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做不成韩寒那样的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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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琳达·卡莉(Carli)和她的同事于1989年指出一种公正世界现象(just-world phenomenon),这种现象让我们对失败者或受害者做出负面的评价。公正世界现象的基本逻辑是:“我是一个公正的人,生活在一个公正的世界上,这个世界的人们得到他们应得的东西。”(参见《社会心理学》第9章,[美]戴维·迈尔斯)春风得意者是有能力的好人,而受苦受难的人总是有他们自己的原因。中国有句话:“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人们会妄断,强奸受害者一定是着装暴露举止轻佻,被虐待的妻子一定是“犯贱”,得了恶症的人一定是干了缺德事……事情一旦这样经过如此解释,人们就不必对不幸的人付出同情或者承担责任,避免了良心的不安与行动上的成本或风险。
“避免心理不安与行动上的成本或风险”是人的内在本能。这种本能使人们远离焦虑不安的心理状态。把麻烦和问题归结于别人或外部世界,撇清自己的责任和义务,人们就得以处于心安理得的健康状态。据称现代社会的压力让每5个成年人中就有1人有抑郁症状,而且,医学上对抑郁症的产生原因还没有确切的研究结论。
一个有一定抑郁症状的朋友对我讲过,他每次和一个女人上床前都怀着极大的热忱和渴望,但每次事毕他都会感觉十足的无聊和不堪。我想,每一个抑郁者都有一种自责人格,他们是人性的怀疑论者,在做心理归因时,他们不是把责任抛向别人和外部世界,而是引向人性和自身,因而长期陷于焦虑、自责和不安的状态。
可以这样说,正常的心理归因是自我保护的,它把责任和义务推向自身之外;不正常的心理归因是自我指摘,它导致抑郁症这样的心理健康问题。显然,大多数人都是做正常的心理归因,也就是说,推卸责任而不是主动承担责任是人们的自然选择,在一件不幸的事件发生时,退让、默不作声、袖手旁观者总是多数人的表现。
在这个世界上,能主动担当,有所为且有所不为的君子只能是少数。
所以,问题的核心不在于前提假设——“世界是不是公正”,而是在于正常的心理活动要把责任和义务引向自身之外。与公正世界现象(just-world phenomenon)相反,在中国社会有一种不公世界现象(unjust-world phenomenon),这种现象让我们对失败者或弱者做出正面的评价。不公世界现象的基本逻辑是:“我是一个公正的人,生活在一个不公正的世界上,这个世界的人们得到他们不该得到的东西。”
以2009年轰动网络的邓玉娇事件为例,普遍的社会情绪认为,身为女修脚工的邓玉娇是社会弱势一方,他在刺死官员邓贵大的案件中,肯定会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而“正义”就是百分之百地站在邓玉娇一方,免除一切邓玉娇防卫过当的可能性。在这里,强大的社会情绪和心理判断取代了理性的司法程序和专业判断,因为在不公世界现象之下,人们对司法正义采取的是怀疑和否定的态度。
在不公世界现象之下,人们是不是倾向于把责任的义务引向自身呢?答案同样是——未必。公正世界现象让人们把不幸的原因归结于他人,不公世界现象让人们把不幸的原因归结于制度。
人间不可能有百分之百的公正世界。较好的制度下,更多的人秉持公正世界现象,乐观地相信“只要努力,人人都能成功”式的美国梦;较坏的制度下,更多的人秉持不公世界现象,悲观地认为“好人不长命,恶人活千年”、“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
在公正世界现象之下,人性的本能惰性表现为冷漠,缺乏同情心,不愿对不幸的人给予同情和帮助;在不公世界现象之下,人性的本能惰性表现为懦弱,缺乏勇气,不敢对不公的制度做出声讨和反抗。?
与自我保护的冷漠者和退缩者不同,抑郁人格的人拥有道德上的“洁癖”。在虽有愿望却无力改变、无法行动、或者没有足够勇气时,会陷入内心的焦灼和自责。
与抑郁人格的人所不同,君子坦然面对自己的内心,行随心动。当君子对他人寄予同情的时候,君子也采取声援或者帮助的行动。当君子发现现存的体制并不公正的时候,君子不会选择沉默,而是将事实揭露出来,争取改变世界。
为什么世界上君子稀少而可贵?为什么我们做不成君子?因为在心理学上,人的自然天性即是趋于惰性的自我保护。而自觉地对社会承担责任,对他人承担义务,则是人类文明进化对个人心灵改造的结果。
近来,人们都在议论和追捧韩寒,他在用文章做投匕,对不公的体制进行揭露和嘲讽。为什么我们做不成韩寒那样的君子?因为我们身上懦弱的文化基因太多,而韩寒式的反叛精神太少。我们离主动担纲责任的公民社会,路途尚很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