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日索赔：宽恕中的等待

    “西松建设”与中国劳工的和解，能否开启中日战争遗留问题解决新途径；日本新政府又是否有能力迈过战争责任的老门槛？

    一滴滴浸软了内心的块垒、一丝丝抽开了郁结的厚茧。两双手从64年漫长的岁月里伸过来，拨开了奴役、苦难、屈辱和仇恨的阴霾，握住了一个词：宽恕。

    在日本政府“改朝换代”后的半年，迎来了西松建设公司与安野作业场中国劳工的和解：向受害的中国劳工深挚地谢罪，建立纪念碑铭记历史教育后人，支付2.5亿日元作为和解金。这是中国劳工奋斗20多年等来的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和解，也是所有战争受害的人们———细菌战、毒气弹、731部队人体试验、慰安妇、大轰炸、大屠杀受害者在寻求正义无门、经年诉讼无果的局面下看到的一缕希望的光亮。

    在以往的所有劳工诉讼中，都同时有两个被告———日本企业和日本政府，而每一次日本政府都扮演着一个强硬的拒绝的角色，不承认事实，不谢罪。“企业是要看政府的脸色的”———一位日本朋友一语道出了20多年没有一例对日劳工诉讼案胜诉的原因。

    日本不仅仅和中国有战争遗留问题，日本和亚洲许多国家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和解，要重新回到亚洲，重新取得亚洲各国人民的尊重和信任，日本必须和亚洲战争受害者进行一个了结，恢复他们人的尊严。而重新回到亚洲正是日本新政府的未来政治预期。

    和平总是被各式“热爱者”随意涂抹，但通往和平的路上还有真相、责任、正义、宽恕的高山峡谷，它足以让伪者露丑。战争过去60多年了，日本甚至成长起了一股解决战争责任问题的和平力量———“战后补偿”运动，但却在追索真相、责任、正义的路上举步维艰。在野时的日本民主党曾是战争遗留问题解决的支持者和推动者，执政后它的一举一动都倍受关注。在这个日本历史的拐点时刻，日本新政府有没有勇气和能力跨过战争责任这道老门槛，实现和亚洲的真正和解？

    日本和中国、日本和亚洲的未来图景的第一笔描绘不在于今天，而决定于历史。

    只有历史罪恶得到清算，让人们相信战争的恶魔不会再次袭来时，宽恕才能像冰雪消融之后的春花一样怒放。

    AⅢ01-08版　专题采写/约稿：本报记者　南香红

日本企业西松建设和中国被掳劳工达成的和解，将成推倒中日战争遗留问题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块？

西松和解：“蚂蚁”啃掉仇恨的骨头

    “西松和解”不如说是由日本支援人士代表的一部分日本民间群体与中国劳工代表的一部分中国民间战争受害者之间达成的和解。这群中日“蚂蚁”十数年来，通过日积月累的劳作，终于啃除了那岩石般的仇恨。　　　　　　　　　　　　　　——— 王选(细菌战原告团原团长)

    西松建设有力量影响现在的日本新政府。

    ——— 内田雅敏(西松建设和解中方律师)

    2009年12月20日，山东济南，正在举行日本企业西松建设与中国被掳劳工补偿金发放仪式。

    “杨济雷”--

    “周贯一”--

    “郑吉彪”--

    这些名字很久没有被人念过了，这个世界上几乎没有人知道曾经有过叫这个名字的人，他们有的人还活着，但大多数都已死去了。不管他们曾经怎样活过，在今天，被念到名字的人，都被定格于65年前的一段苦难的历史--日本强掳中国劳工。

    邵义诚是他们中间还活着的人之一。84岁的他脚步蹒跚地上前接过一个装有45366元汇款单的信封，同时也接过了一份迟到了十几年的和解。异国他乡、生离死别、日夜劳作、饥饿伤病、奴役杀戮、惊悚恐惧、死里逃生，所有这一切就这样消解了吗？

    饱受争议的和解

    李良杰大声斥责：“你们就是叛徒！”邵义诚勃然大怒：“你是英雄，你去做一点事情出来啊！”两位白发劳工的对吵让现场气氛几乎爆炸。

    西松建设的和解是2009年10月23日达成的。邵义诚等7名二战被日本企业西松建设强掳到日本进行劳作的劳工、各已故劳工的遗属在和解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这是中国民间自1995年就中日战争遗留问题进行司法诉讼以来达成的第二个和解。

    邵义诚等人在和解书上签字之后，一起来到了当年他们做劳工的广岛安野，向着那个当年的发电厂，现在已是一片高楼的地方说：“伙计们，我来看你们来了！他们总算是认错了，我总算是给你们讨来了一个说法……”说着说着，老人不禁双泪齐下。

    1942年11月日本东条英机内阁通过了《关于向日本国内移入华人劳工之要件》，开始了政府主导下、军队和大型企业抓劳工的行动。据日本《外务省报告书》记载，从1943年3月至1945年5月，日本军队、政府和企业将在中国抓到的38，935名男壮劳力掳到日本国，把他们安排在35家大企业所属的135个作业场里劳役。

    西松组(现西松建设公司)就是35家大企业之一。当年西松组获得抓中国劳工的名额是300人，但他们超额抓了60人，然后由军队荷枪实弹赶入“锦隆丸号”货船舱底，押转到广岛县山县郡加计町的“安野发电站”建设工地，开山洞修电站直到战争结束。

    360名中国劳工在饥饿、寒冷、劳累、疾病、打骂、屈辱之下至战争结束，有29人死亡，负伤者112人，患病者269人次，终身残疾者至少5人。1945年11月底，幸存者才拖着残疾之躯回到祖国。

    邵义诚没有想到的是，2009年10月23日和解的消息传到国内，立即引起巨大的争议，争论在2009年11月23日达到了白热化的地步，针对中国国内的不同声音，负责西松建设和解的日本律师内田雅敏等和20多年一直支持劳工讨还公道的神户“旅日华侨中日友好促进会”秘书长林伯耀等专程从日本来到北京，召集中国劳工、民间对日诉讼代表及律师交流西松建设和解的情况，在这个座谈会上，“中国劳工联谊会会长”、曾被三井公司强掳到日本的劳工李良杰站起来大声地斥责：“你们就是为了钱，你们就是叛徒！”邵义诚勃然大怒：“你是英雄，你去做一点事情出来啊！”

    现场顿时陷入可怕的僵局。两位80多岁高龄的白发老人的对吵让现场气氛几乎爆炸，中国方面参与细菌战诉讼、慰安妇诉讼和劳工诉讼的代表以及律师很快就分成了两种观点，一种是肯定和解，一种是反对。

    “花冈和解”，中国劳工诉讼与日本达成的第一个和解被拿出来和这次和解进行比较，肯定者认为这比花冈和解进步了，反对的则认为和花冈和解一样。

    花冈和解是2000年日本秋田花冈中国受害劳工与日本鹿岛建设公司达成的。1945年春夏之交，986名在日本秋田县花冈为日本鹿岛建设株式会社挖河的中国劳工，由于无法忍受恶劣的工作和生存条件以及残酷的虐待，发生了暴动。耿谆是当年暴动的领袖，暴动被镇压后，遭到杀害和被迫害至死的中国劳工前后有418人。1995年6月，耿谆和11名生还劳工向东京法院提出起诉。历经五年一审败诉，上诉后日本法院做出了“庭外和解”的裁决。

    庭外和解后日本鹿岛建设公司发表声明：本社在不承认诉讼内容法律责任前提下，进行了和解协商。鹿岛建设公司认为，他们只是拿出法院建议的金额，建立一个“花冈和平友好基金”，而这一基金，并“不含有补偿和赔偿”的性质。当耿谆得知了这个和解内容后，极度愤怒，他不能接受日本企业不认错、不道歉的态度，更拒绝领取所谓的“抚恤金”。

    这个被中国主要原告人拒绝的花冈和解，西松建设原告的代理律师内田雅敏也是参与者之一。

    那么九年之后争取来的西松建设和解，问题又出在了哪里？

    中国律师康健是明确反对此次和解的，她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西松建设安野和解的核心条款是与花冈和解是一致的。仍然是一种救济性质的补偿，而不是赔偿”。

    康健从1995年起一直为中国慰安妇、劳工免费代理对日本的诉讼，并且她还是西松建设信浓川作业场的部分劳工的代理律师。她认为西松建设安野和解虽然比花冈和解有了进步，写入了“向有关中国人的幸存者及遗属表示深挚的谢罪之意”，但西松建设仍然坚持自己“没有法的责任”。

    “而在认为自己没有法的责任的前提下的所谓道歉、承认历史事实，都是空洞的和缺乏诚意的。”康健说。康健认为日本西松建设安野和解的律师在这次和解的性质到底是“救济”还是“补救”上面没能向中国的受害劳工说清楚，并且有误导劳工接受和解之嫌。

    河北大学劳工研究室刘宝辰教授作为中国受害劳工的调查研究者参加了安野劳工受害调查、诉讼的全部过程，也作为中国劳工的顾问参与了和解的整个过程。刘宝辰认为：西松和解坚持了中国受害者的“向中国劳工谢罪”、“建立纪念碑教育后人”、“补偿受害者的损失”三条就不是屈辱的和解。刘教授将之称为：“三项基本原则”，前二条是政治原则，后一条是经济原则，钱多钱少可以商量，但前二条坚决不能动摇。

    刘宝辰教授认为和解的依据是2007年4月27日日本最高法院的判决书的《附言》，附言认为，西松建设公司当年掳役中国劳工“无法律责任”，中国劳工“无赔偿请求权”，对这两点中国受害劳工坚决不能认同。刘教授认为这是一个原则问题，但这里也有一个悖论，就是和解是根据日本最高法院的判决，而这个判决就是那样认定的，西松建设一直坚持判决书的判定，那么，和解是否还要进行下去？

