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门黄犬岂可得？ 怎样让从政成为安全职业

李斯是秦始皇时代的政治家。中国的郡县制等许多制度都是李斯帮助秦始皇建立起来并随后主导中国两千余年。这样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后来被宦官赵高害死了。李斯在去刑场的路上长叹一声“仓鼠上越高，摔越远。”对同赴刑场的儿子说:“我再想和你出上蔡东门牵黄犬逐狡兔还能得到吗？”

李斯是少有的聪明人。就在李斯最得意的时候:“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诸公子”、“门庭车骑以千数”，位极人臣。李斯说:“物极则衰，吾未知所税驾也。”

李斯的悲剧和困惑是古今中外从政者的困惑。更确切地说在建立了民主宪政制度以前，古今中外的从政者都无法摆脱这样的困惑和悲剧。

人希望从政，因为人们可以通过从政将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在更大范围内推行。从政能使人生的价值发挥到最大，给人带来无法比拟的自豪感和满足感。这远非金钱能比。中国古代有学而优则仕的说法。有人说只有中国这样的官本位国家才这样，因为升官为了发财。实际上并非如此。美国副总统切尼当选副总统之前是大公司的老总，工资每年数百万。但他却宁可每年拿20万当副总统。从这点看，不仅是学而优则仕；更有商而优而仕；艺而优则仕（施瓦辛格）。

但在专制时代，从政风险极大。当的官越大，风险也越大。人们看到了皇帝、君主残害臣下。当皇帝就没有风险吗？当然也有。康熙皇帝有一次就说过类似的话:你们这些人不当官了可以回家当寓公，我有地方退吗？由于君主权力不受限制，也占尽了天下好处，至少有这样的可能。这就使他成为整个国家的嫉妒对象，从而也是有大志者首选的攻击对象。这就是为什么专制统治者尽管警卫森严，但他们从来没有安全感的原因。从整个人类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君主专制制度下为了争夺权力而发生的无数政变和战争，而权力争夺的失败者，鲜有善终者。

实际上，专制统治对整个统治阶层都是不利的。最直接受到危害的正是统治阶层，这是因为只有统治阶层，贵族和高官才对专制统治构成直接的，现实的威胁。由于专制统治者没有安全感而又有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在专制体制下从事政治是一项非常危险的职业。中国古代就有“伴君如伴虎”一说。据史书记载，武则天一朝的大多数宰相都是被处死的。西晋末年经过八王之乱，当权的司马氏家族几乎被杀尽了。君主专制统治的忠臣到头来大都被专制统治者残害了。在明朝，几乎所有开国元勋都被朱元璋诛杀了。为专制主义效犬马之劳的人绝对不会有好下场。

在中国古代，最聪明地解决这个问题的是春秋战国时代的范蠡和汉代的张良，功成身退。

萧何的处境最鲜明地体现了专制时代从政的困窘局面。萧何因为皇上在外征讨，总是兢兢业业，勤于国事，安定民心，源源不断地向前方输送给养。但萧何越是勤勉，汉高祖心中越是不踏实，他又故态萌发，常常派使者回长安询问相国的近况。萧何对皇上的这一举动很费猜量。

有一次，偶然和一个门客谈到这件事，这个门客忙说:“这样看来您不久就要被满门抄斩了。”萧何大惊，忙问为什么。门客说:“您身为相国，功列第一，还能有比这更高的封赏吗？况且您一入关就深得百姓的爱戴，到现在已经十多年了，百姓都拥护您，您还在想尽办法为民办事，以此安抚百姓。现在皇上所以几次问您的起居动向，就是害怕您借关中的民望而有什么不轨行动啊！如今您何不贱价强买民间田宅，故意让百姓骂您、怨恨您，制造些坏名声，这样皇上一看您也不得民心了，才会对您放心。”

萧何听从了这位智士的话，以相国的权势贱价强买百姓的田地，并依势向富有者低息借钱，把自己塑造成一个贪婪相国的形象。于是一些人抱怨起萧何来，刘邦派来的使者将这种情况回报刘邦，刘邦反而高兴起来。

在领导十月革命的2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被敌人杀害的有3人（查帕里泽、乌里茨基、邵武勉），自然死亡的是5人（列宁、捷尔任斯基、诺根、斯维尔德洛夫、谢尔盖一阿尔乔姆），因政治原因自杀的是2人（约费、斯克里普尼克），失宠被贬的3人（穆拉诺夫、斯塔索娃、柯伦泰），被镇压的是15人（别尔津、布哈林、布勃诺夫、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基谢廖夫、克列斯廷斯基、洛莫夫、米柳亭、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李可夫、斯米尔加、索柯里尼柯夫、托洛茨基、雅科夫列娃）。托洛斯基虽远遁墨西哥，也被人用斧头砍死。

