森在军事、经济方面都有分歧，而黔军袁祖铭则素不满杨森，因此主张请在川军中威望卓著的刘湘出山，邓锡侯、陈国栋等也表示支持。杨森虽然不愿让刘湘再起，无奈他连打败仗，威信大损，阻止不住，也只得与众将联名公推正在大邑当土财主的刘湘为四川善后督办，请他回来指挥全军。静极思动的刘湘便趁势重出江湖，从老家大邑跑到宜宾，乘船东下去重庆救火。
就当刘湘在道上折腾的时候，但懋辛、赖心辉也改变了攻城策略。他们绕开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的浮图关，以学海军出身的余际唐率部从嘉陵江上游渡江，一举攻占邓锡侯、陈国栋防守的江北桃子垭——此举有两得，一可从嘉陵江北岸威胁仅一水相隔的重庆城；二可遏制嘉陵、长江两河谷中的直军舰船水运，削弱守军。
攻占桃子垭后，讨贼军士气大振，随即周西成又率部突袭南岸，截断了唐式遵部与城中的联系。杨森见两翼不保，大势已去，只得与赵荣华、袁祖铭乘兵轮撤退到万县，讨贼军遂占领重庆。
刘湘赶到重庆时，形势对二军已极其不利，他无力回天，只得也乘船跑到万县去了。
攻下重庆后，讨贼军内部又开始闹矛盾——川军头头们这个习惯很不好：只要一不打仗，他们就闹内讧热身。
这回是刚立了战功的赖心辉想当省长，但成天磨洋工的“水漩”将军刘成勋却偏偏不肯让贤，导致夹在中间的熊克武左右为难，无法应承。
于是赖心辉进了重庆城后，便耍起小性子来，成天花天酒地消极怠工，不肯出兵追击败逃的杨森。而但懋辛、余际唐居然也坐视不管，仅以少数部队追到梁山便打住了，于是杨森乃得以从容退到下川东喘息。
听说杨森战败的消息后，吴佩孚大为震惊，严令各军不得再退。他随即拨出子弹数百万发，山炮十门，军费二百万元，水运万县补给杨森，同时又委重出江湖的刘湘为四川善后督办——这回刘湘没有拒绝，从此他也搭上了北洋这条线。
速成系能够与北洋政府走到一起，与杨森是广安人有莫大的关系。正是由于广安籍前辈蒲殿俊、张澜（张虽是西充人，但西充在历史上和广安同属顺庆府，而张又曾执教过广安紫荇书院，所以也算半个广安前辈）在保路运动中担任了领袖，因而在民元后为北洋所重视，一再出任北洋政府要员，从而才带动了胡仲实、杨森等同乡后辈也走上这条门路的——而像大邑土财主出身的刘湘，就缺乏这样的门路了，所以他只能从二道贩子杨森手里出货。这也是杨森能够一度压倒威望能力都超过他的刘湘，成为四川头号人物的主要原因。
1923年11月，刘湘、杨森经过几个月休整后，再次发动反攻。以邓锡侯、陈国栋部攻取垫江，向邻水、合川前进；杨森、赵荣华部由忠县经长寿、江北直扑重庆；袁祖铭则率黔军沿长江南岸而上，会攻重庆。
大敌当前，讨贼军方面的总指挥赖心辉却依然闹情绪，借故请病假。于是但懋辛只得暂代总指挥职务，率第一军及石青阳所属的汤子模、贺龙、周西成等师仓促赶到张关、铁山一带布防，双方展开大战。
此战中，失去了“军神”刘伯承的讨贼军士气低落，而骁勇善战的老军长刘湘的归来，则让二军上下斗志高涨。最后讨贼军战败溃退，遗弃辎重粮秣不计其数。赖心辉虽然最后也率部赶来参加了战斗，但毫无起色，连他本人也险些被俘。
二军乘胜直追到江北，随即强渡嘉陵江，拿下了重庆城。
丢掉重庆后，赖心辉率边防军退往内江固守，石青阳率汤子模师退往合江，而他的贺龙、周西成两师则随着一军主力退往安岳、乐至，后又退往三台。援熊滇军胡若愚部退往贵州，张汝骥部则退回云南。
连连取得胜利的二军部队，一路衔尾西追。讨贼军虽沿途抵抗，但处处失利，连贺老总亲自坐镇死守的沱江防线也被突破。熊克武亲出督师三台，又被杨森手下的王缵绪旅偷袭得手，击败鲁平舟的两个新兵团，一举打掉了讨贼军总部。熊克武乘夜缒城而出，逃往成都。另一位师长喻培棣一时未能脱身，只得躲在城中的天主教堂暗室内，直到三日后才得逃走。
连遭败绩而又缺乏有力后援的讨贼军，至此已山穷水尽。
刘成勋撤出成都，退往新津，随即便通过大邑同乡关系找刘湘疏通投诚，而熊克武也只得率部经仁寿退往川南。熊克武原打算把部队带到川滇黔交界的泸县一带，以便获得滇、黔的增援，再图恢复。但一路上第二混成旅张冲手下的两个支队长向岱昌、青飞如，余际唐的第六师第十一旅旅长向康衢、十二旅旅长余顺筠（这位还是余师长的亲侄儿呢）、独立旅旅长杨春芳（这已经是他在此战中的第二次叛变了）等人先后率部叛离，全军阵脚大乱。熊克武只得再退往贵州、湖南，后又把部队拖到广东，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一军系统，或者说是东斌系，至此完全从川战中消失。
至此，我们可以对民初的西南混战做一个小总结了。
西南混战中的各军，无论其首脑人物出自哪一个学系，他们所掌握的关于军队组织、训练以及战略战术等方面的新知识，其实都是同源的，即均来自被日本东亚化的普鲁士军事体制。
也即是说，在这一系列战争中，因为师承相同，所以大家的技战术水平差不多。这些从清末新军演变而来的军队，对付如旧北洋、各省巡防军之流的旧式军队有明显优势，但他们彼此对打起来，却谁也没有致命的绝招。所以西南各军在战斗力上虽有些许差异，但这种差异终究只是量变而非质变。
因此，在这个时代里决定战争胜负的，是各方军事经济力量的简单消长。
在这场力量博弈中，中间派显然有着天然的优势。
无论是以刘存厚为代表的北方派，还是以熊克武为代表的南方派，他们都因为有相对固定的政治立场，故不得不与己方的后台势力共进退，所以在发展过程中遭遇了一次又一次的停滞期甚至是倒退期。
而以刘湘、刘成勋为代表的中间派，则因为政治立场上无可无不可，因而可以在南北力量的消长中，厚着脸皮从容选择对自身最为有利的附从方案。于是无论南北势力如何消长，他们总能投机取巧，获得资助，因而在初期的混战局中，得以迅速壮大起来。
