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和谐社会的国际因素

2006年09月21日 08:42:42 　来源：世界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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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涌
在对外开放日益扩大的条件下，中国建设和谐社会，必须要考虑到外部因素的不利影响。概括起来讲，影响我国和谐社会建设的国际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
集中体现是：美国霸权；发达国家在国际分工中始终占据有利地位，并通过主导规则的制定与修改努力维护其有利地位；发展中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信息、军事等方面面临着巨大压力。
霸权国家及其同盟总是确立于己有利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并竭力加以维护。从历史上看，霸权国家（先是英国后是美国）维护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一般采取三种手段：一是军事，二是科技，三是金融。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伦敦与纽约拥有世界上最兴旺发达的金融市场，由此构筑起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形成国际资本大循环，使世界各国都依赖这两大金融市场进行融资与投资。
由于经济全球化的演进以及和平与发展日益成为世界主题，霸权的美国对一般国家尤其是大国越来越难以使用军事威慑，因此维护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手段也不得不更新，由原来的军事、科技与金融逐渐更替为科技、金融与规则。维护国际旧秩序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各种利益，而在经济全球化的大势下，经济利益日益成为霸权国家及其同盟努力攫取与维护的最主要利益。于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就将他们主导的国际秩序转化为决定国际商品与服务“贸易条件”的经济规则，发达国家则从这些规则中直接“兑换”经济利益，而这些利益比他们在市场上进行竞争所获得的利益更多更大，也更容易与更隐蔽。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研究显示：美国每年从其主张并主导的全球化中获得的收益超过１万亿美元，而付出的成本只有５００亿美元。
例如，与金融相关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就是美国精心设计与推行的规则，由此确立起美元的主导地位与美国经济的强权。在该体系解体后，美国则主导形成了一系列金融规则，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华盛顿共识”，极力推行金融自由化，以便其极具竞争力的金融机构进入开放国家的金融市场，把开放国家卷入国际资本大循环，使开放国家的金融资本流向国际金融中心，纽约再利用这些资本到世界各地投资生利，这样就可以“从一头牛身上剥下两张皮来”。还有就是与科技相关的知识产权。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不惜采取威逼、利诱、欺骗等手段，将知识产权保护植入国际公法或公约中，如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通过了“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ＴＲＩＰＳ）”，然后利用该协定在全球范围内大肆进行知识产权“圈地运动”，积极拓展专利的内涵与外延，凡是能纳入专利的都被毫无遗漏地纳入，甚至将诸多依照传统理念根本不可能被授予专利的商务模式、技术方法、服务方式等纷纷纳入专利，全力构建维护先行者利益的保护屏障。
随着“金砖四国”（ＢＲＩＣｓ，由巴西、俄罗斯、印度与中国的英文名称的第一个字母合成）等新兴大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崛起，对国际“话语权”（规则的制定与修改）的争夺日益激烈，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正受到越来越大的冲击与挑战。因此，经济全球化下的国际竞争将越来越体现于决定整个国际经贸活动的“规则竞争”。
对中国的影响
金融是一国经济的核心。上世纪８０年代以来，美国在制造业领域的比较优势丧失殆尽，而在金融领域的竞争优势日趋明显，并在投资银行、基金管理、信用评级、会计审计等中介服务上逐渐形成了其他国家难以匹敌的垄断地位。正是凭借金融优势，美国在财政与外贸收支岌岌可危的情形下却能安享经济持续繁荣，同时有效遏制其所认定的竞争对手的挑战。历史上，美国曾利用“资产冻结”、“石油美元”讹诈与牵制苏联；以施压使日元升值、限制日元国际化来遏制快速崛起的日本；以破坏汇率机制与钳制欧元应对欧洲一体化的冲击。如今，以经贸“敲打中国”正成为美国遏制中国崛起的战略选择。近年来，美国不断以贸易逆差与“操纵汇率”等为借口，制造一轮又一轮摩擦，力压中国超越入世承诺加大金融业开放，将中国纳入国际资本大循环。这样，不仅美国金融机构能直接从中国金融市场中获得巨大收益，而且还逐渐使中国产生对纽约金融中心的依附。
