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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关系展望：勇气与智慧
二战结束60周年专题报道
BBC中文部记者 沈平

六十年转眼就过，但日本侵略中国所遗留下来的历史恩怨却依然像蜘蛛网般纠缠不清，在日本系列报道的最后一集里，我将继续探讨影响中日关系的一些因素，并且提出我的期许。
靖国神社：影响中日关系的定时炸弹
参拜之谜
小泉纯一郎是自1978年14名甲级战犯合祀到靖国神社之后，第二个以官方身份前往参拜的首相（第一个是中曾根康弘），而且自从2001年上台以来已经去了四次。我这次去日本原本希望能够找出他坚持参拜的原因，然而却未能如愿。
跟小泉关系密切的自民党参议员山本一太向我罗列了三大理由：1）履行竞选前的承诺；2）向所有战死者致哀；3）小泉不认为单凭停止参拜就能够改善中日关系。（详见右边连接：“专访山本一太”）
山本的答案并没有让我满意，当我向日本广播公司（NHK）的评论部主管今井义典请教时，他竟然回答说：“我也跟你一样在不断问着同一个问题，但无论是政府高官、政客、还是学者，没有一个人能够给我一个完全信服的解释。”
不过与此同时，包括山本在内的不少受访者都不约而同地指出，中国政府高姿态反对小泉参拜，可能会起到反效果。因为如果小泉在这种情况下决定不去参拜的话，就会被一些人视为屈服于外界的压力，也就是懦弱的表现。
小泉参拜靖国神社的真正动机是什么，也许只有他自己才最清楚。虽然他没有在今年8月15日再度前往参拜，但是靖国神社问题都继续会是一颗高悬在中日头上的定时炸弹。
德国式道歉
虽然德国和日本同为战败国，可是两国政府在战后对待过去那段历史的态度却南辕北辙，正因如此，日本迄今仍未能得到中国和韩国等邻国民众的彻底原谅。
日本的耻感文化就是做什么事都没有好坏之分，只有羞耻之别。
《菊与刀》 本尼迪克
有人提出，假如日本首相能够像德国总理勃兰特般拿出那分魄力和勇气，真诚地公开下跪认错，就能得到受害国的原谅。
但关键问题是，日本能不能够提供这种彻底反省的土壤和环境。
我这次接触到的许多受访者都觉得，日本政府迄今已经作出近二十次道歉，可是中国依然“不知足”地继续逼日本道歉。
不过NHK的今井义典的观点就较为特别，他说：“我觉得日本政府和领导人作出的道歉已经足够，可是只要受害一方认为日本做的还不够，那么我们就应该继续道歉下去。”
美国学者本尼迪克（Ruth Benedict）在其1946年出版的名著《菊与刀》中，把日本的文化特征归纳为一种不肯认错的“耻感文化”。
她说：“西方的基督教文明有原罪感，做错了事、知道自己有罪就会承认，就会忏悔。而日本的耻感文化就是做什么事都没有好坏之分，只有羞耻之别。他作了恶，犯了罪，只要这个事情没有被发现，没有被揭穿，没有让他感觉到羞辱，他就不会认错。”
然而，用“耻感文化”来解释日本为什么没有像德国那样作出深刻真诚的谢罪和反省，似乎不够全面。因为其实美国、蒋介石政府和北京政府对战后日本的态度和政策，也间接助长了日本右翼势力的死灰复燃。
如果中国继续推行目前的爱国主义教育模式，则会在年青人当中培养出一种仇日情绪。
参议员 山本一太
西方传媒
我问一些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德国朋友有没有听说过“南京大屠杀”，他们的回答竟然都是：“没有”。
如果分别在中国和德国进行调查，我相信听过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中国人肯定比知道“南京大屠杀”的德国人多。为什么会这样？
客观来说，主要是由于战后的主流大众传播媒体几乎被美国和英国等垄断，我们接触到的国际新闻大多是翻译自西方的几大新闻机构、也就是西方的观点。
虽然说它们在报道时也基本上客观持平，但是鉴于地缘的原因，西方媒体关注的很自然是欧美的问题。
正是由于这种信息流量的不平衡，导致西方社会未能深入了解日本和中国、韩国的历史恩怨的前因后果。日本极右势力的言行举动很少进入西方媒体的视线，所以也就谈不上什么来自国际舆论的压力和制衡，中、韩的抗议也就自然孤掌难鸣。
中国媒体
在谈到早前中国爆发的反日示威时，参议员山本一太说：“如果中国方面继续推行目前的爱国主义教育模式，那么很自然地会在年青人当中培养出一种仇日的情绪。”
此外，不少受访者也向我指出，无论是否定历史的极右势力、还是坚决反战的左派势力，都不是日本的主流意见。然而每当右翼人士说了几句激进言论，立刻就成为中国媒体的头条新闻，久而久之，就造成了一种“日本右翼分子当道”的错觉。
中、日、韩学者共同编撰的《东亚三国近代史》：客观认识历史的基础
一位在香港念新闻的朋友不久前在做研究时发现，中国内地的主要新闻网站、如新浪和新华网在报道关于日本的新闻时，十有八九是负面的。
她认为，虽然这些的确都是人们关心的新闻，可是在选题方面似乎有点偏颇和不够全面，长此以往很可能会加深内地民众对日本的反感。
巧合的是，最近有不少国内的朋友表示，他们是看了我上个月写的那篇关于新历史教科书的报道后，才知道原来该书的采用率只有不到百分之一、而且并非日本的主流教科书。
百家争鸣
走笔至此，不禁联想到几年前曾经在知识界引起一阵轰动的文章《对日关系新思维─中日民间之忧》。
时任《人民日报》评论员的马立诚在文章中对部分中国人和媒体的不理性作出了批评，对一些国民表现出的狭隘民族主义表达了担忧，他同时提出在对日问题上应该开拓一种新思维。
可惜的是，关于“新思维”的辩论很快沉默了下来。我提到这篇文章，并不是代表说我一定同意他的观点，只是想指出，在讨论中日问题时，我们应该鼓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因为不同思想和观点的碰撞一定能够产生火花，而这种火花或许可以照亮中日的未来。
很多人认为，日本领导人鼓起勇气正确对待六十年那段历史，是突破当前僵局的首要前提；中国领导层也需要拿出更大的智慧处理中日矛盾；媒体则应该更客观全面地报道新闻；两国人民同时亦应从不同方面加深彼此间的了解。
日本已经道歉足够，可是只要受害者认为日本做的还不够，我们就应该继续道歉下去。
日本广播公司 今井义典
内心交战
自从两个多月前开始着手日本系列报道的准备工作时，我就知道这将会是一次艰巨的任务，困难的并不是采访本身，而是如何在报道时拿捏好分寸。
作为一个中国人，在谈论日本历史问题时很自然的会有自己的看法；可是身为一名记者，我又必须把个人情感搁在一旁，尽量客观如实地反映不同的意见。
中日问题错综复杂，碍于日本之行时间紧迫，我这次在采访中所能触及的课题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这次日本系列报道的宗旨就是把日本人的看法、无论是极右还是极左的观点，介绍给读者和听众，俾使人们能够从另一种角度认识日本，这也算是尽了我作为记者的本分。
四十年后，当人们纪念二战结束一百周年之际，中日关系又会是一种怎样的光景？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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