所以刘存厚、熊克武的先后失败，其原因固不在于四川，而在于天下大局之变。
此次熊克武所对抗的，表面上只是刘湘、杨森的二军系统，但事实上，二军身后还有一个更为强大的对手——那就是刚刚在第一次直奉大战中取得胜利，已稳占中原，势力正趋鼎盛的北洋直系军阀。而熊克武身后的南方势力呢，这会儿却正处在青黄不接中（贵州袁祖铭投北，云南唐继尧新败，广西李、白、黄还在打天下，广东孙中山尚在等待苏联援助……），所以讨贼军以半个四川对付整个中原，实力差距如此之大，吃亏也正在情理之中。
熊克武显然也认识到了这一点。
他自知实力不济，只得退出四川，把队伍拉向广东。贺龙、周西成两师不愿随之南下，遂留下自谋出路：周西成投入袁祖铭手下，还与袁结成儿女亲家以示效忠，故得以在黔军中立足；而贺龙则自行占据湘西澧州一带，后因遭到湘军排挤和攻击，乃不得已西入贵州，为黔军王天培部所收编，直到北伐时代。
而获胜的速成、保定两系，则从这次胜利中尝到了甜头，从此变成了不折不扣的墙头草——南方强则服从于南方，北方强则服从于北方，连“川人治川”的口号也不肯喊了（直到刘湘统一四川之后，才又把这个口号扛出来对抗蒋介石的国民政府）。
列位看官大概要问了，那个先前的黔军总指挥近视眼袁祖铭，不是回贵州发财去了么，怎么如今又跑四川来了呢？
说来这老袁背井离乡，跑到四川来帮刘湘、杨森打架，全都是让云南那位唐蓂帅给害的
话说1922年初，袁祖铭和唐继尧两人，在几个月间先后完成了夺取各自省政权的大业。不过两人的夺权有一点区别：唐继尧本是“云南王”，这回复辟重新坐上宝座，名正言顺；而袁祖铭则只是个草头王，虽然北洋政府给了他一个贵州省长的任命，但毕竟“兴义帮”的老帅刘显世尚在，他这样堂而皇之地僭越，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因此很不得人心。
而且，当袁祖铭入黔夺取政权之时，还曾以拥刘复位为幌子，请求刘显世予以协助。刘显世依约派其兄刘显潜，到老家兴义召集旧部，称为“定黔军”西路总司令，占据了盘江八县，对袁祖铭“定黔”之役起到了声援作用。
但袁祖铭夺取贵州后，却欣然就任贵州省长，把支持他的刘老帅晾在一边毫无安排。对刘老帅，袁起初还敷衍一番，后来干脆耍无赖，答复说刘家只能恢复门第，不能恢复政权。除此之外，袁祖铭还派其表弟何厚光到兴义劝刘显潜取消“定黔军”西路总司令头衔，将所部缩编为独立旅，以其子侄刘敦吾为旅长。刘显潜迫于无奈，只得同意，但从此袁、刘之间的联盟关系也因而破裂。
刘显世上此恶当，自然不肯甘心，于是愤而跑到昆明向老朋友唐继尧求援。而唐自夺回滇省后，独霸西南的野心再次滋长，也正对贵州虎视眈眈，遂欣然同意援助刘显世返黔。
恰好在此时，又发生了黔军将滇军部队缴械事件，促使唐继尧下了侵黔的决心。
1922年10月，驻粤滇军胡国秀旅不愿跟从孙中山先生北伐，自行从湖南借道贵州返滇，孙中山遂直接命令与之有联系的黔军第一师师长王天培截击该旅（在粤桂战争中，谷正伦奉卢焘之命侵桂，收编了王天培部。后谷正伦被孙中山委任为中央直辖黔军总司令，王天培也被任命为旅长，握有可与中山先生直接联系的密码本）。
胡旅约有两千人枪，已从湖南东安出武岗、靖县入贵州，当时正由平茶所经谭溪将至锦屏，拟前往剑河。王天培即命其弟王天锡率第八团星夜驰赴剑河县属之瑶光堵截，一面复信邀请胡国秀到天柱会晤。
照说胡旅长此次借道，手续本是很完备的：他先通过唐继尧向袁祖铭征得了同意，入黔境前又曾派人持公函向王天锡预作联系。再加之过去滇黔关系一向友好，因此他接到王天培的复信后，便不疑有他，亲率弁兵十余人前往天柱拜会王天培，但在席间便被拿下。其部队群龙无首，遂被王天锡轻易缴械，黔军所获共计有马、步、手枪一千六百余支，轻机枪四挺及一应随军辎重（和辛亥前后的老滇军比起来，可见装备已经大大缩水了）。
唐继尧闻信后极为震怒，立电袁祖铭要求黔军交还枪械，可袁祖铭虽答应归还，却只承认有百余支土枪，硬是摆出一副要黑吃黑的姿态。刘显世在其间做和事老，婉言请袁祖铭顾及两省关系，退还枪支，但袁却对此置之不理。
素来吃惯了霸王餐的唐继尧，这回受袁祖铭如此侮辱，焉能甘心？他遂和刘显世积极筹划回黔复辟来。
1923年初，唐继尧派刘显世以滇黔联军副帅的名义，带兵先行进入贵州，在滇、黔大道沿线筹备粮秣，以待大军入黔。2月中旬，大批滇军在唐继尧之弟唐继虞，以及张汝骥、王洁修、吴学显等人的率领下，以拥护副帅刘显世复职为名，陆续集结于兴义一带，至此滇黔战事已不可避免。
与此同时，贵阳城里的袁祖铭，其统治却危机四伏。
袁祖铭本就是个缺乏政治能力的人，这回接手的又是一个烂摊子，因此当政之后颇有些手足无措。当时人评价他治黔的政绩是“三千散议会，八万赎家严”，“人才龟鳖兔，政策兵烟盐”——前一句是说他强制解散贵州议会，而且极其小家子气，只肯拿出三千块钱给议员们做散伙费，但是他老爹给匪徒绑票，他却一下子掏出来八万块钱赎人；后一句是说他不会用人，施政无方，只会抓军队，贩鸦片，苛征盐税三大政策而已。
这回滇军侵黔，他事先未曾料到，所以几乎毫无准备。滇军一路打到安顺西南的黄桷树，才有彭汉章旅的一个营略微抵抗了一下。双方打了两三天，黔军战败，彭汉章逃往贵阳，滇黔道上的重镇安顺遂被滇军占领——后来长征红军进入贵州时，王家烈对来援的滇军旅长安恩溥表扬滇军能战，说曾有一个团的滇军把三个团的黔军撵得满山跑，大概就是指的此役（彭汉章旅加上张亚伯团，恰好三个团）。
抓狂了的袁祖铭一面调兵防堵，一面发电质问滇军为何侵黔？外号唐三瞎子的唐继虞回答甚妙，自称本军原是奉命去广西抚慰在外滇军的，不巧“适值副帅刘公由滇返里，一部黔军突出抗拒，副帅令本军就便协助，不得不敬听指挥”云云。