据统计，目前中国对外技术依存度为５４％，科技对经济的贡献率为３９％；而美国、日本、芬兰等２０多个全球公认的创新型国家，其对外技术依存度低于３０％，但科技对经济的贡献则高于７０％。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的数据显示，中国企业中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仅有２０００多家，占企业总数的万分之三。在２００５年１３万件发明专利中，一半来自跨国公司。中国对外技术的高依存以及发达国家经济对科技的高依赖，使得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在技术转移上的摩擦更加突出。中国被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列入严重侵害知识产权国家“黑名单”，是重点“关照”对象。１９９６～２００４年，美国对中国发起的知识产权调查多达３６起，占美国该项调查总数的２３％。可以预期，随着中国对外经济往来的持续扩大，因知识产权而产生的双边经贸摩擦必将加剧。
对策思路
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尽管远离公正与合理，但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政治与经济大国来说，已经而且继续能够被充分地加以利用。借助“金砖四国”等新兴力量以及七国集团等传统力量，从体制内外两方面着手，使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向着更加公平、公正与合理的方向改进。△
世界经济失衡
集中体现是：美国财政与贸易双赤字超过警戒线并继续扩大；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加剧，美元等主要货币汇率、黄金与期货石油等重要金融商品价格大幅震荡；国际金融风险不断增加与积聚。
当今世界，最为突出的经济问题首推是世界经济失衡，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美国巨额的经常账户逆差和迅速上升的净对外债务，二是部分国家尤其是一些亚洲国家（中国更是突出）大量的贸易顺差和迅速积累的外汇储备。由于世界经济增长越来越依靠美中两国经济的牵引，因此美中两国经济失衡对世界经济的影响非同小可。而美中两国外部经济失衡又是因为两国同时存在内部经济失衡，集中体现在储蓄问题上两国各走极端：节约的中国人储蓄过多，而挥霍的美国人消费过多，已至负债程度。国际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这两个趋势都不能持续下去，它们将破坏两国经济和政治发展的稳定性。
美国旺盛的消费远远超过本国的实际生产能力，于是便有了大规模进口从而导致大规模贸易赤字；中国经济的失衡在于投资增长日益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在高速增长中积累起高储蓄、高投资、高消耗和高出口为主导的结构性失衡。改革开放初期，固定资产投资只占ＧＤＰ的２０％多，如今超过４０％，而且增长率超过３０％，投资水平和增长率都居世界之首。
中美两国经济结构失衡不是独立的，而是通过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形成了中国所在的东亚地区与美国之间的经济失衡，也就是跨太平洋的经济失衡，这是当今世界经济失衡的核心部分。当然，矛盾一定存在主次方面，很显然，美国财政与贸易双赤字超过警戒线并继续扩大是引发世界经济失衡的主因，而中国经济的失衡很大程度上是美国经济失衡派生的。这是因为，一方面，对于美国无节制的巨大需求，即使没有中国也要由其他国家来满足；另一方面，中国用巨额外汇持续购买实际收益率极低的美国金融资产，等于节俭的中国储蓄者在补贴挥霍无度的美国消费者。
对中国的影响
世界经济失衡加剧了国际金融市场动荡，金融风险不断增加与积聚，而国际社会至今远没有形成应对世界经济失衡与国际金融市场动荡的协调机制与驾驭能力。这对中国的人民币汇率稳定、巨额外汇储备与美元资产价值以及金融市场开放构成了严重威胁，国际金融风险会通过国际贸易、资本流动等途径向中国国内市场传递，对中国相关产业产生冲击。一段时期以来，中国房地产业热浪滚滚，与境外资本入境炒作密切相关。另一方面，在内外压力下，中国金融开放正呈现出危险的“失序”态势，这势必会更加暴露出中国金融业的“软肋”，加剧中国金融的脆弱性，给虎视眈眈的国际游资（尤其是像对冲基金这样的金融市场“秃鹫”）提供狙击机会。
全面入世后，中国将更广更深地融入国际经济体系，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并轨加快，一体化程度加深，国际市场的风云变幻对国内市场的影响将越来越大，影响国内经济稳定运行的外生变量会越来越多，这将考验和磨练中国的宏观经济调控能力。“外生变量内在化”最值得关注的要数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的输入。在国内经济增长对国际贸易与投资都存在高依存度的情形下，国际原材料与中间产品价格上涨，以及中国产品销售市场需求的降低（或因人为设置贸易障碍、或因经济景气缘故而导致），都会越来越明显地影响国内相关商品价格的起伏，因此导致输入性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从而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社会就业与国际收支平衡。
对策思路
加强国际合作，要求美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国家”，限制支出，健全国际收支，实现基本平衡；积极有效防范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尤其是美元贬值、石油价格上涨带来的风险；坚定不移地积极扩大内需，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
经济全球化放缓
集中体现是：发达国家的经济民族主义兴起；多哈回合谈判受阻；国际自由贸易受到严重威胁。
近年来，西欧面临严重的结构性问题，经济增长缓慢，意大利、荷兰、希腊等国还不时出现负增长，一些国家的失业率甚至超过１０％，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日增，在法国甚至由此引发骚乱。美国为了降低成本，将原来的劳动密集行业或相关生产环节相继转移到境外，一些技术密集行业或相关制作环节（如电脑软件）也流行外包，因此，传统行业、低技术密集行业的就业每况愈下，高技术密集行业也一直难以改善。这样，尽管总体就业形势尚可，但是结构性失业严重。然而，欧美不从其僵化的福利制度与用工政策、挥霍性消费观念等内部问题上寻找原因，也不采取适当政策从巨额国际收益中对本国利益受损者进行足够弥补，而是转移矛盾焦点，认为全球化与对外经济交往抢夺了本国工人的饭碗，降低了他们的生活水准。
