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惘的诸侯——西南军阀和他们的割据时代五

此时吴佩孚所委任的长江上游总司令卢金山正遭到黔军贺龙、王天培两部的猛攻，一败涂地，所以杨森遂进军鄂西与卢金山会合。此时北洋军在鄂西兵力尚强，有刘建章的十八师、于学忠的二十六师、阎恺成的第七师、张甫成的第八师等部队。杨森遂联合北洋鄂西诸部，自宜昌、沙市分道东下，吴佩孚也以靳云鹗南出武胜关，进至湖北的麻城、黄安一带，而占据襄、樊的张联升部，也沿汉水东下。
北洋直系势力一时间颇有回光返照之势。
但这也就是回光返照了！
吴佩孚的盟友，最可能对当时战局造成决定性影响的孙传芳，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这位割据江南财富之地，手握二十万重兵的五省联军大帅，居然在这要命的当口玩起隔岸观火的把戏来——他严重低估了北伐军的战斗力和决心，以至于吴佩孚的主力已全被打垮，而他的主力部队却还在江西磨蹭——所以这会儿北伐军各支主力已纷纷移师江西，找他的麻烦去了。
而另一路吴军主力，刚被吴佩孚重新起用的靳云鹗，虽然号称吴军头号战将，却因此前的矛盾而早已对吴心怀不满（在不久前的南口之战中，吴佩孚以私通冯玉祥为由，将指挥前线作战的靳云鹗解职），也不肯积极南下解武昌之围。
因此各路北洋军虽然嚷嚷着要在武昌城下痛揍北伐军一顿，但却谁也不肯出死力——只有天不怕地不怕的杨森，算是最积极，可他也打不到武昌城下。
最后，守武昌的吴军悍将刘玉春拼命死撑到10月10日，终于城破被俘，从此解甲归田，回天津老家著述他的《百战归田录》去了——刘玉春死守武昌，给北伐军造成了重大伤亡（不过那多一半还得怨蒋校长实在不会攻城），因而与几乎同时的杨虎城死守西安、傅作义死守涿州，并称为“民国三大守城战”。
北伐军解决武昌的刘玉春后，腾出手来进军江西，迅速打垮了孙传芳的驻赣部队，于11月初相继略取九江、南昌，长江中下游大局已定。
自袁世凯称帝以来的南北纷争，至此已明显呈南强北弱之势——南方在政治上的优势日趋明显，鹿死谁手，大抵可知。可不识时务的杨森，却非要在这时候异想天开，沿长江东下进军去争夺武汉三镇，自然要一头撞在南墙上。
果然，就在他挥军东进时，贺龙、王天培两部却突由湘北的常德出兵，向鄂西的沙市、宜昌实施迂回，将突出的杨军第一师师长曾子唯所部截断，曾师长及其其所辖的孟浩然、周绍轩两旅走投无路，随即被第八军唐生智收编。而另一支杨军何金鳌、魏甫成两部也被北伐军击溃，被迫败逃宜昌。
吃了败仗的杨森，立刻便又想起把兄弟朱德来。他急派代表周建侯前往武汉迎接党代表朱德回来——10月23日，北伐军总部委派杨森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兼川鄂边防司令，以朱德为二十军党代表的任命就已经下来了，但杨森还想观望，迟迟不肯就职，于是就吃了这个大苦头……
这回在朱德的责备下，杨森只得于11月16日很不情愿地宣布就任这个南方任命的第二十军军长。他在万县打出青天白日旗号，还满大街贴满革命标语，以图表明立场，挽救他的鄂西部队——可是他大概也没有想到，“二十军”这个番号从此就阴魂不散地跟定了他的“杨家军”，一直到1949年才曲终人散。
与此同时，川军其他实力派人物也纷纷接受了国民革命军的番号：刘湘被任命为第二十一军军长，赖心辉为第二十二军军长，刘成勋为第二十三军军长，刘文辉为第二十四军军长，邓锡侯为第二十八军军长，田颂尧为第二十九军军长。
就在川军一众诸侯们乱哄哄地换旗时，一种他们从来没有接触过的新思想也正在静悄悄地改变着人们的头脑——那思想，给人们指出了眼前苦难的原因，也指出了未来的方向，在那个迷惘的时代里，这无异于是一盏明灯。
我们没有丝毫理由，去质疑当年那些人们的崇高理想和执著精神——虽然他们也会生老病死，也会犯错误，但至少他们的初衷总是不坏的。
话说1923年8月，刘伯承在大足斩龙坳之战中与黔军苦战，右腿动脉中弹重伤，本该即刻住院治疗，可他却因此前丢重庆受了委屈，竟赌气死扛着不肯下战场，一定要为自己正名。直到后来实在支撑不住了，才被强行送到成都救治。
然而腿伤容易治，心伤却不容易治，刘伯承这一养伤，就再也没有回部队去——哪怕是熊克武把自己乘坐的官轿送给他用，赖心辉来请他当师长也没能让他心回意转。他对旧军队失去了信心，但又不知道该向何处去，一时间迷惘不已。
可是革命老前辈吴玉章，介绍给他的一位朋友，却把那盏明灯指给了这个在迷惘中苦闷的年轻人。可刘伯承虽然眼睛不好，却也绝不喜欢盲从，尽管他今后为这盏明灯，为这面旗帜奋斗了终生，但在当时他却说的是：“如果一见旗帜就拜倒，我觉得太不对了。因为我对于各派都没有十分的把握，正极力深研，将来始能定其方道。”
可那位朋友也并不生气，他居然对这种不盲从的态度相当的赞许，还在日记中写道：“他真是天才，颇有见解，使此人得志，何忧乎四川！”
于是，两个聪明人之间的惺惺相惜，以及为苦难中的生灵们寻找未来的志同道合，让他们走到了一起——如果不是有了这么一段故事，我们的近代史上就会少一位“军神”，而刘瞎子的知名度也绝不会超过潘鹞子、唐二瘟、王灵官、范哈儿这些舞台人物。
就在1926到1927年的年头岁末之间，就在刘湘、杨森们纷纷换旗前后，绰号“烟灰”的川军师长罗泽洲，也捋起了袖口，对他的大兵们口水滔天地讲了一番“革命”的大道理：“大家都说老子是假革命，现在我因改换国民革命军的招牌，另制旗帜及全师领章、臂章等东西，已经花掉了二万多，难道不是钱嗦？还敢说老子不革命，难道还要傻花些钱才算革命嗦？”
我们生活在近一个世纪之后，所以我们当然知道罗烟灰在开黄腔，可以拿他当笑话讲，不过罗师长本人，在当时却未必清楚这一点。
其实，在当时不知道什么叫做“革命”，什么才是“革命”的诸侯，还绝不仅是罗泽洲这一家。
诸侯中的大多数人，只知道鸦片烟酒姨太太。他们以为，这就是最美好的人生，而唯一能确保这一切的，就是手里的枪杆子。所以他们将这视为自己的命根子——可现在，偏偏就有人要策反他们的命根子。
于是一场前所未有过的“新”冲突，便开始了。
说它“新”，是因为这场冲突的起因、目的和手段，都是诸侯们从来没有见识过或意识到的，它是以一种完全不同于旧时代的方式突然发生的。
在过去，也不是没有因为抢夺枪杆子而发生流血斗殴事件，刘湘、杨森之间就因此有过多次恩怨，至于其他大鱼吃小鱼的事情更是数不胜数——然而究其目的和结果，却始终不过是成都或是重庆城里的张大王换了李大王，但大王们那些一塌糊涂的旧脑子里，对鸦片烟酒姨太太的古老嗜好却从来没有改变过。
这绝不是个人品格问题。
比如说刘湘这方面就比杨森强，他本人可以不纳妾不吸鸦片，但他却阻止不了手下的大王们纳上十房八房的姨太太，成天倒在烟榻上上吞云吐雾，更不用说什么克扣贪黩了——他当然清楚这一切都不好，但他更清楚水清了养不住鱼的道理。他没有别的理由让师、旅长们对他效忠，于是只好默许他们的恣情享乐与无法无天。
局限他们脚步的是这个时代。更进一步说，整个民族都还没有为共和时代做好准备——人们渐渐具备了那样的眼光，但脚下的桎梏却让他们迟迟不能迈出步伐，他们因此而愁闷彷徨。要不怎么说那是个极其痛苦的转型期呢！
事实上，这更像是一个技术问题：除了金钱收买与加官晋爵外，天下的诸侯们都还远没能找到一个理由，一个足以说服英雄豪杰们为之无偿奋斗和牺牲的理由。
可就有一群人找到了这样的理由，而且还试图用这样的理由去说服下层官兵反对自家的诸侯老板，自己起来当家作主人，建设一个属于普天下的苍生，而不是帝王将相们的理想国。
而且他们还真就做出来了，这就是“顺泸起义”。
这也是共产党第一次独立领导的武装起义。这次起义中最著名的领导人，就是刘伯承和他的那个入党介绍人杨闇公。
他们计划在顺庆、泸州、合川三地举行起义——然后以各部集结顺庆，并以此为基地，向绥定进攻，消灭坚决不换青天白日旗的刘存厚后，出湖北与北伐军会师武汉。
在他们的策动下，12月1日，泸州的陈兰亭、袁品文两部首先起义，12月3日，秦汉三、杜伯乾两旅也在顺庆打响，随后江防司令（相当于旅）黄慕颜将部队从合川拉到顺庆与秦、杜两旅会合，川东南一时大为震动。
在起义的部队中，驻顺庆的秦汉三、杜伯乾两旅是川军第五师师长何光烈的部队，何本人是保定军校出身，但倾向于刘湘，因此兼有速成、保定双重身份；而泸州的陈兰亭、袁品文两旅则是赖心辉的部队（其中袁品文旅是原熊克武第二混成旅的老底子，而陈兰亭则在护国战争时代就和刘帅是老熟人了），属墙头派；黄慕颜则是邓锡侯手下大将黄隐的胞弟，属保定系邓锡侯系统……也就是说，速成、保定以及墙头草赖心辉的部队，都有人参加了这次起义。
其实这只是冰山的一角，因为参与“顺泸起义”准备会议的，共有十二位师旅长或其代表——这还没有算上那些虽没参加会议，但也都对起义抱支持态度师旅长们。也就是说，除了这些已经发动的部队外，还有大批师旅长存在严重的立场问题，其中颇不乏被诸侯们倚为心腹的骨干。
比如说，邓锡侯手下的师长陈鼎勋、旅长旷继勋，刘湘手下的旅长郭勋祺、杨森手下的师长郭汝栋、白驹、向成杰、罗觐光（刘伯承第二混成旅时代的老下级）等人，甚至还有杨森的侄子第九师师长杨汉域，也都同情甚至支持起义。
旷继勋虽未参加“顺泸起义”，但另在1929年在蓬溪发动了“牛角沟起义”。起义失败后他去到上海，参加了陈赓领导的“红队”，还打伤过黄金荣。后来他又去了鄂豫皖，在红四方面军一直干到军长，许多开国将军都是他一手带出来的，他在1933年因为路线问题为张国焘所杀。
杨汉域则掌握着杨森的老本钱第九师，他和朱德关系很好，所以有人向杨森告密说他企图带着第九师在涪陵起义——告发军长侄儿谋反企图，这恐怕也不是一般的捕风捉影吧？杨森因此大怒，撤掉了他的师长，还把他扣押了好久。
郭勋祺则是刘湘手下的著名勇将，他也因为参与“顺泸起义”前的准备会议，被王陵基、蓝文彬这两个死脑筋在刘甫公面前参了一本，结果旅长干不成，被调任副师长闲职，以至于二十年后刘伯承还在为这事儿给他道歉呢！
然而就如当事人在许多年后的回忆中说的那样，这次起义虽然声势浩大，但还是有些“幼稚病”的，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打击面太大。此一举让所有的诸侯都感到了惶惶不安。
这一切，使这帮浑浑噩噩过日子的四川军阀猛醒过来。就如刘湘所评价的那样：“莲花池这批人很厉害，他们是要彻底挖我们的墙角啊！”
所谓“莲花池”，就是当时的国民党左派省党部所在地。此时国共正在蜜月末期，主持国民党莲花池省党部工作的，就是共产党人杨闇公，这一派服从于暂时亲共的武汉政府——而与此相对的，则是国民党右派的总土地省党部，这一派由石青阳、黄复生这帮嗨袍哥，玩炸弹出身的西山元老领衔，政治上偏向于江浙的黄浦系。
此时北伐军势头正盛，刘湘不敢公然反对国民党，但利用莲花池与总土地的左右矛盾，怂恿石青阳的袍哥队伍天天找上莲花池去打架斗殴，却是当时刘甫公的一大乐趣，他满以为这样就可以阻止国共两党在四川扩张势力了。
可“顺泸起义”的事实却证明了，刘甫公对莲花池的提防还远远不够——他们不但到处鼓动北伐空气，而且还把手伸到了军队里！
对视枪杆子如生命的诸侯们来说，这还了得？于是以何光烈向川军各部求援为因头，速成、保定两大系统以及其他墙头草们空前团结起来，决心将这帮“以下犯上”、“大逆不道”的乱党分子扼杀之，以儆效尤。
顺、泸起义军立刻遭遇到严重的危机。
（个人认为，顺泸起义不能成功有个很大的因素在于地点选择问题。在四面都是敌人的情况下，南充那里应当是个四战之地，并不适合固守作战。是个开阔地域。达州倒是山高林密，可惜地域经济并不能支撑。下泸州，中间还隔有重庆。总之，觉得有点异想天开了。记得，好象军神是反对的？！不过为了造势，勉强为之。
黄复生!
西山会议派?
大右派啊!
话说我每次去美院都要在车上看一眼他的墓---也不知道是不是衣冠冢?就在滩子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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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院？是在重庆吗？
想当年，老黄和汪精卫北上谋刺摄政王，那才叫一个风萧萧兮易水寒啊。
可谁承想，短短十几年后，他居然会为了争区区一个省党部的主导权，而带一帮袍哥天天去找杨闇公打架……）
在对付顺、泸起义军问题上，邓锡侯是最积极的一个。一来这次起义，确实牵扯到了他的江防军黄慕颜部，二来则是他对顺庆地盘觊觎已久，此刻正好以此为题目，名正言顺地将之从老同学何光烈手中夺取过来。
因此起义发生后，邓锡侯便立刻下令所部主力罗泽洲（驻广安）、李家钰（驻遂宁）两师进攻顺庆。而莲花池方面，也立刻以刘伯承北上顺庆指挥，陈毅南下泸州活动。
所以这会儿罗、李遭遇的对手，正是刘伯承。
无奈刘伯承虽然骁勇，指挥的部队却实在不趁手——据黄慕颜的回忆称，他所部的连排长此刻大多还在学生队受训，部队如一盘散沙。而秦汉三、杜伯乾两部，则“因为部队素质太差，毫无纪律……秦、杜二人已根本失去掌握”——因此刘伯承知道硬扛不是办法，主张撤出顺庆，先打垮身后势力较弱的刘存厚，再北出陕西与西北军冯玉祥部靠拢。
但秦、杜两部的团、营长留恋老婆儿女，舍不得离家，一再以等待泸州起义部队为借口，力主坚守（偏偏泸州方面，绿林出身的陈兰亭也舍不得离开——要知道，泸州城一个月可有八万块钱的盐税收入呢）。秦汉三还夸海口说：“罗烟灰那几个毛头，没啥关系，老子把他消灭在郊外就是了！”
因此刘伯承只得帅一群乌合之众和罗泽洲、李家钰的八个主力团硬拼。双方从12月13、14日开始交火，打到15日下午，杜旅一部临阵叛逃，罗泽洲乘虚而入，刘伯承指挥部也遭到袭击。他只得撕裂衣服做绳索缒下峭壁，游水脱险。
刘伯承见形势大坏，遂率部向东北撤退。
当起义部队撤到蓬安县城对岸的周口镇渡嘉陵江时，又遭到邓锡侯部林翼如旅的截击，虽然强渡成功，但遭到很大损失——这次比红军长征强渡皎平渡之役还要惨，皎平渡刘伯承好歹还逮到了六条木船，这回他手下七八千弟兄，却只有一条小木船可用！当时渡河现场秩序混乱，小船多次超重下沉，淹死了不少人。
所以1935年5月初的皎平渡之役，负责前敌指挥的刘伯承，最操心的就是船只和渡河秩序，其教训便源于此处。在渡口上，毛泽东曾有道是：“没关系，四川人说刘伯承是条龙下凡，江水怎会挡得住龙呢？他会把我们带过去的！”可他不知道的是，这条会渡江的“龙”，也不是天生就会戏水的……
在刘帅的军事生涯中，我们到处都能看到这些似曾相识的场面，这都是些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经验。
此时杨森因在鄂西闯祸，吃了大亏，刚在朱德的责备下换了旗，所以刘伯承便率顺庆起义军余部退到其防区内的开江一带——当初八千余人的起义军，到现在仅余下两千余人。
刘伯承安顿好顺庆余部后，又马不停蹄地赶往泸州。
此时泸州方面，陈兰亭和袁品文手下团长皮光泽，都不愿意离开这个“金窝窝”，袁品文也拿他们无可奈何。等到孤立无援的顺庆部队被击破后，泸州自己也成了一座孤城，因此刘伯承只得亲往协调指挥，冀有所补益。
毕竟云南讲武堂出身的赖心辉不如何光烈人缘好，而泸州又是众诸侯觊觎之地，谁也不好意思先伸手，所以局势一时稍有缓和，刘伯承乃得机大加整顿。
黄复生!西山会议派?大右派啊!
话说我每次去美,院都要在车上看一眼他的墓---也不知道是不是衣冠冢?就在滩子口...