    双方律师争执的结果，在2009年10月23日《和解书》正式公布时，同时公布了一个“关于本和解的确认事项”，其第一条里，对“否定了法律责任”的争议进行备案，罗列了西松建设和中国劳工双方面的意见：“最高法院的判决否定了申请人(注：西松建设)的法律责任，这是客观事实，本公司也是同样见解”；“最高法院的判决否定了申请人的法律责任，这是客观事实，但我们并不同意这样的见解”(中国安野劳工代表)。这份“关于本和解的确认事项”是由西松建设方律师和中国劳工方律师共同签署的。

    备案争执、搁置争论，达成和解。“无论是中国的律师还是日本的律师或者中国的支援者和日本的支援者，都应该摆正自己的位置，无论谁多辛苦努力，都是劳工的协助者，要尊重

    劳工的根本意愿。”刘宝辰说。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西松建设和解是中国劳工无奈的接受，有其不彻底性。西松建设安野和解的“不彻底性”最重要的不只是钱少的问题，而是“法的责任问题”，也就是说西松建设是否承认有强掳和迫害中国劳工的法律责任问题。

    而另一个争议点是补偿金的问题。

    2009年12月12日本报记者在日本东京采访了西松建设另一作业场———信浓川作业组受害中国劳工的代理律师高桥融，他表示：争议的焦点关键在和解的条件上。高桥融说，“我们也想和解，但我们的条件是不一样的。”分歧就是从这里产生的。

    高桥融说，“西松建设目前的和解要比我们提出的条件低，接受了西松建设的条件，接下来的和解可能就会不好谈了。”

    对于支付给360名掳日劳工2.5亿日元的“和解金”，康健认为是“廉价的补偿，毫无悔意与诚意”。“用这么少的一点钱换来和解，有这么便宜的事吗？”康健反问。

    记者了解到，在就劳工问题的谈判中，中日双方的许多律师一直有一个默契期望：参照美国人对日本人的赔偿来谈中国受害者的赔偿。太平洋战争期间美国因为担心在美国的日本人会进行不利于美国的行动，便对在美的日本人进行了强制收容，战后美国向被强制的日本人道歉并赔偿每人2万美元。现在的西松和解金要远远低于这个数字。

    高桥融告诉记者，有人说西松建设的和解仅仅是企业和受害者之间的和解，作为强掳劳工的决策者日本政府也是有责任的，那么就应该像德国一样，政府、企业各承担一半。但也有人表示反对，理由是中国政府已经放弃了战争赔偿要求，这一点是目前最大的争议焦点。

    正是高桥融所说的这个“争议的焦点”使中国对日索赔陷入全军覆没，2007年4月27日，日本最高法院以“根据中日联合声明中国国民的请求权已经被放弃”判西松建设胜诉，彻底堵住了中国战争受害者在日本法院通过诉讼得到救济的道路。

    中国河海大学法学院教授、江苏钟山明镜法律事务所律师刘惠明则认为，在通过诉讼寻求正义的道路已经走不通的情况下，和解是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案。“和解很难说不是一种救济，所以没有必要在这个词上较真”，曾在日本留学6年的刘惠明说，十几年的诉讼虽然败诉，但日本的加害事实却得到了法庭的认定，这就是胜利，接下来确实是要解决受害者的精神抚慰问题，和解不失为一个选择。

    对于来自各方面的不同意见，日本律师内田表示他受得了“委屈”。他说，和解就是双方互相的让步，不可能一步完善，要允许呈阶梯式的，一步步来追求不断完善的和解，先是有了2000年的花冈和解，才有了比花冈更完美的西松建设和解。

    内田说，对于西松建设来讲，他也不愿意出了钱还讨中国人的讨厌。中国的各方面和日本各方面形成共识对今后推动战争遗留问题的解决是有利的。这需要有人去突破，如果大家都不愿意去突破，那就不可能往前走。

    不接受，中国人能等到什么

    中国受害者等不起。上世纪90年代末刘宝辰找到的69名西松建设安野劳工，活着的只剩下19人了。

    西松建设安野劳工的和解也可以说是一个意外到来的和解。

    2009年12月15日，本报记者在东京日本律师会馆里采访了西松建设安野和解的中国受害者代理律师内田雅敏，他证实，西松和解的重大背景是西松建设“政治献金”丑闻的爆发。

    2009年3月日本媒体曝光西松为收集工程竞标的有利情报和扩展关系网，从2004年开始一直对日本产业大臣和多名政客从事权钱交易。丑闻曝光后，西松公司领导班子包括正副社长等6人核心班子中5人下台。就在这时，西松建设的新领导班子找到为西松建设中国劳工方出庭作证的日本龙谷大学田中宏教授，表示愿意解决“安野案件”的问题。

    中国河北大学华工问题研究室刘宝辰教授认为，虽然达成和解与中国和日本的支持者十几年的不懈努力有关，但最主要触发点是西松公司在“政治献金丑闻曝光的逼迫下，为了挽回其在社会上的形象而同意和解的”，否则日本最高法院的《附言》下达两年，中国劳工的律师曾多次找过西松建设，他们为何一直没有任何表示？

    但是和解毕竟是在诉讼完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的一种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对于2007年日本高等法院关于中国劳工请求权已经放弃的判决，“日本律师联合协会”会长高木喜孝说：“这是一个僵局。中日寻求战争遗留问题解决的人士都无法可寻。”“日本律师联合协会”成立于1992年，专为日本与亚洲各国战后补偿问题提供法律支持。

    西松安野中国劳工案自1993年开始交涉至今，西松公司始终没有承认负有强掳和迫害中国劳工的法的责任。2004年7月9日，广岛高等法院二审判中国劳工全面胜诉，但西松公司依然否定自己的法律责任，进行了上诉。2007年4月27日，日本最高法院做出了“根据中日联合声明中国国民的请求权已经被放弃”判决。尽管中国政府抗议日本法院单方面对中日联合声明做出解释，并指出这种解释是无效的，但日本高等法院的判决无疑给日本地方法院竖立了一个标板，再想进行突破，已经没有可能。“最高法院的判决，对下级法院形成很大的压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下级必须按2007年最高法院的判例来进行判决。”高木喜孝说。

    事实很快证实了这一点，2007年日本高院的判决之后，再无一起诉讼有丝毫的松动，全部都以败诉结局。

    持续二十多年的战争受害诉讼，日本法庭对待亚洲各国的受害者都是一开始以时效(除斥期间)、“国家无答责”、“劳动案例义务是否成立”等来驳回。但是个别法官在他们的判决中也以正义和良心为力量对这些法律的坚硬壁垒进行了突破。

    “这是最后一张牌，在各种诉讼一步步的进逼下，他们不得不使用中国政府已经放弃了战争赔偿这张牌。”高木喜孝说。

    日本政府不承认事实、不谢罪、不赔偿，日本企业赖账，两方相夹使战争受害问题几乎没有解决的可能。而中国受害者却等不起这种没有终结的拖延。上世纪90年代末刘宝辰找到的69名西松建设安野劳工一个个辞世，活着的只剩下19人了，而19人当中又有多人神昏体衰将不久于人世。

    刘宝辰认为，西松建设安野和解虽然钱不多，但值得肯定的是，受害者获赔2.5亿日元(折合1886万人民币)，是面向360名劳工全体的。而如果用“判决”的方法了结此案，即使中方胜诉了，获得赔偿金的人也只有5个原告。现在虽然每个人所得赔偿金(60多万日元)比5个原告胜诉所得的金额(550万日元)要少得多，但毕竟是解决了全体360名受害者的索赔问题。

    “在日本政府没有承认战争责任、中国政府是否放弃了战争赔偿不明确的大前提下，你再逼他也不会承认自己的法律责任的，而再不接受和解，中国的受害者就都要死光了。让活着的人能够享受到一点赔偿，这些钱赔给老人和赔给他们的子女毕竟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刘宝辰说。

    西松建设安野和解的第一笔“补偿金”一发放，刘宝辰家里的几部电话就被打爆了。“常常是几部一起响，都不知要接哪一个了。”刘宝辰教授的夫人说。

    打电话来的大都是劳工的家属，他们从媒体上看到了消息，求助找自己的父亲，“被抓了就再也没有回来，不知是死是活”，有的知道死了，但不知死在了哪里。“听这样的电话让人心酸哪。”刘宝辰的夫人说。她的工作是记下电话里内容的名字，然后到一份日本政府向中国提供的3万名劳工的花名册上去找。

    “来找的几乎没有西松建设安野作业场的，前些年能找到的差不多都找到了，更多的是其它企业的劳工和家属。”

    刘宝辰告诉记者，安野劳工目前还有一半人下落不明。第一批发放的和解金只给了活着的劳工和其遗孀，2010年春节前后将发放一部分给直系子女，计划用3年时间完成劳工的寻找和调查。对于和解金的分配是严格按时2.5亿的总数除以360人的方式来分配的，日本律师和中日双方的支援者全部分文不取，“包括我们夫妇两个也都是志愿者”。基金由日方6人和中方4人组成管理委员会，进行日常的管理和发放。

    对于西松建设和解，中国细菌战诉讼原告团长王选女士，从自己也是一名细菌战原告的身份出发指出：西松和解和花冈和解有本质的不同，她向本报记者说：“选择怎样的和解是中国当事劳工的权利，他们的意愿应该受到尊重。”

    王选说，中国人不接受这样的和解，又能怎样？看看残酷的现实吧，中国的受害者一个个死去，活着的时候他们没有得到无论是来自中国的还是日本的任何抚慰和救济，难道还要他们抱着心中的怨恨死去？中国对日诉讼进行近二十年，没有一个案子能够胜诉，希望在哪里？日本支持中国人诉讼的律师、和平人士几十年下来不仅花费大量的金钱，而且他们也渐渐老去、离世，后来的日本人，还有多少人关心中国人的苦难？“中国人不接受这样的和解，还能等来什么？”王选激动得大声地说。

    一群中日“蚂蚁”