首届苏维埃政府的16名成员中，除列宁、诺根、卢那察尔斯基、斯克沃尔佐夫一一捷潘诺夫等4人在大清洗前死亡外，有12人在大清洗中被枪毙或暗杀（阿维洛夫、迪宾柯、加米涅夫、柯鲍泽夫、克雷连柯、洛莫夫、米柳亭、奥甫谢因柯、李可夫、泰奥多罗维奇、托洛茨基、施略普尼柯夫）。

从30年代至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对军队的清洗更是惊人。据统计:5个元帅中3人被处死，5个一级集团军司令员中3人被处死，12个二级集团军司令员全部被处死，67个军长中60人被处死，199个师长中136人被处死，397个旅长中有221人被处死。456个上校中401个被处死。16个一级和二级集团政治委员全部被处死，15个二级军政治委员全部被处死，28个军政委中25个被处死，97个师政治委员中79个被处死，36名旅政委中35人被处死。军队的损失是惨重的。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初期苏联连连失利，这里除了德国法西斯采用了“闪击战”和斯大林对西线情况判断有误的原因外，其中也包含着苏联军队中没有得力的将领。一些刚刚从军事学校毕业，甚至尚未毕业，尚无作战经验的军官无法胜任仓促之中授予他们的军衔和职务。

专制制度之下的从政风险是有其必然逻辑的。他们从政，也就是在努力帮助一个人树立其绝对的权威，与此同时他们也将自己贬低到一个任人宰割的地位。他们把自己的命运完全托付给一个朝三暮四的专制君主，这样，即便他们可能在一百天中有九十九点九天能够使这个专制君主满意，但稍有不慎，那个专制君主的一时不顺就会结果他们的性命。对专制主义抱有幻想的人，尤其那些政治家必须对这个逻辑有深刻的理解。

这个困境数千年来都是无法逃避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只有当人们发展出了一种新的制度——民主宪政制度。排除了垄断、专制和独裁的民主宪政制度才能使从政变得更加安全。

而宪政则使从政变得更加安全。由于宪政对统治者的权力进行了分割，同时他们实现自身利益的方式受到严格的监控，就使得他们不象专制统治者那样被人们羡慕而成为政治野心家的攻击对象。布什下台了，他被当选总统奥巴马平安地送回了家乡。他可以写回忆录，也可以经营自己的农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比当总统的时候还要安全。

这一制度凝结在宪法中。宪法是一个国家的从政安全保障法。

附:

在一个贿赂公行，腐败如同汪洋大海一样的社会中，不腐败根本无法在官场上立足。潮水般的行贿任何人都无法抵挡；没有腐败也根本无法在官场上升迁。而一旦受贿腐败，官员们就如同身上装着一个致命的不定时炸弹。只要被媒体揭发出来而无法掩盖；只要没有强有力的后台护佑你过关。你就死路一条。

没有民主法治，政治是一个高危行业。没有民主法治，官员们同样走投无路。

看着一个个高官的倒下，我无法幸灾乐祸。这不仅仅是一个官员的倒下。在倒下官员的背后是无数的平民百姓的权益被损害了。这是倒下官员的不幸，更是受害平民的不幸。

这是整个民族的牢笼。

贪官们四面楚歌。

陈希同被判刑了；王宝森自杀了；程克杰死刑；胡长清死刑；王怀忠死刑；李真死刑；马向东死刑；田凤山死缓；韩风芝死缓……。

党和政府打击腐败下了多大的决心啊！另一方面，人民对贪官深恶痛绝，咬牙切齿，恨不能啖其肉，饮其血。

贪官们好过吗？表面上看，他们手握大权，耀武扬威。但实际上，他们朝不保夕，仅仅依靠侥幸过一天算一天。然而，他们骑虎难下。于是他们纸醉金迷，纵情声马，混一天算一天。他们不知道自己未来的日子还能有多长。

然而，我们还要杀多少贪官？

救救贪官！

陈希同被判刑了；王宝森自杀了；程克杰死刑；胡长清死刑；王怀忠死刑；李真死刑；马向东死刑；田凤山死缓；韩风芝死缓……。

党和政府打击腐败下了多大的决心啊。另一方面，人民对贪官深恶痛绝，咬牙切齿，恨不能啖其肉，饮其血。

贪官们好过吗？表面上看，他们手握大权，耀武扬威。但实际上，他们朝不保夕，仅仅依靠侥幸过一天算一天。然而，他们骑虎难下。于是他们纸醉金迷，纵情声马，混一天算一天。他们不知道自己未来的日子还能有多长。