想当年，老黄和汪精卫北上谋刺摄政王，那才叫一个风萧萧兮易水寒啊。
可谁承想，短短十几年后，他居然会为了争区区一个省党部的主导权，而带一帮袍哥天天去找杨闇公打架……
“顺泸起义”，使平静了年余的四川局面，又一次掀起了波澜。
打跑了刘伯承后，罗泽洲率部进驻顺庆，占有了这块富庶的防地。此后，他和李家钰两部也渐渐与邓锡侯疏远，最终成为独立的“顺庆王”和“遂宁王”。
然而起义的影响还远不止此。
川军众诸侯对“莲花池”派这种挖墙脚的做法，极为愤怒，因此在宁、汉纠葛上，很自然就偏向了宁方。于是次年的3月31日，就在重庆发生了屠杀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三三一惨案”——刘湘部下的顽固分子王陵基、蓝文彬两部军队以及宪特人等，在“莲花池”方面组织的打枪坝反英群众集会上，开枪射击，当场致死137人，受伤上千人，杨闇公等一干领袖人物也在被捕后遭到惨杀。
当时的《民力日报》报道称：“‘三三一’惨案后，所谓共产党人已绝迹。即（国）民党中稍有左倾色彩，亦不能立足。”
这是当时世界性反共浪潮中的一件大事，它标志着流血时代的到来。
浑浑噩噩的军阀们不知道什么是“主义”，于是他们只好习惯性地用枪杆子来解决问题，以大屠杀这种野蛮的方式为上海“四一二”政变开了先河。所以蒋校长为代表的反共派欢欣鼓舞自不必说了，连远在意大利的墨索里尼也对刘湘“至颂其功在世界”……
不过在刘湘而言，他倒未必有什么“功在世界”的抱负，他所怕的，无非是“莲花池”对他军队的策反罢了——马克思在《共产主义宣言》中究竟主张了什么，他还未必十足清楚呢！所以这回他虽纵容王陵基、蓝文彬这几个死脑筋搞出了“三三一”，但将来和共产党仍会有合作，只不过每每加上一条：共产党不得在川军中进行兵运活动……这是典型的十年怕井绳后遗症。
在当时，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吾悲世乱，触时忌，偶冒险出此，罪且不避，何功之足云！”
这就是那个时代的诸侯们！
这些脱胎于旧时代的家伙们，起初对一切新思想都懵懂无知（也许偶有先知先觉的个人，但就他的集团而言，确实是懵懂的），直到有一天，这新生的火焰烫着他了，他才一惊一咋起来。可等到他略微了解了这火焰的一些皮毛后，便又自以为足以避害，反而打算在其中牟取好处，于是浇油添柴……
最后，这星星之火，终于燎遍了这片古老的原野，将旧时代的一切都付之一炬，其中也包括这些既不能彻底和旧时代决裂，又企图从这燎原烈火中取栗的迷惘的家伙！
他们在制造悲剧，但最终他们自己也成为了悲剧中的悲情角色。
四川诸侯们以“三三一”为投名状，集体倒向宁方。在四川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因处境险恶，只得纷纷离川赴鄂，当然走法就各不相同了。
朱老总是走得最从容的。杨森毕竟和他有旧，所以很礼貌地以请他带青年军官参观团去武汉总部学习为由，将他“礼送出境”，还奉上十万大洋作为路费。可一待朱老总出川，杨森即刻便翻脸，把有“赤化”嫌疑的侄儿杨汉域扣押撤职……
陈老总走得最有戏剧性。他此刻正在合川做兵运工作，因身份暴露，于4月2日撤往重庆。因重庆军警盘查甚紧无法活动，他干脆跑去找已被挂起来当副师长的郭勋祺——他们可是打小同窗的老同学。郭勋祺此刻也因为亲共，而被刘湘盯得很紧（他的公馆是当时出了名的共产党人的“放生池”），他遂用自己的官轿，将扮成买办的陈老总送出了重庆城。所以到了1948年夏，他给出守襄阳的特务头子康泽当副司令官（康泽枉自还是搞情报工作出身的，居然连自己的副司令官什么背景都不清楚，其败宜矣），兵败被俘后，刘、陈二帅立命部队以礼相待，送往宝丰的中原军区政治部。
老同学，老朋友们相见后的第一句话是：“你呀你，大炮是不长眼睛的，你怎么跑到襄阳去了？”时任华野司令员的陈老总还特意加一句：“我是特地从山东赶来看你的罗！那次多亏了你，我才走脱的。”刘帅也抱歉地说：“那次请你参加（顺泸起义准备会），结果使你丢了旅长。”这哪里还是接见俘虏，简直就是欢迎贵宾嘛！
事实上待遇也确实不一样，同样是第十五绥靖区的头头，康司令押送太行山上参加学习班，郭副司令则直接欢送回家——最后还是蒋校长实在看不过去了，才把本打算回四川策反同袍的郭副司令半道上堵住，请到南京软禁起来，直到李代总统上台才开释。
因为有了这样的高层卧底，所以康司令指挥襄阳、樊城守军总是稀里糊涂地出故障——先是樊城守军莫名其妙地弃城而逃，然后是给中野六纵司令员王疯子王近山轻松行险“斧劈三关”夺襄阳（郭副司令真要使出土城之战对付红五军团的手段，王疯子的险招恐怕还真是险）。意外吗？现在看来，真是一点也不意外。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毕竟河东河西还隔着二十一年呢！
作者：十一岁小孩　回复日期：2008-11-11　21:31:51
我很关注刘伯承兵败后的逃跑路线是否经过 四川省乐山市五通桥区
据祖上讲 其曾在乐山地方军阀的掩护下在祖上的盐仓中一月有余 后护送出境.解放后 该军阀据说在被清洗前写信给刘 幸脱逃一命 而祖上却遭大难,亲朋三反五反惨遭屠戮 祖上文革中一直交代保守秘密 以免牵连他人
我一直认为是个不实的传言...我记得 当时乐山的那个军阀 好象他们叫他张二旅长
刘伯承顺泸之后，是直接北行出川的，不会有机会去乐山一带晃悠。
但是熊克武东斌系彻底倒台时，他还在成都养伤没跑得脱，据说是在乡下躲了一段的，如果此事不差的话，大概就是这个时候。
刘帅则是走得最辛苦的。
“三三一”之后，幸存的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便将省党部由重庆莲花池迁到了泸州。刘湘自然不能容忍在自己的后院还有这么一支“赤化”的部队，于是一个川版的“神圣同盟”出炉。
4月13日，刘湘军进占泸州城东北的小市一带，协同赖心辉部隔沱江监视泸州。另有刘军李雅材师进据立石站一带，罗炜师进据排山坳，滩场一带，鲜英师进据胡市一带，黔军毛光翔部也进据泸东沙湾一带，对泸州形成包围之势。到5月初，刘湘等人共调集二十八个团及部分地方武装共约六七万人的兵力，对泸州的刘伯承形成了十比一的优势。
素称善战的赖心辉，亲设指挥部于兰田坝指挥各军，准拟一口吃掉刘伯承，无奈直打到5月下旬，仍无进展。刘湘只得请赖靠边站，转将泸州战事交给刘文辉负责，而他则把自己看家的老本法造大炮，路易式机枪等精良装备，以及许绍宗、朱召南、张邦本等部统统调往泸州战场（这部分军队原是用来防下川东的杨森偷袭重庆的，但此刻杨森受蒋校长的蛊惑，又一次倾巢东出，进鄂西惹事生非去了，所以刘湘才得以腾出手来对付刘伯承）。
刘伯承苦守泸州，虽然连战皆捷，但毕竟只有孤城一座，在四面封锁之下，城中粮食很快告竭。
据1927年6月10日《民力日报》记载，在围城之初，泸州城中有米千余石，每斗一元出头。到4月27日，陡涨了三倍多，达到每斗四元，到5月份更是飞涨到十元以上。食米不足，只能用杂粮代替，亏得泸州是出老窖的地方，城中“体仁堂”还存有几十万斤高粱用于酿酒，但这也很快被吃尽。其他物价也纷纷暴涨：猪油由二角八一斤，涨到五角；茶油涨了三倍，达到每斤三千文；食盐由原来的每斤三百文涨到一千文；煤油从每斤三千文，涨到七千文……
所以就在赖心辉、刘文辉们在军事上一筹莫展的时候，城中却“军食已形奇窘”。
泸州历来号称“自古兵如穿梭，没有一次不成灾”，但这一次，这支被新思想鼓舞起来的军队却大不一样，即便在这样困窘的情形之下，城中居然仍然秩序良好，用当时报刊的话来说是“军民相洽，异常镇静，视若无事”，“故泸州虽被围困而人心并不惶恐，军民感情，异常融洽”……
却说当初刘伯承等人决议死守泸州，原是为了牵制川军不使东下威胁武汉国民政府，并相机与下川东的第二十军杨森部夹击重庆（杨森3月中就将朱德礼送出境，随即与武汉政府分裂的事情，泸州方面一直没有得到确切的消息），但此时杨森既已出兵宜昌，继续死守泸州就失去了原有的战略意义。至于武汉的汪精卫，他此刻正忙于与南京黄埔系争权，压根儿就没有入川援助的打算。更糟糕的是，在4月27日召开的中共“五大”上，张国焘也对“顺泸起义”持极不负责的态度，仍未采取任何措施加以援助。
外无援兵，内无粮草，孤城泸州的命运业已注定。
刘伯承只得提议弃城突围。但此刻四面受敌，突围又谈何容易！陈兰亭、皮光泽两人本就很动摇，这会儿竟提议要将刘伯承和政工人员交出去以换取对方的解围。在大是大非面前，倒是袁品文还说了句公道话：“我们在为难的时候，希望总指挥来指挥我们。一遇着困难，就想牺牲主官来解救自己，以后谁还敢来缠我们？！”不过5月17日的《国民公报》用“革新通信社”的通讯对此却略有点误读，称：“陈、袁、皮愿献祸首刘伯承！”
在这样的险恶处境下，刘伯承只得于5月16日傍晚，放弃部队，由龙透关缒城而出，悄然出走。说来也真是冤家路窄，走到荣昌时，他居然在大路上迎面撞上了死对头蓝文彬的官轿！蓝旅长当时坐在轿子里，带着墨镜，还一个劲地催促：“快点，快点！”
不过蓝旅长很快就回过神来——那可不就是刘伯承嘛！然而机警的刘帅此刻已经插上小道，往陕西北行而去了。蓝旅长空在重庆道上找来找去瞎忙活了一阵，白白地放过了刘湘五万大洋的悬赏。
作者：十一岁小孩　回复日期：2008-11-12　19:59:36
1924～1925年间一位史上叱咤风云者曾来此养伤，他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刘伯承元帅。刘伯承曾在1923年四川境内的南北战争中，不幸右腿受伤，后严重感染，几乎截肢，后接受老同学张仲铭（人称张二旅长）的建议到五通桥养伤。1924年1月24日，张二旅长亲自护送刘伯承来桥。养伤期间，刘伯承多次乘船逆水而上至沫溪河畔的曾店儿，饮茶垂钓，并做有诗一首：
苍山透迤尽天涯，绿野郊原覆菜花；
溪船荡破山花影，且置香茗换浮槎。
1925年，刘伯承离开五通桥。
我查了一下 刘伯承确实到过五通桥啊 看来祖上所言是真实的 张二旅长解放后还当了乐山的政协委员.可惜我的家人 救助过某党 却惨遭屠戮 某党的大人物也未曾给予过关照啊
就是因为这回刘大帅中枪，跑到成都去养伤几个月不归队，结果1923年底二军反攻，熊克武从重庆一路败退到三台，还被王光头掏了总部，最后东斌系全面垮台……
于是刘帅在成都也呆不下去，才跑到五通桥去避难的嘛。但和顺泸这回没关系。
其实二军这回反攻，民国第一个女少将胡兰畦小朋友还帮了个小忙，搞得杨森差点以身相许……
因事涉三野宫闱秘辛，这里陈大帅的人还不少，咱们就打住吧。
如果有谁实在想听八卦（后附美女将官制服图一张，供诸位掂量是否值得投上宝贵的一票），举一下手，人数够打群架了偶就斗胆开讲（如票数不够，那就让胡奶奶承认这个严酷的现实吧）……兄弟们，你们的支持是俺大放厥词的原动力啊！
作者：没有毒的香水　回复日期：2008-11-12　22:16:07
关于刘伯承在乐山五通桥养伤的故事，确实我也听过。以前一个室友就是五通桥的人，他给我讲过这个故事，那家人好象是他朋友的祖辈还是他亲戚什么的。倒忘记了。当时权当笑谈了。
至于刘帅写诗应当不算什么吧？！记得他好象是前清的秀才？！如果那样，写一手好字或者写些我们现在看着还比较隽美的诗应当不算什么吧？！
扯个题外的，五通桥号称是小西湖。出名的是西坝豆腐。可惜今年年初去的时候，只是来去匆匆，未曾见识真面目！
考官没让他进场参考，因为他祖上当过吹鼓手，属于家世不清……那位天杀的考官哪！宋人该调侃他是“捕得黄巢，笞而纵之”了……
刘伯承一路北行进入陕西，穿越大巴山脉时遇到一小股土匪打劫，在汉水上游还道遇一只老虎，可谓九死一生。他到西安后两手空空，多亏时任陕西军务帮办的邓宝珊接济了六百块钱，才得由西安经郑州抵达汉口。此时，他手头还剩五百六十块钱，和两个忠心耿耿的部下。他把钱分成三份，给了两位部下各两百块钱，打发他们各奔前程，而自己却只留了一百六……
这时，已经是1927年的7月12日了。
三天后的7月15日，汪精卫便决议“分共”，第一次国共合作至此彻底破裂——从此新兴的“主义之争”渐渐取代了传统的“地盘之争”，争天下的焦点也由“谁来治国”转化为“由哪一种思想来治国”……
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国共的忽然分裂，使刚从四川逃难出来的革命者们不知所措。在朱德的召集下，他们便聚集到黄慕颜在贯中里的寓所计议将来，老前辈吴玉章，中共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也来了。
黄慕颜提议回四川重头干，刘伯承却以四川当前形势极其险恶而反对（在他走后，泸州部队接受了赖心辉的收编，但刘湘仍然执意要攻城。最后陈、袁、皮只得于5月23日突围而逃：陈兰亭投靠杨森，袁、皮两部则南下贵州，被“贵州王”周西成收编，泸州城则为刘文辉占据。顺庆部队拒绝了杨森的收编，流浪出川来到湖北，但随即垮掉——杜伯乾部遭到第三十军魏益三部袭击溃散解体，秦汉三部也被魏益三、鲁涤平、何健强行收编。此刻川中已无革命的土壤，而且各路诸侯正视共产主义如洪水猛兽）。
最后朱德拍板，大家都跟他去江西干——此刻的江西军政长官，正是老滇军出身的朱培德，朱德在他手下任江西军官教育团团长兼南昌市公安局局长（这大概也和他当年在云南客串过一回警察局长不无关系）。
说来也巧，另一位老朋友，曾与刘伯承在川军中共过事的第二十军军长贺龙（他这个军长是六月份刚任命的，当时杨森正在进攻武汉，所以汉府一生气，就把这个番号转给了贺老总），此时也驻扎南昌，他可是坚决反对“清党”的——就象他自己说的那样，那时候他还只是个军阀，但这个“军阀”却怎么也不相信共产党会是坏人——于是到最后，他自己也变成了共产党。
就在7月份的最后几天里，南昌城里的空气渐渐变得异样起来，朱培德并不糊涂，他很清楚要出大事了。不知怎么搞的，他突然间便害了病，只得请假跑到庐山上疗养，临走前还特意把南昌军政大权交给了老朋友朱德……
于是，1927年8月1日凌晨，南昌城里隆隆响起的炮声便告诉了我们一切：天下重归一统的日子即将到来。
天下恶乎定？定于一。
孰能一之？不嗜杀人者能一之。
红军入川第一地.传说中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军史党史里提到的"红四方面军根据地""川陕苏维埃首府""全国第二大苏区".名气听起多霸道的,显得革命地位多重要的.
但是是比不得井冈山、延安这些地方的.毕竟人家可得是红一军,中央军委,太祖的嫡系.更贴切的说,我们可真得是托了张国焘老人家的福.争权都争得那么窝囊.
哦,记得那时候走的时候,老一辈的说,红四军被迫转移长征要到川西北去和红一军会师的时候，全县的青壮年很多都去当兵了.县志上说,当时全县20多万人口,5万多人参加了红军.
还是托张大大的福,到了陕北可得被太祖整编成了西路军西征,企图打通和新疆盛同志的通道.最后被弄得全军覆没,这可是文治武工的太祖指挥的少有的败仗,死亡的人数之多.有个我爷爷的长辈很侥幸的活了下来,回来说那可就是太祖故意把他们拿去送死在茫茫的戈壁上,为得就是清理"红四军"系.红军军史都对这段历史是一笔代过.
谁叫红一军是老祖宗的嫡系.谁叫红四军出了个张国焘.
红四军出的元帅就只有徐向前,这还是中央为了抚慰"红四系"给的个安慰奖,牛X的还有李先念同志当过国家主席,他的骨灰还洒了些在我们通江.另外还出了几个四川籍的天朝大将和少将.
红四军在通江的时候经历了四川军阀的"六路围剿""三路围剿",发动过万源保卫战,宣达战役
县城周围的灯光球场现在都还有"活捉刘湘""赤化全川"的石刻标语
还有红军自己办的兵工厂、被服厂、造币厂等等.我想江斑斑写到后面的30年代初的四川军阀的时候肯定要很多提到我老家.于是我很是期待.