    内田雅敏20多年来自费为中国劳工提供诉讼服务，奔波于日本与中国之间，不仅付出了大量金钱，也从一个壮年人变得两鬓斑白。

    西松建设安野作业场的每一个劳工，都有一部血泪史。在日本法院提起诉讼时，西松建设曾经向法庭提供的材料，称“中国劳工在安野的待遇不坏，甚至在安野劳动和生活条件比中国华北还要好”，对于这一点，日本龙谷大学的田中宏教授以他大量的调查向法庭证明西松组等企业为了逃避罪行，是如何谎称中国人的待遇的。苦难的遭遇在向西松建设提起诉讼的5名原告邵义诚、宋继尧、吕学文、杨希恩、曲福先身上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邵义诚、宋继尧、吕学文是活着回来的，杨希恩死于广岛原子弹爆炸、曲福先在安野被虐待致死(两人都是遗属代为诉讼)。在安野被强制劳动的360人，其中有不少是国民政府的军人和抗日游击队的战俘，身体强壮的被安排去开隧道，邵义诚和另外60人在河道里清理石头，一天需要在冰冷的河水里工作12-14个小时，挨打骂、饥饿是常态，工伤更是常常发生。邵义诚就是被石头砸伤了腿，但依然得下河劳作，后来他的伤口溃烂弥漫到全身，几乎丧命。而战后回到家他才知道，更大的困苦在等着他，母亲当年因为他被抓也死于悲恸，姐姐和妹妹相依为命度过了战争，而他的伤病又使家里不得不变卖了房产来治，两年的倾家荡产的治疗之后他才能站起来，而贫困使他不得不又过了8年的流浪生涯。原告之一的宋继尧，曾经是一名游击队员，人很有胆气，身体又壮。在一次押运石砂的时候翻了车，沙子进入了眼睛，西松建设公司没有给有效医治还逼迫他继续劳作，眼睛就一直烂，肿得巨大。在确定实在无法劳作后，西松建设决定将他送回中国，漫长而艰难的回国路上，一只眼睛实在肿痛得无法忍受，宋继尧便狠心用自己的手将眼珠子抠了出来，而另一只眼直烂到完全失明。回到国内宋继尧一直都相当困苦，一度靠流浪说书为生；而吕学文因为反抗被关进监狱，因而受到了广岛原子弹爆炸的伤害。

    邵义诚向日本政府提起诉讼时已经73岁了，而当年找到的69名幸存者到现在只有19人还活在世上，5名原告也有两人离世。原安野劳工联谊会会长和原告团团长吕学文，曾4次赴日本出庭。2002年7月一审败诉，老人悲愤难抑，从法庭上下来后就一病不起，次年就离开人世，而双目失明的宋继尧每一次到日本开庭，都是靠人用轮椅推着，前几年他还能出门作证，现在已经神志昏沉。

    如果说二战期间发生的最残酷最不人道的战争犯罪经过人类60多年的反思追讨，已经逐步得到确认和解决的话，那么日本与亚洲之间战争遗留问题是最后的一个堡垒，日本政府、法院、企业对于亚洲和中国受害者的一次次的拒绝，无疑是对受害者的再一次伤害，这使旧疤又添新伤，旧恨又增新仇。

    为了让日本政府和企业道歉并赔偿，中日双方的律师、学者和市民和华侨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王选说他们是一批啃掉中日间仇恨的“蚂蚁”。

    1992年，旅日华侨林伯耀先生和川原洋子女士及日本友人筹备了“西松建设谈判支援会”、“广岛市民与原子弹伤害的中国劳工交流促进会”、“安野中国劳工起诉西松建设支援会”等，支援会的每一个会员每年都要交3万日元的活动经费。这些市民、律师捐出来的钱全部用来支付中国的5位原告轮番多次赴日出庭举证。

    在广岛，这些支持中国人的日本人每个月散发一次传单，两个月去一次西松建设分社，不定期在东京西松建设本社门口游行；为了壮法庭诉讼的声势，他们便不辞辛苦地进行签名活动和写声讨信，向法庭寄明信片。2000年开庭，他们一次向法庭提供了47，690人的签名，而这在日本是很难做到的，本报记者曾在东京街头看到征集签名的情况：在地铁站前广场，用小喇叭不停地广播，拦住匆匆走过的人，鞠躬、说明，再鞠躬、再致谢。

    对于比花岗岩还硬的西松建设，广岛“支援会”中7名成员从2001年开始花自己的钱购买西松建设的股票。川原洋子用状告工作单位男女同工不同酬胜诉的1000万日元全部买了股票，林伯耀购买了280万日元，现在他们手里的股票跌得连一半都不值了。购买股票是为了成为西松建设的股东，能够获得在股东大会上发言的权利，是要让西松建设的决策层知道不解决历史问题这些股东会纠缠不休。

    大学教授、律师都算是日本社会的中产阶级，是日本社会的知识精英。本报记者曾在日本东京多次参加了他们为中国战争受害而举行的各种各样的支援会，聚会常常是放在晚上6点。每个人都是空着肚子坐地铁匆匆而来。来了坐下就开会，有谁带来糖果等大家边开会边吃一点，散会后，租用开会的场地费每人分摊一份，有时会完了但商量的事还没定下来，几个人再找一个小饭馆，边吃边讨论，饭钱A A制。

    内田雅敏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就介入中国劳工受害调查对日本的诉讼，他曾是强制劳工刘连仁案的代理律师，也是花冈劳工诉讼案的律师，二十多年下来，他自费为中国劳工的诉讼服务，奔波于日本与中国之间，不仅付出了大量金钱，也从一个壮年人变得两鬓斑白。

    采访当中记者从他双眼流露出的目光中，感知到他身上的日本人特有的极其认真、极其坚忍的特质，在对谈中，他特别用很重的语气说：“我要特别强调一下，我这样做不只是为了中国的受害者”，“我是日本最后一代生下来就没有见过父亲的人，是日本投降那一年出生的，虽然自己没有战争的记忆，但战争却影响了我一生。”

    “我这样做是为了日本好。西松建设和鹿岛企业的历史问题，不只是企业的，更是日本社会的问题。有人说这次和解我们胜利了，我就不用胜利这个词。我是为了日本社会的进步，我不想把这样的问题留给我的孙子。”内田说，“这不是现在和过去的问题，而是未来的问题。”

    就算这些日本人说他们是为了日本社会的进步，但中国的受害者也愿意把他们看成是“日本的活雷锋”。

    没有日本人的支持，甚至连一个官司都打不起，这是中国受害者窘迫的现实。相对于日本，“中国民间投入较大精力的关注者屈指可数，更缺少有实力的政治家和企业家，没有经费是众所周知的现实。况且中国民间的活动还要受到某些限制，支援者能够坚持下来是需要勇气和决心的。他们对受害者的援助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刘宝辰所说的这番话，更多的是自己经历的写照。

    “记忆并不是为了恨”，“我们倘若失去历史，还将失去从历史的教训中得到进步的机会”。原中国细菌战诉讼原告团长王选女士在各种面向世界的宣讲中说。

    中国人和日本人，在这种共识下走到一起。对中国人来讲，需要日本政府的谢罪来调和、化解60多年的郁积，告慰已经离世和将要离世的人；对于日本人来说，需要得到中国人的原谅，放下内心沉重的“罪感”，正如细菌战原告团日本律师事务局局长一濑敬一郎所表达的：他从内心里感谢中国的原告，实际上不是日本人在帮助中国人，而是中国人在帮助日本改变自己的社会。

    而二十多年的诉讼，如一个滚动的雪球，使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其中，诉讼本身已经远远不只是亚洲、中国受害者和日本政府、企业之间的双向关系，而是变成了亚洲各国包括民间组织、法律界、学界的跨国界运动。

    骨头有多硬，蚂蚁就有多强。细菌战原告团原团长王选撰文说：“西松和解”与其说是西松建设公司与安野中国劳工之间的和解，不如说是由日本支援人士代表的一部分日本民间群体与安野中国劳工代表的一部分中国民间战争受害者之间达成的和解，这群中日“蚂蚁”十数年来，通过日积月累的劳作，终于啃除了那岩石般的、任岁月风雨吹打也无法销蚀的仇恨。他们终于感动了他们国家和民族曾经受过创伤的人。

    “希望西松建设的和解能够成为推倒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块。”西松建设和解中方律师内田雅敏说。

    “西松建设在日本是一个很大的企业，它的影响力在它与现任政府的民主党背景的联系上更加显示出来，它有力量影响现在的日本新政府，也可以影响日本的其它企业，所以我们坚持将和解一步步地走下去，不动摇。”

    “日本律师联合协会”会长高木喜孝特别郑重地向本报记者强调：“日本律师特别看重中国社会对这次和解的看法。”中国原告的意愿很重要，但中国社会怎么看这个和解也很重要，所有对此次西松建设和解不满意的地方，包括金额，都可以作为要求提出来，放在下一个和解谈判条件里谈。”他说。

    “明年1月，我肯定地说，西松建设另一个作业场信浓川的和解将会达成。”高木喜孝说这句话，是在2009年12月15日的日本东京。

    ■漫漫和解路

    ●劳役　从1943年3月至1945年5月，中国38，935名男壮劳力被掳到日本，安排在35家大企业劳役。其中西松组(现西松建设公司)有劳工360人，期间死亡29人，负伤112人，患病269人次，终身残疾至少5人，直到1945年11月底，幸存劳工才得以返回祖国。

    ●交涉　1992年至1996年，河北大学师生在日本友人的支援下寻访到幸存劳工69人，遗属百余户，于1993-1997年与西松建设交涉。

    ●起诉　1998年1月16日，受害劳工邵义诚等5人作为原告代表前往日本，向广岛地方法院递交了对西松建设公司的起诉书。

    ●反复　1998年1月至2002年7月一审，日本广岛地方法院以失效原则，判劳工败诉；二审至2004年7月，日本广岛高等法院以正义和公正原则判劳工胜诉；三审在2007年4月27日，日本最高法院以中国政府放弃战争索赔权为依据，驳回原告诉求。

