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文化精粹，还是酱缸糟粕？

　　其实，我不得不认为，以自己平日里对于曾教授及其一些相关书籍、报告的关注所得(尤其曾教授在百家讲坛对于《易经》的独特解读)，相信曾教授所独创的那一套“中国式”的管理体系，兴许对于中国这么一个曾经的东方古老大国特殊国情，会有一定的针对性疗效吧(因而我这回也算是慕名而去的)。单就曾教授“两难、兼顾、合理”的六字真诀所涵盖的哲学深度，便可以显见其人文学识的深厚程度。因以那六个精辟之辞的组合与排列，分明是具备与体现了曾教授作为人文学者，其思维与眼界，已然到达了一般人难以轻易企及的高深境界了——因为正如曾教授在那次演讲中所述的，与西方世界的单纯、“死脑筋”的人文思维相比较，历史古老的东方大国——中国人的思维模式的确是具有一种难以捉摸的精妙之处的了。盖因悠久历史演进的特殊性(目前来讲，咱们中国可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历史连贯的古文明国家延伸至今哪)，古老中国人的一些特殊的思维方式，一直延续到21世纪的现代社会。

　　但是我仍不能确定：我们国家(或者“民族”?)这种(至少在“外国人”眼里)特别古怪的思维模式与处世方式，究竟应该看成是我们作为一个古老东方大国文化深厚的长期积淀呢，还是应当看作我们与世界文明轨道的长期脱节所形成的国民性局限于弊端?

　　我相信曾教授的中国式管理，尤其是作为其核心的“六字真诀”，应该是曾教授通过对于我们国家特历史殊背景下所形成的社会现状的悉心研究所得以独创的一套对于咱“中国人”行之有效的管理理念与模式。如果曾教授这一回的演讲目的，包括在演讲当中信手拈来所列举的哪些精彩、有趣的细小案例，是出于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国家所存在的国民性劣根性的洞悉与揭露，那我也就权当是又回味了一遍同为台湾学者的柏杨老师的一次教诲与警言;可惜，不是“这样子”的——通观曾教授的整个演讲，我所能感觉到得是，对于我们老祖宗的宝贵遗产多有研究的曾教授，看起来，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经历过长期封建社会观念熏陶的特殊的国民性，还是显得相当的津津乐道，俨然是一种引以为荣、引以为豪的得意与乐呵。

　　在曾教授的眼里，美国人跟日本人的那套管理，是一种只知道速度、不关心方向的“死得快”管理。他认为，你要学美国式的那一套，你所得到的是四个字，叫做：“紧张、忙碌”。因为美国人紧张、忙碌——如果你要相信“快、快、快、快、快”，那我就告诉你，死得更快!美国的CEO，平均寿命缩短10年，就是因为这“紧张、忙碌”所引来的结果。而要学日本人呢?“四个字：辛苦、劳累。”，因为“日本人是全世界最辛苦、最劳累的，所以日本人一天到晚打瞌睡，不然他支持不了。”

　　所以，曾教授告诫他的听众，“美国人那一套，中国人不吃的。”而“中国人的事情，是最高明的。”因为“中国人不是不讲话，是不当着领导面前讲话而已。”对于美国人和日本人的“那一套”，曾教授认为没有什么新鲜的，因为“都是我们老祖宗都说过的。”

　　也确实，仅曾教授在百家讲坛上对于我们国家古老文化、尤其是易经的解读中，我们便足以为我们古老国家和民族所拥有的如此丰富、庞大的文化遗产而深感骄傲与自豪了。从诸子百家中的黄老哲学，到眼下盛行天下的孔家儒学，无不道尽了这个世界万事万物的运行法则——可问题是，即使是作为现代社会企业管理这个范畴，我们是不是真的就可以闭起自己的眼睛，对于西方发达国家的那些企业文明、那些已经为事实证明是切实有效、成熟而完备的企业管理体系视而不见?对于我们“中国人”因为历史原因所形成的“特殊”的国民性(我暂且不说它的丑陋性)，难道就不该用那些先进的管理精神来对其做一个全面的消解和理疗吗?我们的那些“高明”的思维模式和处事方式，难道竟也成了我们拥有我们悠久的历史遗产的一部分了而值得我们至今对其津津乐道并要对其发扬光大吗?

　　不错，管理，在某种层面来说，其实也是一种艺术。既然是“艺术”，有时候也就不存在铁板一块的“对”与“错”。“中国人”的确很高明。但是，在很多地方，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的这种所谓的“高明”，其实只是一种长期以来积淀下来的文化陋习!作为管理者，对于这个现实，要正视，那是没有错的;问题是，正视之后，是不顾原则的曲意迎合，还是运用制度的力量，将其遏制和消除?

