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交锋三十年－搜39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6/05 08:50:56
寡头化vs民粹化：改革共识破裂了吗？(1)
作者：马立诚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寡头化vs民粹化：改革共识破裂了吗？
50岁出头的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平素不苟言笑，总是忧心忡忡的样子。2007年2月4日，我和他参加了吴敬琏主持的讨论央视专题片《大国崛起》的会议，立平发言的第一句就说：“我不看电视，但是有关大国崛起的话题可以说几句。”
居住在京郊百旺山下的孙立平虽然不看电视，可是天下事却尽在视野。他很少接受记者采访，在有限的采访中，他对一些媒体放出重话：中国改革的共识已经破裂。这是2006年的事。
孙立平说，上世纪80年代是一个共识的年代，改革大潮激起无数人的热情、期盼和行动。到了90年代，改革在民众中失去了正当性。在一部分人心目中，改革意味着失业、下岗，意味着强势群体对公共财产和私有财产的瓜分，意味着生活成本和生活负担不断增加，社会不公与日俱增，这就瓦解了改革在民众心目中的正面形象。
孙教授在2003年10月曾出版《断裂》一书。书中说，90年代的中国已经变成一个与80年代的中国非常不同的社会。正如此书的书名，他认为眼下的中国的社会已经断裂。比如发展和环保的关系，在大城市中天经地义，走到穷地方就成了问题。在一个断裂的社会中，不同群体的差异有时达到无法互相理解的程度。《断裂》出版后销得不错，我到北京朝阳区小庄新华书店买这本书，居然脱销。店员说，都被朝阳区政府买走了。
在这位社会学教授眼中，断裂的表现形式之一，是80年代广泛的改革联盟日益沦为狭小的精英圈子，改革的动力已经丧失，中国社会出现了“结构定型、精英联盟、寡头统治、赢者通吃”的趋势。“在逐步定型化的结构中，精英的联盟应当说是一个明显的事实。而在最近几年时间，精英联盟似乎呈现某种寡头化的迹象。表现在利益博弈当中，就是赢者通吃的现象。”而大众则普遍认为，自己成了改革的对象，成了改革成本的承担者。1995到2005年的10年中，全国大约有6000万国有、集体企业职工丧失了工作。4000万农民失去了土地。股民在股市中的损失超过1.5万亿。城乡差别达6倍之巨。
孙立平认为，90年代以来进行的一系列改革比休克疗法更为激进，比如国企改革和工人失业。问题不在于激进与渐进，而在于不规范。许多改革都是以非规范化的方式进行的。摸着石头过河导致了很多问题。其实，河上有船，两岸也有桥，我们却一意孤行地摸着石头过河，像国企改革这样重大的改革既没有充分的社会讨论，也没有系统立法。在2005年开展的国企改革讨论中，有些省说，我们早就卖完了，怎么才讨论这个问题？
孙立平说，关键的问题是改革策略的转换需要以政治体制改革为条件，现在主要是卡在政治体制改革上。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缺位，在国企改革过程中，民众的参与和公正的立法都很难实现。当然，除了立法滞后，更重要的是有法不依。中国社会并没有真正把法律作为推进改革和形成新体制的手段，人们习惯的还是政策、文件、决议、“精神”等非法律手段。
在孙立平所做的社会学调查中，他发现了这样的案例——广西高级人民法院2003年9月下发了一份名为“桂高法（2003）180号”的文件。题目是《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当前暂不受理几类案件的通知》。《通知》规定，对于13类“涉及面广、敏感性强、社会关注”的案件暂不受理。其中涉及国企改制的有：
“四、因企业改制或者企业效益不好等原因出现的企业整体拖欠职工工资而引发的纠纷案件，以及因劳动制度改革而出现的职工下岗纠纷案件。”
“五、政府及其所属主管部门进行企业国有资产调整、划转过程中引发的纠纷案件；政府参与或者依据政府的指令而发生的政策性债转股纠纷案件；因企业改制过程中违反民主议定原则或者因企业改制而引起的职工安置纠纷案件。”
在这种情况下，改革走样、失控，就难以避免了。这个问题不解决，维护改革的共识就非常困难。破除旧体制好办，建立新体制要复杂得多，这个问题我们没有解决好。
怎么办呢？孙立平认为，首先暂停涉及重大利益的改革，停止掠夺利益的战争，“与民休息”。其次，对已经进行的改革进行完善，比如通过社会保障对受损严重的群体进行利益补偿。第三，对于紧迫的改革，必须准备好一个博弈机制。80年代改革的阻力主要是观念问题，90年代中期之后主要是利益纠葛。现在扭曲改革的技巧相当成熟，“改革改革，一切都假汝之名以行之。”如果不把这一点考虑进去并加以预防，改革变形是必然的。第四，社会道德底线已经彻底破坏，无论旧体制新体制都无法正常运转，只有重建生活的基础秩序和道德底线，才能重新启动改革。
美国著名的咨询公司雷曼兄弟公司2002年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最大的风险是拖延必要的改革。孙立平说，中国许多改革确实错过了合适时机，但他认为，重启改革机制不是要拖延改革，更不是否定改革，而是要退一步进两步，为进一步改革创造条件。