    ●和解　2009年4月西松公司为改变政治献金丑闻曝光的负面形象，表示愿意解决“安野案件”的问题，双方于2009年10月23日达成和解。

战后补偿：日本新政府如何跨过老门槛？

    细菌战是典型的罪大恶极的国家犯罪，人人都知奥斯维辛集中营是人间地狱，但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远甚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杀戮，那就是细菌战！

    ——— 日本律师协会原会长、中国细菌战受害原告日本辩护团团长土屋公献

    我们必须制定出一部日本政府对战争受害者有赔偿责任和义务的法律来。德国都付了7兆以上的赔偿，德国都能付出，日本为什么付不出来？关健是能不能面对历史，愿不愿意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 日本战后赔偿联络网干事代表有光健

    (从事战后补偿诉讼)17年，我老了，但政权也变了，鸠山是我大学的同学，在野时是补偿问题的支持者。我对新政府解决问题还是很有信心。

    ——— 日本律联协会长高木喜孝

    2009年12月14日，东京，一位拄着手杖的日本老妇人，向媒体讲着她从东京轰炸的火海中死里逃生的经历，就在这一天，85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杨翠英也在东京，她受邀向日本市民讲述自己和家人在南京大屠杀中的经历。东京和南京，战争的苦难将两个城市两个不同民族的人连在一起。

    在日本从事战后补偿运动的土屋公献、荒井信一、前田哲男、中山武敏以及细菌战中国原告团团长王选等人的不懈努力下，战争的残酷性和战争的责任一点一点地被揭露了出来，战争受害补偿问题也从此摆在日本历届政府面前。

    日本新首相鸠山由纪夫一上台，就提出建设东亚共同体的设想，而这被很多日本学者认为是解决日本和亚洲国家历史问题的一个契机。2009年10月21日，日本参众两院议长在官邸接见细菌战中国受害者，这是1997年发起的细菌战诉讼的中国受害者受到的最高规格的会见。

    日本从事战后补偿运动的律师、学者、民间NG O人士也从种种迹象中感觉到新政府对这个老问题不同于以往的态度。日本新政府有意跨过战后补偿这道老门槛？如何跨过这道老门槛？

    东京和南京：两位老人，一样的记忆

    2009年12月14日，日本东京高等法院门口，一群白发苍苍的老妇老翁在寒风中翘首等待，他们将红色的标语斜背在身上，向围拢来的媒体边诉说边流泪；他们将亲人的黑白遗像，紧紧地抱在胸前，神情凝重地伫立着。

    这是曾经在东京高等法院门口上演过无数次的场景之一———二战中的受害者，向日本法院状告日本政府，追讨正义。但这一天的主角从曾经的中国人、韩国人、菲律宾人换成了日本人———日本的市民状告自己的政府，要求政府谢罪和赔偿。

    起诉由131个东京大轰炸的原告发起，2006年3月9日，在东京遭受美国飞机空袭苦难60周年纪念日时正式向法院提交诉状(本应该是10日，但正好是周六法院休息)。

    东京大空袭诉讼原告团团长、律师中山武敏告诉在现场的本报记者：因为旧日本军在二战期间对中国重庆等城市实施“无差别轰炸”才让美国有了对东京轰炸的理由，招致了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对非军人实施的杀戮。日本国家应该对轰炸受害者进行谢罪及救济的义务，但通过交涉并没有等来道歉和赔偿，因此受害者决定将政府告上法庭。

    日本也有战后补偿问题，也有白发苍苍的老人等待着道歉和补偿。

    1945年3月10日凌晨，东京人都在睡梦中，美军发动了太平洋战争中最大规模的空袭，东京数以10万以上的人死于一次3个半小时的空袭，酿成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轰炸事件。

    日本茨城大学原教授、战争空爆问题研究会会长、日本的战争责任资料中心共同代表荒井信一说，东京大轰炸是对市民等非军事目标无差别的空袭，目的是为了迫使日本投降。美军在东京市民居住的区域使用了燃烧弹，燃烧弹被精确地投放在居住区的外围，烈火形成对内部居民的包围，使民众难以逃生。“这完全是以杀人为目的的，晚上大家都在睡觉，并且晚上可以低空飞行，900架飞机是在东京上空1500米投的弹，美国的飞机员说都能闻到人肉被烧焦的味道。而平常的轰炸高度一般是在5000米以上的”。荒井信一说。

    东京大轰炸幸存的131名受害者目前最大的91岁，平均年龄也77岁。2009年12月14日，一位拄着手杖的日本老妇人，向媒体讲着她从东京轰炸的火海中死里逃生的经历，当老人说到60多年来她一直不能安睡，耳朵里总是会出现飞机轰鸣的幻觉，还能听到人体燃烧的滋滋的响声和闻到人肉烧糊的味道时，所有在场的人无不戚然。

    而就在这一天，一个来自中国南京的老妇独自垂首坐在东京中日友好会馆后乐宾馆的前厅里。她是85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杨翠英。受日本和平运动团体的邀请到日本向日本的市民讲述自己和家人在南京大屠杀中的经历。“在东京、大阪8个城市讲了8场，讲一场哭一场，再加上天天坐车，老人都要累死了！”杨的女儿说。

    1937年12月13日南京的受难日，也是12岁的杨翠英和她一家人的受难日。“我家在南京许府巷33号-1的房子被日本人扒了，大家都集中到傅佐路14号的难民营里，我眼睁睁地看着我家里的四个人被日本人杀了。”

    日本军人冲进了难民营，用长枪上的刺刀戳杨翠英的父亲，12岁的杨翠英怀里抱着不到两岁的弟弟，她惊吓得跪下来，边哭边求饶，“那么长的枪，那么亮的刺刀，我喊‘不要刺我的爹啊’！”杨翠英的哭喊声反而引来了日本人，一个巴掌扇在她的脸上，怀里的小弟弟就是这一瞬间被抢走了。“他们把我的小弟弟摔在地上，活活地用皮鞋踩死了呀！”

    杨翠英的舅舅和堂爷爷也被日本人杀了，“眼看着一家人被杀了四口，我母亲哭啊，哭得双眼失明。当时她怀着孩子，父亲死后的第五天，孩子生了下来，是个小弟弟，但母亲太悲恸了，小弟弟完全没有奶吃，很快就饿死了，我母亲的眼睛也哭瞎了。以后就这样的一个瞎了眼的妈妈，带着我和我妹妹，还有一个弟弟过日子。”

    老人的左耳朵是聋的，说话得对着她的右耳朵讲，她说这就是当年被日本人一巴掌打的。

    老人说，日本军人一上午就杀了他家四口人，她认识的邻居家里也死了很多人。难民营后面有一个大鱼塘，每天用卡车拉来很多尸体，向里面填，填得满满的。“不会忘记的，永远都不会忘。只有死了就忘记了。”老人说。

    东京和南京，中国的老妇和日本的老妇，战争的苦难将两个城市两个不同民族的人连在一起，战胜国和战败国、受害方和加害方，这一刻并不容易分别，而唯有苦难是相通、相同的。

    日本人有光健这些年一直从事联络亚洲及世界战争受害者的工作，制作世界战后补偿网以联络各国的受害者，他说日本战争遗留问题涉及9个国家和地区(中国、韩国、朝鲜、荷兰、菲律宾、日本、印尼、美国和中国台湾地区)，近30年来，这些国家和地区向日本法院提起70多件索赔案，至今无一胜诉，和解的有5件。大部分案件已经被宣判败诉，目前还有10个正在诉讼当中，但结局已定。

    “在日本的法院是打不胜的。”正如有光健所说，这也包括日本人自己的诉讼。东京高等法院宣判还没有结束，两位报信的人手里各举着一面白底黑字的条幅从法庭跑了出来，一幅写的是：“请求弃却(驳回请求)”、一幅上写的是：“司法的责务放弃(指：如此判决，是法院放弃司法责任)”。

    无差别的大轰炸、大屠杀；细菌战、毒气弹；强掳劳工、慰安妇等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战后60多年后，日本和亚洲的战争一页，远远没有翻过去。

    土屋公献：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的诘问

    2009年12月13日东京时间下午1点30分，东京四谷，一些人聚集在一起参加土屋公献的追思会。

    土屋公献2009年9月25日因病去世，享年86岁。10月31日，《朝日新闻》刊登原明治学院大学校长森井真悼念土屋的文章，说土屋在战争期间“以学生身份上阵，亲身体验到了战争的愚味和悲惨后，把余生都献给了和平。土屋曾说过，现在和过去不一样了，反战再不会被抓被迫害了，而沉默却是大罪，和平要从正视历史开始。”

    土屋的静冈高等学校同学、同是进行和平运动的荒井信一评价土屋说：“他不仅仅是一面旗帜，他总是走在最前面，帮助这个世界上最需要帮助的人。”这个评价正应和了《读卖新闻》晚刊里对土屋公献的评价：一名律师、一名街头的律师、一名硬骨的汉子。而在日本，这种为街头穷人辩护的律师被称作是“社会派”、“人权派”“左翼活动家”。

    对日本人来说，他曾经是日本律师协会会长，是解决战后补偿问题带头人；对中国人来说，他是细菌战中国受害原告日本辩护团团长、重庆大轰炸中国原告辩护团长；对于韩国人和朝鲜人来说，他是慰安妇问题解决立法委员会会长。他曾经是日本国家功勋的候选人，但他坚决地辞谢了，他的妻子说，“如果我们接受国家的受勋，就不好对国家进行批评了。所以土屋是不会要这个勋章的，他是身上有在野者(非当权者)精神的律师，叫我们懂得了战争的恐怖，也让我们体会到了在野者的精神。”

    2008年10月，土屋的自传《律师魂》首发，这本自传里他把自己的人生分了三段，一段是自己的战争经历，第二段是律师生涯，第三段是从事战后赔偿事业。《律师魂》发行时土屋的身体已经很差了，这也算是他对自己人生的最后终结——— 从战士到和平卫士。