这样一来，欧盟区域内保护主义兴起，美国国内排外思想和孤立主义盛行。在贸易争端中，欧美的贸易保护主义诉求甚至上升到国家政策和立法的高度，贸易政策从重点推进自由贸易转向强调所谓的公平贸易，贸易摩擦从单个市场准入问题扩展到制度性、结构性问题上。除了频繁使用反倾销、反补贴、国家干预等传统保护手段外，还制造技术壁垒、绿色壁垒、劳工标准、知识产权保护等贸易障碍，并在酝酿制定更高的环保、技术、商品甚至是劳工标准，以削弱发展中国家建立在廉价劳动力基础上的出口竞争力。此外，全球化下国际竞争日趋激烈，一些发达国家的“关键产业”容易受到冲击甚至被并购，从而引发这些国家的忧虑。于是，欧美加大了对外资收购本国企业的特定限制，对本国的知名品牌、重点行业和弱势产业实施保护。
正是由于经济民族主义的兴起与市场保护主义的抬头，使得着力推进全球自由贸易的世贸组织及多边贸易体系遭遇严重挫折，于２００１年发起、已经被一再推延的多哈回合谈判由于欧美的强硬立场而被迫中止。由此，ＷＴＯ及其维护的多边贸易体系受损，面临自创立以来最严重的危机；由于相关规则的被削弱，贸易争端和纠纷会增多，贸易保护主义日益抬头，从而阻碍全球贸易和经济发展；贫穷成员的发展前景也将受到冲击。
对中国的影响
发达国家经济民族主义的上升，将在一定程度上使中国的对外经贸环境和“走出去”战略受到干扰，中海油并购美国尤尼科遭遇种种刁难而最终流产一案，已经是一个“不祥之兆”。中国更有可能成为发达国家贸易摩擦的主要对象国，以及能源资源、高新技术行业跨国并购的重点防范对象。
根据ＷＴＯ统计，从其成立的１９９５年至２００５年，中国已连续１１年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而且，这种针对中国的贸易与市场保护已经出现由发达国家向与“中国制造”相竞争的发展中国家蔓延的态势。有数据调查显示，发展中国家对华反倾销调查已占涉及中国此类调查总数的６０％。
对策思路
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受益者，因此要努力推动多边贸易体制向着建设性方向发展，利用ＷＴＯ现有机制解决贸易争端。与此同时，充分运用综合国力优势，积极开展双边与地区自由贸易谈判，争取更多的国家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国家”地位。△
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
集中体现是：民族、宗教矛盾和边界、领土争端导致的局部冲突；非法移民、毒品交易、恐怖主义等跨国犯罪活动猖獗；地区和国际（尤其是周边）安全形势不容乐观。
“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是党的十六大对当今世界所面临的安全威胁做出的总体判断，也是当前各国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遇到的一个新课题。
非传统安全威胁并非是一个全新的问题，作为潜在的、局部的问题早已有之，只是随着冷战结束，世界大战爆发的危险降低，人们开始更多关注早先被冷战掩盖住的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呈现出跨国性、不确定性、转化性、动态性等重要特征。近年来发生的９．１１事件与伦敦地铁爆炸等重大恐怖袭击、东亚与拉美等地的金融危机、“非典”与禽流感等疫情传播等，已引起各国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高度重视。
对中国的影响
由于综合国力的迅速增长以及国际战略格局的变迁，中国面临的传统安全威胁显著降低。但是，作为传统安全威胁的朝鲜半岛局势、南亚次大陆形势、南海与东海领土纷争等依然不可忽视，尤其是“台独”分裂势力及其活动已成为我国家安全最突出和最现实的威胁。但在中国传统安全威胁来源中，最主要的依旧是美国。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惟一有意愿和能力对我国家安全与利益构成全面威胁的国家，几乎所有中国面临的安全威胁（包括军事威慑以及西化、分化图谋）都直接或间接与美国因素有关。
各种各样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对中国的影响日益加大。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来自境外的金融风险传递、重大国防与商业机密窃取、环境污染、国际资源争夺、流行疾病传播、非法移民、国际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毒品跨国生产和交易等诸多非传统安全因素，成为威胁我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面临的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不是孤立的，极有可能是相互交织的。诸多国际经验与教训表明：如果一些非传统安全威胁因素长期积累、在一定时期内又得不到有效控制和解决的话，就可能引发传统的军事、政治和外交冲突，从而威胁到国家总体安全；而一些传统安全因素的处理不善，也会使本属于一国内部或两国之间的不稳定因素跨越国界，通过全球化的放大，成为作用于整个国际社会的非传统安全问题。
对策思路
加强国际合作，坚定奉行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政策，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一道，推动国际关系的民主化，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型安全观来解决相互交织的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