袁祖铭自知在贵州不得人心，此时又见战事不利，更不敢坐守贵阳待毙。他遂于1923年2月26日，找中国银行贵阳分行强提了五万元现金后，率军政人员三万余人向东逃往湘鄂边。
到贵定后，王天培主张去广东依附孙中山，袁默然不答。他的核心幕僚张彭年却认为，此时在粤滇军杨希闵、杨池生、杨如轩三部经常派人守着兵工厂，造出武器就据为己有，孙中山即便愿意补充黔军，在事实上也做不到。因此为部队发展计，还是去鄂西投靠老熟人，北洋的吴佩孚好。因此袁祖铭就将部队拉到鄂西去了，恰好此时四川内战再度爆发，吴佩孚遂将这部分无所事事的黔军派到四川去协助杨森打熊克武——这就是袁祖铭入川的原由。
袁祖铭逃跑后，贵州遂重入唐继尧掌握之中，与世无争的刘显世虽仅挂个空名，但也自得其乐。指挥滇军侵黔的“三瞎子”唐继虞，成了贵州实际上的主宰者。
这一事件，史称“滇军第二次侵黔”。
侵黔战事结束后，各部滇军就地驻扎于黔境，划分防区，自委官吏，一应军政费用均由贵州财政支出。驻黔滇军名目上号称三个军，但事实上大不止此，唐继尧为了移祸于邻，把本省的杂牌部队统统调到贵州安置，其中有不少是收编的云南土匪，如吴学显等部，因此纪律极为糟糕，黔省上下苦不堪命。
唐继尧所发动的第二次侵黔之役，与四川讨贼军和二军的混战几乎同时。虽然云南从北洋政府手里夺回了贵州，为南方扳回一分，但袁祖铭的离黔入川，却又在压垮四川熊克武讨贼军的战事中，起到了最后一根稻草的作用——虽然南、北各争得一省，但就这场博弈的最后的结果来看，贫瘠的贵州和富庶的四川，其得失的后效显然不可同日而语。
这种后效，很快就显露出来了，唐继尧不得不为自己的战略失误卖单。
袁祖铭协助刘湘、杨森击败熊克武后，即暂以川黔各军总司令的名义驻节于重庆（后被北洋政府任命为川黔边防督办），川、黔、北洋一时成了最亲密的盟友。
川、黔、北洋三军的大联合，立刻使得唐继尧忧心忡忡。
他于1923年初夺取贵州后，原还打算再次染指四川，因此积极派兵援助熊克武。但1924年中，熊克武被彻底击败退出四川后，川、黔、北洋联盟风头大盛，兵强财裕，此时非但四川已不可图，就连贵州、云南也岌岌可危。
在川战中投机失败，在侵黔战争中又与袁祖铭结怨甚深的唐继尧，深怕吴佩孚指使川、黔两军联合反攻贵州，甚至入侵云南（事实上吴佩孚也确有此计划，只不过因北方第二次直奉大战随即爆发，未及实施而作罢。但即便如此，联合起来的川、黔军，仍足以对云南构成致命的威胁），因此他便积极施展外交手段以分化川、黔、北洋联盟。1924年底，唐继尧通过在滇、黔两省都广有人脉的卢焘牵线，主动派代表向袁祖铭示好，表示愿意将贵州交还给袁祖铭。
唐继尧将滇军从贵州撤离，当然不是幡然悔悟打算要创建和谐西南了，他立马就将这部分军队开进了广西……既然往川、黔发展不了，那就往富庶的广东去——此时孙中山北上卧病，随即去世，广东正处于群龙无首之时，滇军十万大军一到，那还不手到擒来？说实话，唐蓂帅这会儿还真没把蒋校长在黄埔岛上苦练的那几个学生兵瞧在眼里。
唐继尧图川不成改图两广这个思路本是没有错的，只是他太低估了广西的力量，此时的广西已今非昔比。
历来滇军出入滇粤间，大多借道广西，每若无人之境——但那都是陆荣廷时代的老黄历了。此际以彪悍善战闻名的新桂系李、白、黄已经坐稳了广西江山，正手握着日后北伐中号称“钢军”的一干精锐部队到处找茬呢，你唐继尧还当是护国时代的陆荣廷，放两炮就肯让你过去的？所以龙云们马上就要焦头烂额了。
谁也没有想到，本来只是偶发的胡国秀旅归乡事件，竟然以这样的方式，出人意料地引发了近代史上一连串重要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原本打算入桂的滇军因此而变道入黔——接下来遭到滇军压迫的黔军则被迫入川——黔军的入川又成为最后一根稻草，压垮了熊克武的讨贼军，从而造成北洋系参股四川的严重后果——讨贼军头号王牌战将刘伯承因此受伤退场，从此走上另一条道路——而广西的李、白、黄三杰则因滇军推迟入桂，从而获得极其宝贵的发展时间，终于在1925年发生的滇桂之战中获得胜利，彻底堵死了滇军对外扩张的最后一条通道——而对外扩张的彻底失败所引发的财政危机，立刻又促成滇军的再次内讧，坚持扩张政策的唐继尧最终下台。自辛亥以来一直以西南领袖自居的云南人被迫认命，彻底沦为割据自守的地方军阀，不再参与中原逐鹿——而滇军的战败和割据自守，则为两广的崛起清除了最后的阻碍——于是粤、桂无后顾之忧，乃得以大兴北伐之师……
这一系列事件对整个中国近代史都造成了深远影响，所以此处乃是非常要紧的地方。
可有意思的是，这桩尘封的公案，却又是我们的近代史上每每被人忽略的地方——究起因由，大概也只是因为这桩事里，太缺乏大奸大恶的脸谱，大是大非的辩论吧？
1925年初，滇军唐继虞、张汝骥、胡若愚等部相继离黔，将贵州交由自川南下的黔军接防，而老帅刘显世则仍前往昆明政治避难，于是袁祖铭唾手而得贵州。
却说凭空捡了个贵州的袁祖铭，他此时坐镇重庆，眼界已然大开，竟然嫌弃起贵州贫瘠狭小来。他不肯自己回去，仅委派其手下的第一师师长彭汉章率三个旅入贵阳接任省长，另委周西成以军事会办名义率所部驻防川黔交界的赤水一带。
两三年前还名不见经传的彭汉章，此次能够当上贵州省长，乃是他的资历帮了大忙。他原是黔军第一团团长，这是黔军中资格最老的主力部队，黔军历任主帅，如王文华、袁祖铭，都是老一团出身。在袁祖铭“定黔”之役中，时任团长的彭汉章积极拥袁，而入川之役中，他又颇有战功，因此得被袁祖铭选中，任为贵州省长。