    太平洋战争后期，还是学生的土屋应征入伍，先被派往旅顺，后又转赴小笠原群岛，驻父岛。这是日本即将战败前的父岛，绝望、饥饿和死亡笼罩着日军。战争结束前，上司命拥有剑道二级证书的土屋用日本军刀处决一个美军俘虏，而他当时是没有选择的。但在处决前一个剑道四级中尉自告奋勇，要显示一下刀技，上司说，那就让高手来吧。

    处决当天，土屋值班，他把那个美军俘虏蒙上眼睛，领到刑场，并让那个俘虏盘腿坐下。“那个剑道四级的中尉很利落砍下美俘头颅，周围响起欢声”，战后，美军调查杀俘事件，中尉被追究，他跑回家中割喉自杀。“他是替我死的。”土屋在书里说，杀掉美俘次日，守岛日军抓到了两个挖尸体的日本军人，土屋问他们为什么这样做。他们说是出于对美军的愤怒，想吃掉这个美国兵的尸体。“可能是那两个士兵饿疯了，各战区曾传说吃人的故事，看来是真的。”

    这成了土屋反思战争的根源，因为“我亲眼看到了战争的残酷和荒诞”，土屋说。

    1996年从日本律师协会会长刚刚退下来，细菌战诉讼日本辩护律师一濑敬一郎便去找他，请他来担任辩护团团长，“他没有丝毫的犹豫就答应了。”对于土屋来说，一濑是一个后生，一濑是在土屋举办的律师资格班上认识土屋，并以此考取律师资格的，所以能不能请到土屋他没有把握，是硬着头皮去的。

    土屋的影响力果然不负众望，在担任辩护团团长后，土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日本全国的律师发传真、打电话，邀请他们参与细菌战调查和诉讼的准备工作，土屋以其前会长的影响力，一下就招来200多名律师志愿为中国受害者提供帮助，“土屋来之前，我们只有十来个律师，后来一下子就变成200多，又变成了300多，”一濑说。

    从1995年细菌战的受害调查到2005年终审败诉，土屋和中国的受害者走过了十年的历程，这十多年里，细菌战诉讼将过去半个世纪一直被美日联合掩盖的罪恶揭露出来，并得到了日本法庭对事实的认定，土屋在美国向世界演讲时说，“细菌战是典型的罪大恶极的国家犯罪，人人都知奥斯维辛集中营是人间地狱，但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远甚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杀戮，那就是细菌战！”

    多次和土屋共同出庭作证的细菌战中国原告团团长王选说，每一次出庭作证，土屋都笔直地站立，慷慨陈词，身上有凛然不可犯的威严。但坐在他旁边的王选注意到，到了诉讼后期，有几次向法庭陈述时，土屋撑在桌子上的双手不住颤抖。“这么大的恶，一次次地向法庭陈述、辩护，对一般人来说，是一种极大的身体损伤！”王选说。

    中国的原告对土屋怀着一种非常纯洁的感谢之情，多年一起的诉讼努力让他们的情感融合在一起。

    王选在2009年中秋节前从上海给土屋寄了一盒月饼，中秋的月饼是年年要寄的，只是2009年的土屋患癌的身体状况已经到了非常艰难的时刻，说话已经意思不明了。土屋的妻子富美子在电话里对王选说：“我会把月饼切下来薄薄的一片，放进土屋的嘴里的”。

    中国民间对日诉讼，是中国民间人权的觉醒，这是随着中国社会的变化和进步而来的、人的尊严、生命的尊严，个人的生命的觉醒。对日民间诉讼给中国民众的这种要求找到一个出口——— 战争损害补偿。

    在土屋的追思会上，崔凤泰向土屋的遗像敬上一杯啤酒，然后跪下行叩首大礼，现场的气氛为之肃穆。崔凤泰是一名从事战争索赔的韩国律师。他说他是用韩国人的礼仪来向土屋致敬的。土屋是日本战争期间慰安妇问题立法会的会长，他一边为韩国慰安妇出庭打官司，一边试图推动立法解决慰安妇问题。

    三年以前土屋就被发现患了癌症，医生说他只能活几个月了，但他一边接受放射治疗，一边仍继续出庭，并参加集会游行。

    “土屋已经超越了国界，成为东亚人权的维护者。人权没有和平就不能实现，他是最符合和平的使者这个身份的律师。”德国电视台协会东京支局的西里扶甬子说。

    土屋追思会并不仅是土屋逝世的一个特殊的记念日，也是日本从事战后补偿运动的人借此进行的一个聚会。大家来自各行各业，有大学的学者、法律界人士、民间N GO召集者和社会活动家，所关注的战后补偿运动也不同，他们有的是为韩国慰安妇打官司，有的关注英国战俘问题，有的是为中国劳工或细菌战受害者打官司。再加上各自的政党不同政治观点不同，平时各干各的，有时还会有争执和争吵，所以很少能聚到一起。但为了追思土屋大家聚到了一起。

    追思会还是依照每一次在一起开会搞运动的惯例，由每位参加者自己出会费，每人5000日元，学生、靠退休金生活的人和海外人士每人3000日元。

    这似乎是一群日本的理想主义者的集会，一群对战争有反省人的集会，是一种维护和平和正义的人的聚会，也是一群多年来致力于日本与亚洲战争遗留问题解决者的集会。这里面几乎没有年青人的面孔，一眼看上去多是白发人。他们身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过去的那场战争离他们并不远。他们中的少数人有战争的直接记忆，更多的人是战后日本生育高峰时出生的，他们曾经从父辈的嘴里听到过战争二字，除了这群人以外，日本的青年人很少有人关心发生在久远的过去的战争中的事了，更不关心战争曾经给日本、给亚洲带来了什么样的记忆。

    而土屋的去世代表着日本经历过战争一代人渐渐走出历史，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这一代人对战争的反省，挑起了日本反思、诘问和追讨战争责任的思潮，在这种思潮的带动下，从上个世纪战争结束后就在日本形成了规模宏大的民间和平运动，这最终促使日本市民社会的成长，从根本上改变了日本。而如今，苍发满头，土屋一代的知识分子留给人们的只是他们渐入历史暮色中的背影。

    战争遗留问题，从日本到亚洲

    日本在战后进入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日本政府希望战争这一页被快快地翻过去，战争问题就被搁置于一边。荒井信一向记者讲了一个故事，战时他是一名19岁的陆军二等新兵，1945年8月15日入伍，9月13日就投降了，所以从没走上战场。当时部队有一些40岁左右从中国战场回来的老兵，晚上常在一起密商，19岁的他一直不知道他们在商量什么。后来他知道了是美军马上就要进驻日本，他们在商量怎样把自己的女儿藏起来，把自己的钱财藏起来。“他们以为自己在别国干的事美国人也会干。从这一件事上我就知道了他们在中国做了什么。东京审判果然证明了他们在中国做尽了坏事。”

    荒井信一说，1993年成立日本战争责任资料中心时，他对战争中所发生的事还不是太懂，只是一名大学教授。资料中心建立后不久《井本日记》被发现了，这本由日本陆军中国战区派遣军司令部作战参谋井本雄男写下的战地日记详细地记载了如何在中国浙江、湖南等地的作战中使用细菌武器。这是日本防卫厅公开战时资料时的一次“疏漏”，以为这只是一部普通的作战日记。日本学者吉见义明发现这部日记中记载了日军对于细菌武器的使用，便派了他的学生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在防卫厅研究所资料馆里把它抄录了下来。这部日记至今仍然是日本唯一一部公开的，关于细菌战的日本军方资料。　　　　

    荒井信一主办的《战争与责任研究》杂志第二期就刊登了吉见义明关于《井本日记》与细菌战的论文。“这是唯一刊登井本日记中有关细菌战的地方，别的地方很难登得出来。没有《井本日记》就没有细菌战的研究，也没有日本法庭承认战争中使用细菌武器的认定。”荒井信一说。

    荒井信一从此把全部精力投入日本战争责任问题研究，“本来和土屋是同学，毕业后大家各走各的路，没想到因为这件事，我们又成了战友”。

    荒井信一说《战争责任研究》是非常严肃的学术性杂志，学术水平很高，但对所有的作者都不付稿费，订阅也全部是靠会员费。经费虽然是个大问题，但他努力不让它成为日本的“3期杂志”(日本杂志创刊快停得也很快，一般出到第3期就没下一期了)。《战争责任研究》是季刊，一年出四期。现在已经出到第67期。三个编辑，都是志愿者。

    战争责任研究光有律师或光有学者都不行，必须是各种力量的结合，才能取得成功。不说亚洲其他国家的受害，就算日本本国的情况，也是经过几十年努力才大致有了一个轮廓的。

    战后日本政府公布了一个日本战争死亡者的数字，310万人，其中80万平民，80万人中60万死于空袭。关于原子弹爆炸的死亡人数日本政府1945年公布的数字是8万。

    对于这个数字日本社会是质疑的，但到底死亡多少，日本政府并不愿意重新调查。1977年，荒木信一发起和参与了一个民间调查，当时参加的人有搞社会科学研究的，有文化人类学者，有经济学者、历史学者，有新闻记者等等。数据统计到1946年底，原子弹爆炸的真实面目被还原了出来。

    死于原爆的人数是13万-14万左右，仅长崎就有7万人，21个国家的人在原爆中死亡。而后来因为原爆引发的疾病死亡的是36万，两项相加，死于原子弹爆炸的人是50万！这和官方公布的数字相去甚远，之后，这些自发的市民团体将这个数字寄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请他们对研究的方法和结果进行认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经过多次核实，最后认为这个数字是比较接近真实情况的，于是从1978年开始在国际上采用这个数字。

    “东京大轰炸同样也是如此，日本政府根本不进行调查，政府一分钱也不给，于是我们就自己开始做。”“日本政府也是至今没有处理好本国国民的战争受害补偿问题，日本政府的‘恩给’政策，是十年以上的军人才有恩给，公务员也有。日本的原有法律对战争中死去的军人的遗属也进行补助，妻子一般是按月领取，死去军人的母亲给过三次，子女没有给过补助。对于轰炸中死去的军人，有《防空法》也可以给予补助。但像东京大轰炸这样的受害民众，却没有进行过救济或补助。”荒井信一说。

