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有义：三鹿索赔疑无路(《财经》 2010-1-18)

三鹿索赔疑无路

　　2010年新年伊始，三聚氰胺阴云再布，上海、陕西相继出现产销三聚氰胺超标乳制品的事件，相关公司高管涉罪被捕。舆论在谴责无良商人利欲熏心的同时，也爆出有关政府部门在发现问题八个月后，方对外公布消息的迟延行为，实属职责缺位。

　　从2008年9月至今，三聚氰胺事件之所以波澜四起、久未平复，除了“新伤”，“旧痛”未愈也是重要原因。

　　据《财经》记者了解，三聚氰胺结石患儿系列赔偿案中，针对三鹿的案件有五起，在2009年3月之后，有两起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法院立案，另外三起分别在北京市顺义区、大兴区和西城区法院立案；针对伊利乳业的案件，目前只有一起，在北京市宣武区立案。

　　这些立案近一年的案件，截至目前，只有一起在2009年岁末，于北京市顺义区法院开庭，其他五起案件何时开庭均无准确时间。

　　一位为结石患儿提供法律援助的人士告诉《财经》记者，还有十数名患儿试图通过提起诉讼，均未能立案，法院如此拖沓的表现，从司法程序而言，实在让人难以理解。

　　德恒律师务所律师季成，是全国第一个接受患儿家属委托的律师，他已辗转津、冀、豫数月，目前仍未成功立案。其中一位河南镇平县的当事人，索赔金额原为15万元，终因“耗不起时间和精力”放弃诉讼，选择了由国家发改委指导下的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下称中国乳协）提供的3万元赔偿。

　　在顺义区法院，国内结石患儿诉三鹿民事索赔案首次开庭后，至今也尚未结案。

　　该案代理人、北京律师彭剑告诉《财经》记者，法院未能如期结案的原因，主要是2009年12月3日原告提出了追加被告和第三人的请求，请求原因在于原第一被告三鹿破产，患儿通过司法途径向破产管理人索赔无望。对于要求追加被告和第三人的请求，法院需要一段时间的审查期。

“借款”伏笔

　　“三鹿事件”发生后，引起中央高度关注，2008年12月2日，国务院婴幼儿配方奶粉事件民事赔偿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制订了患病婴幼儿赔偿方案，责成三鹿集团必须承担婴幼儿赔偿金90207.68万元。

　　会议同时强调，上述款项于12月20日前应足额汇入中国乳协指定的专用账户。而此时，三鹿集团的银行存款只有1400余万元，其他财产一时间也无法变现。

　　如此资金缺乏之时，汇入中国乳协的9亿元巨额费用如何实现？

　　据石家庄市政府发言人王建国透露，12月19日三鹿集团对外共“借款”9.02亿元。

　　当时一度传闻，石家庄市政府为了筹集9亿元的资金，将政府西院和一座酒店抵押给银行。2008年12月中旬，一位石家庄市政府派驻三鹿工作组成员曾对《财经》记者承认，上述9.02亿元赔偿资金来自银行借款。当时也有消息表明，9亿元的银行借款是以石家庄市政府财政收入作担保，来自石家庄商业银行。

　　至今，石家庄市政府未对9亿元从何而来，以何种方式筹措，若以财政收入担保为企业贷款是否合宜等问题，给出详细解释。

　　2008年12月31日，中国乳协向三鹿集团出具了一份收据，内容是“代收婴幼儿奶粉患儿赔偿款”，共计90207.68万元。此时，三鹿集团总负债达26.64亿元，净资产为负11.03亿元，严重资不抵债。

《分配方案》内幕

　　按照石家庄市政府的最初设想，他们希望以重组的方式解决三鹿集团的问题。为此，有关部门下了很大力气，也有很多厂商对此颇感兴趣。但到最后，无不因债务负担过重而选择放弃。如此一来，摆在三鹿集团面前的只有申请破产。