但这个贵州省长可比师长难当多了。和袁祖铭一样，彭汉章也只是个粗有些军事才能，而无政治才能的职业军人。贵州内乱数年，又刚被滇军杀鸡取卵般地掠夺了两年多，彭汉章这样一个丝毫不懂政治、经济，也无士绅人脉的省长，又怎么干得好呢？
此时贵州处境极其窘困：本省粮产不能自给，正常财政收入也仅够一个月的军政开销，其余十一个月，只能靠四川每年的盐务补贴四十万元来弥补——也难怪唐继尧要视之为鸡肋，必欲脱手而后快呢！
因此彭省长抓耳挠腮，一筹莫展，连养活自己都成问题，就更甭提给重庆的袁祖铭提供什么资助了。
却说刘湘、杨森等人打跑了熊克武后，北洋政府论功行赏，于1924年5月26日任命杨森为督理四川军务善后事宜（因为这些年来“督军”名头大坏，到处都在高呼“废督”，所以北洋政府也只好改头换面，让杨森当了这么个虽无其名而有其实的善后督理），刘湘为川滇边防督办，田颂尧为四川军务帮办，刘存厚为川陕边防督办，袁祖铭为川黔边防督办，邓锡侯为四川省长。一直想当省长的赖心辉，虽最后也投靠了二军，但因为有历史积留问题，所以只得到四川边防军司令兼川军第一师师长的头衔，驻防川中的资中、资阳、内江、安岳、乐至五县。
邓锡侯虽在老上司刘存厚的保举下当上了四川省长，但他和杨森本非同一学系，素无甚交情，又深知杨森卧榻之旁不容他人酣睡的个性，因此便知趣地跑到重庆去设立省长行署，把成都城让给了杨森。
于是杨森便得以在成都尽情推行他的“新政”。
杨森当上了督理之后，随即就把他在泸州那一套新政策扛了出来，这次他的志向还要宏大些，提出的口号是“建设新四川”。
他的“新政”四条是：
一、修建马路（这家伙跑到哪儿都喜欢修马路）
二、开辟公共体育场（杨督理本人是相当爱好体育运动的）
三、成立通俗教育馆（办教育也是他的一大爱好）
四、提倡朝会（大家都看出来了，杨督理确实精力过人）
应该说，杨森这些新政策，还是积极向上的，不过他具体做起来就很有些意思了。
首先，他把修马路的事情，交给以贪污腐败出名的老同学王缵绪去办（这一点，老同学刘湘和他的看法不同，他的三条禁令是：一不许唐式遵谈马路，二不许王缵绪作打油诗，第三条最缺德，竟然是不许举人蒲殿俊写大字……）；然后，又在成都少城公园内建成了一个公共体育场，这地方原来是满蒙八旗军队驻防的地方，现在是成都著名的人民公园，保路纪念碑就在这个公园内；再后，他又请来卢作孚作通俗教育馆馆长，——不过卢先生在近代史上留下名头，却主要是靠创办经营民生轮船公司；至于朝会么，驻成都的各机关和部队从此每天早上就不得安宁了，闲散惯了的官兵干部怨声载道……你杨森精力旺盛，但总不能让别人也都不睡懒觉不是？
可杨督理才不管这些个呢，他全神贯注于下一步新政，那就是：改造成都的街巷，把这个中世纪格局的古老城市拖入新时代的轨道。
杨森首先打算把成都的商业中心东大街拓宽成马路，因此下令沿街商家住户一律锯掉屋檐，缩进门面，以便腾出地方来让他施工。不消说，狡猾的四川耗子们谁也不肯吃亏，大家徘徊观望许久，最终结果是谁家也没拆。
杨督理这一生气，就不得了了，他竟悍然出动大军来对付这些手无寸铁的“铁钉子户”——本督理如此不辞辛劳，施行整顿市容，发展公共交通，促进商业贸易的仁政，汝等竟敢消极懈怠，无人响应？
果然杨家将一出动，一阵乒乒怦怦稀里哗啦，半条街就没了。倒也没听说有“铁钉子户”跑到衙门前闹绝食的……
不过还是有人找上门来讲道理，想对杨督理动之以理。来的还都是些成都城里的头面人物，号称“五老七贤”的——尹昌龄、宋育仁、曾鉴、徐炯、陈钟信是谓“五老”，方旭、赵熙、胡峻、曾培、文龙、颜楷、刘咸荣，是谓“七贤”。这大都是些前清时代就参与“保路”的行家，辛亥年里与赵尔丰都交过手的乱党，所以满以为自己应该够资格跟杨森保下这条东大街的……
不过杨督理到底不是赵尔丰，他手下可有十来万大军呢，所以说话也就格外的不委婉：“我拆一点房檐屋角，你们就大惊小怪，说老百姓不愿意。如果我当初进入成都时，把四城门关上，放一把火烧个精光，倒还省了不少麻烦。请你们不要干涉我的建设！”
此语一出，“五老”、“七贤”面面相觑，哪里还敢再谈什么保大街的话题，纷纷落荒而逃。
这一大群当年的保路英雄，如今却连一条大街也保不住，看起来真象是个笑话。
不过这其中有一点点不同：当年他们没有看到鲜血，可如今他们看到了；当年他们没有看到军阀强权，可如今他们看到了；当年他们没有看到崩溃与分裂，可如今他们也看到了；当年他们求全责备，苛求尽美，可如今他们只要一根稻草就可以满足了……
初唐的魏征就曾很直白地说过：“久安之民骄佚，骄佚则难教；经乱之民愁苦，愁苦则易化。譬犹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也！”辛亥后十余年的战乱，天下家国的“饥”与“渴”，已足以让这些当年斗志十足的保路人物，化“骄佚”而为“愁苦”，最终在军阀的刺刀下变得哑然无声。
淋漓的鲜血，可以让倨傲的头颅低下，崩溃的苦难，也可以让高渺的理想变得现实。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从高傲苛求沦落为庸俗现实的缩影。
然而知识分子们要改变两千年来的臭秀才遗风，还有许多路要走，还有许多泪水甚至是鲜血要流——既然这是个大转型的时代，那么从落水狗变成狮子的痛苦，就谁也逃不掉。
杨森把马路修好后，便请双流县的一位前清举人江子渔先生为其取名。江老先生人情练达，颇胜文章，欣然将这条路取名为“森威”路——要放如今，大家就该骂他是马屁精了，因为“森威”二字，正好是北洋政府授予杨森的将军名号，文化人哪有这么露骨直白地讨好领导的……