“顺泸起义”，使平静了年余的四川局面，又一次掀起了波澜。
打跑了刘伯承后，罗泽洲率部进驻顺庆，占有了这块富庶的防地。此后，他和李家钰两部也渐渐与邓锡侯疏远，最终成为独立的“顺庆王”和“遂宁王”。
然而起义的影响还远不止此。
川军众诸侯对“莲花池”派这种挖墙脚的做法，极为愤怒，因此在宁、汉纠葛上，很自然就偏向了宁方。于是次年的3月31日，就在重庆发生了屠杀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三三一惨案”——刘湘部下的顽固分子王陵基、蓝文彬两部军队以及宪特人等，在“莲花池”方面组织的打枪坝反英群众集会上，开枪射击，当场致死137人，受伤上千人，杨闇公等一干领袖人物也在被捕后遭到惨杀。
当时的《民力日报》报道称：“‘三三一’惨案后，所谓共产党人已绝迹。即（国）民党中稍有左倾色彩，亦不能立足。”
这是当时世界性反共浪潮中的一件大事，它标志着流血时代的到来。
浑浑噩噩的军阀们不知道什么是“主义”，于是他们只好习惯性地用枪杆子来解决问题，以大屠杀这种野蛮的方式为上海“四一二”政变开了先河。所以蒋校长为代表的反共派欢欣鼓舞自不必说了，连远在意大利的墨索里尼也对刘湘“至颂其功在世界”……
不过在刘湘而言，他倒未必有什么“功在世界”的抱负，他所怕的，无非是“莲花池”对他军队的策反罢了——马克思在《共产主义宣言》中究竟主张了什么，他还未必十足清楚呢！所以这回他虽纵容王陵基、蓝文彬这几个死脑筋搞出了“三三一”，但将来和共产党仍会有合作，只不过每每加上一条：共产党不得在川军中进行兵运活动……这是典型的十年怕井绳后遗症。
在当时，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吾悲世乱，触时忌，偶冒险出此，罪且不避，何功之足云！”
这就是那个时代的诸侯们！
这些脱胎于旧时代的家伙们，起初对一切新思想都懵懂无知（也许偶有先知先觉的个人，但就他的集团而言，确实是懵懂的），直到有一天，这新生的火焰烫着他了，他才一惊一咋起来。可等到他略微了解了这火焰的一些皮毛后，便又自以为足以避害，反而打算在其中牟取好处，于是浇油添柴……
最后，这星星之火，终于燎遍了这片古老的原野，将旧时代的一切都付之一炬，其中也包括这些既不能彻底和旧时代决裂，又企图从这燎原烈火中取栗的迷惘的家伙！
他们在制造悲剧，但最终他们自己也成为了悲剧中的悲情角色。
四川诸侯们以“三三一”为投名状，集体倒向宁方。在四川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因处境险恶，只得纷纷离川赴鄂，当然走法就各不相同了。
朱老总是走得最从容的。杨森毕竟和他有旧，所以很礼貌地以请他带青年军官参观团去武汉总部学习为由，将他“礼送出境”，还奉上十万大洋作为路费。可一待朱老总出川，杨森即刻便翻脸，把有“赤化”嫌疑的侄儿杨汉域扣押撤职……
陈老总走得最有戏剧性。他此刻正在合川做兵运工作，因身份暴露，于4月2日撤往重庆。因重庆军警盘查甚紧无法活动，他干脆跑去找已被挂起来当副师长的郭勋祺——他们可是打小同窗的老同学。郭勋祺此刻也因为亲共，而被刘湘盯得很紧（他的公馆是当时出了名的共产党人的“放生池”），他遂用自己的官轿，将扮成买办的陈老总送出了重庆城。所以到了1948年夏，他给出守襄阳的特务头子康泽当副司令官（康泽枉自还是搞情报工作出身的，居然连自己的副司令官什么背景都不清楚，其败宜矣），兵败被俘后，刘、陈二帅立命部队以礼相待，送往宝丰的中原军区政治部。
老同学，老朋友们相见后的第一句话是：“你呀你，大炮是不长眼睛的，你怎么跑到襄阳去了？”时任华野司令员的陈老总还特意加一句：“我是特地从山东赶来看你的罗！那次多亏了你，我才走脱的。”刘帅也抱歉地说：“那次请你参加（顺泸起义准备会），结果使你丢了旅长。”这哪里还是接见俘虏，简直就是欢迎贵宾嘛！
事实上待遇也确实不一样，同样是第十五绥靖区的头头，康司令押送太行山上参加学习班，郭副司令则直接欢送回家——最后还是蒋校长实在看不过去了，才把本打算回四川策反同袍的郭副司令半道上堵住，请到南京软禁起来，直到李代总统上台才开释。
因为有了这样的高层卧底，所以康司令指挥襄阳、樊城守军总是稀里糊涂地出故障——先是樊城守军莫名其妙地弃城而逃，然后是给中野六纵司令员王疯子王近山轻松行险“斧劈三关”夺襄阳（郭副司令真要使出土城之战对付红五军团的手段，王疯子的险招恐怕还真是险）。意外吗？现在看来，真是一点也不意外。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毕竟河东河西还隔着二十一年呢！
刘帅则是走得最辛苦的。
“三三一”之后，幸存的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便将省党部由重庆莲花池迁到了泸州。刘湘自然不能容忍在自己的后院还有这么一支“赤化”的部队，于是一个川版的“神圣同盟”出炉。
4月13日，刘湘军进占泸州城东北的小市一带，协同赖心辉部隔沱江监视泸州。另有刘军李雅材师进据立石站一带，罗炜师进据排山坳，滩场一带，鲜英师进据胡市一带，黔军毛光翔部也进据泸东沙湾一带，对泸州形成包围之势。到5月初，刘湘等人共调集二十八个团及部分地方武装共约六七万人的兵力，对泸州的刘伯承形成了十比一的优势。
素称善战的赖心辉，亲设指挥部于兰田坝指挥各军，准拟一口吃掉刘伯承，无奈直打到5月下旬，仍无进展。刘湘只得请赖靠边站，转将泸州战事交给刘文辉负责，而他则把自己看家的老本法造大炮，路易式机枪等精良装备，以及许绍宗、朱召南、张邦本等部统统调往泸州战场（这部分军队原是用来防下川东的杨森偷袭重庆的，但此刻杨森受蒋校长的蛊惑，又一次倾巢东出，进鄂西惹事生非去了，所以刘湘才得以腾出手来对付刘伯承）。
刘伯承苦守泸州，虽然连战皆捷，但毕竟只有孤城一座，在四面封锁之下，城中粮食很快告竭。
据1927年6月10日《民力日报》记载，在围城之初，泸州城中有米千余石，每斗一元出头。到4月27日，陡涨了三倍多，达到每斗四元，到5月份更是飞涨到十元以上。食米不足，只能用杂粮代替，亏得泸州是出老窖的地方，城中“体仁堂”还存有几十万斤高粱用于酿酒，但这也很快被吃尽。其他物价也纷纷暴涨：猪油由二角八一斤，涨到五角；茶油涨了三倍，达到每斤三千文；食盐由原来的每斤三百文涨到一千文；煤油从每斤三千文，涨到七千文……
所以就在赖心辉、刘文辉们在军事上一筹莫展的时候，城中却“军食已形奇窘”。
泸州历来号称“自古兵如穿梭，没有一次不成灾”，但这一次，这支被新思想鼓舞起来的军队却大不一样，即便在这样困窘的情形之下，城中居然仍然秩序良好，用当时报刊的话来说是“军民相洽，异常镇静，视若无事”，“故泸州虽被围困而人心并不惶恐，军民感情，异常融洽”……
却说当初刘伯承等人决议死守泸州，原是为了牵制川军不使东下威胁武汉国民政府，并相机与下川东的第二十军杨森部夹击重庆（杨森3月中就将朱德礼送出境，随即与武汉政府分裂的事情，泸州方面一直没有得到确切的消息），但此时杨森既已出兵宜昌，继续死守泸州就失去了原有的战略意义。至于武汉的汪精卫，他此刻正忙于与南京黄埔系争权，压根儿就没有入川援助的打算。更糟糕的是，在4月27日召开的中共“五大”上，张国焘也对“顺泸起义”持极不负责的态度，仍未采取任何措施加以援助。
外无援兵，内无粮草，孤城泸州的命运业已注定。
刘伯承只得提议弃城突围。但此刻四面受敌，突围又谈何容易！陈兰亭、皮光泽两人本就很动摇，这会儿竟提议要将刘伯承和政工人员交出去以换取对方的解围。在大是大非面前，倒是袁品文还说了句公道话：“我们在为难的时候，希望总指挥来指挥我们。一遇着困难，就想牺牲主官来解救自己，以后谁还敢来缠我们？！”不过5月17日的《国民公报》用“革新通信社”的通讯对此却略有点误读，称：“陈、袁、皮愿献祸首刘伯承！”
在这样的险恶处境下，刘伯承只得于5月16日傍晚，放弃部队，由龙透关缒城而出，悄然出走。说来也真是冤家路窄，走到荣昌时，他居然在大路上迎面撞上了死对头蓝文彬的官轿！蓝旅长当时坐在轿子里，带着墨镜，还一个劲地催促：“快点，快点！”
不过蓝旅长很快就回过神来——那可不就是刘伯承嘛！然而机警的刘帅此刻已经插上小道，往陕西北行而去了。蓝旅长空在重庆道上找来找去瞎忙活了一阵，白白地放过了刘湘五万大洋的悬赏。
刘伯承一路北行进入陕西，穿越大巴山脉时遇到一小股土匪打劫，在汉水上游还道遇一只老虎，可谓九死一生。他到西安后两手空空，多亏时任陕西军务帮办的邓宝珊接济了六百块钱，才得由西安经郑州抵达汉口。此时，他手头还剩五百六十块钱，和两个忠心耿耿的部下。他把钱分成三份，给了两位部下各两百块钱，打发他们各奔前程，而自己却只留了一百六……
这时，已经是1927年的7月12日了。
三天后的7月15日，汪精卫便决议“分共”，第一次国共合作至此彻底破裂——从此新兴的“主义之争”渐渐取代了传统的“地盘之争”，争天下的焦点也由“谁来治国”转化为“由哪一种思想来治国”……
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国共的忽然分裂，使刚从四川逃难出来的革命者们不知所措。在朱德的召集下，他们便聚集到黄慕颜在贯中里的寓所计议将来，老前辈吴玉章，中共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也来了。
黄慕颜提议回四川重头干，刘伯承却以四川当前形势极其险恶而反对（在他走后，泸州部队接受了赖心辉的收编，但刘湘仍然执意要攻城。最后陈、袁、皮只得于5月23日突围而逃：陈兰亭投靠杨森，袁、皮两部则南下贵州，被“贵州王”周西成收编，泸州城则为刘文辉占据。顺庆部队拒绝了杨森的收编，流浪出川来到湖北，但随即垮掉——杜伯乾部遭到第三十军魏益三部袭击溃散解体，秦汉三部也被魏益三、鲁涤平、何健强行收编。此刻川中已无革命的土壤，而且各路诸侯正视共产主义如洪水猛兽）。
最后朱德拍板，大家都跟他去江西干——此刻的江西军政长官，正是老滇军出身的朱培德，朱德在他手下任江西军官教育团团长兼南昌市公安局局长（这大概也和他当年在云南客串过一回警察局长不无关系）。
说来也巧，另一位老朋友，曾与刘伯承在川军中共过事的第二十军军长贺龙（他这个军长是六月份刚任命的，当时杨森正在进攻武汉，所以汉府一生气，就把这个番号转给了贺老总），此时也驻扎南昌，他可是坚决反对“清党”的——就象他自己说的那样，那时候他还只是个军阀，但这个“军阀”却怎么也不相信共产党会是坏人——于是到最后，他自己也变成了共产党。
就在7月份的最后几天里，南昌城里的空气渐渐变得异样起来，朱培德并不糊涂，他很清楚要出大事了。不知怎么搞的，他突然间便害了病，只得请假跑到庐山上疗养，临走前还特意把南昌军政大权交给了老朋友朱德……
于是，1927年8月1日凌晨，南昌城里隆隆响起的炮声便告诉了我们一切：天下重归一统的日子即将到来。
天下恶乎定？定于一。
孰能一之？不嗜杀人者能一之。
1927年的上半年，刘湘、刘文辉们忙着在上川东及川南用枪炮清场，而下川东的杨森则又一次蠢蠢欲动起来。
他把朱德“礼送”出境后，一面仍与武汉国民政府虚与委蛇，一面却接受了南京国民政府所任命的第五路前敌总指挥职务。宁府随即要求杨森出兵鄂西进攻汉府所辖的唐生智部——作为谢礼，蒋校长还默许杨森，攻进武汉后可掌握汉阳兵工厂。
汉阳兵工厂，对于那个时代的任何一位大王而言，都是一种不可抗拒的诱惑——尽管她只能造最基本的七九步枪、七五山炮、仿马克沁的重机枪和配套的弹药，但在低水平的内战中，这也很够用了。
于是，杨森便迅即与正在琢磨怎么腾出手来解决泸州的刘湘，达成了君子协议——二十军出师湖北，用全川人民公意定名；杨军于5月10日前出发，各部出发后酌留少数部队仍驻原地；刘湘亦拨兵五千，并接济饷款五万元。
4月19日，杨森召集所部师旅长会议，宣布作战计划：
共出兵四万五千人，以向康衢任参谋长，朱壁彩留守万县；
以素来不怕死的范绍增部为先遣队；王兆奎、罗觐光、包晓岚等部为第一纵队，由王兆奎指挥；郭汝栋、吴行光两部为第二纵队，由郭汝栋指挥；何金鳌、白驹两部为第三纵队，由何金鳌指挥；第五师向成杰和杨森自兼师长的第九师为第四纵队，由杨亲自指挥。
为了筹备军费，杨森脑子一热，竟将粮税预征到1942年。
5月4日，杨森下达动员令，5日杨军即开始东下。已接受北伐军番号的袁祖铭余部，第四十三军军长李燊，也在巴东宣布拥护南京政府，协同杨军进攻武汉：江北由二十军负责，江南由四十三军负责。
此时汉府派驻宜昌的夏斗寅师，也宣布倒戈。5月8日杨军范绍增部抵达宜昌后，夏斗寅即让出城防，率军为杨军前驱，顺流东下自石首、监利、公安一路向武汉三镇推进。杨军也于5月14日进驻荆州、沙市，将部队集中于天门、岳口、汉川一带，准备进攻武汉西南大门仙桃镇，杨森并亲率万余精锐部队前往宜昌指挥。李燊部同时也到达宜都、松滋一带。
至5月21日，杨军继续推进至新堤、嘉鱼，随即进抵仙桃镇，与驻守仙桃镇的原鄂军刘佐龙部会合（北伐军打到武昌城下时，刘师长炮轰吴佩孚司令部，投机参加北伐军，升任军长。这回杨军东下，刘军长又倒戈反对汉府，是位极善变的角色），夏斗寅师也相继占领咸宁、汀泗桥、贺胜桥，三军联合进逼武汉。
武汉局面一时甚为吃紧。
此时留守武汉的，是北伐军第二十四师，师长就是大名鼎鼎的北伐名将叶挺。叶师长率该师两个团，及由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生临时编成的中央独立师第一团出击南线，迅速击溃了夏斗寅师，收复汀泗桥、贺胜桥、咸宁等地，解除了南线的威胁。
就在叶挺痛揍夏斗寅时，汉府又急调唐生智第八军李云杰等师回援，与叶挺合力打击西南方向的杨森、刘佐龙。老朽的刘佐龙部不堪一击，迅速溃散，杨军也被包围于仙桃镇中，杨森遂亲率范绍增部前往增援，两军即于仙桃镇展开决战。
6月8日，唐军集中两师兵力突破杨军中央防线，并偷袭杨森军部得手，杨军全线崩溃。杨森对部队失去掌握，只拉得一条磨房的毛驴，穿便装而逃，直奔到潜江才站住脚。
此战杨军损失惨重，师长范绍增，旅长雷中厚、杨汉忠、李朝信等人个个负伤，各师都遭到相当伤亡，杨森亲自指挥的第九师更是几乎全军覆没。
溃败的杨军纪律废弛，一路奸淫掳掠，抓丁拉夫，以至于鄂西人民到处张贴出“打倒四川匪首杨森”的标语——就连杨军长的四川老乡也看不过去了。比如说，这会儿正站在武汉阵营中，未来大名鼎鼎的赵一曼（当然了，现在这个宜宾姑娘还不叫“赵一曼”，还用着“李淑文”的名字）就抱怨说：“他们抢去了我们的猪和牲畜，抢去了我们很多衣物，我们要向他们讨还这笔债。”
历来好面子的杨森闻之大怒（杨军长的震怒是可以想见的。因为已从黄埔四期毕业的胡兰畦，这会儿正在对方阵营看他笑话呢！更要命的是，她日后更要兴致勃勃地写一篇“仙桃镇消灭杨森老九师”，在杨军长看来这实在太糟糕了），遂召集部下讲话道：“我这次率数万之众出川，是为四川人争省格（仅此一语，便可知杨军长志向有限）。外省人常骂我们是‘川耗子’，认为鼠目寸光，足不出夔门一步（最近夔门倒是出了好几次，所以眼光也见长，从盯宜昌改为盯武汉了），只有关起门来打内战的本事。我总想这次为四川人争口气，哪知道战线拉得过长，处处薄弱（事后诸葛亮），敌人以主力从中央突破，军部遭到奇袭，以至全军崩溃，纪律废弛（在家习惯就不好，出远门惹事生非在所难免），遍地都是‘打倒四川匪首杨森’的标语（妥贴），真使我痛心万分（自找）。”
末了，杨军长还加上一句：“胜败乃兵家常事，过去失败，今后要重新整顿，再行进攻仙桃镇，非打到武汉不可！”
不过杨军长最后这句话也就是提虚劲罢了，因为刘湘这会儿已经忙完了泸州那摊子事儿，开始兴致勃勃地打量起杨森的下川东防地来。
刘湘这一打上杨森的主意，四川局面便又乱了套。就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此前川局的暂时稳定，仅仅是维系于各方势力的均衡，而这种不稳定的均衡一旦被打破，整个和平构架就会垮塌——谁也不能容忍身边的邻居突然壮大，因为这将对自己的未来造成严重威胁。
另外补充一段杨森和胡兰畦同学的八卦，应该是加在1924年初，一、二军大战后期，杨森自重庆向川西进军那一段的：
杨森成渝道上的进军如此顺利，说来还有段小插曲。适逢赖心辉部师长，杨森的速成同学李剑鸣要从重庆去成都，恰好杨森在泸州时聘请的女教员胡兰畦也正经由重庆，要前往成都奔丧。杨森便建议她随李剑鸣同行，并以送她出国留学为诱，要小姑娘把沿途驻军、布防情况写信告诉他。
于是胡兰畦这个二十出头的小姑娘，一路上便到处探头探脑，张望打听，情报提供得很是充分，所以二军进军途中非常顺利。
可杨森打进成都后，碰见胡兰畦却忽然很不好意思起来。他绝口不提留学的事，却让他的四姨太田蘅秋去找着胡小姐说：“欢迎你到我们家来！”
胡兰畦大怒道：“我到你们家来算个啥子？！我父亲胡卿云是四川的大袍哥，袍哥的女儿是不给人家做小老婆的。”语罢拂袖而去。
就是这个胡兰畦，后来入过黄埔军校，坐过希特勒的大牢，还给高尔基守过灵执过绋（抬棺的是斯大林），并且是民国第一个女将军。
后来这段八卦故事给一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儿改写成了一部小说《虹》，胡兰畦在小说中出演女主人公“梅行素”。当然了，这小伙后来名头也很大，直到现在还有个文学奖挂着他的大名，就是那个叫做“茅盾文学奖”的……
用1927年四月间共产国际的话来说，南京是假北伐，武汉才是真北伐……
但用1927年中国内普遍舆论来说，武汉那是假北伐，南京才是真北伐……
不过用天朝的话来说，南京和武汉其实都是假北伐……
所以，其实北伐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这，就是我们的历史。
此时杨森主力尽在湖北，正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吊在仙桃镇附近，下川东防地极为空虚。于是刘湘便以出兵助战为由，派唐式遵率部轻而易举进驻万县，然后就电告杨森，唐部正“待船东下”——不是咱老同学不帮你和湖南人打架，这不是没船么？你放心，你家里剿匪征税修马路这些事情同学们都帮你照应着呢……
杨森进退失据，急如热锅上的蚂蚁，那几天私下里没少问候刘湘的祖宗——可偏偏他还不敢和刘湘撕破脸！
但就在这时，对面的唐生智却给他帮了个大忙。
刘湘这回扬言东下助战，进驻万县，杨森自己是吃了哑巴亏心知肚明，可他对面的湘军大帅唐生智就犯迷糊了——这也不奇怪，唐司令和刘湘又没睡过上下铺，哪里吃得准你速成系这些陈年的恩怨呢？
唐生智担心，如果二十万川军倾全力东下，与下江的桂系、黄浦系合力夹击武汉，那他的第八军前途就很不妙了。
不过唐生智到底是蒋百里的爱徒，也是个老资格的保定生，这点麻烦难不倒他——他立刻就派代表宋福增到成都游说去了。
宋代表此行，是去釜底抽薪的。