    那么东京大轰炸的受害者为什么到2006年才告日本政府要求赔偿？那是因为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才开始收集证据，搞清事实的研究才起步，荒井信一说。

    日本著名自由撰稿人、军事评论家、现为东京辅导国际大学教授的前田哲男，就是东京大轰炸的研究和调查者之一。

    前田哲男出生在北九州市，这个城市曾经被美国选定为投放原子弹的城市，但那一天九州市上空云层很厚，所以改投了长崎，前田当时是7岁的小男孩，他说，如果不是那一天天气的原因，我是不可能活到今天的。前田从学校毕业后的工作是到长崎当记者，这让他直接看到原子弹受害者的余生是如何的痛苦，他采访到了美国佐世保军事基地，看到美国航母上每天起飞的大规模轰炸越南的飞机，也看到美国的核潜艇自由地出入日本，他说这些都让他和战争大轰炸结下不解之缘。他的专著《从重庆通往伦敦东京　广岛的道路——— 二战时期的战略大轰炸》，将二战中的大轰炸进行了详细的揭示，而他的研究也从日本扩展到了中国重庆。

    战争遗留问题的研究、揭露、认识和要求解决战争责任的呼声，就被前田哲男这样一批日本人一点点地扩展到整个亚洲。战争的残酷性和战争的责任就这样一点一点地被揭露了出来，战争受害补偿问题也从此摆在日本历届政府面前。上个世纪80年代，韩国的慰安妇在日本律师和和平运动人士的帮助下，去到日本状告日本政府，接下来是90年代到日本要求清算战争责任的中国劳工、慰安妇、细菌战受害者，战争索赔运动如一波波的浪头冲击着日本法院和政府，虽然没有一例最终获得胜诉，但日本对亚洲各国的残酷加害事实却在诉讼的推动下被调查了出来，最终成为被法院认定为铁的事实。于是怎样对待战争、怎样对待亚洲的受害者一直成为日本各届政府所不能绕开的问题，也成为日本和亚洲各国政治、经济交往中最敏感的一根神经。

    日本新政府有意跨过老门槛？

    2009年12月，日本负有盛名的严肃出版社岩波书店月刊《世界》临时增加了一期杂志，封面题目是：“大转换：新政权如何改变，改变了什么？”其中有一组约请日本各领域里有名学者写的文章，主题是《新政权的课题》，列举了新政府需要面对的大问题，其中除了日本经济的走向、社会保障、统治系统、日美关系等问题外，战后补偿问题赫然在列。

    日本从事战后补偿运动的律师、学者、民间N G O人士也从种种迹象中感觉到新政府对这个老问题不同于以往的态度。

    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一上台，就提出建设东亚共同体的设想，而这被很多日本学者认为是解决日本和亚洲国家历史问题的一个契机，因为不解决这个问题是不可能实现这一设想的。2009年10月21日，日本参议院议长江田五月、众议院议长横路孝弘分别在参众两院议长官邸接见细菌战中国受害者，参众两院议长都表示日本应该去解决这些问题，国会也将为此付出积极的努力。此次会见是1997年发起的细菌战诉讼的中国受害者受到的最高规格的会见，这显然是日本议会的一次态度亮相。

    而更多的迹象也一点一点地冒出来，给为此奋斗了多年的日本和平运动人士以希望。土屋公献的追思会，送来花圈的有日本法务大臣、参议院议员千叶景子。土屋一直是从立法上彻底解决日本战争遗留问题的提倡者和推动者，千叶景子的花圈让人产生某些联想。另外还有参议院议员今野东、参议院议员石毛映子、冈崎トミ子、枝野幸男、众议院议员円より等来送花圈或出席。

    日本众议院议员今野东接受本报记者的采访时说：政府对这个问题怎么想很重要。鸠山首相对于战争处理问题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就我个人看来，现在不会像自民党那样认为“问题已经过去了，解决了”。今野东是日本议会里积极推进战争遗留问题解决的议员。他认为：日本不解决战争遗留问题，这个国家就无法起步。

    而从事战争遗留问题解决的民间N G O、学者、律师们也开始了积极的行动，试图在更高层面上推动日本政府跨过这道老门槛。

    2009年10月17日，日本律联协的战后赔偿立法筹备律师会团长高木喜孝和战后赔偿联络网干事代表有光健联名向鸠山首相提交请愿书，要求民主党新政权对战后补偿问题通过总括立法的方式进行解决。

    请愿书指出新政权以构建亚洲共同体为目标，建立包括与中国、韩国在内的亚洲各国的互相信赖关系，解决战后问题是符合和有利于日本国家利益的。

    日本律师联合协会是支持战后补偿的一个组织，全国有七八十个律师团体，六七百名律师自愿参加为亚洲战争受害者进行诉讼的法律援助。协会律师今村嗣夫等主持了“准备战后补偿立法的律师会”，向日本政府提供立法建议。1995年今村嗣夫等向日本政府国会提交了《外国人战后补偿法》草案。提出日本政府不应该只是坐等依照诉讼程序被请求补偿，而应该通过自身的立法来解决战后补偿问题，草案中提到因日本政府实施的违反国际法的不人道的行为而受到损害的外国人个人，有权要求道歉和支付赔偿金，日本政府应该筹备设立一个基金，用于战后补偿和进行战争损害调查。

    这个立法活动得到了参加律联协的全体律师的一致通过，这成为了《慰安妇立法案》及《强制押送及强迫劳动补偿金立法案》的基础。目前，立法运动得到了民主、社民和共产党三党支持。三党联合向国会提交了《促进解决战争时期强制受害者问题的法案》，希望能够在民主党这届政府得到通过。

    细菌战方面，2009年10月由日本学者和N G O共同成立了“细菌武器资料公开究明会”，向日本政府要求公开细菌战的全部资料以便使被掩盖了60多年的罪恶大白于天下。

    “我们必须制定出一部日本政府对战争受害者有赔偿责任和义务的法律来”。向鸠山首相上书的战后赔偿联络网干事代表有光健曾一个人做一个网站，联系9个国家和地区的受害者组织，支持他们的诉讼，而现在他更像是中国战国时代到处游说“合纵连横”的说客苏秦，出入于日本的内阁府和国会，游说日本各方通过立法的方式一揽子解决与亚洲的战争遗留问题。

    “把要立的法律文件写出来，然后去找对这事关心的议员，参众两院都有立法局，找那里的议员写成法案，再去说服更多的议员赞成，然后再去找日本7个政党的党首，去聊，去说服他们联署，比如我昨天就去找众议员议长谈韩国BC级战犯的赔偿问题”。当本报记者问起他如何进行游说时，有光健如此说。那么这种游说有没有成功的例子？“有，最近就有一例”，有光健说，731部队骨干战后在日本组建的“绿十字”造成300万日本民众感染C型肝炎，最近通过立法给受害者进行救助。

    有光健毕业的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法学部据说出了好几个总理。也有人建议有光健出山，参加参选议员从政。但他说如果参选就只能从属于一个政党，而战后补偿需要联合各党的力量，所以他更愿意义务地做事。所谓义务工作，就是没有收入，甚至没有钱买养老保险的年金，而年金是日本人年老之后的生活来源。像有光健这样的在日本有一批人，他们在不懈地橇动日本政府去面对那个老问题。

    日本律联协会长高木喜孝说他从事战后补偿诉讼17年，“17年，我老了，但政权也变了，鸠山是我大学的同学，在野时是补偿问题的支持者。我对新政府解决问题还是很有信心。”对新政府有信心的人不止高木喜孝一个，但忧虑的也大有人在。

    日本新政权在最近的一次民意测验中几乎没有一项合格，日本政权的动荡更替之快也是大家有所见识的，另外，围绕战争遗留问题在日本一向有不同的看法，新政权必须统一大部分人的认识，立法才能获得通过，这些都是难点，还有日本经济停滞不前，甚至有人担心日本拿什么来赔偿亚洲的战争受害者。

    “德国都付了7兆以上的赔偿，德国都能付出，日本为什么付不出来？关健是能不能面对历史，愿不愿意承担起自己的责任。”有光健说。

    ■链接

    国家放弃“战争赔偿”≠个人放弃“受害赔偿”

    1972年9月29日，中日双方在北京签署《中日联合声明》，宣布“自本声明公布之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之间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宣布结束”。其中第五条写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但是，国家放弃“战争赔偿”并不等同于民间受害者放弃了个人追索“受害赔偿”的权利。

    2007年4月27日，日本最高法院就“西松组(现西松建设公司)中国劳工诉讼案”作出终审判决，说根据《日中联合声明》第五条，中国国民在法律上失去了对日本政府和日本法人的赔偿请求权，故驳回了中国劳工的诉讼请求。同日，日本最高法院终审判决驳回中国“慰安妇”诉讼案的赔偿请求。日本最高法院首次作出的这一判决剥夺了中国民间对日战争索赔权。

    当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指出，中国政府在《中日联合声明》中宣布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是着眼于两国人民友好相处作出的政治决断。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强征和奴役中国人民，是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犯下的严重罪行，也是迄今尚未得到妥善处理的现实的重大人权问题。

    1992年3月，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发表讲话时曾说，二战中的“民间受害者可以直接要求日本赔偿损失”。(据新华社电)

日本律师联合协会会长高木喜孝：

中国法院受理诉讼是一条出路

    期待今后中国的法院能够拿出不赋予其外国主权豁免的符合国际人道主义法原则的态度，来受理中国人在本国法院对日本战争罪行的诉讼，这将促使日本政府考虑整体立法上的战争遗留问题的解决。

    僵局难以打破

    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您说过，2007年4月27日日本高院关于西松建设安野劳工案的判决，认为中国人的请求权已经放弃，是一个难以打破的诉讼僵局？