不过没过多久，杨森就打了败仗被撵出成都，又是这位江子渔先生，跑出来建议当政者将“森威”路改名。这个新改的名字因为不涉及任何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因此虽有周折，但至今犹存，颇有些“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的气魄。
直到今天，它仍然是成都最繁华的商业街，叫做“春熙”路。
谁都知道在一张白纸上更容易创造出美丽的画卷——可没办法，转型时代的法国大思想家伏尔泰还说过，生活在一个古老的国度里是要随时准备付出代价的呢！杨森那个时代的人们，就在付出这样的代价。
他们只摊到在一张前人已经涂画满满的纸上作画的命运，于是大家伙儿只好拿出橡皮擦，企图抹掉旧时代的败笔……可这些曾祖父级的老家伙又怎么分得清哪些是败笔呢？他们只读过竖排繁体的子曰诗云，再学了点半吊子的东瀛武功，成天在天朝上国和东亚病夫的自大与自卑中饱受折磨，哪会有我们如今的恢宏眼光和恬淡心境！
在抹煞旧时代，涂抹新图案的过程中，这帮承袭了秀才遗风，成天自以为是的老头儿们，没有统一的思路，所以总觉着别人不对。于是他们自己便争执起来，后来甚至还大打出手，相互揍得鼻青脸肿，很失体统——最要命的是，他们打架的理由居然都是为了国家富强苍生幸福！
最后拳头最硬，脑子最灵，运气最好的那个老头儿拿起了橡皮擦——当然了，那时候他们都还年轻，自然不肯承认自己是老头儿——可他虽然拳头硬，但眼界却终究难以超越时代，猴子中的大王也仍然是猴子嘛！
老头儿们其实挺不容易的：他要谨慎我们今天就会骂他保守，他要激进我们今天就会骂他轻浮——反正我们这帮不知道天高地厚的愣小子总有得骂，我们才不管他们当初是不是眼前一片漆黑呢，不是么？
正因为眼前一片漆黑，所以在抹煞旧时代印迹的时候，老头儿们或者局于眼光，或者限于手腕，有时甚至也难免是昧于私心，因而把这张旧画擦得稀里糊涂，但也正是他们，为明天的曙光打开了窗口。
这个世界上，总得有人去做恶人不是？
杨森杨督理不幸成为了这样一个轻浮榜样——尽管他创建了日后成都最繁华的商业街区，但那些成日间流连春熙路上疯狂购物的大妈谁也不会想要表扬他。反正在当时，成都人民是恨死了这多事的家伙，有人还写歪诗骂他：
“市镇人缘何太忙，因修马路拆民房。
既开通俗教育馆，又辟公共体育场。
五老七贤来请求，蛮横督理不买账。
无端报馆遭封禁，威古龙丸兴味长。”
前三联都好理解，唯尾联有点突兀，因此略作讲解。
说到封报馆，则要牵扯到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被郭沫若誉为“中国的佐拉”的大作家李劼人。
杨森手下红人黎纯一先生，某日热心过度，跑到报社替朋友喻正衡先生登了一则“替男友征女友”的启事。偏生刚从法国勤工俭学回来的李劼人又看他不顺眼，便在自己主笔的《川报》上也登了一则“为女友征求男友”启事，还特意注明定要“常服威古龙丸有耐性者”。
本来这只是文人无行乱开玩笑，可偏生碰上这杨督理也是个妙人儿，很有点神经质——他可是听见小孩子叫“羊子会（杨督理表字子惠）被狗咬死”，就能在防区内到处打狗的主儿——这回自然疑心学了洋鬼子宣传伎俩的文化人存心暗算他，偏偏其中暧昧之处又不好向人明说，于是一怒之下便封了《川报》馆……
所谓“威古龙丸”乃是当时市面上出名的补药，有广告词云：“敬告热血男儿，血不热则志不奋，血不足则热不能久，能爱国者须求热血之充分，则热血者须求补血之妙药。威古龙丸补血之第一灵丹也，爱国志士，盍一试之。”大有今年二十明年十八包治那病无所不能的气概，至于究竟是何功效，有志诸君尽请自行参详琢磨，反正这混账广告当时是得罪了不爱国青年。
至于为什么杨督理对这“威古龙丸”如此敏感，衮衮诸公见仁见智可矣。不过就笔者一点点浅见，杨督理如此身板，大概是不需常吃这药的，所以才会觉得人格受到侮辱，格外地恼羞成怒吧？
除了这些不知该算是“仁政”还是“弊政”的“新政”外，杨督理还大搞个人崇拜，到处钉木牌，上面尽都打些公益广告，诸如什么：
“杨森说：禁止妇女缠脚”、“杨森说：应该勤剪指甲。蓄指甲既不卫生，又是懒惰”、“杨森说：打牌壮人会打死；打球、打猎弱人会打壮”、“杨森说：穿短衣服，既可节省布料，又有尚武精神”、“杨森说：夏天在茶馆、酒肆、大街上以及公共场所打赤膊是不文明的行为”等等，而且起头全是“杨森说”，整一个四川诸侯版的帝王语录。
杨督理这些话可不只是说说而已，他还很认真地满大街派出巡查队，看见穿长袍的就拔出剪刀剪人家衣服，看见打赤膊的就逮住打手心……
于是成都城开始从中世纪的市容中走出来——虽然在我们看来，这一切真是充满喜剧色彩。
杨森的口号是“建设新四川”，可这口号其实完全是没谱的——他自己的防区好说，别人的防区那都形同异国，哪能容你老杨去胡乱逮人打手心呢？
于是被大一统的光荣与梦想冲晕了头的杨督理蠢蠢欲动，进而开始策划统一全川的大计。
此时杨森的部队分驻成都与川东两地，在成都的有王兆奎的三十一旅、王缵绪的三十二旅、补充司令杨淑身的两个团，及相当于团级规模的宪兵大队、手枪大队等。另有郭汝栋的第一混成旅、白驹的第三混成旅、何金鳌的第四混成旅等部，分驻川东万县、忠县、云阳、涪陵等地，总兵力达十万之众。此外他还开办了四川陆军讲武堂以培养下级军事干部，并以王兆奎兼任四川通省团务督办，负责其防区内的团防训练，以在必要时充作补充兵源。
于是，雄心勃勃的杨督理，便开始在讲武堂里大言炎炎，高谈什么“强国必先强省，强省必先统一军政”之类的口号。
一场以“统一”为名的战争即将开始。
杨督理高呼统一军政，当然不只是为了可以到别人的防区里去逮几个人打手心而已。如前所述，一切政治军事行为，都有其深刻的经济背景。