自从撵跑杨森后，成都城便由保定系的三大老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合驻，所以宋代表要找的就是这三位。
他阐述的意见是：此次杨森东进鄂省，尤其是在仙桃镇的失败，导致了万县的空虚。而刘湘螳螂捕蝉东进万县，也同样造成了重庆的空虚。如果此时保定系三大诸侯乘虚东进川东，造成黄雀在后之势，则一来唐生智西顾无忧，二来保定系也可轻取重庆、万县两大重镇，进而将速成系逐出川外，彼此有利，何乐而不为？
自从熊克武离川之后，四川原来的三分局面已渐渐演变为保定、速成二虎夺食之势。而速成系一直凌压于保定系之上，也令保定系颇有怨言，此刻他们自然很乐意落井下石，陷害刘湘一把了。
不过三大老的态度却有些差异。
刘文辉以自己和刘湘有骨肉之亲，不能公然拆堂侄儿的台为由，拒绝参加东进袭取渝、万之战。但要“多宝道人”白白浪费这么一个扩充势力的大好机会，他也不情愿不是？也亏他想得出来，他居然提出，也要吞掉一家诸侯作为补偿。
他想要吞并谁呢？于他有过大恩的大邑老乡，当年的第三军系统掌门人刘成勋。
说来这也得怪刘成勋自己太不争气。
对曾经显赫一时的一、二、三军系统，四川耗子们有个评论叫做“一军钱，二军气，三军酒”——一军喜欢谈经济，二军喜欢争意气，多少还算有点出息。而三军则一无是处，只知道胡吃海喝，腐朽堕落，而腐朽堕落的军队当然是不能打仗的。
自从川滇战争结束后，很有自知之明的刘成勋就没打过几回像样的仗，尽靠忽悠人过日子（比如说熊克武），所以得了个绰号“水漩”。然而在熊克武“讨贼”之役中，刘水漩不幸站错了队，从此被小字辈们撵出成都，一蹶不振。加之他又暮气沉沉，经营无方，所以只能在川西、南一带苟延残喘，每况愈下。年轻气盛的刘文辉，早就不把这位同乡前辈放在眼里了，所以便趁此机会提出要兼并他。
至于理由嘛，当然是大义灭亲（乡亲的“亲”），为东征的保定同学们确保后方安全，防止刘成勋捣乱啰！要连这点小理由都想不出来，他刘自乾简直就愧对“多宝道人”这块招牌了！
于是保定系达成协议，各部立刻厉兵秣马，而题目也很时尚，就叫做“北伐”。
那年头，想打什么仗都可以叫做“北伐”的！
三大老中首先动手的是刘文辉。他以风卷残云之势，迅速打垮了刘成勋，占据了其在上川南及雅安等地的防区，并将其军队收编。
邓锡侯则将陈鼎勋师调驻合川，准备袭取重庆；罗泽洲师集中广安、邻水边境，准备协助刘存厚部由开江、开县南下夺取万县；李家钰师则进攻资中，驱逐刘湘手下的王缵绪师。
上川东一时战云密布。
这样大的军事动作，当然保不了密，刘湘很快便得知黄雀在后，他只得悻悻地放过杨森。
6月23日，他电告杨森，本军因遭保定系压迫，无法继续东征，“渝、万接触在即，在万唐师势将调回”，随即将唐式遵部调回重庆，在江北县一带与邓锡侯部相持。
杨森得此电，如蒙大赦，次日即率范绍增、白驹及其军部人员，抢登“福川”号兵轮，于6月26日奔回万县。王兆奎、罗瑾光、何金鳌等部无船可乘，沿途又缺乏补给，只得一路抢掠而回。向成杰师因逃跑不及，被原十七镇参谋官，现在也混到湘军大帅位置的程潜收编。
杨森虽然回到了万县，但其江北县防地，则仍为刘湘占据——这会儿杨森正忙着喘气舐伤，所以也就顾不上找刘湘讨还了。
杨森的回归，使时局又出现了转折——那几年，天下乱如棋局，这也没什么好奇怪的。此时，汪精卫即将“分共”，宁汉两府合流在即。加之杨森军已撤回万县，刘湘军也已撤回重庆，原有的势力真空均被填补，所以东进的保定大军眼见已无利可图，遂只得悻悻收手。
于是，接下来的那段日子里，报刊上到处都是连篇累牍的文电——谁说川局紧张，保定、速成和平破裂大战在即？那是谣言，全都是谣言，不信请看刘甫公、邓晋公等人的辟谣声明！
一切恩怨，遂不了了之。
这回全川诸侯大动干戈，但除了刘文辉以外，均无所收获。刘文辉的兵力、地盘因此大大扩展，从此俨然成为保定系的头号人物。
1927年夏，川局刚有所稳定，便有人逃难投亲来了。
谁呢？几年前还威震海内的吴佩孚吴玉帅。
却说吴玉帅被北伐军撵出武汉后，便退回老根据地洛阳喘息。偏偏他的死对头冯玉祥又恰于此时誓师五原，宣布参加北伐，西北军迅速由陕西进入中原，兵锋直指洛阳。
自从第二次直奉大战“四照堂点将”后，吴玉帅近几年一提到冯玉祥就头疼，这回他老底统统输光，更是不肯见这位仇深似海的故人了——于是便脚底抹油溜之大吉。先是去投于学忠，无奈于学忠的部队也不可靠，玉帅只得再溜。在渡襄河时，又给趁火打劫的老部下张联升剪径劫道，行李几乎丢光……最后，落魄的吴玉帅好不容易带着一家老小和两千余人的卫队进了川，投到杨森府上。
杨森这人，历来谈不上有什么政治立场，但自从误伤赵又新后，他对恩公们就有点异乎寻常的讲义气（他大概也是想用这种方式，来救赎那沉重的道义谴责吧）。吴佩孚数次助他东山再起，他是感激不尽的，所以这回玉帅成了落水狗，人人喊打，他却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硬顶着压力将吴收留了下来。
吴佩孚7月间入川，杨森便为其设“行辕”于白帝城，并派第八师师长王仲明亲往慰问。但吴玉帅的死对头们当然不会放过他，12月2日，南京国民政府便发出通缉令称“吴佩孚逃匿四川，煽动土匪，意图扰乱大局”云云，并电令刘湘、刘文辉等“严拿究办”，限期剪除其党羽。
杨森当然清楚这被煽动的“土匪”就是指自己了，不过他一来不讲政治，二来当惯了土霸王，混不在乎。他怕吴佩孚在白帝城出事儿，干脆将其连同卫队迎来万县，以便就近关照。
国民政府对此忍无可忍，遂于1928年1月1日明令免去杨森第二十军军长职务，遗缺由师长郭汝栋升任，同时又拨给刘湘饷款五十万元，子弹一百万发，以示奖惩。
见国民政府居然动真格，杨森也有点吃惊，他遂连电向南京辩解。但当蒋校长勒令他“活捉吴佩孚”时，他却又老老实实地回电道：“我现在办不到！”杨军长这一点义气倒是人尽可施的，二十一年后，当占尽上风的老朋友朱德、刘伯承要他在重庆扣押蒋校长时，他回答的仍然还是这句话。
但现在为了避风头，他左思右想，终于还是把吴佩孚送到大竹城郊三十里的云雾山笠竹寺暂住。
北伐这件事情大概是这样的：
一帮土秀才因为断了科举门路，便愤而纠合一帮兵痞和流氓造反，推翻了旧王朝。但接下来政权却没有落到他们手里，被那些不讲道理的流氓兵痞抢了去。
于是秀才们大不满，他们逃到南方纠合了另外一批兵痞流氓，据说是打算用这帮人去推翻北方的兵痞和流氓。
于是换汤不换药，土秀才们总也不成功。
终于有一天，一帮洋学生跑来说，他们能够拉到免息的外国赞助，于是秀才头子便欣欣然与他们合作，还把洋鬼子派来的监工人等都供起来。
然而这个洋赞助并不像表面上那么纯洁。
等造反生意做大之后，外国财团便非要把他们的经营理念注入这个土秀才创办起来的公司。
于是经营理念发生冲突的土秀才们，便分裂为两派，一派说要把洋鬼子和他们的代理人统统赶出去，这就叫做右派；一派说也没那么严重吧，还是要团结，这就叫做左派……谁也不服谁。
接下来便是左右互博——右派扛着枪杆子，左派扛着印把子，都很有料。
但洋鬼子却在这时候犯了错误，他们以为印把子派适逢内忧外患，比较好收购，于是便威胁印把子派头头汪总让他把印把子交出来……偏生汪总又是个喜欢走极端的主儿，于是他一怒之下，便把印把子交给了枪杆子。
枪杆子派因为历史原因，和兵痞流氓渊源很深，所以洋鬼子及其代理人每每骂他们自己就是“兵痞和流氓”，其实这有点偏颇，毕竟他们多少还是有些理想和抱负的流氓。
因为枪杆子派熟知流氓兵痞的种种弱点，所以他们获得经营权后，很快便轻松地取得了胜利。
然后他们便得意洋洋地跑到中山陵去，告先总经理以成功。
这就是传说中的“北伐”。
不斩败军之将，呵呵，大约是有大智慧的人吧，所以杨森这娃也不算太笨。
扯通历史来看，俺也不会这样做。
民国是个风雨飘摇又人尽其才的时代，生于乱世真是既痛苦又幸福的事情。
我感觉：这些军阀大部分都是哪个时代的优秀人物啊，士官学校、保定军校、讲武堂、黄埔……毕业，那个时代想上这些学校胸中没有点超出一般秀才水平的墨水和魄力还真不行哦。看看我们现在的清华、北大培养出来的玩意……，还有那些现代军校培养出来的都是些什么玩意？
不过，我一直想弄清楚的是：这么多留学生、高才生凑在一起大比武了48年，怎么就被1个师范中专毕业只会熟读24史的农民当了太祖皇上，结果……，按汪先生说的……又闹了近30年，还不知道以后是什么样……。
回顾历史是为了总结经验，但是历史经验给了我们什么？很难把握，老在回头看却老在犯差不多的错误或乱子……
于是现在的世界就有了大多数人都不怎么看历史学历史了，于是就有了金融风暴，呵呵，1929年的教训总结了近80年，还是没有阻止现在的世界金融危机，扯远了
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这个道理两千多年前我们就明白了。
然而直到今天，英雄史诗却仍然能够煽动起足够推翻一个帝国的狂热……
到底是人们的理智出了问题，还是我们打骨子里就不喜欢太平？
右派扛着枪杆子，左派扛着印把子
大竹是哈儿师长范绍增的老家，也是他现在的防地。范哈儿绿林袍哥出身，是个极讲义气的浑人，又是杨森的心腹，所以杨也就放心地把吴佩孚交给了他。
1928年3月7日，是吴佩孚的五十四岁生日，范绍增为他大办寿庆，还特从重庆请来了乾坤大舞台的京戏班，演了三天寿戏。杨森送来两万元作寿礼，其他各路诸侯也各有馈赠——虽说比不上四年前在洛阳办五十大寿时，康有为对联中“牧野鹰扬，百岁功名才半纪；洛阳虎踞，八方风雨会中州”的气派，但这也尽够好面子的吴玉帅捋着胡子偷乐了。
乐滋滋的玉帅当场赋诗一首，道是：
“竹阳城外有高台，把酒登临曙色开。
蜀陇云山皆北向，巴州风雨自东来。
锦帆终是天涯去，春色无端地底回。
到此我思廿八将,谁为呼取尽余杯?”
吴佩孚这辈子就输在自高自大上，今天都到这地步了，还“蜀陇云山皆北向，巴州风雨自东来”呢！他可不知道，这好日子也马上就要到头了。
就在这次寿筵上，前来贺寿的杨森部下郭汝栋、何金鳌、吴行光这三个师长，拉着范绍增瞅空偷偷开了个小会。
干嘛呢？他们准备倒杨了。
原来自仙桃镇败退后，杨森就对自己手下的旧式军队大为不满，又开始挖空心思要搞新花样。
一方面，他大量启用新人，尤其是他自己培训出来的讲武堂学生，这就让旧人感到了恐慌。
另一方面，他鉴于鄂战中部队不听指挥的恶习，厉行强干弱枝政策，从各师各抽一团成立执法大队，以杨汉忠、杨培元分任一、二路司令；又将各师机、炮分队集中军部，交由他的速成同学，机炮司令刘殷统管。
此外，他还大抓基层军官的任免权力，强化对基层官兵的控制，使师旅长们顿有被架空之感。
当惯了土霸王的师旅长们，对此当然不服。杨森手下的头号大将，师长郭汝栋就愤愤地抱怨道：“集中机炮，等于脱马褂；调各师一个团成立执法队，等于脱长袍。只有未揭我们的帽子，逼得我们无路可走。”心直口快的范绍增，甚至当场就鼓噪起来。
为了树立权威，杨森接连又扣押了第十师魏甫臣、第十一师杨春芳这两个师长，甚至还以“阴谋叛变”为名，将杨春芳处决。
这下子，连最忠于他的范哈儿也给吓坏了（魏、杨两人和范哈儿同为绿林出身，先前又帮过他大忙，因此感情很深）。
所以大竹会议上，除了何金鳌因不愿居于郭汝栋之下，未予表态外，其他几个师长都决心联合起来，与杨森对抗。
除了杨森自己手下的几个师长外，刘湘和赖心辉也在蒋校长的密令和资助下，对杨森虎视眈眈起来，郭汝栋亲往重庆与刘、赖密商，结成了倒杨同盟。
虽然决心与杨森对抗，但郭汝栋等人毕竟跟随杨森多年，一时还下不了决心。但偏就在这时，杨森却施出茅招——他密遣杨荣章等人潜至涪陵，打算暗杀郭，又以两万元收买郭汝栋的部下胡膺等人，密图于3月24日晨袭击郭汝栋的师部。
这两起阴谋均被郭汝栋破获，作为报复，郭立刻清洗军中亲杨的讲武堂学生及广安籍官兵。杨森随即也在万县以牙还牙，清洗与郭有关人员，双方关系彻底破裂。
范绍增在把兄弟杨汉域的劝说下，勉强跑到万县向杨森表示忠诚，但一到万县就遭到杨森的谴责——杨森埋怨他的部队纪律不好，一到万县就沿街赌博，还无故放枪。这些个范哈儿都认，谁都知道他是土匪部队，有名的“范绍增匪部”嘛！可杨森连带着连范哈儿给姨太太买丝袜也骂了一顿，这就有点太过分了。
在范哈儿看来，这当然不是个好兆头！于是素来大大咧咧的他也提心吊胆起来，担心被扣甚至被杀——这可是个很要命的问题！他试探着问在自己部下干过的第九师二十旅旅长夏炯道：“你看军长会不会扣留我？”夏竟跪下说：“师长，这个我无把握！”。这就更让范哈儿忧心忡忡了。
偏巧当夜杨森的军部纠察队巡查到范的住处门口，发现有人赌博，便前去抓赌，双方吵嚷起来。已是惊弓之鸟的范哈儿便误以为是杨森派人来抓他，慌忙从后门逃出，乘坐预备好的汽船连夜逃到长寿去了，从此他再不敢回万县。
连一向忠心耿耿的范哈儿也如此离心，杨森对非嫡系部下更是猜忌日甚，瞧谁谁有问题，接下来又驱逐了新从泸州投来的陈兰亭师长（这位也是范哈儿的亲家，他随即就投靠了刘湘），将其部队编入执法大队。
刘湘眼见杨军上下离心离德，便授意其部下将领唐式遵、王陵基、潘文华、王缵绪、蓝文彬、许绍宗等人电催郭汝栋就任第二十军军长。而郭汝栋也即复电，宣布服从南京国民政府及刘湘指挥，并与范绍增、吴行光齐集梁山部署倒杨军事。
1928年5月12日，郭汝栋在梁山宣布就任第二十军军长，以吴行光为副军长，范绍增为川鄂边防军总司令，并于同日通电讨杨。
这场已酝酿数月之久的战争终于爆发。
猛然发现吴玉帅这句“锦帆终是天涯去，春色无端地底回”，很有些语带双关啊！
熊克武字锦帆，而杨森木头多，自然是喜欢“春”的了（先前江子渔建议把“森威路”改称“春熙路”，就很有些预留后路的味道）……
感慨系之。想起这一生总受宵小之气，恨不得重回乱世英雄时代，但真回到那个时代，如果不求苛活而去充英雄，那么80%可能会变成炮灰。
充英雄的，很可能会变炮灰。
求苟活的，也可能会被英雄们变成炮灰。如此看来，吴玉帅此联，不但对熊克武幸灾乐祸，还很有些市恩的不厚道的！
郭汝栋等计划，由郭、范两部直攻万县，吴行光部则出梁山攻开县、开江，夹击万县。战端一开，早有成约的赖心辉也自江津出兵，沿江东下援助郭汝栋等部，刘湘也派出王陵基师许绍宗旅东下声援。
杨森自知万县无险可守，遂主动撤出。他将第九、十两师，及包晓岚师，白驹部两个旅，执法大队一、二两路，机炮团，手枪大队，和学生军三个团等主力部队集结于开县、开江一带，准备与联军决战。
5月17日，范绍增部主力廖开孝旅攻入万县空城，刘湘即电南京报捷。23日，联军在开江遭遇杨军主力，双方激战数日，联军战败，郭、范、吴三部退往梁山、开江交界处的天子店，赖心辉部范子英师驰援，双方再度激战于任市铺、长岗岭一带。正当酣战中，亲附杨森的何金鳌师突然猛烈侧击赖、吴两军，而邓锡侯手下的师长罗泽洲也瞧出有便宜可捡，自广安、邻水出兵，趁虚袭占垫江、大竹，随后又进占长寿，将倒杨联军后路截断。
倒杨联军终于不支，各部纷纷溃退，杨军乘胜追击，占领捣乱分子大本营梁山，并在珍溪、清溪间截断赖军部分渡江部队，赖部师长李剑鸣、参谋长刘公侯等高级将领被俘。
这位李师长，也是速成毕业生，他在杨森手上已经不是第一回当俘虏了。所以杨森便打趣他道：“老同学，你怎么又来罗！”李师长也厚着脸皮回答：“上次你招待我很丰盛，迄今念念不忘……”
唉，这就是四川诸侯的战争！
杨森击败联军后，沿长江继续向涪陵进军，于6月7日攻占涪陵城。造反的乱党分子纷纷败退：郭汝栋率残部退往南川，赖心辉退往綦江，范绍增退往渝南的木洞，吴行光最糟糕，所部几乎被杨军长全歼。
杨军前锋追至渝东大门铁山坪一带，已对重庆的刘湘形成威胁。
那时代，一切都是是靠实力说话的。这回杨森打了胜仗，庇护吴佩孚的事情自然就无人敢提了。10月6日，刚当上了国民政府主席的蒋校长，便以“训政肇端，望治綦切，政府亟谋川政统一”为辞，明令对杨森“免予查办”——可郭汝栋那个二十军军长也没撤（很久以后才改番号为第二十六师，调到中原去打内战。所以鄂豫皖根据地出身的老红军们，还总爱在回忆录里把这支和他们打过仗的川军称作“二十军”呢）。
于是国民革命军序列里，一下就有了两个二十军（亏得贺老总那个二十军，已在南昌起义后被打散，不然就该是三个了）！
虽说是“免予查办”了，但只要吴佩孚还健在，蒋校长和杨森之间的纠葛就不能算完。在这个时代里，杨森算是蒋校长心中最讨厌的刺儿头之一，大家恐怕做梦也想不到后来竟要做亲戚吧？
至于惹事的吴玉帅，他在这场战争中也吃了大亏，因为他不巧就做了“城门失火，殃及池鱼”里的那条“鱼”。
当杨和倒杨两军鏖战时，素来不怎么稳重的吴玉帅却一直没有表态（他虽是杨森的恩公，做的却是范哈儿府上的客，要明确表态确实很难为情），而是老老实实地蹲在大竹云雾山上看热闹。可没想到范哈儿把主力部队都调到天子店去之后，驻顺庆的罗泽洲却趁火打劫，派出所部熊玉璋旅侵占了大竹地盘，尤为糟糕的是熊旅长压根就没把吴玉帅看在眼里！
一开始，熊旅长声称入侵大竹是为了保护吴玉帅，可接下来就原形毕露了。6月4日，熊旅长派兵包围了吴玉帅的芝兰堂大帅部，声称要缴他的枪。吴玉帅这辈子，虽然也不是没打过败仗，但毕竟胜仗比败仗多，像这样被人指着鼻子缴枪不杀还是第一回，所以一时自尊心作祟，竟然坚称不肯妥协。
虽说吴玉帅已是死老虎一只，但毕竟还有两千人的兵力，熊旅虽然人数上略有优势，但装备远逊，所以一时倒也不敢轻举妄动，双方遂对峙起来。僵持到下午5时左右，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熊旅派驻城楼的哨兵走火，流弹射入大帅部，这下子就捅了马蜂窝……
吴玉帅身经百战，流弹见得多了，倒还镇定自若。可吴夫人张佩兰却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阵仗，误以为战斗爆发，便抱着“少帅”嚎哭着冲入帅堂要找大帅拼命。吴玉帅眼见夫人临阵倒戈，偷袭指挥部，终于方寸大乱，遂同意缴枪投降。
双方讨价还价一番，最后吴玉帅仅保留了少量手枪自卫，其余枪械全部交出。他共交出汉阳造步枪一千三百零一支，轻机枪两挺，德式MP18伯格曼冲锋枪八十支，各式手枪八十支，日式三十年马枪三十支，各种子弹约十万发。那年头的轻机枪和冲锋枪还比较罕见，也难怪四川耗子们眼红，吴玉帅怀壁招祸，理固宜然。
缴枪之后，发了横财的熊旅长虽然承诺尽保护之责，但吴大帅终深感威胁，遂启程北行，投到刘存厚的防区寻求保护。从此他就托身于刘，一直呆到1931年夏末，才取道川西进入甘、青，辗转到达北平，叨扰北洋晚辈张少帅去了。
1928年7月间，南京的蒋校长派代表孙铭入川，向刘湘透露风声：中央预定以二刘主川。此时刘湘、刘文辉叔侄二人，已成为四川最具实力的诸侯，蒋校长此举意在二刘示好，以为将来控制四川作准备。
得此喜讯后，二刘遂邀请邓锡侯、田颂尧两路诸侯，齐集资中开会，史称“四部会议”。此会的目的，是透露中央即将任命二刘主川的风声，以征求邓、田的交换条件（至于杨森，大家方才撕破脸，不消说是反对的，所以不请他来捣乱也罢），免得他们事后心怀不满，借机闹腾。