    高木喜孝（以下简称“高”）：是的。日本最高法院的判决，对下级法院的判决的影响是很大的。也就是说以后在日本的诉讼上再难有突破了。过去日本的法院一直用请求权的时效问题及“国家无答责”、“劳动案例义务是否成立”等来驳回受害者的请求，但这些壁垒都被一次次突破，最后才有了这样的一个判决。如广岛高等法院2004年7月9日就西松建设强制中国劳工案的判决突破了时效的壁垒，认定西松建设有劳动安全义务；新潟地方法院2004年3月26日就西松建设强制劳工案突破了被告日本政府提出的“国家无答责”的主张，认定日本政府和企业同样负有劳动安全义务。考虑到受害者高龄化的现实，补偿十分紧迫，日本必须历史性解决战争责任问题，从长远角度考虑，应将这一司法难题引向国际性司法援助这样一个更加公正且具有普遍意义的国际人权保护的方向去。

    南都：您怎么看日本高院这个判决？

    高：在中国的民间诉讼进行这么多年，日本方面一直没有提出以《中日联合声明》赔偿问题已经解决的抗辩，这是因为，一开始日本法院考虑适用“国家无答责”的法理就足够驳回中国的受害者了，就算这条不管用，还有“除斥期间　消灭时效”的法理，而这两招都被突破后，最后使出的是《中日联合声明》请求权放弃。

    这是日本法院最后的一招，尽管知道单方面做出解释会招致中国政府的抗议。日本法院用1972年中国政府放弃了请求权来抗辩，是极其简单和肤浅的，根本不具有示范作用。1972年在签署声明的时候，中日两国间政府就是有认识上的根本分歧的，这个基本事实将会于战后民间诉讼充分体现出来。

    日本的诉讼现状就是这样了，很难有所改变。想通过诉讼扭转局势的话，只有在中国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主权豁免难题

    南都：您在2004年第六期的《中国律师》杂志上就发表过论文，提出应该在中国的法院提起诉讼，但在中国提起的诉讼已经有几起，2000年12月27日强掳劳工案向河北省高院提起诉讼，2002年在上海高级法院也有一起强掳劳工案提起诉讼，但目前都没有受理，似乎在中国法院起诉是有难度的。

    高：中国法院是否受理有很多因素，我主要是从法的层面研究其可行性。难题之一是主权豁免的问题，一个国家的法院是否可以受理告一个国家？一般来说，在承认国家主权豁免的前提下再设定一定程度的限制，比如普通商业交易中不履行债务行为，就被限制适用国家主权豁免。

    从美国以德国及日本政府为被告的赔偿诉讼先例来看，设置在司法上的国家主权豁免的障碍还是不易逾越的，但对“人道犯下的罪行”以及违反《海牙公约》的重大侵犯人权的行为，可以设想限制其国家主权豁免的特权。

    败诉并非无意义

    南都：重大的违反人道的侵犯人权的行为，应可限制适用国家主权豁免，但胜诉可能性有多大，就算胜诉又如何执行呢？

    高：虽然法庭上可能因为豁免权而败诉，但不能说这样的诉讼没有意义，最好的例子便是在美国提起的告联邦德国的“普林滋”案和告日本政府的慰安妇案，虽然都是败诉的，但通过美国和德国政府之间的外交谈判，德国为被强制劳动的被害者设立了规模为100亿马克的基金，达到了政府间的政治外交和立法的高度来解决了战争遗留问题。

    另一个案例是希腊lcvadhia地方法院就纳粹德国亲卫队对希腊distom o村村民的大量屠杀，是严重违反《海牙公约》的非人道行为，不能赋予国家豁免权，因而联邦德国政府应该向每位受害者支付赔偿。希腊最高法院也驳回了德

    国的上诉要求，维持了原判。在法院判决生效后，雅典地方法院扣押了被要求执行的联邦德国在雅典市内的资产德国会馆，这一系列的行动无疑给德国政府以巨大的压力。

    尽管这个案子最后由希腊高于最高法院的“特别最高法院”进行了改判，维持了德国的国家主权豁免，但这个案件却产生了巨大影响，这对于种种外交上的政治压力设置的难以逾越的障碍是一个巨大突破。

    期待今后中国的法院能够拿出不赋予其外国主权豁免的符合国际人道主义法原则的态度，来受理中国人在本国法院对日本战争罪行的诉讼，尽管这样的官司还会引起国家主权豁免的争论，但这将对日本政府形成压力，促使其考虑整体的立法上的战争遗留问题的解决。

    中国法院所面临的另一个难题是战争损害是发生在中华民国时期，那么在中国想依据那时的民法显然是不可能的，坦率地讲，对于此类的诉讼，目前中国尚没有可依据的法律和法令，有的也只是习惯法和条例。

中国劳工联谊会执行会长刘焕新：

想问鸠山，当年许诺可算数

    我2002年、2005年和2007年都见过鸠山，最近的一次是2008年，他还说要促成在议会里成立一个战争遗留问题解决对策委员会，我当时带着两个劳工，他说“相信我们在你们的有生之年能够解决好这个问题”。

    和解得听劳工意见

    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有消息说西松建设另一作业场的信浓川劳工和解也加紧谈判中，请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刘焕新（以下简称“刘”）：去年年底，中方代理律师小野寺利孝等人来到中国和西松建设信浓川的劳工们商谈，上月29日在河北石家庄开了一个座谈会，有56个劳工及其遗属参加，商谈的结果是一致同意和解，目前就等1月8日日本的休假结束后和西松建设方面谈判。

    南都：这一次的和解条件是什么？比西松建设安野和解有什么进步吗？

    刘：条件差不多，金额也差不多，这一次可能没有纪念碑。

    南都：为什么会没有纪念碑？这一次和解不会比上一次有进步吗？西松建设安野和解在国内是多有争议的。

    刘：接下来的谈判将由信浓川的劳工联谊会出面谈，不管怎样都该听劳工的吧。上月29日座谈会谈的内容之一是这一次的基金将改变由日本方面托管的做法，由国务院新闻办人权基金会来托管。

    南都：你怎么看这个托管？

    刘：基金会一个叫刘崴的副秘书长参加了会议，我们都很高兴，觉得这是半官方的吧，是政府对这件事的一个态度。

    南都：大家对西松建设安野和解多有争议，你怎么看？

    刘：我因为我父亲刘连仁的诉讼案参与到劳工诉讼当中来，也有20多年了，我知道这个和解得来是多么不容易，和解对劳工来说是多么的重要。有人认为这个和解是不完善的，我也这样看，就我看来这个和解的谢罪的态度不是那么明朗，和解书上是写上了谢罪，但是如何谢罪？我们是希望并要求日本企业能够逐个地向受害劳工和遗属道歉、谢罪，要在日本的媒体上公布。还有就是我们希望补偿标准再向上提高一点。

    我们和日本加害企业和解了，并不是说我们就放弃了向日本政府的追讨了。另外要在劳工受害地建立纪念碑以教育后人，这也是我们的条件之一。目前日本有这样的纪念碑36个，大多是日本的老百姓捐钱建立起来的，我们想在未来的谈判中能够谈下来建立一个大的纪念馆。我们想应该建两个纪念馆，一个在中国的青岛，一个在日本的下关，因为这两个地方一个是劳工被抓出发的地方，一个是到达日本下船的地方。

    对这次和解有一些争执，中国人统一认识很难。和解不和解只要劳工同意就行，我做不了主，你也做不了主，得听劳工的意见。

    南都：有人说日本律师有点急于和解，为了和解而和解，也是为了卸下日本的历史包袱？

    刘：这个你也不能说没有，日本人做这个工作，也有自己的利益，他是为了他大和民族，是为了他的国家更好。

    20多年了，中国劳工和日本律师打交道，人家付出多少，劳工们最清楚。日本人的工作劳工们是承认的，也是感激的，所以愿意配合他们。这个原因要向国内找，国内谁给他们出过钱，谁支持过他们？他们生活还那么困难，谁补助过他们了？中国人有多少人了解他们的生存状态？当时几万的劳工里目前仍活着的可能就只有1000人了，花名册上的38000人，找到了也就是17000人，剩下的不知道在哪里，也不知道是死是活。活着的老人，都像将烧完了油的灯，一阵小风都能吹灭。日本的律师也说让这些人能活着的时候看到和解，不是没有道理。20年的诉讼终于有一个结果，让那些老人们看到了一点希望，这对他们是一个安慰。

    你的父母如果这样生活的话，你能睡得着觉吗？有的老人一辈子没有见过100块面额的钱，这些钱是不多，和城里没法比，城里人坐着出租车穿着皮鞋，而这些老人还挽着裤腿在泥里头劳动呢，在鲁西南，我亲眼看见的，这些钱在农村能盖一个好房子，也能让老人晚年的生活有一些依靠。要知道，这些钱在老人活着的时候补给他们和他们死了后补给他们的子女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的父亲含冤而死

    南都：你这样说是不是和你的父亲刘连仁有关？他老人家新婚被抓去当劳工，受不了折磨逃入北海道的深山里做了13年野人，1996年和日本人打官司直到辞世时也没有等到胜诉，老人死前对你有交待吗？

    刘：我父亲可以说是含冤而死的，他对我说，孩子，我没有什么东西能传给你，但我有三口气给你，一是志气、二是骨气、三是勇气，有了这三口气咱们走到哪里都不怕。我不行了有你，你不行了还

    有孙子，咱们子子孙孙一定要和他打到底，一定要争个对错是非。我父亲1958年被发现送回中国的时候，日本的官房长官爱知癸一送来20万日元，说是路上用，当时我父亲因为13年没说过话，基本上不能表达思想，但他在这事上一点不含糊，清楚地表达了拒绝，这钱是你政府赔的？你不说清楚，我不要不清不楚的钱，这就是他说的志气和骨气，勇气我们在后面他的诉讼里都看到了，他四次到日本，向民众演讲。一审胜诉，法院判日本政府赔偿2000万元，但日本政府上诉，二审我父亲败诉，当时世界100多万人签字声援我父亲，包括现在的首相鸠山由纪夫也签字声援。中国人要的不是钱，是道歉，是正义。