此时杨森养兵十万，而其防区却只有川西的成都、华阳、中江，以及与田颂尧合驻的潼川和下川东的几个县份。虽然这些县份尚称富裕，但毕竟兵多地小，财政上自然捉襟见肘。因而杨督理仅能给自己的官兵发定量食米和很少的津贴，勉强达到温饱而已。而与此同时，川南盐税年收入却达到近千万元之多，此项收入多由刘湘、刘文辉叔侄掌握，故不由得杨森不眼红。
因此杨森积极图谋扩大地盘，尤其是占据川南的盐场地区。他利用自己握有的兵工、造币两厂，大肆扩充经济和军事力量。造币厂加紧铸造成色低劣的银元和“大二百”铜元（在当时，铸造低成色银币和大额铜币，也是诸侯们的生财之道——原因很简单，他们把一块银元变成了两、三块来用了嘛），以扩大财源；兵工厂则将日产量从正常情况下的七九步枪（从口径上看，应该也是仿造的老套筒，即7.92毫米口径的德国1888式毛瑟步枪的中国“山寨版”。不过该枪最著名的中国“山寨版”，还不是质量低劣的成都货，而是大名鼎鼎的“汉阳造”）一百支，增加到二百五十支，还额外制造些重机枪。
1925年初，驻防梓潼的陕军王鸿恩旅奉命移防剑阁、昭化。王旅刚走，第十师师长刘斌便即刻将梓潼据为己有，杨森对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的利己行为大为震怒——都像你这么搞，还要我这个督理干什么？
他遂于2月2日斥责刘斌“移兵潜踞，闭门抗命，犯上作乱”，下令免去其师长职务，同时又命令所部第四混成旅李逢春，第九混成旅范绍增，及补充司令杨淑身等兵分三路进攻驻绵阳的刘斌，从而又一次揭开四川战幕。
但好贪小便宜的刘师长可没想到，他手下的团长们却尽都是些墙头草，见势头不对就纷纷倒戈——仗还没打几天，刘师长就跑掉了一半的人马，他只得带着夏仲实旅的两个团辗转到合川投靠保定同学邓锡侯，可邓锡侯怕得罪杨森，也不敢贸然收留他。于是可怜的刘斌只好宣布下野，由部下夏仲实接任第十师师长，夏随后将部队拉去投靠了刘文辉，被派到宜宾驻防。
捣乱滋事破坏诸侯行规的刘斌虽然被杨森轻易击败，但刘斌所属的保定系却已开始滋生不满情绪，而刘湘、刘文辉叔侄也在蠢蠢欲动——杨森很清楚，一场大战即将到来，但他此时握有全川最强大的武力，又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为集中兵力，杨森迅速将原驻下川东万县、云阳等地的郭汝栋、白驹、何金鳌等旅集结到成都周边。
然后他开始对刘湘叔侄摊牌。在1925年2月底3月初，他以执行北洋政府“统拨盐税”的命令为由，派郭汝栋、白驹和第十六师炮兵团吴行光等部，开赴川南，逼走了原驻自流井的刘文辉部费东明旅，打算独霸自流井盐税收入。
对此其他各军立刻作出了强烈反应，尤其是被抢了钱包的刘文辉更是火冒三丈，立刻大造声势，调兵遣将准备援助费东明旅。刘湘极为震惊，急电杨森质问情由，杨森则轻描淡写地回电称：“饥军就食，别无他意。”刘湘不得已（他也清楚，论单打独斗，羽毛未丰的刘幺爸这会儿还不是他老同学杨森的对手），只得出面调解，建议惹事的杨森部郭汝栋旅与苦主费东明旅同驻自流井，盐税暂由他负责对各军公平分配，杨森勉强愿意接受，而刘文辉力不如人，也只得吞下这口气了事。
但这事儿显然不能算完。
此时南北形势都在巨变中。在北方，第二次直奉大战已于年前打完，杨森的北洋后台直系军阀因冯玉祥临阵倒戈，而大败亏输。靠贿选当上总统的曹锟遭冯软禁，吴佩孚则从山海关阵前仓皇败逃，连起家的本钱老三师也给张作霖吃掉，只得从海路一路颠簸到武汉投奔萧耀南。直系垮台后，奉系入关，为了对抗冯玉祥，便把段祺瑞请出来当了个不伦不类的“执政”。
这个段祺瑞和直系是死对头，因此对以直系为后台的杨森，自然也不会有好颜色。刘湘遂抓住这一点，派张斯可、乔毅夫到北京，通过曾任陈宦副官长的国务院秘书长邓汉祥，和段祺瑞拉上了关系。
1925年2月7日，段祺瑞遂依照刘湘的建议，下政府令调整四川各军政首脑职务：
改任刘湘为川康边务督办；
杨森为督办四川军务善后事宜不变（这实际上是故意模糊了杨森原有的川军统辖权，将原本地位在杨森之下的刘湘抬到了与之相当的位置）；
以赖心辉接替邓锡侯之省长职务；
以刘文辉接替田颂尧的帮办职务；
另以刘成勋为西康屯垦使兼管民政。
这样，邓锡侯、田颂尧退居二线，而刘湘叔侄再加上刘成勋所组成的“大邑系”，及素来喜欢充当打手的赖心辉则站到了反杨的第一线。
1925年3月，刘湘等又联名致电段祺瑞政府，要求调杨森赴京任职。随后又密请段祺瑞电令杨森交出自流井盐税和兵工厂，由刘湘公平分配。段执政一一照办，但杨森对此根本不予理睬，因为他已经下定决心要发动一场武力统一全川的战争了。
4月9日，杨森发表一系列升官令，以王缵绪为第一师师长，王兆奎为第三师师长，郭汝栋为第九师师长，何金鳌为第十师师长，白驹为第十二师师长，吴行光为第一混成旅旅长，向成杰为第三混成旅旅长，李逢春为第四混成旅旅长，包晓岚为独立第一旅旅长，何畴为警卫第一路司令，郭昌明为警卫第二路司令。
再加上第九混成旅旅长范绍增，新编的独立第二旅乔德寿（刘斌手下叛变的团长），和新成立的警卫第一、二大队，宪兵大队等，总兵力达到十三万人之多，拥有枪支十二万支，重机枪百余挺，驳壳枪四千多支，山炮数十门。
这是杨森在历史上最为鼎盛的时代。
4月10日，杨森大举出兵——和先前的熊克武、刘存厚都不一样的是，他这回是仅以“杨家将”单挑全川诸侯，这胆气那叫一个壮啊！
杨森以老恩公黄毓成（唐继尧复辟后，对士官同学颇多猜忌，黄毓成在云南呆不下去，故而跑到成都投了杨森）为前敌总指挥，统一指挥全军。