　　可能是因为认识层次的有限，反正，通观曾教授的整段演讲，我总有些内心的困惑无法消解。曾教授对于我们国家文化遗产的参透程度令人钦佩，但是我想，陈旧的国民性绝对不是值得夸耀的思维高明!中国式管理，曾教授用了两个字来加以概括：两难、兼顾、合理。三者之间层次清晰，又层次递进，具有强烈的哲学思辨，也很是点击到我们国家的社会现实。可惜的是，曾教授用来填补这些“真诀”的事例以及对于那些实例背后所隐含的国民性的丑陋，竟非但没有一丝的鞭挞口气，反而将那些陈腐的行为与性格，当做一种文化的高明高高举起，我作为与曾教授同样的一个中国人，则无论如何也没有办法与曾教授的那种乐道心境相融会了。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曾教授这样的一种学术理念，也确实不会没有其存在的肥沃土壤的。尤其我们国家30多年来，通过大规模的变革举措，以在经济建设的成就方面德显著脱俗而惊艳与世，更令相当大的一部分文化学者，与那些官员一样，对于那种大国欲望的思潮涌动，剧烈地膨胀起来。以为时机已到，时不我待;似乎今天再不抬起头来，就浪费了我们坚挺的颈椎了。其实我们也不曾静下心来，细细地评估一下子，我们今天看似辉煌的建设成就，究竟透支了整个国家多少年积累下来的自然资源?我们改革的初始，究竟是以多少人的下岗和边缘化作为代价而得以推进的?我们今天的建设，除了那些暴富了国企、央企的高级职员以及与地方政府坐地分赃的房地产商所堆积下的一座座巨大的固定资产投资外，又有多少产业，是在以一种良性的状态，健康地发展着的?我们今天的产业结构和社会结构，又有多少具备了长时期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素?

　　美国人的次贷危机一来，我们的国人便一下子指点起美国人的江山来了。不错，我们在这次金融危机的应对中，看起来是成为了有幸最先挺过来的几个国家之一，但是我们就不曾想想看，我们的那些用巨资堆积起来的大型物业，今后得花多少倍数的巨额费用，才能维持对其的日常维护啊!

　　好像也在我们经济成就的“提醒”之下，一夜之间，我们忽然发现，原来我们的老祖宗为我们留下了如此深厚的文化底子。于是乎，以央视“百家讲坛”为标志的国学热潮在一夜之间迅疾开遍大江南北，孔子学院也伴随着我们国力的不断升腾而在全球范围遍地开花。我们整个民族，我们无数的民众，就像个一夜暴富的暴发户，一下子如阿Q般地自豪了起来、骄傲了起来。以至于今天，我们资深的曾教授，竟也会将我们原本正在加以消除的陈旧陋习与落后的思维，当做一种文化的高明，加以高举!

　　兴许，我弄错了。曾教授只是没有回避我们国家社会的现实，直面了一次酱缸化了的丑陋人生。然而，面对我们文化的陈旧，我们究竟是继续沿袭这样的陈腐，还是运用世界的先进和文明，将我们民族沉重的包袱彻底地抛甩开去?!曾教授的中国式管理，是面对国人的陈腐陋习，以先进有效的管理方法直接刨挖，还是将那些霉变已久的东西，涂上艳丽的金灿之色，加以恭迎与维护?

　　好多年前，同为台湾的良心学者柏杨，早已经为我们勾勒出了沉淀于我们灵魂深处的陈腐烂滓，那只是一种人性的低劣、历史的腐朽。我无法理解的是，作为对于我们国家历史文化有着卓越研究成果的曾仕强教授，何以对原本已为我们所抛弃的东西，如此地崇拜?

　　按照曾教授的说法，我们中国人每700年，会大兴盛一次。时至今日(21世纪)，似乎我们民族已然站立到了一统天下的凯旋门口了?而我却总是在疑惑：我们真的很强大了吗?我们难道距离所谓的强大、所谓的复兴、所谓的兴盛，不是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吗?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还有我们的社会制度、政治制度，真的已经达到了一种巅峰了吗?我们真的看到了盛世来临前的征兆了吗?如果这样的所谓盛兴之说，仅仅是用来提升我们民族内心的自信，那也算是应该情有可原;但是如果我们真的以为我们已经到达了一个令全世界俯首称臣的傲然天下之时刻，那我们不是在麻痹自己，就是被别人迷惑了!

　　700年大兴一次?相信这绝对不是曾教授一个人的内心独盼，曾教授的这一推断，应该是代表了相当一部分社会精英、政府官员的心理膨胀。其实，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的：先不先就是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国民素质、我们的心态有够健康吗?面对很有可能发生的变数，我们能够从容地应对了吗?我们社会的各个层面，都已经形成一种相互关照、相安无事的和谐局面了吗?我们整个的社会当中，民主政治事务已经作为一种常态，安然行进着了吗?我们难不成就以曾教授所举例的那种“高明”的思维模式和处事方式来对全世界输出我们的文化价值核心吗?

　　即使我们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都已经具备“大兴”的条件，但如果我们就以那样的酱缸式的高明思维和价值观来强加于我们整个的世界，那么，这样的兴盛，我们的民族给全世界、给全人类的茶几上，将会送上的，是怎样的一堆庞杂的杯具啊!

　　不错，正如曾教授在演讲中所说的，文化史有差异的。问题在于，我们如何看待这种差异。其实历史早已经清晰地证明了，西方文明所想成的“那一套”东西，无论是对于国家的治理，还是应用于企业的管理，都获得了不可多得的成功与成就。

　　反过来说，一个自大的民族，是一个愚蠢的民族，终究是不会有什么大的作为的;更何况，我们还根本没有自大的资本存在——想来，洞悉我们国家历史的曾教授一定赞同这个道理。

　　在央视的“百家讲坛”上，曾仕强教授曾经对我们国家流传下来的古老的易经进行了全面而又深刻的解读。对我来讲，整个讲解形象生动、深入浅出，十分地受用。以曾教授如此的人文情怀，相信曾教授的灵魂深处，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走向，定然是深怀着一腔古道热肠的。此时此地，我想曾教授对于我们整个的国家和民族的演进现状，假使是用易经中的坤卦来作一番解读的话，相信曾教授拿出的也应该是——“初九：潜龙，勿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