作者：马立诚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寡头化vs民粹化：改革共识破裂了吗？
50岁出头的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平素不苟言笑，总是忧心忡忡的样子。2007年2月4日，我和他参加了吴敬琏主持的讨论央视专题片《大国崛起》的会议，立平发言的第一句就说：“我不看电视，但是有关大国崛起的话题可以说几句。”
居住在京郊百旺山下的孙立平虽然不看电视，可是天下事却尽在视野。他很少接受记者采访，在有限的采访中，他对一些媒体放出重话：中国改革的共识已经破裂。这是2006年的事。
孙立平说，上世纪80年代是一个共识的年代，改革大潮激起无数人的热情、期盼和行动。到了90年代，改革在民众中失去了正当性。在一部分人心目中，改革意味着失业、下岗，意味着强势群体对公共财产和私有财产的瓜分，意味着生活成本和生活负担不断增加，社会不公与日俱增，这就瓦解了改革在民众心目中的正面形象。
孙教授在2003年10月曾出版《断裂》一书。书中说，90年代的中国已经变成一个与80年代的中国非常不同的社会。正如此书的书名，他认为眼下的中国的社会已经断裂。比如发展和环保的关系，在大城市中天经地义，走到穷地方就成了问题。在一个断裂的社会中，不同群体的差异有时达到无法互相理解的程度。《断裂》出版后销得不错，我到北京朝阳区小庄新华书店买这本书，居然脱销。店员说，都被朝阳区政府买走了。
在这位社会学教授眼中，断裂的表现形式之一，是80年代广泛的改革联盟日益沦为狭小的精英圈子，改革的动力已经丧失，中国社会出现了“结构定型、精英联盟、寡头统治、赢者通吃”的趋势。“在逐步定型化的结构中，精英的联盟应当说是一个明显的事实。而在最近几年时间，精英联盟似乎呈现某种寡头化的迹象。表现在利益博弈当中，就是赢者通吃的现象。”而大众则普遍认为，自己成了改革的对象，成了改革成本的承担者。1995到2005年的10年中，全国大约有6000万国有、集体企业职工丧失了工作。4000万农民失去了土地。股民在股市中的损失超过1.5万亿。城乡差别达6倍之巨。
孙立平认为，90年代以来进行的一系列改革比休克疗法更为激进，比如国企改革和工人失业。问题不在于激进与渐进，而在于不规范。许多改革都是以非规范化的方式进行的。摸着石头过河导致了很多问题。其实，河上有船，两岸也有桥，我们却一意孤行地摸着石头过河，像国企改革这样重大的改革既没有充分的社会讨论，也没有系统立法。在2005年开展的国企改革讨论中，有些省说，我们早就卖完了，怎么才讨论这个问题？
孙立平说，关键的问题是改革策略的转换需要以政治体制改革为条件，现在主要是卡在政治体制改革上。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缺位，在国企改革过程中，民众的参与和公正的立法都很难实现。当然，除了立法滞后，更重要的是有法不依。中国社会并没有真正把法律作为推进改革和形成新体制的手段，人们习惯的还是政策、文件、决议、“精神”等非法律手段。
在孙立平所做的社会学调查中，他发现了这样的案例——广西高级人民法院2003年9月下发了一份名为“桂高法（2003）180号”的文件。题目是《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当前暂不受理几类案件的通知》。《通知》规定，对于13类“涉及面广、敏感性强、社会关注”的案件暂不受理。其中涉及国企改制的有：
“四、因企业改制或者企业效益不好等原因出现的企业整体拖欠职工工资而引发的纠纷案件，以及因劳动制度改革而出现的职工下岗纠纷案件。”
“五、政府及其所属主管部门进行企业国有资产调整、划转过程中引发的纠纷案件；政府参与或者依据政府的指令而发生的政策性债转股纠纷案件；因企业改制过程中违反民主议定原则或者因企业改制而引起的职工安置纠纷案件。”
在这种情况下，改革走样、失控，就难以避免了。这个问题不解决，维护改革的共识就非常困难。破除旧体制好办，建立新体制要复杂得多，这个问题我们没有解决好。
怎么办呢？孙立平认为，首先暂停涉及重大利益的改革，停止掠夺利益的战争，“与民休息”。其次，对已经进行的改革进行完善，比如通过社会保障对受损严重的群体进行利益补偿。第三，对于紧迫的改革，必须准备好一个博弈机制。80年代改革的阻力主要是观念问题，90年代中期之后主要是利益纠葛。现在扭曲改革的技巧相当成熟，“改革改革，一切都假汝之名以行之。”如果不把这一点考虑进去并加以预防，改革变形是必然的。第四，社会道德底线已经彻底破坏，无论旧体制新体制都无法正常运转，只有重建生活的基础秩序和道德底线，才能重新启动改革。
美国著名的咨询公司雷曼兄弟公司2002年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最大的风险是拖延必要的改革。孙立平说，中国许多改革确实错过了合适时机，但他认为，重启改革机制不是要拖延改革，更不是否定改革，而是要退一步进两步，为进一步改革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