贪官们四面楚歌。

然而，我们还要杀多少贪官？

几年前，随着慕绥新和马向东的倒台，沈阳市的公检法和重要的局领导几乎全部翻盘。最近，随着马德、韩桂芝和田凤山的倒台，黑龙江的公检法和省市县三级领导又几乎全部翻盘。正是这两个地方与我个人的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黑龙江，我的故乡，我出生在那里并在那里生活了将近二十年。沈阳，我的第二故乡，我在那里读完四年大学，之后又在那里工作了四年。整整八年啊。

就在远华案被炒得沸沸扬扬的时候，我暗自庆幸自己的聪明。

远华案中的一个人物，是庄如顺还是别人我忘了，本来是非常清廉和自律的。别人给他送礼，他不收；给他送钱，他不收；给他送女人，他还不收。然而，人不是天使，总有自己的弱点。赖昌兴虽然只有小学文化，但他是研究人性的大师。最后，赖昌兴发现他喜欢读书，于是给他送让他再也无法拒绝的精装书，于是，……。远华有个全国知名的红楼，从一层到七层，每一层都有不同的享受，也就是有不同的考验。在那些日子里，我总是与同事开玩笑。我说，如果我是庄如顺，不用七层，一层我就完蛋了。我是一个普通人，有着普通人的七情六欲，绝对属于坐怀必乱的人。我坦白地承认:我一层也过不了。

1993年，我研究生毕业。到哪去工作呢？这可是人生最重要的选择。当时我有机会去国家机关。国务院的一个直属局要人，我是第一候选人。那些日子对我真是无比艰难。家里的所有亲属毫无疑问都让我去国家机关，有的亲属说要么回家乡省城或地级市的法院检察院。他们说，过几年你就能混上个院长副院长干干，家里人都能沾上光。这是可能的，在那样一个偏僻的地方，像我这样一个出自国家最名牌大学的研究生，不提拔我提拔谁？我出身卑微，所有亲属都是最底层的农民。所有的亲属中好容易出了我这么一个人才，他们太需要我能够给他们撑腰，给他们争光了。然而，我令他们所有的人都失望了。他们白白盼了我那么多年。我去了既无职，又无权的大学！得益于我的宪法和政治学专业，我知道官场的险恶。

我自以为逃离了诱惑，也逃离了危险。不！就是大学也有足够多的诱惑！就在我工作几年以后，一些学生来看我，他们看到的是一个寒酸的我。是的，那些年，我们开不了多少钱，住在筒子楼里。他们说:王老师，你怎么不去招生啊？招一次生管保你拿回十万二十万的。我震惊！这是一个多么令人诱惑的数字啊！我们学校是特权学校，是一个极其抢手的学校。他们刚刚上来，他们知道自己是怎么上来的。这一次不是我的理智，而是我的胆量帮助了我。我是一个胆小的人，也是一个野心不大的人。我出身卑微，好不容易混到现在，万一，……。我一次也不敢去招生。

我不止一次地想:如果我去了国家机关，如果我当了院长副院长，今天我可能也在监狱里。至今，我没有犯什么大错误，不是因为我有超凡的道德素质，而是因为我尽一切努力不让自己有权，我尽一切努力不让自己面临那样的考验。

谁是贪官？贪官在哪里？贪官是我们的同学；贪官是我们的亲属；贪官是我们的邻居；贪官是我们的朋友。贪官生活在人民之中！

大家都说俗了的一句格言:绝对权力；绝对腐败。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真理。如果体制没有一个制约权力的机制，我们能将罪过都算在贪官的身上吗？我们杀贪官，然而，我们能杀尽所有的贪官吗？杀了贪官我们就会变得更好吗？如果南非有着三百年的黑白冤仇都能烟消云散。我们，都是炎黄子孙，怎么，就非得杀个你死我活不可！

两千六百年前，古希腊的梭伦担任立法者。所有的朋友都劝他担当僭主。他们劝他不要“鱼在网中，却让它跑掉了”。但梭伦坚决不为所动。梭伦对他的朋友说，僭主政治是一个可爱的地位，然而没有一条路可以由那里走下台。”

是的，两千多年来没有几个人从那里走下来。然而，今天也许不同了。我们应当，而且能够找到一个梯子让贪官们体面地走下来。尽管，公正依然需要实现。

所有的人都应当明白:民主，只有民主和法治才能使政治成为一个安全无虞的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