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舅父陈叔谅先生

翁泽永
真不敢相信我敬爱的四舅父陈训慈（叔谅）老先生与世长逝了。他的性情是如此温和，生活兴趣如此浓郁，精神状态如此良好，思路又是如此清楚而有条理，越到耄耋之年文章写得越有风采，说明他的生命力还很旺盛。然而却这么突然撒手走了，怎么不令人唏嘘哀痛！
当今百岁左右的高龄老人并不罕儿。去年４月，家人亲戚为叔谅先生在杭州望湖宾馆祝９０（虚岁）寿诞，他的离别４０多年在台湾寓居的大儿子陈迨和媳妇黄漪也特来庆祝。（大女儿陈约文和女婿宋曦曾於早一年前来为乃父暖寿）叔谅先生那天自然特别高兴，由於１０年前大家祝他８０寿辰时，他曾经提出“确保八五，力争九十”的口号。去年寿宴上我就祝颂他“确保一百，力争百廿”。因为他经过多次体检，医生都说他内脏器官都没有什么毛病，也没有老年人一般常儿的慢性病，他的听觉视觉又都很好，性情又如此开朗，是能够达到人类可以达到的这条寿命线的。半年多前同叔谅先生相差１０岁的他八弟训愿（叔同），自台湾来大陆探亲。阔别多年的老两兄弟在畅游西湖後，相约登孤山西泠印社。叔谅先生由他的儿子思佛搀扶下登上了山顶，足见他的体力之强劲。没想到今年３月未突患腔隙性脑血栓，二昼夜处於半昏迷状态。幸经浙江医院全力抢救，精心护理，很快地转危为安，而且没有后遗症，真是万幸。其后他的病情逐渐好转，到了４月底５月初，已能每天看一小时书报，连医生也惊异像他这样高龄的老人能恢复这麽快，真是难得！我们在庆幸之馀曾作好准备，等他５月底出院之后，６月初当专程到杭州来拜谒并向他祝贺。谁知５月中旬我们得到的竟是因并发肺炎，病情突然变化，而於１３日不幸逝世的噩耗。没有能最后见他一面，成为我终生憾事！据日夕侍奉在侧的表弟妹们告：四舅父３月未起病是由於省政协开会过於劳累，为了起草一个提案，化了他很大的心力。他习惯於撰写长文，但提案字数不能太长，於是一再推敲，再三删节，发病前一晚写到午夜；发病当天又与患鼻咽癌、方从黄岩到杭复诊的次子宜陵谈话较多，致上床旁不久即病发，入半昏迷状态。次晨发现立即送浙江医院，经二书夜抢救方苏醒。据表弟妹们谈：半昏迷中他一直呓语，大部份话语都听不清楚，听清楚的只有反复不断地说：“政协提案、政协提案……”后来血栓打通，他清醒好转，直到病情突变，停止呼吸为止，四十几天，他有三个“念念不忘”，也仍然属於向省政协提出的三个提案：一是请扩建浙江省图书馆舍案；二是请把浙江博物馆馆藏反映历史的展品和反映自然的展品，分为两个馆，另建自然博物馆案；三是在孤山重建对兴办新教育有功的林启墓葬案。叔谅先生真是为浙江省人民文化教育事业操劳终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叔谅先生谢世后，我们到杭州奠拜，我进入他卧室凭吊，在他床头柜上发现一个未封的信封，打开一看，赫然即他亲笔书写的关於林启墓的提案。这个提案是他与毛昭晰、王承绪、范尧峰、徐祖潮五位委员联名提出的。案由一栏上他这样写“请在孤山重建我省有功兴办新教育的林启（迪亚）墓，并再全盘考虑择要复建旧被折迁的古墓与辛亥革命各墓，以表彰先贤进行精神文明教育，并点缀名胜，有利於开展旅游业务案”。——这大概是他的绝笔吧，看到这一切，我们的心灵也感到强烈的震动，钦敬与悲悼的涕泪不禁交并了。
叔谅先生是我最敬最亲近的一个舅父。他有兄弟七人和姐妹七人，１４人中六人青年时代早亡，他是到现在为止最长寿的一个，他故世後，现在只留下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了。叔谅先生五岁时，我的外祖母即因产后症突然弃世。当时我的母亲才１３岁，由於上面两个姐姐已出嫁，四弟和方出生的五弟训恕（行叔），实际上是家母带大的，家母因此还推迟了婚嫁期。这就使这两个舅父同家母有特别深厚的感情，也因此这两位舅父在我出世后也特别爱我。他们对我这个大外甥的关爱是罄竹难书的，我的幼年时代和少年时代，两位舅父争相购买各种玩具、衣服、文具和图书等给我，经常写信鼓励我刻苦求学，力求上进，教育我砥砺品德，诚实为人。可惜五舅父１９３１年在法国留学时不幸而病逝於巴黎。而四舅父，则在我进入古稀之年仍不断给我鞭策，使我一直沐浴在他的爱的阳光中。