    下一步，三菱是谈判重点

    南都：鸠山由纪夫也签字声援了吗，他那时是什么身份？

    刘：他们那时是在野党，他是民主党的干事长吧。下次我有机会再见鸠山的话，一定要问问他，他在野时说的话上了台还算不算数，我2002年、2005年和2007年都见过他，最近的一次2008年我见他的时候，他还说要促成在议会里成立一个战争遗留问题解决对策委员会，我当时带着两个劳工，他说“相信我们在你们的有生之年能够解决好这个问题”。

    南都：你们下一步怎么走，今年会出现大量的和解吗？

    刘：下来重点的谈判将是对三菱公司的。三菱公司是使用中国劳工的大头企业，4万劳工里，他一家就使用了6000人，只要三菱公司谈下来了，其它的就比较好办了。日本35家企业的135个作业点强掳和奴役了中国劳工，现在还在的企业有21家，我们希望在今年7月能完成与这些企业的和解，然后我们再追讨日本政府的责任。38000劳工，找到的也只有一半，还有大量的寻找和调查工作，我们需要更多人和更高层面的支持，光我们这些劳工第二代们根本就忙不过来。

历史拐点上的日本“战后补偿”

    ■作者简介

    ●1952年生，祖籍浙江省义乌市崇山村

    ●1977年毕业于杭州大学

    ●1987年，赴日本留学

    ●1995年，开始从事日军侵华战争细菌战受害者调查和对日民间索赔工作

    ●1997年，成为细菌战中国受害者诉讼原告团团长

    美国历史学家谢尔顿·H·哈里斯曾评价说“只要有两个王选这样的中国女人，就可以让日本沉没。”

    “日本要重新回到亚洲，重新取得亚洲各国人民的尊重和信任，必须清算日本的殖民统治和侵略战争的过去，对亚洲的战争受害者进行补偿，恢复他们人的尊严。”

    ——— 原日本律师协会会长土屋公献先生曾向海内外发表公开声明，申明其立场

    ●王选(原日本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原告团团长、浙江省政协委员)

    “战后补偿”运动的一个转机

    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等中国国家媒体相继评选出的2009年十大国际新闻之一是日本的“政权交替”。

    2009年夏天，日本最大的在野党———民主党，在众议院选举中，以308席(众议院议员全部480席)对自民党119席，大获全胜。由于民主党在参议院中尚未获得多数席位，参议院的选举将在今年，也就是2010年的夏天举行，众议院选举大胜后，民主党联合社民党、国民新党组阁，以鸠山由纪夫为首相。日本的自民党第一次失去了战后以来第一大党的地位。

    战后以来，日本社会上，基于对日本近代史上的殖民战争、特别是对于亚洲各国的侵略战争的反省，摒弃战争，主张走和平主义道路的大众运动，在不同的年代，以不同的主题为中心，此起彼伏，延绵不断。“战后补偿”作为这一“传统”的延续，起始于日本经济持续高速发展，达到高峰，趋向平稳后的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当时的著名国会议员、政治家，包括自民党重要干部、国会议员、律师，包括日本律师协会会长、学者、研究者、作家等公共知识分子引领，社会各界普通民众参加。新政权的政坛上，就活跃着一批参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的和平运动、社会运动，包括“战后补偿”的革新者，其中有现任的政治家，包括首相、国会议长、内阁大臣、政党党首等。

    从理论上来说，日本的“政权交替”，应该说是其国内20余年来致力推动日本解决战争责任问题的和平力量———“战后补偿”运动的一个转机。参与“战后补偿”运动的社会各界人士代表性人物、原日本律师协会会长土屋公献先生首肯担任细菌战诉讼中国原告团日本律师团团长时，曾向海内外发表公开声明，申明其立场：“日本要重新回到亚洲，重新取得亚洲各国人民的尊重和信任，必须清算日本的殖民统治和侵略战争的过去，对亚洲的战争受害者进行补偿，恢复他们人的尊严。”

    早于1993年，新政权现任首相鸠山由纪夫在细川护熙首相内阁担任副官房长官主管政务期间，曾酝酿由政府出资，建立1兆(万亿)规模的基金，出于历史反省，用于对战争遗留问题的人道上的处理。

    日本媒体经深度采访后，对此作了大幅报道。但是该案后来遭到重重阻力，终究未果。

    民主党在夺取政权之前，在党内就设有“战后补偿”工作组(ProjectTeam )和强掳劳工小委员会等，关注各项战争遗留问题。细菌战诉讼期间，在日本和平支援团体、律师团的安排下，多次拜会民主党、社民党、共产党议员，申诉细菌战受害情况，谋求日本责任问题的解决；并由议员牵头，在议员会馆内召开有关日本细菌战责任问题的公开集会，每次都分别有民主党、社民党、共产党、无党派议员参加。与会的议员都会发言，表示对问题的理解和对受害者的申诉的支持。

    “新政权有勇气正视历史”

    2005年5月，由土屋公献先生任代表的“战后60年清算日本历史问题国际协议会”大会在东京举行。亚洲各国家、地区，包括日本，参与这个问题的国会议员参加会议。笔者作为中国的协议员之一参加会议，并以当时尚在进行的细菌战诉讼的原告团代表的名字发言，对于中国虽为亚洲第一大国，但是公民社会开放程度却落在到会各国家、地区之后，深表歉意和不安。感谢各国家、地区市民们的努力结果，营造如此平台，为细菌战等战争受害者呼吁，推动着日本战争责任问题解决的发展，帮助了中国的战争受害者。会议将结束时，现任首相鸠山由纪夫(民主党)、现任内阁府特命担当大臣福岛瑞穗(社民党)，分别作为当时的日本在野党党首，亲临会场，参加会议安排的自助晚宴，与各国家、地区代表、协议员进行亲切交流，并发表讲话，明确表明了对解决日本“战后补偿”问题的关注和支持。他们真诚、友善的态度，开放的心胸，让与会的其他亚洲受害国家、地区来的代表丝毫不感隔阂的立场，令人耳目一新，格外鼓舞。

    2009年9月，鸠山首相会见胡锦涛主席时，表示要继承1995年日本村山富市首相发表的对于殖民主义、侵略战争的历史表示深刻反省的谈话精神；并提倡以欧洲为榜样，建立亚洲共同体。

    2009年10月，鸠山首相会见韩国总统李明博时表明：“新政权有勇气正视历史。”

    以上表态，与他本人作为政治家由来已久的立场和行动是一致的。

    2000年12月，时任民主党代表、众议院议员的鸠山在接见中国研究者的访谈时，已经表明了以上的立场和观点，并举了德法关系为例。(《日本高层看中国》，台海出版社，2003年)亚洲共同体与欧洲共同体一样，在国家间有了基本互相信任和尊重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所以日本必须像德国那样，清算历史，克服过去，取得与亚洲邻国与地区的和解。

    同年10月，日本国会两院议长分别会见中国的细菌战受害者代表们和细菌战历史研究者。这是1997年细菌战受害者在日本法庭起诉以来，在日本受到的最高政治规格的待遇。而且两位议长毫不避讳日本细菌战作为历史事实的存在，并说他们个人早就知道。我以受害者代表名义向国会两院提出3点要求，其中第二条：组织专门人员或机构，对于细菌战的历史资料和受害情况作全面调查。目前，已经有议员通过日本“战后补偿”运动市民组织在积极筹办。

    “不完善”的和解

    随着鸠山新政权成立以来，在历史问题上作出的一系列立场表明和作为，日本企业西松建设公司与该公司安野作业场的被强掳中国劳工(以下简称安野中国劳工)也达成了和解。该和解“接近安野中国劳工最初提出的条件目标，即向中国劳工‘公开谢罪’、‘建纪念碑、馆’、‘赔偿损失’”。(《广岛安野中国劳工联谊会声明》，2009年10月23日)

    安野中国劳工联谊会希望这个“不完善”的和解能成为推动掳日中国劳工问题全面解决的一步；日本市民支援团体、日本律师团认为，对于通过“和解”的方式，解决日本“战后补偿”问题具有积极意义。

    目前，西松建设公司与另一个作业场信浓川的中国强掳劳工的和解交涉，也在积极推进。

    日本的德国研究专家佐藤建生认为：德国与欧洲各国和解，解决“战后补偿”是由政治家主导。当时，德国的重要社会推动力来自于谋求解决历史问题的市民运动。在这方面，日本的市民运动毫不逊色，但是缺乏真正站出来，予以主导的政治家。政府的态度确实非常重要。2008年夏天，三菱M aterial公司曾表露出愿意接受法院的和解劝告，与该企业中国强掳劳工协商和解。但是，由于诉讼中的另一被告“日本政府”顽固拒绝，使得和解无法成立。

    看到了希望

    鸠山内阁在“战后补偿”问题上的立场和态度，使亚洲各国家、地区的战争受害者看到了希望。但是由于经济低迷、失业率上升，以及政治献金事件，四个月来，面对成堆国内社会、民生问题的新政权，执政艰难。1月4日开年的记者会见上，鸠山仍然充满勇气地说：是日本国民使得日本百年一度的政权交替得以实现，这是改变官僚政治、实现国民政治的开始。蜜月已经过去，今年是关键的一年，内阁将尽全力，为国民服务，绝不让经济第二次触底。

    不管怎么说，目前的以民主党为主的联立政权，如果能够顺利解决现实的经济问题，走出低谷，等到今年夏天的参议院选举获胜，才能开始认真着手他们的志向。在中国经济总量迅即超过日本的今天，仍然有日本的政治家、市民矢志不渝地在谋求通过“战后补偿”，争取与中国的战争受害者，及其所代表的市民群体实现“和解”。他们告诉我，“我们要用我们自己的一双手，来收拾我们日本人造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