邓、田两家原则上同意刘湘出任善后督办，刘文辉任省长的方案，但同时也要求在省府里加入自己的人员，尤其是邓、田两人应该有相应的位置，最后商议的结果是：邓锡侯分得了省府委员兼财政厅长职务，田颂尧则分得了省府委员兼民政厅长职务。
不过邓、田虽不得已而妥协，但他们不可能满意于这个二刘独大的格局。而其他各部，则因在利益上毫无分润，自然更加不满。因此与邓锡侯关系紧密的李家钰、罗泽洲、陈鼎勋、黄隐等四位师长遂聚集遂宁开会，后又将杨森、赖心辉、郭汝栋、刘存厚等部拉入结成联盟，准备合力对付二刘。
此时李家钰、罗泽洲两部，在实质上都已脱离邓锡侯的统辖而自成体系，一个号称“遂宁王”，一个号称“顺庆王”。罗泽洲在之前的反杨之战中，偷袭吴行光、范绍增两部防地，切断反杨联军后路，导致刘湘支持的反杨联军功亏一篑，从此与刘湘结下了仇怨；而李家钰则在此前收编了原属刘湘的李宗昉旅和孙武团，以及刘成勋的敖向荣旅，故而与二刘的关系都很紧张。但他们和邓锡侯、田颂尧、刘存厚都还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因此向西（邓锡侯防区）、北（田颂尧、刘存厚防区）均无发展可能，要扩张便只能从二刘，尤其是与杨、罗、赖、郭四部都有接壤的刘湘身上打主意。至于杨森，他刚吃了刘湘一个大亏，反刘态度之坚决自也不必多说。
从总兵力上看，反刘联军占了上风。而从地理位置上看，倒刘联军更为有利：罗泽洲可从邻水直取与重庆仅一江之隔的江北；赖心辉则可从重庆上游的江津出兵，沿江直下重庆城；杨森可从下游长寿直窥重庆东大门张关、铁山坪；郭汝栋则占据了渝南的南川。各部如四面合击重庆，则足以让刘湘首尾不能相顾。
因此罗泽洲很轻松地放出话来：刘湘已势成瓮中之鳖！
刘湘眼见倒杨不成，又得罪了邓、田、李、罗、杨、郭诸部，各军都对重庆虎视眈眈，己方形势极为不利，只得暗自叫苦，硬着头皮积极备战。
他一方面加强外交捭阖，寻求帮手。他通过本家族长刘文渊（即刘文辉的长兄），向刘文辉强调家族团结，并主动让出资中、内江、隆昌、荣昌、永川等县份给刘文辉——一面是为了示好求助，一面也是为了收缩集中兵力于重庆近郊的巴县、壁山一带（因为这个，刘甫公还得了个“巴壁虎”的绰号），以应付即将到来的大战。
此外他还通过在渝北护商税款上做出让步，换得驻合川的陈鼎勋师承诺保持中立。
他又派于杨森有恩惠的师长王陵基，前往涪陵游说杨森放弃宿怨与他合作。但杨森此时倒刘决心已定，坚不肯同意，态度也很不客气。王灵官不得要领，临走时跟杨森道再见，杨却大大咧咧地对老恩公说：“战场上见！”这一点上，刘湘比杨森可就好得太多了——他即便是占足上风甚至是赢得了胜利，也还常常给人留点余地呢！
另一方面，他又以缩减军备为名，将原有的八个师番号的部队，整编为三个师（每师三旅，每旅三团，每团十二个连，每连人枪数达一百五十以上），既表明退让态度，又充实了基干力量。
四川军阀没有生死利害，不是同学就是亲戚，昨天我没有杀你，今天你自然也不好意思杀我……
但红白大战，则是阶级斗争，而且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存不得半点侥幸心理的。
国军的失败，就在于人人都有侥幸心理，都以为：这命大概革不到我头上吧？于是五十年代初，一群心存侥幸的老家伙们集体谢幕。可能就是昨天，他们还在为新时代大唱赞歌……他们都是些糊涂虫，都是些最可怜的糊涂虫。
应该是红蓝大战。。。
413，的屠刀亮起来的时候，其实蓝军就应该考虑这点了，这也就是红军从来没有忘记过413。
蓝军，有点血统不纯，部分淡蓝，浅蓝，有点觉得，红，不会那么红！
但是，红的确本来是不那么深红的，413时候，更多的是浅红吧！当浅红的主角被鲜艳的413染红的时候，那抹深红就再也无法消散了，413的血是洗不掉的。。。
这点我有点抱怨花生米了，花生米，真的是民主无量，独裁无胆。。。其实北伐之名，那时候的GCD还是议会制为主的一个党
看看张老四杀人，夏曦杀人，自己人照杀，高级干部杀掉十之七八，才树立起绝对权威。
这帮军阀，哪个没失败过几回，可是一个个照样活蹦乱跳，而且还能东山再起。其他不说，就说魄力和胆量，就差了远了
伟光正的军政权威，正是靠着他们所最为诋毁的“剃头”功夫树立起来的……
可成天捧着《曾胡治兵语录》的校长，却偏偏做不到这一点，于是只好成天和一帮新老秀才磨嘴皮子。
不是校长不想照伟光正的路子来……
我们应该看看：
校长靠什么笼络人心？笼络的又是什么阶层的人心？
伟光正靠什么？笼络的又是谁？
所以校长杀人则天下解体，伟光正剃头而天下归心，他们根本就是方法论不同嘛……
当时共产党内也有很多派别，
四一二以后，温和派在党内就没有生存空间了。
除非伟光正脱离共产国际的指导，否则就不能指望她会甘心成为议会制度下的一党。
而脱离共产国际的指导，在当时这可能吗？二十八宿是培养来干啥吃的？
但倒刘联军的攻势，终于还是发动了，因战事主要发生在下川东地域，故称之为“下川东之战”。
1928年12月16日，杨森在涪陵宣布就任四川同盟各军主席兼前敌总司令职务，声称将于17日赴长寿指挥本军攻渝。19日他又通电讨伐刘湘。
然而倒刘联军却在此时，给了刘湘一个各个击破的大好机会。王灵官涪陵之行没有白跑，他虽然素以粗鲁出名，但这回却难得地精细了一把：他准确地做出了杨森军至少还需要两天才能进攻重庆外围的判断。
于是刘湘遂以此判断为依据，制定了首先击破罗泽洲的作战计划。
说起来，罗泽洲这回确实有点心急了。
早在战争正式爆发之前，罗烟灰便已经把部队从岳池经邻水，成一字长蛇阵，一直摆到了距刘湘防区江北县一碗水不到十里的地方，准备待杨军进抵张关、铁山坪一带后，便即动手。
“顺庆王”严重低估了刘湘的战斗力，他认为刘军不堪一击，满指望能够抢先占领重庆，“先入关中者王之”，以免被其他各军，尤其是杨森抢去这块肥肉。
可他大概忘记了，刘湘可是自辛亥以来便号称善战的川中名将，人家当军师长时，他才不过是个营团长呢，所以这种班门弄斧的伎俩，当然要让人看笑话了。
刘湘眼见罗泽洲欺人太甚，遂趁杨森尚未动弹之机，迅速调集王缵绪、王陵基两师主力集结北线，连原留在重庆城中看家的唐式遵师蓝文彬旅也调到一碗水充当总预备队。他对旅长蓝文彬，副旅长饶国华说：“王陵基昨天才由涪陵回来，他说杨森的队伍至少要隔两天才能到达这里，我们要趁杨军未到之前，先把罗泽洲捶下去！”
王缵绪、王陵基两师先后投入战斗，双方苦战一天一夜后，罗军全线溃败。速成老前辈们给军官学校出身的小字辈罗烟灰，好好地上了一课。
罗泽洲败军往岳池方向退去，打了大胜仗的刘军在追击中却吃了点小亏——在“顺泸起义”中被撵出来的前任“顺庆王”，第五师师长何光烈，此时正托庇于刘湘麾下，人枪不足一千。他不顾刘湘告诫，乘胜穷追罗军，企图打回顺庆老家去，但遭罗军反击阵亡。
这算是刘湘军此战中受到的最大损失。
事实证明，王陵基对杨森出兵的判断是准确的，直到12月21日，杨森军才自长寿前出。刘湘急调蓝文彬旅驰赴铁山坪、张关一带布防，次日拂晓两军打响。
北线各路刘军于清扫完一碗水战场后，也纷纷赶来增援，渐对杨军形成优势。杨军雷中厚旅首先溃败，丢失贡竹林高地，杨军主力杨汉域师也随之溃退，于当夜败退到江北与长寿之间的洛碛。
刘湘得知杨军退守洛碛后，又急令唐式遵师之张竭诚团自重庆乘船登陆洛碛，与蓝文彬、潘文华两部夹击杨汉域师。杨汉域进退无路，只得全师缴械投降。
24日，刘军又攻占长寿。南川的郭汝栋本就三心二意，待闻知罗泽洲、杨森战败后，即刻转而支持刘湘，出兵抢占涪陵，并进攻杨森防地忠县、丰都。
杨森两面受敌，只得向刘湘要求停战三天，但这回该轮到刘湘不允了。刘军于1929年1月3日晚继续发动攻势，击破与之相持于长寿以北石院子一带的杨军防线，杨森率部败逃梁山。垫江被刘军许绍宗旅占领，已投入刘湘麾下的范哈儿则乘胜夺回了老家大竹。
刘湘继以郭勋祺旅出万县攻分水岭，王陵基师抄袭梁山，杨军弃城而走，随即又在达县双土地、马壕再遭刘军击溃。
至此，杨森下川东地盘已全为刘湘所占。他只得率残部绕经达县、宣汉，退往罗泽洲防地渠县觅食。罗泽洲无可奈何，只得划渠河为界，让杨森与其熊玉璋旅同驻渠县——这会儿杨森仅剩下六个残缺不全的旅，从此彻底沦为二流诸侯，已无力与二刘竞争，只能与刘存厚、李家钰、罗泽洲之辈相提并论了。
时论对此战的评价是：“罗心慌，李不忙，逼得杨森赶乡场。”李不忙，系指李家钰因怕刘文辉耍小动作，从头至尾都没动弹。
民主无量，独裁无胆－－
用错了一个字,是独裁无望
喜欢这句，精辟。而且不仅适用于蒋中正。这两句话用在蒋光头身上是很恰当的。不过独裁无胆总比独裁有胆来得好。如果一个大独裁者或其拥护者说这句，那是对蒋的赞美了．
事实上，“多宝道人”也确实在耍小动作。
原计划四路攻渝中的三路，都先后失败或是倒戈了，西线的赖心辉又在干什么呢？他和刘文辉合演了一出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闹剧。
赖心辉按计划从江津出发，沿丁家坳、来凤驿、白市驿一线向重庆进攻。但他出兵后，其身后的刘文辉即趁虚而入，夺占了赖军永川、江津防地，并尾击赖军。
此时罗、杨已败，倒刘联盟大势已去，进退失据的赖心辉无计可施，只得撤到川、湘、黔交界的穷乡僻壤秀山、酉阳一带占山为王。1930年5月，他的二十二军被缩编为新十一师，与已被改编为二十六师的原郭汝栋二十军一块儿,被蒋校长调出四川参加中原大战——然而中原大战没赶上趟，随后几次“围剿”倒都让他们撞上了。
1932年，新十一师（后改番号五十九师）在江西碰上了以吞并杂牌部队出名的陈诚——陈矮子起家的部队就是十一师和十八军，所以才有“土木系”之称，哪能容你一个李鬼在眼前晃悠呢——结果么，自然是新十一师被“土木系”吃掉，师长换成陈时骥。陈矮子吞并该师的理由是：“该师纪律废弛，吸食鸦片，发良民证一张勒索五元，扰害人民。”
唉，老川军这个纪律啊！
不过换了东家的五十九师也没好到哪里去。在第四次“围剿”中，该师被同样是旧军阀出身的红五军团董振堂部，歼灭于江西乐安附近的霍源——不过这支部队还不算完。
先前陈矮子在江西永丰包围解决五十九师时，不小心漏掉了一个团，该团团长是黄埔四期毕业的云南人李弥——他是驻粤滇军从云南老家带出来的，所以黄埔毕业后就进了和滇省关系密切的赖心辉部队。
听说本师被陈矮子包围缴械的消息后，李团长遂集合官兵讲话：“我们不是一样的打共产党？你们愿不愿意缴械？”官兵们齐声回答：“不愿！”于是李团长便带着官兵奋勇冲出包围圈逃走。
陈矮子随即便把这事儿通了天。蒋校长大怒，亲在庐山召见李团长，严加申斥，问他为何不听从陈诚的缴械命令？李弥回答说：“过去校长在黄埔军校时，只教过学生如何打仗，未曾教过缴械。因此将部队带来交还校长。”校长遂龙颜大悦，李弥也因此过了关。此后他一路战昆仑，克松山，守临朐，内战外战皆有殊功。再后来他在十三兵团司令官位置上大败于淮海，仅以身免，又跑到云南反水，失败后退到“金三角”还死不投降，让中南半岛诸国很是头疼了一阵……
至于成为光杆司令的赖心辉，他从此就彻底结束了征战生涯，此后只能勉强靠着国民政府上将参军的招牌混碗饭吃。在临死的时候，他自称此生“百战徒劳”、“一事无成”、“愧对乡国”、“负罪人民”。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大概就是一个失败的割据诸侯对那个迷惘时代，对那段迷惘人生的最后评价和忏悔吧？据说他葬在成都光华村，也就是如今的西南财大附近，到天下再次重归一统时，那里只余下荒烟蔓草了。
诸侯们都曾有过风光的时节，可在那无限风光背后，他们真的就比常人更幸福吗？
我想，这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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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弥后来麾战金三角，似乎连蒋介石都很吃惊：我还有这里能打的部队？可见人在绝境中激发的潜能是巨大的。
是呀，李弥这个人确实不简单，性格冲。当年打松山，日本兵把山都掏空了。结果李弥的人冲上去几次，都有去无回。李弥杀红了眼，扣了个钢盔就往山上冲，到了才知道怎么回事。回来后要了十几吨TNT，把松山炸到天上去了。里面的鬼子不是被炸死就是被震死。这才把松山拿下来了。
就说金三角的事吧。他的部队在金三角站稳脚跟滞后，蒋介石和美国人给他的部队枪呀炮呀，忽悠他北上骚扰云南。结果李弥很聪明，说这困难那困难，弄来很多物资。后来就嚷嚷说当云南王，来开架势打云南。结果就是来开架式而已。越境没三两天就撤了。就这还让秦基伟的部队吃掉四个团。要知道，早在十几年前的淮海战场，李弥就是秦基伟的手下败将。何况是现在。
这一仗弄得李弥很没面子。一次去泰国，外国记者调戏他，李将军，你不是自称云南王吗，那你什么时候能拿下昆明呀。李弥眼一瞪，来了一句。什么时候能拿下昆明不好说，但是一旦我不高兴了，三个月拿下曼谷，当当泰国王也是轻而易举的。此言一出，全场哗然。
其实，李弥夸这个海口是有根据的。到底是和共军这样的当时世界顶级陆军打了几十年的仗，虽然被人家撵到丛林做鸦片贩子，但是对付周边几个国家的军队那是绰绰有余。当时他控制的金三角收到周边国家队的几次围剿，都安然无恙，倒是泰国军队这些人给闹了个灰头土脸。有此还想玩出的水淹七军的花样。幸亏泰国人撤的快，不然只能当王八了。
是呀，李弥这个人确实不简单，性格冲。当年打松山，日本兵把山都掏空了。结果李弥的人冲上去几次，都有去无回。李弥杀红了眼，扣了个钢盔就往山上冲，到了才知道怎么回事。回来后要了十几吨TNT，把松山炸到天上去了。里面的鬼子不是被炸死就是被震死。这才把松山拿下来了。
就说金三角的事吧。他的部队在金三角站稳脚跟滞后，蒋介石和美国人给他的部队枪呀炮呀，忽悠他北上骚扰云南。结果李弥很聪明，说这困难那困难，弄来很多物资。后来就嚷嚷说当云南王，来开架势打云南。结果就是来开架式而已。越境没三两天就撤了。就这还让秦基伟的部队吃掉四个团。要知道，早在十几年前的淮海战场，李弥就是秦基伟的手下败将。何况是现在。
这一仗弄得李弥很没面子。一次去泰国，外国记者调戏他，李将军，你不是自称云南王吗，那你什么时候能拿下昆明呀。李弥眼一瞪，来了一句。什么时候能拿下昆明不好说，但是一旦我不高兴了，三个月拿下曼谷，当当泰国王也是轻而易举的。此言一出，全场哗然。
其实，李弥夸这个海口是有根据的。到底是和共军这样的当时世界顶级陆军打了几十年的仗，虽然被人家撵到丛林做鸦片贩子，但是对付周边几个国家的军队那是绰绰有余。当时他控制的金三角收到周边国家队的几次围剿，都安然无恙，倒是泰国军队这些人给闹了个灰头土脸。有此还想玩出的水淹七军的花样。幸亏泰国人撤的快，不然只能当王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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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回头就有了上甘岭英雄崔建功越界扫荡国军“残匪”的事儿。
在下川东之战中，李家钰因害怕刘文辉趁虚偷袭其遂宁防地，一直未敢出兵，而赖心辉也因遭受刘文辉背后偷袭而功败垂成，所以反刘联盟在无奈刘湘之余，只得将怒火转移到了坏人好事儿的刘文辉头上。
除了泄愤之外，攻击刘文辉还有一个更现实的原因。
杨森在下川东之战中失去全部防地，罗泽洲也丢掉了大竹、垫江等地，所以目前是杨、罗、李三家人挤在一间半房子里过日子——李家钰没有损失，算是整间，罗泽洲只能算半间，杨森干脆是无立锥之地了。
杨森此时穷困潦倒，连筹集部队伙食费都成问题，以至于《观察》杂志称杨森命令士兵夜间睡觉必须脱裤子，以防士兵逃跑。不过据杨军内部人士很不屑地说，记者先生们只见其一，未见其二——事实上杨军要求脱裤子睡觉，还有避免将旧军装磨破的深刻用意，因为杨军长实在换不起新军装了。
此说应该是非常可信的。
事实上，杨军长确实已经无聊到派士兵手持剪刀把持城门，见到穿长衫的就剪人家衣服下摆，然后拿回去缝补破烂军服的地步。这一点，大名鼎鼎的保路领袖蒲殿俊大人就可以作证：穷凶极恶的杨军士兵，居然连穿在他们军长前辈老乡身上的长袍也没放过……而杨军长这么做的体面理由，居然是为了提倡人民穿短衣！
所以这几家穷疯了的诸侯不能不扩张，也不得不扩张。扩张还有侥幸存活的可能，而不扩张只有坐以待毙。
1929年4月，李家钰、罗泽洲、杨森、黄隐四部再度在顺庆组织同盟军，改推李家钰为总指挥，决定兵分三路进攻刘文辉的资中、内江防区。4月16日，同盟军出动，由遂宁经乐至向资中、内江发起进攻，刘文辉也调集大军迎击，上川东之战又告爆发。
4月19日，两军接触，经过五天战斗后，同盟军败北，刘文辉乘胜追击——这回“遂宁王”李家钰又丢掉了遂宁。后多亏邓锡侯、田颂尧出面调停，刘文辉才勉强允许李军退回远防。
上下川东之战的失败，使杨、罗、李三军窘迫的财政状况继续恶化，各军内部矛盾日益加剧。摆在他们面前的出路，或是被动的崩溃，或是主动的调整，二者必居其一。
然而在他们来得及调整之前，就在1930到1931年的岁末年头，罗泽洲的部队终于出事了——罗烟灰手下旅长李俊、刘殿戡穷极无聊，为刘湘所收买，竟倒戈将罗泽洲扣押，后又将其逐走。罗部另一个旅长陈光藻出面平息了叛乱，二十八军军长邓锡侯遂命陈接任师长（因为罗泽洲虽形同独立，但在名义上还属邓锡侯系统，所以邓企图借此机会抓回部队）。
但到2月间，李家钰不服老上司邓锡侯的判决，竟公然出面为罗泽洲出头（他和罗泽洲都是军官学校毕业生，所以又称为“军官系”），联合正在自己地头上吃闲饭的杨森向顺庆进军，是为北道之战。
陈光藻战败，只得退出顺庆，向邓锡侯靠拢。但邓锡侯财力有限，无力供养这支失去了地盘的军队，于是陈光藻便将所属部队五个旅约两万人拉去投了刘文辉——这支部队战斗力颇强，刘文辉因此实力大增。
3月，邓锡侯、田颂尧、刘文辉三部又联合出兵攻击李、罗。势单力薄的李家钰、罗泽洲理所当然地吃了败仗，丢掉了遂宁、顺庆等主要防区，为生存计只得向刘湘输诚求援。刘湘再出兵援助李家钰，于是5月间顺庆城外全川诸侯旗号云集，煞是热闹。
双方见牵扯渐广，都不打算再继续扩大事态（主要是二刘此时都还没有作好最后摊牌的准备），最后言和了事。
此战中杨森总算趁乱抢得一块地盘。他打着援罗的旗号，占领了广安、岳池、营山、蓬安、顺庆等县，将原罗泽洲剩余的防区纳入囊中，虽仍是半饥不饱，但总算稍得喘息之机。
至此，各拥兵十余万的二刘分霸川东、西的地位已无人能够撼动。为了简洁明了，报刊遂将占据重庆的刘湘称之为“渝刘”，占据省城成都的刘文辉称之为“省刘”。
省、渝二刘共霸四川的局面遂告形成，但他们之间很快出现矛盾——严酷的事实证明，在这个糟糕的时代里，传统的亲戚关系也是靠不住的。
作者：明镜无台yang　回复日期：2008-12-3　22:21:33
雅安人看刘文辉别有一番心情！一群土匪啊!