抗日战争爆发前，四舅父任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他实行提高与普及、专门与通俗兼顾并蓄的办馆方针，经营擘划，建树甚多。我承他垂爱在这段时间里曾被吸收进浙江图书馆，参与《图书展望》和《抗敌导报》的编辑工作，使我的写作能力在实际工作中得到锻炼与提高。我亲见他为《文澜学报》和《浙江省立图书馆馆刊》写了不少学术专著，又为《图书展望》和《抗敌导报》写了大量的适应青年人阅读的通论、小评以及鼓舞人心斗志的时论。当时他除了用陈训慈、叔谅署名外，间也用“心丝”或“谅”署名。一个省图书馆同时出版了几个刊物在当时可说绝无仅有，即在当今也不多见。当年浙江图书馆还为《东南日报》编了几年《读书周报》。除此以外，还举办过多次讲座和展览会，其中规模最大、意义最深的是１９３６年举办的“浙江文献展览会”。嗣后，他奔走呼号最力、运筹实施最著辜苦、对国家民族文化建树了特殊功勋之举，厥为文澜阁《四库全书》及其它馆藏的珍本善本为避战祸西运妥藏一事。此事当年我未直接参与，只知当时图书馆的直属领导浙江省教育厅长许绍棣漠不关心，虽经叔谅先生力陈争取，许仍未予实质性支持。幸赖叔谅先生奔走呼号，多方设法，全馆同仁同心协力，其中特别是夏定域、毛春翔两君全身心投入这一国宝的抢救和珍藏事业，终於将这江南仅存的文澜阁藏书在日本侵略军侵入杭州之前，安全运出杭州。《四库全书》先移兰溪时”用三艘大木船，我们馆员也一起撤退，参与押运。到了内地湘黔等省时，千里迢迢，全赖卡车运送。《全书》安全运到贵州省後，我也曾专程去拜望过夏、毛两君。过广西宜山时也曾去看望过叔谅先生，他当时已在西迁后的浙江大学史地系任教。因有以上这一段历史，多年后叔谅先生给我写信，涉及这些往事时，曾多次风趣地称呼我为“泽永吾甥老友。”直到去年最后送我一本１９９０年《图书馆研究与工作》季刊第三期（即刊有“庆祝陈训慈先生丸十寿辰暨从事图书资料工作六十周年活动专辑”的一期），他还亲笔在封面背页、沙孟海先生贺联：“美意延年本身是历史人物，高文寿世到处是爱国情怀”旁边题上了“赠植耘同事老友留念叔谅陈训慈时庚午菊开之老人节”字样；这本期刊现在我已珍藏起来，留作永久的纪念了。
叔谅先生心地仁厚善良，在我的亲长朋辈中很难找出第二人。他一向助人为乐，他不是一个富翁，每月薪入也不甚丰，但一生中受其接济的家人、亲戚、友朋数以百计。他从来不是别人向他借贷时才解囊，而是估计对方有困难时就慷慨相助。我少年时代因家父一度失业而家用拮据，我家就受过他多次的接济。多年来不间断地得到他资助的主要有：他的在黄岩的次子宜陵；他的几个阮氏郎舅；以及他的堂侄陈建尾等。光是这几个方面往往已超过他每月薪入一半以上，而他自奉甚俭，生活清苦，把节约下来的物质帮助人，人称他是“菩萨心肠。”
叔谅先生办事认真的精神和治学严谨的态度，足为众人楷模。他本是一个不计较名利的人，好象他从来也没有想到工作和名利有什么关系。无论他在哪一个岗位工作，他都踏实认真，全力以赴。无论他早年担任效实中学教员和东南大学历史系讲师，他都精心备课，详尽讲授。无论他担任浙江大学龙泉分校主任、抑或在旧社会里担任其他高级职务，以至解放初期一度又任钱业中学教师，以及后来极“左”路线统治下，２０馀年从事文管会图书管理工作，（从购买新书、编自抄卡到书刊出纳，一个小职员完全可以应付的工作），他都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全心全意地去做。事无分大小，一律同样对待，能上能下，一切以工作需要为依归。