　　2008年12月12日，石家庄商业银行和平路支行向石家庄中院递交了《债权人破产申请书》。12月18日，石家庄市中院裁定，三鹿集团进入破产清算程序。

　　12月26日，石家庄市中院向三鹿清算组送达《民事决定书》，指定以石家庄发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李爱民为组长，共14人组成破产管理人。随后，破产管理人接受了三鹿的全部资产，并委托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和一家资产评估公司，对三鹿的账目和全部资产进行了审计和评估。

　　截止到2009年7月9日，三鹿破产财产变价收入为87051万元，加上三鹿银行存款和权益清收的收入，破产管理人实际收回的现金为90538.55万元。

　　2009年7月10日，三鹿集团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召开，通过了《三鹿集团破产财产分配方案》（下称《分配方案》）。第二天，石家庄市中院裁定认可了《分配方案》。

　　《分配方案》显示，除了以上被收回的现金以外，还有三项资产收入如保定三鹿乳业、石家庄洪生乳业等，三鹿破产最终变价财产应当总计为：110891.25万元。

　　此时，大部分结石患儿已经“接受”了由政府主导、中国乳协具体执行的一次性赔偿金。根据赔偿方案，患儿的情况分成死亡、重症及接受一般治疗三种。死亡患儿赔偿金为20万元，重症患儿赔偿3万元，接受一般治疗的患儿赔偿2000元。

第三顺序清偿为零

　　根据《企业破产法》，破产财产总额确定后，首先要扣除一些费用。

　　第一项是已支付的破产费用，总计2596.8万元，包括破产案件的诉讼费用、破产管理人执行职务的费用等，其中包括破产管理人的报酬为998.02万元。

　　《企业破产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表明，破产管理人有权获得报酬。但据《财经》记者计算，从2008年12月26日至2009年11月20日，石家庄中院指定的14名破产管理人，在不足11个月间共获得报酬998万元，每人每月的薪酬将近6.5万元。

　　对于破产管理人为何获得如此高额的报酬，《财经》记者致电破产管理人处，被告知情况复杂，报酬的获取有充分依据。依据是石家庄中院曾通知：破产管理人采取的是最后一次性收取报酬的方式，按最终清偿的财产价值总额的0.9％计算，结果就是998.02万元。

　　第二项是共益债务，总额为1917.85万元，包括因继续营业而支付的劳动报酬和社会保险费用等；第三项费用总额为1151.26万元，包括管理人在处置变现资产过程中应承担的过户费、税费和手续费等。

　　上述三项总额为5665.91万元。

　　另外，依法尚有两项特别优先受偿债权当时未兑现，分别是两项建筑工程款，合计531.04万元。扣除以上各项，三鹿破产财产还剩104694.3万元可分配。

　　按照《企业破产法》的规定，破产财产在先行扣除所有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后，将依法定顺利清偿。

　　根据法定第一顺序，三鹿应偿付的债权包括职工工资、伤残补助费、遗属抚恤费等，总计为3410.18万元。这部分款项的清偿率为100％。

　　第二顺序的债权分配包括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等，总计为11302.53万元。这部分只支付了11076.48万元，清偿率为98％。

　　令人不解的是，为何在破产财产仍有结余的情况下，第二顺序的债权清偿率只有98％，而不是100％？

　　同时，耐人寻味的是，清偿完第一、第二顺序的债权后，实际剩余90207.68万元，这个数字与破产前石家庄市政府协助筹措、由三鹿划入中国乳协的资金90207.68万元惊人的一致。

　　按照法律规定，清偿完第一第二顺序的债权后，剩余破产财产应用于第三顺序的债权清偿，这个顺序里包括未接受政府赔偿方案、欲以司法途径寻求救济的结石患儿。

　　但是，根据石家庄市中院认定的《分配方案》，“普通债权的清偿率为零。”那么，剩余的90207.68万元哪里去了？

　　答案就在《分配方案》的一个小细节中，原文写道：“三鹿集团是用收到的处置资产的预付款9亿元，和自有资金207.64万元，合计90207.68万元，付给了中国乳协”。这意味着，寻求司法救济的结石患儿将得不到任何赔偿。