杨军以王缵绪为第一路总指挥，由金堂、中江出动，占领乐至后向遂宁挺进。驻守遂宁的第八师师长陈国栋被迫率部撤出，撤退途中其部下段容宗、陈能芳倒戈投降杨森，陈国栋见部队解体，只得通电下野。
杨军第三路总指挥王兆奎，率部沿东大路进攻赖心辉的边防军。杨军相继占领资阳、资中、内江后，与与赖心辉部主力遭遇。双方激战于内江椑木镇一带，黄毓成也亲临前线指挥。
赖省长在椑木镇独力死扛杨森大军多日，其余各路诸侯却全躲在重庆看热闹，不由得赖省长不气急败坏。赖省长大怒之下，就给重庆的列位同党发了一封著名的电报，文曰：
“衮衮诸公，槃槃大才；
使我上吊，你们不来。
时机一到，一起下台！”
但抱怨归抱怨，赖省长败仗还是得照吃。其旅长甘德明、团长刘莅冰等力不能支，相继投降杨森，赖心辉只得率余部东逃，杨军遂即占领隆昌。
而在西线，杨军第五路总指挥何金鳌率其第十师及刚投降过来的向康衢、乔德寿等旅，以投诚的刘成勋部旅长陈献周为前锋，进攻刘成勋第三军防地，相继占领了第三军军部所在地新津。第九混成旅范绍增部自成都出发夹击第三军，也连克温江、崇庆、大邑。
刘成勋只得率残部取道洪雅、夹江，经乐山、宜宾撤往重庆，依附于刘湘。
刘成勋败退后，何金鳌等部乘胜南下，进攻“嘉定王”陈洪范（陈洪范的驻地乐山古称“嘉定”，故名）。守眉山的陈部旅长冷寅东死守不逃，陈洪范亲率两团援军欲解眉山之围，被何金鳌击退。冷寅东只得放弃眉山，退往沐川，后辗转投靠刘文辉，成为刘部主力之一。而陈洪范则率残部分道经犍为、乐山边境，翻越五子山，绕道云南退往横江，其部队从此解体。
与此同时，杨军之郭汝栋师，也与刘文辉的第九师在贡井玛瑙洞一带大打出手，刘幺爸不是对手，只得败退回老窝宜宾。
杨森同时伸手痛揍三军刘成勋、边防军赖心辉、第八师陈国栋、第九师刘文辉等四家诸侯，这在川军史上还是前无古人的，连鼎盛时期的熊克武也没能办到过。可见他敢于发动这场“统一”战争，并非一时的头脑发热，还是有些实力作基础。
杨森独力痛揍“三、边、八、九”诸部，让反杨集团颇为沮丧，连刘湘的老部下，同为速成系出身的李树勋，也以说服杨森停战为由，从泸州只身跑到成都投靠他。
这个李树勋，名樾森，号树勋，是川军中出名的“智囊”。民国二年就是第二师参谋长，民国六年任第三混成旅旅长，民国七年又出任熊克武的四川督军署参谋长，民国十年还一度出任第二师师长，算得上是文武兼资。所以杨森对这位老同学相当信任，即任命他为第三军军长兼前敌副总指挥，负责南线战事
从4月中旬到六月上旬，杨军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侵吞了各军防地共七十二县，其军队也增加到十九个师十二个混成旅。
辉煌的胜利，使杨森不由得头脑发热起来，他以督理名义发出电令，要求川陕边防督办驻汉中，川黔边防督办驻遵义，川滇边防督办驻泸州——这等于是直接给尚未明确参战的刘存厚、袁祖铭、刘湘画地为牢了。
刘湘见军事上占不到便宜，乃转而采用政治和阴谋手段。他一方面派与杨森有宿怨的速成老同学傅西平前往王缵绪驻地，以保荐王为中央军第十六师师长兼重庆盐运使为条件，说服王倒戈反杨；同时，刘湘又向段祺瑞执政府控告杨森独霸盐税，攻击各军，犯上作乱为由，要求段祺瑞将其调出四川——段执政还真就下令免去杨森在川职务，调赴北京任参谋总长！
杨森当然不会跑去北京当什么劳什子的“参谋总长”了，他也很有意思，一方面让黄毓成领衔要求段执政收回成命，另一方面却表示声明自己在成都“遥领”此职。
杨森“统一”全川的第一阶段战事相当成功，但接下来他就晕了头。黄毓成建议他许以厚利，以争取邓锡侯、袁祖铭两部中立，将刘湘和“三、边、八、九”孤立出来欺负。杨森虽然也许诺如邓锡侯肯严守中立，就送他三十万元现金，三十万发子弹，三千支步枪（其中现金立付），但同时他却又大言炎炎地要把自己一直看不惯的袁祖铭撵到遵义去当“川黔边防督办”！
与此同时，刘湘也在积极争取邓锡侯、袁祖铭。他帮邓锡侯向段祺瑞要来了四川清乡督办的头衔，并表示打倒杨森后，“速成系”之外的军队可归邓锡侯收编，成都也交给邓——虽然杨森的现金和枪械弹药也很诱人，但杨森的口号是“统一全川”，邓锡侯也清楚他此前痛打“三、边、八、九”的手段总有一天会落到自己头上，遂婉言谢绝。
而对于袁祖铭，刘湘则许诺每月拨给袁军饷四十万元，并等倒杨成功后，由成都兵工厂优先造两万支步枪和一批子弹补充黔军。
虽然黄毓成也曾利用私人关系笼络袁祖铭，但杨森却因为和袁有宿怨，而且轻视其力量，对袁所提出的条件一予否定不说，还派兵将黔军驻合江的穆永康旅逼走——其实天可怜见，袁祖铭的要价实在不算高，他只不过想要分点自流井的盐税而已！
因此黔军也只得倒向刘湘。错过了一笔好生意的袁祖铭相当懊恼，在给黄毓成的信中写道：“子惠无玉帅器识，公亦近明珠暗投之陈宫。”
随后，刘湘、袁祖铭、邓锡侯及“三、边、八、九”等残部便成立了川黔倒杨联军，以袁祖铭为总司令，刘湘委副总司令。1925年7月1日，倒杨联军下达总动员令，以刘文辉、刘成勋、赖心辉等部出东大道西攻成都；刘湘则率部沿长江北岸攻泸州、富顺，以黔军一部沿南岸扫荡杨军后，会攻泸州；邓锡侯部和黔军王天培师则集中于铜梁、大足、壁山等地，作为全军的战略机动部队。
而杨森得知各部联合成立倒杨联盟后，也命令各军由大足、青木关、荣昌、壁山、云绵场、永川、走马岗、白市驿等地进攻重庆。
自东大道出师的倒杨联军刘文辉、刘成勋、赖心辉三部，于7月2日在荣昌烧酒房、檬子桥、狮子桥等地与杨军遭遇，双方激战四天，联军大败，退往永川，刘文辉险些被俘。
7月15日，杨军白驹、吴行光、范绍增等部三路会攻大足，郭汝栋则进军铜梁，打算截断邓锡侯、袁祖铭的联系和后路，以歼灭这两部联军主力。但杨森的好运气也就到头了，在大足城下，双方展开了一场硬碰硬的主力决战。