作者：maxvell　回复日期：2008-12-4　9:02:13
作者：江上苇　回复日期：2008-12-3　20:35:21
事实上，杨军长确实已经~~~无聊~~~到派士兵手持剪刀把持城门，见到穿长衫的就剪人家衣服下摆，然后拿回去缝补破烂军服的地步。这一点，大名鼎鼎的保路领袖蒲殿俊大人就可以作证：穷凶极恶的杨军士兵，居然连穿在他们军长前辈老乡身上的长袍也没放过……而杨军长这么做的体面理由，居然是为了提倡人民穿短衣！
这个修辞上不太对劲儿呀，应该是用潦倒才对呀，杨军长要是还有别的维持生计的门路的话，断然不会用这个招数的，军阀当到了这个程度也得说混的够惨的了
是穷极无聊的“无聊”……所以回头中央军入川，他第一个叛变呢，实在是穷疯了。
作者：庹政9　回复日期：2008-12-4　17:40:02
“不屑”两字，哈哈，看得俺宛若梦幻。幸好四川地方够大，够这几爷子折腾。
作者：曼陀菲尔　回复日期：2008-12-4　14:41:49
看的有趣，貌似一出滑稽剧，但兵火连天，又岂真是好玩的？狼烟过处，那浓烟滚滚的民房，无辜死难的乡民，坐在父母尸体旁哭泣的孩童……
在此前一系列战事中牟取了最大利益的，是刘文辉。
年仅三十五岁的他，此刻已经官居省政府主席，同时还拥兵十余万，据有防区七十余县，占据了大半个四川。而且全川主要的财富之地均在他的防区内——仅以当前实力而论，他已成为四川的头号诸侯，而其潜力则更是可畏。
一如他自己后来所言，用三句话来描述自己当时的心情，就是：“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年轻气盛的他渐渐不屑于局促四川一隅之地，他开始兴致勃勃地打量起夔门之外的世界来。
刘文辉对未来的规划是：内外并举，左右开弓。一面在川内加紧消灭敌对势力，以实现统一四川的夙愿；一面趁滇、黔军人内讧的机会，扶植亲己势力，为控制西南奠定基础。
而这一切，还仅仅只是实现他理想的基础，他的最终目的是逐鹿中原。此时天下扰攘，群雄竞逐，就像两千年前的赵佗所说的那样：“吾不起中国，故王此。使我居中国，何渠不若汉？”刘文辉大概也正是这样的心态——他的理想是成为四川的秦始皇，如果可能，他还想成为全中国的秦始皇。
要争夺天下，首先要雄霸西南。但眼前统一四川就遇上了劲敌——那就是近在重庆的堂侄儿刘湘。
和这位咄咄逼人的堂叔不同，土老财一般的刘湘素来低调。他非但从来没有想过要当秦始皇，就连当个川版的齐桓公，他也未必考虑过——刘文辉的斗争哲学是“你死我活”，刘湘则是“我要活，大家也要好好地活”。
对于走出夔门去争天下，他并不热衷。1921年夏，他还是在熊克武、但懋辛的极力怂恿下，才出川去宜昌和吴佩孚打了一仗。但自从宜昌之战吃了亏后，他便再也不肯轻易出川去惹是非。
而在川内呢，他虽然号称善战，但也不喜欢挑惹事端。虽然每次都赢，但通常都会给失败者留一条活路。这种厚道作风，让他在诸侯中颇得好评——就连杨森这样的老仇家，在走投无路的时候第一个想起的也还是他。
从这一点上讲，刘湘倒是个很讨敌人喜欢的对手。
而刘文辉则正好相反，他是那种到处惹是生非，凡事做绝，连朋友也会讨厌的主儿。
首先是他积极参与夔门之外的天下纠纷，但却连连失手：他支持云南的胡若愚，贵州的王家烈造反不说，还在1929年12月，冒冒失失地和唐生智联名，发出“东”、“冬”两电宣布反蒋，竟想胁迫南京的蒋校长下台！结果因冯玉祥的西北军不肯表态，阎老西的晋军又按兵不动，最后唐生智很快被黄埔系打垮，刘文辉也就顺理成章上了蒋校长的黑名单。
所幸此时蒋校长正忙于对付北方的冯、阎，南方的桂系等三路人马，一时还腾不出手来修理他，刘文辉没真正吃到苦头，胆子便愈发大起来。
到1930年3月，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大联合，与蒋校长的黄埔系军队展开中原大战，7月间，连汪精卫也北上北平召开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与冯、阎、桂联合组织政府了——刘文辉便认为这回应该是万无一失了，于是在9月6日又发出反蒋的“鱼”电。
结果没想到斜刺里杀出一个李逵来，9月18日张学良表态拥蒋，东北军入关收拾局面，参与扩大会议的各路乱党一哄而散，反蒋又成泡影。
从此怀恨在心的蒋校长，就一门心思扶植忠厚老实的刘湘，以与成天闹腾滋事的刘文辉对抗。
除了在川外和蒋校长结仇之外，这几年在川内刘文辉也同样到处得罪人——渐渐财大气粗的刘幺爸，开始凭借自己在经济上的优势，大挖保定系另两位大老，邓锡侯和田颂尧的墙脚。
和刘文辉比起来，邓、田两位老学长都只能算是穷光蛋：此时田颂尧仅有川北二十余个贫瘠县份，邓锡侯虽号称占有川中二三十个县份，但其部下均各自为政（名义上归他统辖的几个师长李家钰、罗泽洲、陈鼎勋等部都是形同独立），截留税款收入，所以邓的军部也不富裕。
邓锡侯这个“不富裕”到什么地步呢？举例来说，他手下的谢德堪旅长，就不得不经常到牌桌上去为兄弟们筹军饷（据说能全川能做到以赌养军的，也只有脑子极度好使的谢旅长一人而已）。
于是刘文辉便凭借着经济上的强势，大撒金钱收买人心——邓锡侯手下好几支部队都在刘幺爸手里领津贴（比如说从罗泽洲手下叛离出来的陈光藻部，以及摇摆不定的陈鼎勋部等），而田颂尧也同样屡屡中招。
1929年冬，田颂尧整顿内部，扣押了其教导师师长王惠安，王惠安的妻弟帅国桢惧祸，遂将一团部队拖到二十四军驻地，投靠了刘文辉，刘文辉立委帅国桢为该军第十三旅旅长。
田颂尧闻此大怒，要刘文辉“拿话来说”，但刘文辉置之不理，田部虽因力弱不敢激化事态，但上下对此均极为愤怒。
可刘文辉并未因此收敛，接下来又发生了“寇团事件”。田军团长寇澄清，系1931 年从李家钰部投过来的，但到田军后，并未按常例被晋升旅长，因此心怀不满。刘文辉遂加以播弄，寇团仅投入田军数月，便在训练中趁隙把队伍从田军防区腹地中江拖走，又投靠了刘文辉。刘文辉亦如前例，升他为二十四军宪兵司令并大发奖金。
绰号“冬瓜”的田颂尧，虽然素以老实木讷著称，但这回也终于忍无可忍了。他立即召回正在上海养病的副军长孙震（田、孙两人此前闹了矛盾，孙拿着四十万大洋负气出走上海。在花天酒地之余，还通过黄埔一期毕业的侄儿孙元良与蒋校长交上了朋友。这就为孙震日后取代田颂尧埋下了伏笔），准备和欺人太甚的刘文辉拼一拼。
川事纠纷若许年，田冬瓜堂堂一家诸侯，却还是第一回主动挑起事端，可见确实是给逼急了。
田颂尧敢于向实力远甚于他的刘文辉叫板，倒也不完全是出于一时激愤——更重要的是，此时他已经和刘湘结成了反刘文辉联盟。
至1932年，四川各家诸侯的实力排名大致如下：
第一名，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兼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及川康边防总指挥）。军部驻成都，其防区为西康全境及上下川南，川东的永川、江津，川北的遂宁、顺庆，川西的温江、华阳等县，共有七十余县，总兵力约十二万人；
第二名，二十一军军长刘湘（兼任四川军务善后督办）。军部驻重庆，防区为重庆、万县、奉节及下川东各县，共有二十余县，全部兵力约十万人，兵力虽少于刘文辉，但贵在装备精良，兵种齐全，拥有“海陆空神”四大兵种，为其他各军所望尘莫及；
第三名，二十九军军长田颂尧。其防地为川北二十余县，设行营于成都，总兵力约六万人；
第四名，二十八军军长邓锡侯。防地为川西的郫县、广汉、新都等十余县，其军部驻成都，总兵力约四万人；
第五名，第二十军军长杨森。军部驻广安，总兵力约两万人；
第六名，第二十三军军长刘存厚（兼川陕边防督办）。军部驻达县，总兵力约万余人；
第七名，四川边防军总司令李家钰。驻蓬安周口镇，兵力约一万人；
第八名，新编二十三师师长罗泽洲。暂时没有固定驻地，兵力约一万人。
从上可见，刘文辉已与其他诸侯拉开了差距。由于其在防区税收上占有巨大优势，而且这个差距还在不断扩大中，所以他并不急于挑起全面战争，再耗上三五年对他最为有利——而其他各军则处于扩充便要挨饿，停滞更要挨打的两难境地。
其他诸侯虽在财政收入上已无法与刘文辉相提并论，但他们暂时在总兵力上占有优势，因此急欲挑起争端，以求尽早削弱“多宝道人”，防止出现一家独大的局面。而其中，又尤其以排名后三位的杨、李、罗三家最为急迫，为此他们甚至不惜以倒向宿敌刘湘为手段。
杨、李、罗如此猴急是有道理的。他们在此前的上下川东和北道之战中，被二刘大大削弱，尤其是刘文辉，更是咄咄逼人，连“遂宁王”手里的遂宁、“顺庆王”手里的顺庆也给夺了去——打人也不要打脸嘛！
所以，此时这三家诸侯不但怨恨已极，而且已近无立锥之地，他们反正一无所有，也就不怕天下再乱一些。事实上，川局重新洗牌，对他们来说反倒是翻身的好机会。
但尽管杨、李、罗最为猴急，就凭他们那点可怜的实力，已经不足以影响大局，所以他们把希望寄托到了同样深感刘文辉威胁的刘湘身上，纷纷向刘湘表示，愿意替他在反刘文辉战争中打头阵
然而刘湘也很清楚，单凭他的实力，即便再加上杨、李、罗三个不中用的帮手，也绝不是保定系的对手。
但刘湘也有一手好牌：在此前的下川东之战中，他虽然把资中、内江、隆昌、荣昌、永川等防地一股脑地送给了趁火打劫的刘文辉，以至于成为“巴壁虎”，但却在此后击败杨森，攫取了全部下川东地盘。从此他便掌握了川江航道的控制权，牢牢扼住了这条四川诸侯外购军火物资的大动脉。也就是说，虽然刘文辉有钱，但他刘湘却可以让这位堂叔买不来一颗子弹。
所以刘湘此刻便双管齐下，一方面自己大买飞机、军舰（说来惭愧，不过就是法国人的淘汰货），一方面却严禁其他各军，尤其是刘文辉部输入与扩充军备相关的一切物资——这一手，可是把刘文辉气得牙痒痒的。为了缓和叔侄关系，他亲自跑到重庆和堂侄儿谈判，大打亲情牌，但最终却无功而返。
除此之外，刘湘还利用刘文辉与田颂尧、邓锡侯两部的矛盾，积极分化保定系，三方使节往来不绝。而刘文辉也随即以牙还牙，大挖刘湘的墙脚——刘湘手下的范绍增、蓝文彬都收到刘文辉送来的巨款，范哈儿得了四十万元，立刻报告刘湘，刘湘便让他拿着这笔钱去上海玩耍。而蓝文彬拿钱之后一声不吭，立被刘湘解决。而同时，刘文辉手下的张志和、陈鸣谦等师旅长，也收到了刘湘送来的款项——张志和不祥，陈鸣谦则据说前后收了刘湘三十余万元。
于是二刘关系日趋紧张：刘文辉向各界抱怨他向国外购买的军用器材、工业用品等在渝万航道中被扣（照例是刘湘不出面，由驻万县的王陵基出手）；而刘湘也到处对亲戚朋友诉苦，称小六叔对他使用巫蛊之术，害得他大病一场（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了，这种理由也亏他想得出来），而五叔刘文彩甚至还派人赴渝谋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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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权对姨太太是默许的，嘿嘿，幸福啊，不过不知范师长的姨太太结局如何，哈哈
嗯，先装出默许的样子，然后通过街道办老太太去动员年轻姨太太们跳槽离婚嫁给劳动人民（至少俺知道有这么几例）……这比当年顺泸起义还要考验诸侯们的统帅力。
刘湘有个军师刘从云，号称刘神仙，大致相当于前些日子的“大师”。其人声誉一时如日中天，四川很多军阀都对他执弟子礼，被刘湘拜为军师，深得刘湘信任，其人也以诸葛孔明自况。在围剿川陕苏区时被刘湘任命为前敌总指挥，以他那套装神弄鬼指挥军事。前面明明是悬崖峭壁，他硬说那里是生门，害得官兵苦不堪言。在一次军事会议上，刘湘强调必须服从总指挥的命令，一将领公开抗命，站起来回答：军座的命令坚决服从，妖人的命令坚决不服从！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田颂尧当然很清楚这一点。
所以怒火冲天的他立刻同意与刘湘结成反刘文辉同盟。而号称“水晶猴子”的邓锡侯，也因为自己部队屡屡被刘文辉策反分化，因而同情田，明里宣布中立调停，暗地里却授意其所属的江防军黄隐部，以“个人名义”加入了反刘文辉的行列——时人对此的评价是：“君侯不愧号水晶，半用调停半用兵。刀打豆腐光两面，输也吃糖何况赢！”
连保定系和自家人都明里暗里希望刘幺爸吃点苦头，刘文辉的倒霉自然在所难免了。
所以田颂尧估计，只要他态度强硬一点，把部队拉到成都城外虚轰几炮，不利于即刻开战的刘文辉就必然会有所退让，这样既不破坏保定系对速成系的优势地位，也有利于自家的发展。
于是，1932年10月前后，田颂尧便调集本部三十余团的兵力，向德阳、新都、成都等地集结，准备向刘幺爸武装示威。两军在城内各街区遍筑工事，居民一日数惊，战事一触即发。
唯恐保定系不乱的刘湘，也特派参谋长张斯可，坐镇成都。此时田、刘已达成协议，双方同时从东、北两方进攻刘文辉。因此张斯可在成都的主要任务，就是督促并确保田、刘开战——保定系大内讧不开始，刘湘绝不敢轻举妄动。
然而此时田军的决心，却很是混乱。
副军长孙震是最积极的主战派，师长董宋珩等则较为温和，至于中下级军官，他们对打仗完全没有兴趣。而田颂尧本人，则犹豫不决，既想要找回面子，但又不愿把仗打得太大，完全寄希望于刘文辉的主动退让。
就在田军集结好了兵力，却又迟迟不肯大举发动的时间差里，刘文辉也迅速完成了兵力集结。事实证明，田颂尧完全错估了这位小师弟的决心：刘文辉对田军威胁反应相当强硬，他罔顾刘湘在东线的进逼，急调驻防江津的张志和、驻防顺庆的陈光藻两师，放弃防地兼程西上成都。硬摆出一付宁可便宜刘湘，也要集中兵力先打垮田军的姿态。
就这样，田颂尧误判了刘文辉，而自负的刘文辉则误判了整个棋局。一场导致保定系彻底分裂的大冲突，已不可避免。
现在，已经不需要田颂要去考虑要不要把事情闹大了，在刘文辉主力赶到后，实力处于下风的田军已完全处于被动态势。
而此时的刘文辉，也绝不是个肯与人为善的主儿。
田军与江防军在成都西郊土桥紧急会议，决定成立联军，以田军副帅孙震为西路联军总指挥，两军在双流、新津道上首先展开攻势，以切断刘军后方联络线，然后再聚歼其城内部队，并以驻防灌县的江防军龚渭清旅进攻崇庆、温江作为策应。
1932年11月中下旬，双方全面开战。
首先与刘军打响的，是布置在西线的黄隐江防军各部。江防军刁文俊、刘应龙两旅在箕头桥与刘军傅渊希、刘元塘两旅接触，未及展开即被击溃。计划出击崇庆、温江的龚渭清旅虽一度占领崇庆，但势成孤军，也随即退回。江防军各部纷纷退往郫县、彭县，田军各部也退守新都和成都北门的簸箕街、迎息楼一带。刘军乘胜绕道成都城北，夺取了凤凰山、天回镇等北线要点，完全切断了成都周边田军与其川北根据地间的交通联系。
至此，刘军的企图已相当明显——聚歼田军于成都城内。
在此同时，城内两军也开始交火。
双方自城内新东门至老西门一线，全线展开争夺战，争夺的焦点，是皇城内接近后子门的煤山。
成都城地处平原，本无山丘，这座煤山乃是由历年煤渣堆积而成，高仅两丈余。虽然山势不高，但煤山所处的位置却极其敏感：如果它为田军占据，则刘文辉设在将军衙门的军部及其陕西街公馆即在田军迫击炮射程之内；而如果刘军占据此地呢，他们也同样可把炮弹打到田颂尧设在山西会馆的军部（事实上田颂尧此时已把军部迁到了文殊院）及其东二巷公馆。
因此，双方军队都急欲占领此处，以至于在如此弹丸之地，竟各集中了三、四个团以上的兵力（田军方面投入的，就抗战中死守藤县的王铭章师），冲杀达四、五昼夜之久，周边民房全成瓦砾——所以战后成都市民极其恼火，大家自行动手，将这座惹祸的小山拆平了事。
此战，田军自旅长钟光甫以下，伤亡一千一百余人，双方合计伤亡当在两千以上。战至最后，双方均无法控制这一要点，遂由邓锡侯出面调停，二十八军部队以中立身份进驻煤山将两军隔开，这场战斗才算了结。
煤山之战，田军还勉强和刘军打了个平手，但在其他战场上，实力处于下风的田军就没这么好的手气了。
那时候是四川的战国时期，天天打仗，在这天天的摔打中，很容易出一些军事人才，所谓实践出真知，斗争长才干，刘伯成就是这样的杰出代表。本是军事科班生，长期参加四川的军阀混战，打了胜仗无数，又有泸顺起义、南昌起义失败的教训，再有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的奇缘，理论、实践、再上升到理论，再实践，反复摔打，百炼成钢，终成一代大家。象他同期的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同学左权，没有他这样的战争经验，故成就就远不如他。军事实际上就是一门实践的学科。象陈毅这样的工科生，跟军事毫不沾边，后来长期搞的也是政工，只是天天在战火中摔打，久病成医，也成了元帅。我曾经参观过黄埔军校，发现大名鼎鼎的黄埔军校每期学习只有几个月，几个月能学到什么？只能算个短期培训班而已。后来之所以将星灿烂，不过是几个月的培训，获得了起点比较高的实践机会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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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指挥不是搞工程,学医!难道一定要学10年,8年?