　　但《分配方案》关于9亿余元的说法值得推敲，因为《分配方案》所述的这9亿元是在破产程序启动后所得的破产财产，而支付给中国乳协的9亿余元是在破产之前的“借款”，那么中间就有了重要环节的缺失。最终的结果是这笔本就“来路不明”的赔偿款，在破产财产的分配中，又闪烁其词地回到了“来路”。

　　如果9亿元确实是由石家庄市政府财政担保的借款，那么现在石家庄市政府算是“解了套”。而这种“解套”的方式，产生了上述那个备受诟病的结果：普通债权清偿率为零，即通过诉讼寻求赔偿的结石患儿索债无路。

余业未竟

　　中国政法大学破产法与企业重组研究中心主任李曙光教授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本期望三鹿破产案能起到示范效应，但纵观整个案件，“政府之手”可谓无处不在，从而导致某些重大破产环节发生偏离。

　　李曙光认为正确的处理方式是，“应该等待企业走完破产程序以后，政府再出面处理企业难以承担的人身损害赔偿等事项。”即使这笔借款是以石家庄市政府财政为担保借来的，《企业破产法》中也没有明确其应当优先得到清偿。而《企业破产法》修法过程中或者在做相关司法解释时，应当特别明确，在重大产品质量事件中，人身损害赔偿应当具有优先赔偿的地位。

　　其实在《分配方案》中，破产管理人和法院也关注到了这一点，其中写道：对患病婴幼儿的赔偿具有共益债务的性质，应当随时支付。现代法律对人身权日益尊重，在破产程序中亦应体现这种精神，在人身伤害赔偿与财产损害赔偿相冲突的情形下，应先行对人身权予以保护。

　　《分配方案》这段话的出发点，是为其“预付”的9亿余元款项做出说明，但似乎忽略了在第三顺序的普通债权中，通过司法程序寻求赔偿的患儿。

　　而且，政府赔偿方案并不能代替司法途径，患儿家长如果对赔偿数额不满，有权通过诉讼解决。

　　在北京市顺义区法院开庭审理的结石患儿诉三鹿民事索赔案中，患儿小轩的父亲马晓华对《财经》记者说，小轩接受的治疗属于“一般治疗”，因此，如果同意中国乳协的方案，只能获得2000元赔偿。

　　“2000元的赔偿，我肯定接受不了。”马晓华最终选择了诉讼，他要求赔偿的数额是5.5万余元，其他类似患儿的赔偿诉求大部分在5万元左右。

　　一位北京律师告诉《财经》记者，“这事实上就等于强迫患儿家长接受他们本不愿意接受的赔偿数额。”

　　为此，12月3日，患儿小轩及其代理人向法院提交了追加被告和第三人的申请书——中国乳协被作为第三人追加。小轩的代理人认为，中国乳协代表全部或部分患儿自三鹿集团处收取了“婴幼儿奶粉患儿赔偿款”，因此，在三鹿集团破产管理人无力赔付的情况下，若中国乳协本息尚有结余，则患儿有权从中国乳协取得相应的赔偿款。

　　《财经》记者致电中国乳协，有关人士表示，三鹿集团等22家责任企业共筹集资金约11亿元，用于患儿赔偿。其中，9亿余元用于按照赔偿方式对患儿赔付，剩余2亿元用于成立患儿医疗赔偿基金，主要用于对患儿急性疾病治疗终结后到18周岁以前可能发生的疾病治疗，“因此根本不存在尚有结余之说”。

　　另有法院内部人士告诉《财经》记者，目前法院也处在两难境地，三鹿集团的破产裁定已经产生了法律效力，即使“普通债权清偿率为零”的结果再备受诟病，审理患儿索赔案的法院也无能为力。

　　这位人士说，能够将赔偿数额控制在一定范围内的调解方案，当属最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