在治学严谨上同样如此，无论他撰写学术专著考证文字，或为他人修改文章，他都一丝不苟，全神贯注，反复琢磨，核对材料，务求翔实。有时他为一个疑点、一个问题，他会化上几个小时加以核实，——要做到水落石出。修改文章本来是最吃力不讨好的、为他人作嫁衣裳的工作，他往往化了比自己重写一篇多几倍的时间，再三推敲，务求经得起时间和客观历史的考验而乐此不疲。在他最後在世的几年中，很多亲友都劝他尽量推卸修改文章的工作，挤出时间来整理修订自己早年著述纂辑成书出版。然而他只要有人向他求教，他都—一接受下来，仍然孜孜不倦地为人提供资料，修改或增订文章。对自己出版的事满不在乎，直到临终前几天，他还对侍奉在侧的子女说：等他病愈起床，首先要办的事，便是他已经应允他人、接受下来而尚未着手修改的两篇文章。晚年他所作的对学术研究有影响的工作，一为《全国善本书目（浙江部份）》，一为与他人合撰的《万斯同年谱》。为了这两部作品，他化了不知多少心血，到各家图书馆和藏书楼翻查古籍，几易其稿，方才完成。而就这二部书的实质来说，他做的仍然是铺路石子的工作。
叔谅先生还热心社会工作。他是浙江省政协第一届至第六届委员。３０年来，年年政协大会都参加，从不请假，更不无故缺席。大会期间各种大小活动都热烈参加。他不仅把政协委员看作人民给予他的荣誉，更把政协的工作看作神圣崇高的职责。差不多每年省政协开会，他都有关於发展浙江文化教育事业、弘扬中华民族文化，以及有关两个文明建设的提案提出。在小组大组讨论会上他都踊跃发言，认真听取别的委员的意见，提出自己的看法。在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中，他发挥的作用更多。他不仅自己写了很多有份量的资料，而且对省政协编印的各期“选辑”或“专辑”都提出过不少创见。据宋子亢先生道及《从名记者到幕僚长——陈布雷》这本书的出版，他在审稿过程中和责任编辑商榷内容的信件竟达３０余起之多，可见其对工作之认真。另外，在他参加民主同盟的各项活动中，其负责精神也是如此。
叔谅先生的思想随这时代前进而前进！这一点也应该大书特书。五卅惨案发生时，他当时是一名坚决反帝的战士，他参加上街演讲和游行，还写了一本小册子《五卅痛史》。那时我仅十岁，是读了他这本小册子才了解惨案始未。这本小册子第一次教育我认清帝国主义的本质，使我热血沸腾。抗日战争开始，专心孜孜办图书馆事业的他，响应全民抗战动员的号召，联合在杭州的浙江大学、浙江医专、西湖艺专、省立杭高、省博物馆、省民众教育馆等七个单位，创办了浙江省第一个抗日救亡刊物《抗敌导报》，使他立刻成为抗战宣传战线上的一员。《抗敌导报》名义上是七个单位合办，实际上，主要的写稿组稿、编辑发行等工作都是省图书馆负责的，可以说，这个当年曾充当浙江省抗战号角的《抗敌导报》的诞生，主要是叔谅先生的大力。新中国成立後他锐意改造自己，非常自觉地脚踏实地对自己进行改造，真心实意跟共产党走，他精心研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联系个人的历史和思想实际，批判自己的世界观利历史观。他同情农民革命，研究太平天国的历史。他没有架子，虽然他担任过大学教授，但如上述，由于“左”的错误思想影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却安排他做普通的图书管理工作，而他仍然心平气和，成天做登记图书、摘写卡片的工作。当然，现在看来当时对叔谅先生安排这样的工作是极不恰当的。不少亲友获悉他多年搞具体工作而感到诧异，为它不平。而他却说：“具体工作也要有人做，服从组织分配是任何一个大小干部的本分，这样做才有利於自我改造。”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大家吃不饱，他的生活本已清苦，就更艰难了。