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嘉骊:诀别前的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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诀 别 前 的 深 情

 

邹嘉骊

   

 

    11月5日上午,接三联老同志岳中俊电话,告知胡绳同志病逝,我不敢相信这是事实。因为一个多月前,9月12日上午,我还陪他去韬奋纪念馆参观。那天一早我到达他下榻的住所,8点半就出发了。他行动不便,坐在轮椅上,上下车都有同志照应。纪念馆馆长陈保平和工作人员都到馆门前迎接。

    胡绳同志专注地看着底层展室的展品。有一位同志提问请教,黎钢(胡绳的儿媳妇)问他有记忆吗?他明确回答:“38年。”思路清楚,语气肯定。大家都笑了,称赞他记性好。我用上海话凑近说话,小沈(纪念馆的工作人员)在边上说:“听不懂的。”我说:“听得懂的。”胡绳同志眼神带点亮,笑着说:“听得懂的。我是苏州人。”纪念馆的同志请他签名,在落款写日期的时候,他顿住了,有人说今天是9月12日,有人说今天是中秋节。胡绳同志略作思索后,选择了有意义的“中秋”两个字。周围人群的脸上洋溢着喜气,都为在这吉祥的节日,团聚在韬奋纪念馆的展室,默默地祝福,祝愿老人在好心情下战胜疾病,延年益寿。拍照的时候,因为人多,一会儿这位请一起拍一张,一会那位请一起拍一张,我在边上都感到难为他了,他却微笑着听任摆布,十分高兴。参观故居底层的时候,他仔细听了这些遗物是如何征集陈列的。

    回到住地,按平时,他该是进卧室休息了,那天他进了卧室很快又回到会客室,坐在写字台前安静地翻阅报纸,进而让人将轮椅推到靠近我和黎钢身边,听我们说话。静静的,静静的。我心里一阵激动,一阵酸楚。

    胡绳同志今年82岁,是当年在爸爸身边协助工作的最年轻的编委。1996年9月5日下午,我陪同《韬奋在上海》电视片摄制组去胡绳同志北京寓所采访他。在录音带上留下了一段他的回忆……

    1935~1937年抗日战争前两年间他在上海,当时只有十七八岁,很年轻,过着一面自学一面写作的生活,虽然不认识韬奋,却已经给《生活星期刊》、《大众生活》写文章了。1938年,胡绳同志在武汉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认识韬奋。1939~1940年在重庆,他参加生活书店的编辑工作,主编《读书月报》,有更多机会接触韬奋。1941年皖南事变后,韬奋摆脱国民党特务的跟踪监视去香港,中间有一段路程他们是同路的。5月,韬奋在香港复刊新版《大众生活》,胡绳同志是编委中最年轻的,只有23岁。

    几十年过去,给我始终如一的深刻印象,他是一位学识渊博的“青年学者”,同时他担任着生活书店的领导人之一。80年代,我摘录编辑了一本《韬奋著译系年目录》,请他写序言,那时他在高位,而我只是一个普通编辑,心中犹豫他能否为我写序,结果没有多余的话语,他很快寄来文稿,满足了我的请求。

    如今,这位82岁的老人,安静地坐在我们身边,听着我和黎钢在聊天。我轻声问起他的病情,黎钢说检查结果“已经扩散”,不过本人没有痛苦的感觉,倒还平稳。我听了十分激动,他在明知自己病情已恶化的境况下,犹念念不忘对韬奋的深情,一定要到韬奋纪念馆来作一次瞻仰。这种情谊是何等高尚啊!

    岁月流逝,年华不再。我祝祷这位兄长一样的“小叔叔”,希望他能凭借自身的抵抗力和先进的医疗技术,战胜恶疾,康复延寿。临离开时,黎钢说过不几天胡绳同志的儿子会来上海看望,我心想“真好,是该多享受享受天伦之乐”。我还答应他过几天陪同他一起去参观浦东。谁知病情突变,他在上海就匆匆走了。我5号出差,12号晚车回上海,没有赶上告别会。胡绳同志,请接受我迟到的送别,走好,一路平安。

    2000年11月15日

收入《思慕集——怀念胡绳文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1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