此战中，杨军王兆奎部两个团被邓锡侯军李家钰部击溃，导致杨军全线动摇，纷纷败退。这一仗虽然损失不算太大，但却是杨军大崩溃的开始。
7月21日，联军发起全线反攻，杨军再次败退，据守沱江右岸。正当杨森到处调兵遣将，准备挽回局面时，他的主力部队第一师师长王缵绪却忽然通电反杨，宣布服从刘湘的指挥——其实，要是杨军一帆风顺地打下重庆城，就如吴佩孚那句名言的前半句“打胜仗的时候靠不住的人也靠得住”，历来首鼠两端的王缵绪是断然不敢有什么小动作的。可谁叫王兆奎偏偏在这节骨眼上吃了个足以动摇军心的败仗呢？于是吴佩孚的后半句话生效了——“打败仗的时候，靠得住的人也靠不住”——王缵绪和你杨森是老同学不假，可人家和刘湘不也是老同学！
王缵绪这一倒戈，杨军立刻阵脚大乱。
杨森闻此消息，无异于当头一棒。他在资中召集军事会议，气急败坏地对众将大吼：“连王治易都变了（王缵绪字治易），我还打什么？不打了，不打了！”主帅如此不冷静，师旅长们就更是斗志全无了。
8月4日，联军全线强度沱江，杨军此时军心已乱，各部纷纷溃退。何金鳌退守泸州，李树勋、王兆奎退守宜宾，郭汝栋退往自流井。杨森自己则带着范绍增、白驹等部经荣县退往乐山，同时命驻守成都的向成杰陆军教导队，驻绵阳的杨淑身旅，以及李逢春旅等部队也赶来乐山会合，企图固守以乐山、泸州、叙府为核心的三角地带，以图再起。
尾追的联军各部也分别攻占了富顺、自流井、威远、荣县等要点，邓锡侯部自仁寿南下尾击杨军，刘文辉部也追至笋子山与白驹部对峙。白驹手下的团长刘自成倒戈投刘，幸得范绍曾、杨汉域两部赶到增援才勉强支撑住。刘湘则率潘文华、唐式遵两部由重庆乘船溯江而上，收编了退到泸州的何金鳌、蓝文彬（原为刘成勋部下）两部。
杨森虽也托人向刘湘请求停战，愿意让出成都，仅求保留乐山、犍为、宜宾等部分川南防地，但无奈他得罪的人实在太多，大家都认为这家伙野心太大，是个危险人物，必欲除之而后快——最后大家商量后给出的价码是：杨森只可以保留一个营，到白帝城去过流放生活。
这倒是和欧洲人把拿破仑被流放到圣赫那岛的待遇差不多。
可这会儿杨森哪有闲功夫去琢磨拿破仑！
刘湘手下的潘文华师，此际正在向犍为迂回，企图切断他的后路，所以杨森只得匆忙逃命。他遣散了向成杰带来的陆军教导队，也不等兄弟杨淑身和李逢春两旅赶到，便带着手枪、宪兵两大队和杨汉域、范绍曾两部约万余人撤往犍为。
都败到这个地步了，他还死要面子，通电称：“离嘉（定）非不能战，实不愿战也。”
他这一走，乐山城中众杨军顿时群龙无首，等杨淑身和李逢春两旅赶到后，城中共乱哄哄地聚集了近万杨军。此时刘文辉收编的夏仲实旅已进抵乐山对岸的篦子街，又从岷江上游偷渡直抵乐山北门，切断了杨军的退路，而另一支刘军冷寅东部，也进抵乐山对岸的大渡河边。而同时，邓锡侯手下的陈鼎勋、李家钰两部也于占领青神后，进逼至城下。
乐山杨军已成瓮中之鳖。
此时城内杨军将领中，地位最高的当属总指挥黄毓成。
他召集众将会议，计划突围南下，打算在不得已时进入滇境。但带兵的旅团长们却各怀异心——李逢春已经准备好要投靠同样也姓李的李家钰，刘春山则和刘文辉拉上了同宗，所以都不肯吭声。就连杨森的亲兄弟杨淑身也不肯拼死一战，说大家怎么样我就怎么样……
川军自成军以来，招降纳叛成风，成分就从来没有纯洁过，所以素称难带。此刻即便杨森本人亲在城中，也未必能让这帮三心二意的家伙拼死卖命，何况是初来乍到的云南人黄毓成！黄毓成见事不可为，伤心不已，竟痛哭流涕起来。
大家伙才不管这个找不到新工作的云南人伤心不伤心呢，纷纷各显神通，积极联系新东家跳槽。最后，乐山近万名杨军全被刘文辉、李家钰两部收编，黄毓成则大骂着“子惠孺子不可教”，只身上了峨眉山的万年寺避难。
可一回头，和他有旧的邓锡侯，就派人上山以礼相待，把这个死硬份子请了下来，还厚赠了一笔盘缠，礼送到上海当寓公去了，从此黄毓成就脱离了军界。
由此可见，川军内讧确实是“神仙打仗，百姓遭殃”。也难怪虾兵蟹将们都自求多福，不肯卖命呢！
杨森带着范绍增、杨汉域两部以及手枪、宪兵两大队沿岷江南逃，经清水溪到达宜宾上游四十里的牛喜场。此时宜宾城尚在杨军手中，守城的是负责南线战事的第三军军长兼副总指挥李树勋，和刚打了败仗的王兆奎及喻孟群、谢秉之等部，尚有相当实力。
杨森打算掌握住这部分军队，再加上他手里的万把精锐，上联乐山，下接泸州，扼守岷江、长江防线（此时他还不知道乐山守军已经纷纷投降），如能一战力挫倒杨联军，则尚有资本通过和谈取得川南地盘，以图再起。
所以他便召集在宜宾的各部将领，于9月9日至牛喜场开会共商大计。
孰料李树勋此际见杨森败局已定，已萌异心，打算取他而代之。他便以杨森如到宜宾，恐将招致联军攻击为由，拒绝其进城。作为替代方案，他建议杨森带杨汉域、范绍增等部进入云南图发展，一应粮饷由他负责，而川中残局则交由他来收拾——还说待局势稳定，再迎接杨森回来主持大局云云。
这最后一句，算是那年头下属驱逐上司最常用的委婉说辞了。
杨森何等样人物，哪能听不出李树勋这话中意味！
他大怒之下，便指着李树勋骂道：“你简直是逼王要印！”李树勋也满不在乎，便带着七个弁兵，坐藤轿离开牛喜场，自个回宜宾去了。
可他再也没能活着回到宜宾城。
这一行人走到距宜宾城十八里的石马溪时，遭到伏击，李树勋连藤轿都没来得及下，便中乱枪而亡。
这桩谋杀案，是土匪出身的范绍增干的。杨森在与李树勋磨嘴皮子时，已起杀李之心。他密令范绍增派营长廖开孝率部潜至石马溪埋伏，而范本人则赶往宜宾，逮住李树勋的参谋长童毅公等人赌钱，以稳住李的部队，所以李死后，宜宾城中部队倒也没出大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