军校教的都是初级指挥,不过培养点职业军官的基本技术而已!高级指挥基本无从学起!
你别把蒋想得那么聪明,蒋介石就是蒋介石,事情要真办得太漂亮了,就不是蒋介石了!
蒋介石918不和日本开战,是想放日本人入东北,给日本人一个跳板,让日,俄2虎在东北火拼,玩驱虎吞狼之计!岂知斯大林根本不上套,只到中日大打出手了,斯大林才开始揍了日本两下,但也很有节制!
蒋介石的这个心思,瞒不过王明,博古,所以918以后,他们立马疾呼"武装保卫苏联"
再说,要是918把日本顶住,日本人未必就一定会膨胀出后来全面侵华的野心,纵使要侵华,没了东北这块跳板,没了东北的后勤保障,难度也大的多
如果蒋介石真要是对东北的进退有一个长远的考虑,不准备在东北大打的话那么至少会有计划的把东北的兵工厂,武器库等迁到后方!
918之事,蒋介石不过企图国际投机失败,弄巧成拙而已!
作者：明镜无台yang　回复日期：2008-12-11　19:12:35
现在看来918的时候对日本的开战的确是战略上的错误,幸亏了蒋,否则看看当时的中国,那有个统一的政治,军事,经济呀,到处都在军阀混战,还有个GCD问题,一旦战事起连退到四川的大后方都没有!
太高看蒋某人啦！战略眼光和细节实施对他来讲都不怎么样，尤其细节实施。权钱手腕比较活，但象军神这样年轻有为的人，根本就看不起这套。所以借用金庸原著“为国为民，侠之大者”。人这辈子多少还是要有点追求，郭解之流纯粹就一恶霸。近代史上，有才干加上私心不重的人有哪个没有善名。顶级人才又岂是权钱美女可以挖到的！不过再怎么骂蒋介石，都还是比较敬重，因为他是民族主义者！想胎毒门都没有
就在城中巷战开始的次日晨，刘军即在成都东郊对田军发起了进攻。刘军投入了刚从江津赶来的张志和师约十个团，而田军则仅有守沙河堡的杨哲远和守兵工厂的秦奎元这两个旅。田军兵力远逊，对战事的准备也不足，仅抵抗到黄昏后便退入新东门内，东郊兵工厂等要地全为刘军所控制。
东线刘军随即由猛追湾北上，与自西线北上的刘军会合，开始自西、北、东三面，围攻固守成都北门外簸箕街的田军。
簸箕街东端的迎息楼正面，战况最为激烈。刘、田两军大部投入此处，田军副帅孙震亲临指挥，双方对峙三四昼夜，田军伤亡惨重，邵兴发、张英等两个团长阵亡，至12月初，田军无力支撑，只得全部退入城中。
此时田军困集于成都城内西北一隅之地，通往川北根据地的北道交通已断，势成瓮中之鳖。田颂尧沮丧不已，孙震虽然还在给将士们打气，说什么老子“绝不从上海回来做俘虏”之类的狠话，但也已无计可施。
在邓锡侯的调停下，已彻底泄气的田颂尧与邓、刘达成协议，愿意交出部队，分由二十四、二十八两军收编。田本人赴邓公馆避难，军中旅长以上职务者分别安插，团长以下者则带队到指定地点听候改编。这在当时，是战胜的诸侯对失败者最通常处置方式，所以各方头头对此均无异议。
然而谁也没想到，这回却出了点小插曲。
当邓锡侯带着二十四、二十八两军的一批高级将领前往尚在田军控制下的北门视察时，忽被田军屯殖司令部警备大队长马骥张扣留，关押于火神庙内。据说是田军中下级军官对协议不满，因此宁可死战突围，也绝不肯投降任人宰割——因此他们便顺手扣押了一批人质，准备实在突围不成就同归于尽。
话虽是这么说，但就笔者一点浅见，号称“水晶猴子”的邓锡侯，怎么会笨到人家还没放下枪械，就主动上门让对方当人质抓的地步？更何况，此时田军投降在即，其防地有什么好视察的，值得邓军长心急火燎地亲自出马？而且他还顺手把刘文辉的亲家翁，二十四军前敌总指挥，川康边防军第一师师长冷寅东也带上，就更像是要挟刘文辉必须赎票的意思了。所以，这出戏怎么看也像是一场双簧。
而另一方的双簧演出也同样逼真：田颂尧自称已放弃指挥，不能负责；孙震则一面表示强硬，一面大作顺水人情……
于是，邓锡侯便在田军将士的“威胁”下，“无奈”地同意出面同刘文辉磋商，另订解决方案，遂被放走。
刘文辉未尝不疑心这出戏的真实程度。
但此时他有人质在田军手中，而刘湘也已在东线发动攻势，二十四军连连丧师失地。因此成都战事他更是拖延不起，只得借坡下驴，同意参加在邓公馆内举行的三军长会议，重订解决办法。
于是田、刘成都之战，最终以三军长把酒言欢，保定系在场面上重归于好而告结束。当然了，作为失败者的田军，虽然得到了宽大处理，但仍被逐出成都，大部退往新都，仅留一个团驻成都。而胜利者刘文辉呢，他也即刻将其二十四军主力东调川中的井研、荣县及资中、内江一带，迎击西进的刘湘。
“田、刘”成都之战结束，保定系彻底分裂，而“二刘之战”，则全面爆发。
此时，刘湘在东线上已略占先手。
就当刘文辉和田颂尧各自调兵遣将，开始在成都顶牛时，李家钰、罗泽洲两部也在刘湘的授意下，首先于10月初在顺庆下游的李渡场与二十四军东线留守部队交火。
随后，刘湘也以二十四军徐廷秀旅在江津构筑工事为由，于10月下旬发兵西进。他以唐式遵为中路军总指挥，潘文华为南路军总指挥，王瓒绪为北路军总指挥，分三路进攻二十四军防区。刘文辉亦分派张志和、冷寅东、夏仲实等师分头防御。
战争初期，二十四军鉴于东线防区过大，兵力不足（后因成都吃紧，又调走大部分主力部队，更是捉襟见肘。前几年刘文辉过度扩张的恶果，这会儿就显现无遗了），故战不几日，刘文辉即主动收缩兵力，放弃了顺庆、遂宁、永川、江津等十二县，退守沱江防线上的要点泸州、内江、资中、资阳、简阳一线。二刘大战第一阶段的战事，便主要是争夺这条防线。
双方争夺的重点，是沱江、长江之交的重镇泸州。
泸州地处长江宜宾（刘文辉的老巢）、重庆（刘湘大本营）航道中段，周边为川盐产区。该城又是川南、黔西间商贸通道起点，故历来是川盐、川货外销的重要商埠，以富庶闻名。该城自“顺泸起义”后，即为刘文辉所攥取，驻有重兵。泸州，具有重要的经济和战略地位，因此为二刘必争之地，连刘湘也亲赴前线指挥。
泸州之战中，刘湘的二十一军方面投入了郭勋祺、廖泽、蒋尚朴等三个旅，以及川东边防第一、二路司令陈兰亭、穆瀛洲两部，此外还动用了数架飞机和两条军舰。刘文辉的二十四军方面，则先后投入了杨尚周、田冠五（守城部队）、高育琮、陈能芬（增援部队）等四个步兵旅。
双方虽兵力相近，但二十一军装备较好，有海空神军助战（说是海空军，其实所谓“空军”不过是几架双座教练机，只能扔手榴弹；而“海军”呢，也只有两条能容步兵数十人，改装了机枪和小炮的小舰，还是从吴佩孚那里继承来的。但尽管如此，在水平低下的川战中，这样的装备已经很够唬人的了。至于“神军”，乃是模范师的廖泽、蒋尚朴两旅。主持这个模范师的，是刘湘手下著名的妖道刘从云，所以称之为“神军”），且距己方根据地较近，援补均更为便利，而二十四军部队则孤悬于外，势态不利。
战斗一开始，二十一军便出动廖、蒋、陈、穆四部，企图合围泸州守军杨尚周、田冠五两旅于城内。杨、田两旅在小市及大小河一带，与二十一军展开激战，负责攻城的廖泽一度向刘湘告急。但胸有成竹的刘军长相当幽默，在电话上对廖旅长打趣道：“你要当心点呀，谨防二十四军冲过河来，把你们踩死了呀！”
刘湘当然胸有成竹了！此时刘文辉的主力被田颂尧牵制在成都动弹不得，勉强派来的高、陈两旅援兵，又在怀德镇被二十一军出名的猛将郭勋祺大败（郭旅长直到当军长，还天天带着一帮少壮军官练晨跑。这在以慵懒著名的川军高层中，是少见的，所以其部众精悍善战，不在话下），连旅长高育琮也负了伤。泸州守城兵力虽然不弱，但已成孤城一座，他有什么好担心的？
战事也确实这样发展着。
杨、田两旅虽然拼命，但毕竟众寡悬殊，消耗不起，数战不利后只得困守孤城。在二十一军飞机（能扔手榴弹和迫击炮弹）舰炮（因火炮后坐力导致船身移位，结果打得几炮便搁浅，几乎被守军俘虏）的威胁下，城中人心惶惶。杨旅的团长汪杰、田旅的团长李宗黄开始动摇，他们计划分别干掉各自的旅长，向二十一军投降，但要求刘湘将他们各升为旅长，并由陈兰亭编为一个师。
对此刘湘坚决不允，他对左右道：“我们都是带兵的，如团长打死旅长，便升旅长，将来何以示众？且我们并非滇黔军，此例如何能开？”
双方攻守约半月，守军终于崩溃。杨尚周旅突围到况场，被廖泽旅包围缴械，田冠五旅也被二十一军收编为独立旅。
攻下泸州后，刘湘以穆瀛洲率一团兵力继续沿江西去，佯攻刘文辉的重要据点宜宾，而其他各部则纷纷向荣县一带集中，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主力决战。  就在刘湘亲自指挥泸州围城战的同时，二十一军的潘文华、唐式遵两路也没闲着。10月27日，潘文华率部攻占永川，11月2日又攻入荣昌，4日再克隆昌，截断了二十四军自内江援助泸州的通道。待泸州合围后，潘文华即率部进攻富顺，因二十四军邓国璋旅（原邓锡侯部属）临阵倒戈，富顺不战而下。潘军在富顺休整两日，继续进占自贡。而唐式遵一路也相当顺畅，他由重庆出壁山，入铜梁，取大足，再经隆昌、富顺，前往自贡与潘文华会师。
攻取泸州后，刘湘也匆匆赶往自贡，与潘、唐计议第二阶段战事。会议决定，以潘文华所部由荣县进攻乐山，唐式遵所部由井研攻仁寿，二十一军兵分两路，剑锋直指成都。
事实证明，刘湘看火候的本事，可比当年的罗佩金、戴戡强多了。田颂尧虽然有力地牵制了刘文辉的主力，但此时已经一败涂地。刘湘发动的第二阶段攻势，刚好把这位倒霉的盟友从刘文辉的老虎嘴里解救出来——如不是腹背受敌，刘文辉才不会借坡下驴，放过田颂尧这只已经被煮熟的鸭子呢！
在草草结束成都战事后，刘文辉迅即调整部署，准备反攻。他以夏仲实师长指挥退到乐山一带的部队组织防御；同时调自成都撤出的张志和、林泽伯、陈光藻等三个主力师集中于仁寿；另以冷寅东师集中眉山、井研。他本人则亲赴眉山坐镇指挥。
二刘大军云集于荣县、乐山、威远之间的狭小地带，一场大规模的主力会战随即打响。
12月初，潘文华率五个旅，自荣、威西进，至距乐山仅百余里的三江镇、马踏井一带，其前卫郭勋祺旅即与自乐山向荣县、威远方向出击的二十四军夏仲实部六个旅遭遇。双方自12月10日激战至15日，后夏军对潘军左翼实施迂回，实力较弱的廖泽、陈兰亭两部不支后退，潘文华将号称“神”军的模范师蒋尚朴旅三千余人投入战斗后，始稳住阵脚。
刘湘有鉴于潘军势态过于突出，乃下令潘文华后退。偏偏在这要命的时候，刘军长却紧张过头了——他先令潘文华退守长山桥、啸天岭一线。后来大概想想觉得还不够保险，又下令潘文华继续后撤，退到距荣县仅十余里的白石沟建立防线。
就为这两道命令，师长潘文华和旅长郭勋祺大吵其架。
潘师长是坚决服从刘军长命令的，但好动脑子的旅长郭勋祺却很不以为然——论打仗，郭旅长可是二十一军中数一数二的将才，就在全川也是挂得上号的人物，所以才敢于和军师长们叫板呢！郭旅长认为，要打防守战，地势险峻的啸天岭就很合适了，退到白石沟去构筑防线甚为失策，那里地形狭小，根本展不开部队嘛！为此，他与师长潘文华一再面争，还直接和刘军长通电话吵架。
最后刘军长也火了，拿出军阀作风来压人：甭废话，叫你撤就撤！
碰了一鼻子灰的郭旅长，只得灰溜溜地遵命撤退。
不过事实很快证明，这回郭旅长比他的军师长们判断正确。
潘文华率着一两万大军乱哄哄地涌到白石沟后，才发现此处不但地形狭小，而且无险可守。他只得回过头来重找一个防御点，他选定了白石沟前的老君台，急命各部回师占领阵地。
但此时在老君台断后的二十一军唐团，已于完成掩护任务后撤出阵地，衔尾追来的二十四军主力冷寅东部已占领老君台，并开始向白石沟方向继续追击。
一方追击，一方反攻，双方狭路相逢，一场川军历史上最为激烈的会战遂告爆发。
二十一军章安平旅的唐、朱两团首先投入战斗，随后范世杰旅的两个团也投入战斗，但战况相当不利——先是章旅的朱团长挂彩，随后范旅长也负了伤。潘文华只得继续添油，继又投入了许绍宗旅的关团、以及彭焕章旅的两个团……
这回冷寅东总算老实了。
刚被刘文辉从田军手里赎出来的冷师长，此时任二十四军第四路总指挥（其他三路司令分别是第一路张志和、第二路陈光藻、第三路夏仲实），带着五个旅，原是在仁寿外围对付“二瘟”唐式遵的。
双方早些时候在东林场打了三天仗，不分胜负。后来唐式遵因受潘文华三江镇后退的影响，怕成孤军，便一口气撤退到荣县双台坟一线——所以冷师长一路穷追唐二瘟，琢磨着怎么也得到荣县才开打吧，可没想到居然潘文华也稀里糊涂跑岔了道，于是双方就在老君台死磕上了。
所以，对这场被冷师长评价为“一线战事之激烈，为四川军阀历年内战所未有”的激战，大家其实都有点出乎意料。
打到傍晚，冷师长毕竟是孤军，怕夜战吃亏，遂收回出击部队，死守老君台。而潘文华这边，也因伤亡惨重，只得很不情愿地退守白石沟——好好一个仗，硬给潘师长打成这个样！
当日，在老君台一战中，双方使用兵力约达两三万人。潘师长手下五个旅，先是在三江镇打了五天，中途撤退又拖了数日，最后在老君台再和追兵血拼一场，全师仅阵亡即达三千余人，伤者无数。此刻每个团只剩下数百人，部队零乱，而且饥疲不堪。
倒是郭勋祺旅长，因为老和军师长闹矛盾，所以此战中被调赴左翼乘凉，结果因祸得福，没有遭到严重损失。
潘文华、唐式遵虽然打得不好，但好歹还在荣县外围苦撑着，而刘湘的北路军王缵绪、范绍增这一对亲家翁，就很不争气了。王缵绪在由资中甘唐场赶往宝珠场时，被刘文辉的第二路总指挥陈光藻师主力击败；范绍增则在仁寿县境的汪家场，遭陈部黄锡煊旅痛击，损失尤重。
陈部连战皆捷，遂乘胜追击，直插威远境内（刘文辉那几十万大洋，看来真没白花）。
潘师长是坚决服从刘军长命令的，但好动脑子的旅长郭勋祺却很不以为然——论打仗，郭旅长可是二十一军中数一数二的将才，就在全川也是挂得上号的人物，所以才敢于和军师长们叫板呢！郭旅长认为，要打防守战，地势险峻的啸天岭就很合适了，退到白石沟去构筑防线甚为失策，那里地形狭小，根本展不开部队嘛！为此，他与师长潘文华一再面争，还直接和刘军长通电话吵架。
最后刘军长也火了，拿出军阀作风来压人：甭废话，叫你撤就撤！
碰了一鼻子灰的郭旅长，只得灰溜溜地遵命撤退。
川军的郭勋祺,本来也是块好材料,但蒋也不能用,刘湘去后,郭勋祺已无正主,但蒋依然不能延揽使用,郭27年就是个旅长,48年还是个襄阳的大旅长!而林,粟等人则从２７年的最下级的军官成长为一方大军的统帅!