有些人在这样的时刻动摇了，而他却仍继续资助他人，从不间断，并坚信党会领导全国人民克服困难。“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叔谅先生遭遇强烈冲击和灾难，他的家被抄了。他个人挨批斗，相依为命、甘苦与共的夫人阮莹又刹时以莫须有之罪定为“地主”，与被错划为右派的儿子思佛一起被遣送回乡，监督劳动多年。“文革”初期，叔谅先生自己也曾被押回家乡批斗，罚他在长条凳上跪几个小时，本乡的农民对叔谅先生是了解的，所以斗争还比较温和。但有一次，参加批斗的是他乡的农民，当斗争会开到一半时，台下一片口号声，一群不明真相的农民在某些人鼓动下，拿起扁担锄头要涌上台来打他。这时真是危急万分，幸而主持这次斗争大会的一位女干部乡书记，很有魄力，也掌握政策，马上站到台前叫大家安静，大声宣告：“陈ＸＸ确是罪大恶极，我们还有很多问题要对他进行审查……”当机立断地厉声喝令：“押下去，明天我们再清算他！”巧用明斗暗保之计才算救了他，把千钧一发的局面扭转过来。叔谅先生经历了这样的风波，这受了这般折磨，特别是他的一向有
高血压症的夫人，被押送回乡後，由於过度惊恐和劳累，在“请准”到杭州就医时不幸而故世……而从未听到他有任何怨言。对上述这段经历，他基本上不和人谈起。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否定“文革”之后，尽管他曾受了很多不公正待遇，他对“文革”仍毫无芥蒂。结合他平素作风正直不阿，在处理人际关系时总是首先反躬自省，严格要求自己，始终与党保持同步调的言行。这一切，照我个人的看法，恐怕有些共产党员，也难以企及。他对祖国对人民的热爱，已经达到奉献自己一切的程度。
有一件事这里再趁便一提，“文革”中他不但在斗争会上因遇到一个好干部，得以免除意外，而且在抄家中，他也幸而是在博物馆这样一个单位，不是一般狂热无知的“红卫兵”来抄他的家，而是较有文化素养的博物馆的职工，迫於当时形势对他采取“革命行动”，他们没有搞打砸抢。叔谅先生家里金银珠宝是一点也没有的，有的仅仅是书籍报刊和杂志，他们把叔谅先生家所珍藏的全部书籍报刊、笔记、日记、书信等全部抄去集中一室，封存起来，到“文革”告一段落，最后落实政策时启封，全部原封不动地发还给他，片纸只字也没有损失，这真是幸事！为国家保存下来多少文物，而这些文物的价值是超过任何金银珠宝的。后来叔谅先生把这些文物，陆续整理出来，不少已捐献给国家了。
叔谅先生晚年有一个最大的宿愿，即到首都北京观光考察游览一次。北京，还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当这个城市还被称为“北平”时，叔谅先生作为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曾到北京参加过图书馆协会年会。转眼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叔谅先生抚今追昔，十分向往北京，可是却没有一次观光北京的机会。他曾不止一次对我说：解放後，北京和南京办过多次太平天国文物展览，他虽对太平天国的历史相当有研究和兴趣，但出差机会都让给青年同志了。於是我想必须设法让他实现这个愿望。由於他的子女或在工作岗位，或离退休的又体力不胜，於是义不容辞地就由我负起这个陪同的责任。然而当时有的亲友还对我们进行劝阻，说我的胆子太大，陪一个８８岁高龄的人远游是担风险的，但我颇有信心，陈过医师也支持我们。经过反复磋商，精心安排，充分准备，９月下旬我由沪抵杭，陪伴叔谅先生飞京，我的妹妹郁文到机场相迎，下塌於复兴门外２２楼洪克平女士家。洪住处交通方便，房子宽敞，我们在北京住了一个多月。在我们抵京时不久，叔谅先生的小妹妹玲娟偕子赵一新也到京，所以不少地方我们一起游览。