就当冷寅东和潘文华在老君台正面硬碰硬时，刘文辉的第三路总指挥夏仲实，也亲率五个旅，由乐山绕道犍为罗成铺，拟抄袭二十一军左侧背，偷袭自贡。可夏部军纪实在不够严肃，旅长张仲铭毫无保密意识，居然在军用电话线上和家人大谈作战计划（杜家岩英雄张旅长，大战当前竟如此儿女情长，实在不应该啊）。结果电话不幸串了线，被刘湘手下的陈兰亭一声不吭地偷听个明白，二十一军乃得及时增调部队堵截夏军于罗成铺，该迂回计划遂告失败。
可刘文辉兵力雄厚的优势，也在此时逐渐显现出来。
在这场关系二刘成败的荣威大战中，刘文辉总计投入兵力约七万余人，而刘湘仅有五万余人，也就是说刘文辉多出了差不多两个整师。这两个整师的兵力优势，就决定了战场上的胜负——右迂回不成，还可以搞左迂回嘛！
就在刘湘手忙脚乱，到处抽调兵力堵截南线自罗成铺迂回的夏仲实部时，北线陈光藻师的王元虎旅长，也正率七个团在偷偷实施左迂回……
12月19日，王旅长率军自仁寿松峰场绕道威远五里濠、正西场的山区丛林，趁虚攻入位于二十一军战线纵深的荣县城。二十一军守城部队猝不及防，吃了大亏，连速成系元老，二十一军前敌总指挥鲜英也当了俘虏。
总指挥部被端，总指挥被擒，前线部队后路已断……刘湘似乎已经一败涂地。事实上，刘湘确已命令驻重庆部队在浮图关上大挖战壕了——不过这显然是虚张声势，谁都知道刘湘在重庆只有一个旅，而一个旅是断然守不住偌大个重庆城的。
可这世间就有一种古怪的东西，叫做运气——这东西能够让成败在倏忽间易手，也能让生死在转瞬间移位，但我们却永远无法揣测出它到底更钟爱谁。
这回刘湘就是撞上了这样的大运。
此次王元虎偷袭荣县，是由刘文辉的眉山总部直接派遣的，所以荣县正面的刘军两位前线总指挥冷寅东、夏仲实，对此均不甚了了（这回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故而王旅长虽然摸进了荣县城，还俘虏了敌军总指挥，但正面的友军却没有予以有力的策应。
倒是刚在三江镇、老君台，相继吃了夏仲实、冷寅东大亏的潘文华，他虽然连打败仗，但毕竟积年老将临变不乱，关键时刻还能稳得住阵脚。他驻于荣县城外之五里墩，在闻知城中出事后，还以为是二十四军小股部队骚扰，便派郭勋祺旅附总部手枪连前往驱逐。也幸亏他对敌情迷糊——要知道对方是七个团的大部队，他这一个旅的人马就未必敢拿出手。
于是郭勋祺与差不多是他两倍兵力的王元虎，稀里糊涂地激战竟日，毫无成效（情理之中的结果）。
可就在潘师长终于判明战局，已经在收拾行李，咬着牙准备熬到深夜好趁黑逃跑时，王元虎却先他一步逃了。
就如潘文华估不清王元虎的实力一样，王元虎也把郭勋祺这区区一个旅的兵力，当成了二十一军的大部队。王旅长毕竟是出来做贼的，胆子本来就小，此时又见正面友军毫无动静，深恐二十一军以主力围歼自己，所以他也在咬着牙等天黑……
而二刘运气的差异就在于，天黑下来的时候，先跑掉的是王元虎。
不是一般的麻烦，直接让十万大军散伙……
不过就象山本五十六评价南云一样，出去做贼的一方，胆子总是要小一些的。
尤其是郭勋祺的疯狂咬人，更是让提心吊胆的王旅长把小猫误判成了老虎。所以老君台战前的那场吵架，其实才是历史真正的转折点——不然郭旅很可能就该在那个磨盘里耗掉了。
我们共产党人的祖国是苏联
毛泽东在1937年8月在陕北洛川会议上的讲话：
"要冷静，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避开与日本的正面冲突，绕到日军后方去打游击，要想办法扩充八路军、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要千方百计地积蓄和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对政府方面催促的开赴前线的命令，要以各种借口予以推拖，只有在日军大大杀伤国军之后，我们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去夺取国民党的政权。"
" 有的人认为我们应该多抗日，才爱国，但那爱的是蒋介石的国，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祖国是全世界共产党人共同的祖国即苏维埃（苏联）。我们共产党人的方针是，要让日本军队多占地，形成蒋、日、我，三国志，这样的形势对我们才有利，最糟糕的情况不过是日本人占领了全中国，到时候我也还可以借助苏联的力量打回来嘛！"
"为了发展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在战后夺取全国政权。我们党必须严格遵循的总方针是"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违背这个总体方针。"
摘抄文字均见于《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
不过即便是王元虎功败垂成，二十四军在荣威战场上仍然掌握着绝对的主动权——无论是在兵力上还是心理上，他们都有相当的优势。所以冷寅东、夏仲实虽然错过了最好的机会，但他们仍然在策划新的攻势——他们很清楚对面的二十一军阵线，已经是千疮百孔，不堪一击了。
可是刘湘的好运气还没有完。
他荣威之战打得糟糕，但运气却没打坏。就在焦头烂额的刘湘，到处乞求亲戚朋友出面向小幺爸求情时，刘文辉却出人意料地提出了停战要求。
还有什么，会比这更让刘湘惊喜的呢？
眼看就要大获全胜，却主动要求停战，难道这刘文辉脑子短路了？刘文辉倒是没出毛病，但他在一片纷乱中严重高估了堂侄儿的能耐。
此时局面确实有点乱。
就在王元虎带着七个团准备偷偷摸进荣县城的时候，刘文辉的后院出了问题——田颂尧和邓锡侯，出兵趁火打劫来了。
半个月前田冬瓜被刘幺爸痛打一顿，撵出成都城之后，一直不肯甘心。而邓锡侯也很清楚，刘文辉对他伪装中立的“调停”亦只是敷衍，一旦解决了刘湘，回过头来就该轮到他和田颂尧倒霉了。
因此他们眼见二刘战争中刘湘节节败退，终于坐不住了。
此处还有一段小插曲。
刘湘在川中给刘文辉打得焦头烂额时，拟电促邓、田开辟第二战场，文曰：“胜利在握，请速发动攻击，用竟全功。”稿成，刘湘的心腹幕僚，长期坐镇成都和邓、田打交道的张斯可（他也是速成学堂毕业的）却大不以为然，他认为：“邓、田对此次战争，虽与我们联盟，系持卞庄子刺虎的态度，待交战双方筋疲力尽，他们自然会出兵坐收渔人之利。如电文所称胜利在握，则邓、田以我还有余力回翔，尚须持观望，我们便很难长拖了。应将电文改正为‘湘智力皆竭，势难支持，请立进兵，以免功亏一篑，同归于尽’，使邓、田知道我们的实情，已达两败俱伤之目的，邓必立即出兵，则刘文辉腹背受敌，不败何待？”
刘湘依计而行，果然电文一发，邓、田立即出兵。
邓、田两军，以黄隐（邓部）、董宋珩、曾宪栋（田部）等三个师约十团兵力，由仁寿籍田铺袭击刘文辉后方，在杨柳场一带与二十四军部队接触。
一向拿着刘文辉津贴的邓部陈鼎勋师，眼见有死老虎可打，也自简阳侧击仁寿，在距仁寿三十余里的保珠场与二十四军部队接触。
刘文辉收编来的旅长陈鸣谦也在仁寿东乡白斗镇附近倒戈宣布停战，将部队拉到资中投归刘湘。
而杨森、李家钰、罗泽洲三部也摆出一副要自北道西进略取成都的架势，
刘文辉眼见邓、田、李、罗、杨诸部趁火打劫，后方风声鹤唳，而前线战事偏又胶着不下，大为着急——他可不清楚二十一军战线遭王元虎偷袭之后，几乎全线崩溃的后果。更确切地说，刘幺爸这辈子实在太顺利，还没有锻炼出在逆境中临危不乱的能耐来。
所以刘幺爸遂于11月26日夜，电话授意正在老君台指挥战事的冷寅东，要求他迅速议和以结束战事。
于是双方便匆忙开始和谈接触。
都以为自己这方形势更糟糕的潘文华和冷寅东，很快便以当前战线为基础重新划定防地，达成了停战协议。其要点为：二十一军部队移驻荣县属之白石沟、老林口、文昌宫一线，二十四军部队移驻乐山属之笋子山及井研一线；刘文辉所部今后仍就现在防地屯驻，军部仍回驻省城。
这场大战，刘湘的二十一军虽伤亡很大，但并没有遭到歼灭性的打击，整体骨架尚还完整。而反观刘文辉的二十四军，他虽然在战术上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却因为没有苦撑最后五分钟的勇气，急于停战，结果将战术上的一系列胜利变为了战略上的失败，不得不默认刘湘在战役前期夺占其防地近三十县的既成事实（包括对二十四军具有重要经济和战略价值的宜宾、泸州等重镇及川南盐场）。
夺占了川中南大片富庶县份，同时又掌控着川省军火外贸通道的刘湘，很快便将此战中的损失弥补起来，而防区减半的刘文辉，则立刻陷入财政危机。
夺占了川中南大片富庶县份，同时又掌控着川省军火外贸通道的刘湘，很快便将此战中的损失弥补起来，而防区减半的刘文辉，则立刻陷入财政危机。
重蹈川、滇、黔诸位前辈的覆辙。刘文辉的部队本身已经成为负担，而又无力支撑其继续扩张，已经到了那个临界点。只不过刘文辉缺乏雄才大略，加速了这一切的到来。
刘文辉还是很有才华的，12岁时为报考成都陆军小学，虚报年龄16岁。就试时，发议论“欲强国必先练兵，兵不强则不能御外侮，将兆瓜分之祸。裕国必先富民，富民之道在兴工固农，救民之道在因势利导……”。校长拍案称奇，特召面试，见他品貌不俗，有心栽培，当场就破格录取。
他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经历过逆境，18岁军校毕业当尉官，30出头就当省主席了。。。。太顺了，造成他目中无人、狂妄自负。。。如果他能对保定同学好点，也不至于到这种地步。
調出口卡來瞧瞧 不會是菸草公司不賣菸草賣大煙吧?!
庾澄慶出生於1961年7月28日、祖籍雲南墨江。庾澄慶出身名門，庾家祖先創辦過亞細亞菸草公司，庾澄慶的祖父庾恩錫曾任中華民國雲南省昆明市長，父親庾家麟是中華民國前國民大會的資深代表，母親是京劇名伶張正芬。庾家昔日宅院，就是今日中國雲南的旅遊名勝庾園。庾澄慶就讀復興國小、及人中學、台北工專（但是畢業得很晚）。家中除了他之外還有兩名姐姐。
不會是跟唐繼堯或是龍雲 有啥勾搭吧?!
1918年2月18日，一支精神抖擞的军队行进在贵州省毕节境内，突然从队伍中传出一声枪响，伴随着响声，一个军官打扮的人从行进的马背上摔了下来，顿时停止了呼吸。
这支军队正是参加靖国运动的滇军，而被刺杀的人正是靖国第三军总司令庾恩旸，庾恩旸的死在震动整个云南军政界的同时，也让庾恩旸的四弟庾恩锡借着哥哥的功劳在政治上出了头。
唐继尧爱屋及乌庾恩锡当上局长
庾恩旸和当时的云南督军兼省长唐继尧系留日同学，1913年以后，长期在唐手下担任高级军职，1918年2月在贵州遇刺身亡。1920年，唐继尧念及与庾恩旸的同窗友情，爱屋及乌，让其四弟庾恩锡出任云南水利局长。
庾恩锡原本喜爱园艺，留日期间即攻读园艺。而在民生凋敝、贫穷落后的云南，回国后却没有机会为地方贡献才能，仅把长兄庾恩旸所遗昆明崇仁街老宅，亲自设计，扩建成园林式的住宅(今五华区委、区人民政府驻地)，算是初试牛刀。
水利政务纷繁，庾恩锡依然未忘初志，又先后在大观楼对面建成庾家花园和白鱼口别墅。两园同样由他亲自布局。1919年秋，庾恩锡厌于做官。想到在园艺上既无法施展抱负，那就另辟蹊径，改而开办实业。于是集资在上海民国路筹办南方烟草公司。终因竞争不过技术先进、实力雄厚的国内外同行，维持了不到两年，就偃旗息鼓，携带着几台卷烟机，回到昆明，开办了当时省内规模最大的亚细亚烟草公司。支撑了8个年头，仍旧难和外烟抗衡，负债累累。正处在困境之中，庾恩旸的旧部、时任云南省政府主席的龙云，知道恩锡有一技之长，特请他出任昆明市长。
当市长十三个月未领取一分薪俸
1929年9月到次年，庾恩锡在市长任内，终于找到为地方发挥专长的机会，对市属翠湖、古幢、金碧等公园，或培护，或改建，特别是邀请了研究园艺有素的书画家赵鹤清襄助，重新设计、彻底扩建了大观公园。
昆明市市政建设当时由民政厅直辖。庾恩锡以“事权不一”，市政建设受到很多限制，毅然提出辞职。经省务会议挽留无效，只得同意他辞职。
庾恩锡担任市长13个月，薪俸分文未领。辞职后，13个月来的存薪得到了一次结清，而这位有所建树的园艺家，作出了不同凡响的举动：宣布把应领的滇币6245.1元，全数捐赠全市警长、警士，“作为津贴之补助”，巡官以上的警官不给，警长、警士每名发给10元。
辞去市长职务后，庾恩锡对卷烟事业依然锲而不舍。可这次办烟厂，仍以失败告终。到1936年，债台高筑，只得把崇仁街庾园“全部房屋、家具、花木”，抵偿银行借款。
同年，“太华、圆通公园工程处”成立，龙云又聘庾恩锡任工程处主任。他仍请赵鹤清为助手，在两寺广植花木、增建院舍、访求和护持古迹(圆通寺中现存最早的唐代“元封题崖”，即此次重修时发现而见知于世)，这是庾氏对地方园林建设的最后贡献。
40年代，庾恩锡任省参议员。解放初，市文教局发掘专业人才，拟聘他参加全市园管工作。后以“运动”相继兴起，未成事实。
金主任告诉记者，现在台湾著名的歌星庾澄庆就是庾恩锡的孙子，所以如果认真算起来庾澄庆应该还是云南人。据金主任介绍，解放后，庾恩锡一家搬迁到了台湾，于是庾澄庆就出生在了台湾。在2001年的时候，庾澄庆还专门和自己的母亲一道回到昆明，回到庾园拜访自己的故居，祭奠先人。
云大教授 近现代史研究专家）：庾恩锡和庾恩旸两兄弟可以说是云南近代史上的传奇人物，庾恩旸为云南的护国运动、靖国运动都立下了不小的功劳。而庾恩锡本来就是一个对政治和经商都不感兴趣的人，所以他在云南不论是从政还是开办烟草公司，最后都是以失败而告终。但是，在园林建筑方面，庾恩锡却有着比较高超的造诣，昆明近代几个比较出名的园林设计都是出自庾恩锡之手。
钱秀芬揭秘（此段已添加入定稿本中）：
顾品珍手下的滇军猛将金汉鼎，就在他的回忆录中记叙了唐继尧岳父袁仲甫的两段抱怨之辞。
其一：“大小女是督军的太太，因参谋长庾恩旸之妻钱秀芬打扮得花枝招展，满头香水，常与督军一块玩（估计绝不是喝杯普洱茶，吃个气锅鸡，谈谈人生观这么简单），大小女规劝（劝得很有道理），反被一脚踢在小腹（薄言往愬，逢彼之怒），病了很久，不治死了（唐继尧这个万恶的陈世美啊）。”
其二：“督军有两乘小轿，玲珑精致，每到下班后，来到院子里，喊声‘五佛捧寿来’，几个姨太太就一起出来，二人抬轿，其余前导后扶，打圈子走，他坐在轿上大笑不止。”
金汉鼎对此的评价是：“唐之荒淫嬉戏，败德秽行，出自其泰山之口，皆不是别人虚构，其不败亡，尚复何待。”
这里值得八卦一下的是这位庾恩旸。
此君是唐继尧士官六期同学，云南墨江人，曾任唐的参谋长。但1918年在贵州毕节，庾参谋长却稀里糊涂地被人刺杀。从唐继尧与其遗孀日后的交情来看，这桩刺杀案的性质大是可疑。
不过考证桃色疑案不是本文之重，咱们仅需陈述事实。据说庾恩旸殁后，唐督军大为惋惜（从此唐门闺中多事，安得不惜），故对庾恩旸的弟弟庾恩锡格外看顾。小庾先生遂大做土产烟草生意，在1922年开办了云南第一家机制卷烟厂。为了纪念他那位参加了辛亥年“重九起义”的亡故兄长，他就将香烟的品牌定名为“大重九”……
这还没完，这位小庾老先生，日后又去了台湾，留下个著名的孙子，就叫做庾澄庆……
任何历史事件，都存在现时影响，它也许就在我们身边——只要你肯花上一点点工夫去发掘。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财政来源
2004-11-16 黄正林 固原师专学报
特产贸易收入是边区一项重要的财源，可解决边区财政的26％至40％。特产贸易始于1942 年，历年统计见表4（注：《边区特产贸易收入统计》，见《史料摘编》第六编《财政》第426—427页。）。
表4
年代　　　　　　　　收入　　　　　　　　　备注
1942　　　　　 139 623 000元(边币)　 占岁入40%
1943　　　　　　65 347 927元(券币)　 占岁入40.82%
1944　　　　　 135 388 778元(券币)　 解决财政开支26.63%
1945　　　　　 757 995 348元(券币)　 解决财政开支40.07%
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前面成都刘存厚、戴戡之战中，曾经有一位黄大暹先生出过场，只是一出场俺就安排他给邓锡侯手下的何连长干掉了……
关于他的去世，罗佩金曾在1917年7月17日有电文告白北洋中央。
文曰：“……警务处长雷飙，督署参谋长张承礼，财政厅长黄大暹诸人避难出城，在贾家场（事发地点上罗佩金和邓锡侯回忆不同，但邓是当事人，故以他的回忆为准）被逆军围击。雷幸脱险，奔至资阳。张不知下落。黄被拿获，至茶店子（在龙泉驿）惨遭杀害，割肝充饪，其眷属受逆军奸淫奇辱，无所不至。逆军残忍，虽流贼盗寇，无以过之，合电奉闻。”
至茶店子（在龙泉驿）惨遭杀害，
2个地名 两个方向
就错也是电文写错了。也就是说：错的是罗佩金，不是作者。
括号内是俺加的，俺的意思是在龙泉驿地区内，如果造成了大家对今天地域区划的误解，俺当然得道歉了……
事实上，每次所谓龙泉驿会战，基本上都包括茶店子在内，所以俺也就想当然地注释了一下。
这个没错，龙泉山顶上有个地方叫茶店，不是茶店子，老成渝路经过的地方，可能是把茶店误作茶店子了，茶店子在成都西北面，茶店是东南面
楼上所言极是，不过改为茶店，恐怕是建国后为了避免重复而改的。
事实上在所有回忆资料中，老太爷们一概将其称之为“茶店子”，从没有称之为“茶店”的。
成渝东大道之间，还有若干处茶店子，所谓茶店子，是当时一种途中打尖站，主要出售茶水及简单干粮，所以人们习惯性地以此为地名，所在皆是也不奇怪。
四川但凡地名后有“店”（如五里店）、“铺”（石桥铺、石盘铺）、“站”（立石站）、“驿”（白市驿、龙泉驿）等，都与古驿道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