我们在北京，瞻仰参观和游览了天安门广场、长城、八达岭、故宫、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中南海、毛主席纪念堂、天坛、颐和园、十三陵、雍和宫、北京图书馆（新楼），郭沫若故居等名胜古迹和首都新的建筑。为了适应高龄人的体力，我们大致规定参观游览一天，休息一天，在休息的一天中，有时安排亲友的宴请和来访。叔谅先生在这一个多月中精神昂扬，每到一处，他都以激动而又欢畅的心情观瞻欣赏。见到图片和纪念品出售，他必尽量购买，以备自己留着观摩或赠送亲友。他在故宫、历史博物馆、北京图书馆等处观摩得仔细认真和尽兴。这三处除了我陪同外，胡平生（国家文物局）、洪定彦（历史博物馆）和乔凌（北京图书馆）三个亲戚也分别同时陪同一起参观，详为说明。在登上八达岭时，作为史学家的叔谅先生心情激动，尽管那天恰巧刮风，他还是带着极其自豪的神态，迎风面对中华民族创造的外御强敌的万里长城，四周眺望良久。在登天安门城楼那天，叔谅先生不要我们搀扶，自己策枚登上了天安门城楼，面对天安门广场，他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平静！同我们其他各处观光时一样，我们拍摄了很多照片，买了不少纪念品，叔谅先生还专门买了“登天安门城楼纪念册”。正当我们在天安门城楼上留连忘返时，几十个日本旅客组成的旅游观光团，看到叔谅先生这样一位学者风度的耄耋老人，叩询老人年岁，我们据实以告，一阵热烈的掌声伴以赞叹声，刹时在我们四周响起，持续良久，向老人致敬！
叔谅先生他在世的最後几年，我能为实现他多年宿愿尽一点力，是我们感到最高兴最荣幸的一件事。
１９９１年６月稿
附：关于叔谅先生家属后代的情况：
陈叔谅先生夫人阮莹女士，浙江慈溪人，与叔谅先生同岁，１９７３年２月18日病逝於杭州市第五人民医院。
叔谅先生有三子三女，各自简状如下：
长子陈迨，早年毕业於海军军官学校，后退役就职於台湾师范大学，於１９９０年退休，现居台北；长媳黄漪，护土专科学校毕业，现在台北残疾人民医院工作；孙三人：寅久，大学毕业，现在一外国公司任职，宏久、定久尚在求学中。
长女陈约文，早年毕业於重庆广益高级中学，现在台北任报社编撰，专长儿童文学；长婿宋曦，字旭轩，浙江丽水人，浙江大学史地系毕业，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硕士，获南朝鲜建国大学文学博士，专治宋史，现任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文学院院长；外孙女宋家瑾，美国德州农工大学教育心理学硕士，现任铝传管理学院讲师；外孙宋家瑜，台湾大学经济系毕业，现在台北I．Ｂ．Ｍ电脑公司任职。
次子陈宜陵，宁波商校毕业，黄岩市农业银行离休，次媳陈玉珍，家务；孙陈琥民、陈敏、孙女陈娟，均已工作。
三子陈思佛，东北工学院冶金系毕业，现任杭州钢铁厂高级工程师、职工教育科科长。三媳方丽，杭州师范学校毕业，现任杭州小营巷小学教师；孙女陈程。
次女陈绚文，慈湖中学毕业，在宁波商业系统任计划统计工作多年，已退休；次婿葛兆祥，高中毕业，宁波二轻工业局离休干部；外孙葛宁黎，电大毕业，现任宁波二轻技工学校教师，外孙葛晓黎，高中毕业，宁波新华工具厂工作，外孙女葛鲁娜１９８９年殁。
三女陈绰文，安徽农业大学茶叶系毕业，１９８４年病故，三婿葛铁钧，安徽农业大学茶叶系毕业，现任中国农科院茶叶研究所副研究员；外孙女葛为，高中毕业，茶叶研究所文员；外孙葛劲，上海轻工专毕业，杭州香料厂技术员。
叔谅先生第三代已有五人成家，有第四代六人，均尚未成年。
原文1996年3月1日发表于陈训慈先生纪念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