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敬爱的陈训慈先生》 毛昭晰

怀念敬爱的陈训慈先生
毛昭晰
我最初知道陈训慈先生的名字，是在念小学的时候。那时抗战军兴，浙大西迁。1939年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先生委派陈训慈和郑晓沧两位教授从广西宜山到龙泉筹设分校，由陈训慈先生任分校第一任主任。我父亲毛路真和朱叔麟等十多位教师被竺校长派往分校任教，所以陈先生是我的父辈，我称他“陈伯伯”。我父亲和陈先生年龄虽然只差三岁，但对陈先生十分尊敬，那怕在家里和我们谈起陈先生时也总是称他“叔谅先生”。可惜１９４０年陈先生便离开了浙大，尽管我接来考入浙大史地系读书，也没有机缘从他受业。直到解放后，特别是“文革”之后，我们的接触才逐渐增多，了解也日益加深，我真正感到陈先生是一位可敬可亲的长辈，他的去世使我万分悲痛。
陈训慈先生，字叔谅，生於１９０１年，浙江慈溪官桥村（今属余姚）人。１９２４年毕业於南京东南大学历史系，曾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辑、宁波效实中学教师、南京中央大学讲师、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浙江大学史地系教授。１９４０年因其兄阵布雷先生之招，到重庆、南京政府机关供职。新中国成立后，他被聘为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专任委员、浙江省博物馆顾问，并任浙江省政协一至六届委员，直至去世。
陈先生是一位爱国的学者。早在学生时代就怀着满腔热情参加了“五四”爱国学生运动。五卅惨案发生时，陈先生在宁波效实中学任教，当时他曾团结青年学生，创办《爱国青年》杂志，宣传内除军阀，外抗强敌的主张。１９３２年１月，陈先生出任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才三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二八事变”，陈先生义愤填膺，在馆刊创刊号上发表了《文化之浩劫——为东方图书馆与其他文化机关之被毁声讨暴日》一文，用犀利的笔锋，声讨日寇的暴行。陈先生这种爱国主义的思想和感情，渗透在他整个一生的立身行事之中。
陈先生任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之后，本着教育救国的宗旨，着力推行普及社会教育和学术研究并举的方针。当时大学路新馆舍刚落成，他亲自主持新馆舍开放的工作，同时对全馆的业务机构进行了扩充和调整。为了方便读者，他改进了阅览工作，从１９３３年８月开始，把每天下午５点闭馆的时间改为晚上９点，并且取消了星期一休假的旧例。他认为图书馆的服务应该走向社会，在１９３３年发表的《祝中华图书馆协会二届年会》一文中指出：“近代图书馆已不能‘坐而论道’，被动的待人上门；而当主动的深入社会，以为推动一切事业之主力”。他把这一思想付诸行动，在市内设图书流通部三处；民众书报阅览五处，还设有一个流动书库，每天在市内作定点巡回。那时甚至在钱塘江的渡轮上也可看到浙江省立图书馆提供的通俗图书。这样的读者服务工作，可说是第一流的。
在致力社会服务的同时，陈先生努力提倡学术研究，创办了《浙江省立图书馆月刊》（后改称馆刊）、《文澜学报》、《图书展望》等刊物。其中《文澜学报》於１９３５年创刊，到1936年共出七期，后因“七·七事变”爆发而被迫停刊。这本刊物以“研究中国学术，阐扬浙江文献”为宗旨，撰稿者有章太炎、柳诒徵、顾颉刚、杨敏曾、马一浮、余绍宋、项士元、张其昀、钱宝琮等著名学者，所以水平很高，声名远播海内外。陈先生自己也为《文澜学报》写了不少有价值的论文。另外，陈先生还在《杭州民国日报》（后改为《东南日报》）办了一个副刊，名为《图书展望》（后更名为《读音之声》），鼓励年轻人写稿，将刊物办得生动活泼，在读者中产生很大的影响。
七·七沟桥事变爆发，陈先生联络浙江大学和西湖博物馆等单位，出版了《抗敌导报》，由陈先生任主编。陈先生撰写了《我们愿是全国总动员中的一员》、《国际现势与自救之道》、《注视全面，打破悲观》等文章，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这份小报虽然只出了十几期，但在抗战初期的救亡运动中起了积极的作用。
１９３７年８用，日寇在金山卫登陆，杭州危在旦夕。文澜阁的四库全书和浙江省立图书馆的大量图书亟待抢运，当时教育厅当局对此事抱极不负责之态度，陈先生曾多次向我讲述他和西湖博物馆馆长董聿茂先生去找某厅长要求拨款抢运图书文物时遭到的冷遇，每次说到这件事，他都非常气愤。在国民政府不管而时局又很混乱的情况下，陈先生到处奔走，自己设法筹款，和图书馆的一部分工作人员先将文澜阁四库全书抢运至富阳，后来又冒着生命的危险将浙江省立图书馆的大量线装书和外文图书抢救出来。陈先生自己是最后撤离图书馆的，他撤离之後三天，杭州便沦陷了。除浙江省立图书馆的书籍之外，陈先生还负责把著名的宁波天一阁藏书也抢运出来。他抱着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几经周折，将这许多珍贵的图书运到浙南龙泉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鞑石。文澜阁四库全书后来转移到大后方，抗战胜利后又安全地运回杭州，都是陈先生历尽艰辛，努力保护的结果。今天我们能在西子湖畔的浙江图书馆古籍部看到保存完好的文澜阁四库全书，应该感谢他老人家对祖国文化事业所作的巨大贡献。
鉴于陈先生在浙江省立图书馆工作期间的功绩，最近上海辞书出版社决定把他作为“中国图书馆事业家”收入《辞海》补编，已约请谷辉之同志撰写“陈训慈”条。但是陈训慈先生的成就不仅仅是图书馆事业，他还是一位卓有成就的历史学家。他的史学著作，涉及的范围很广，如果用“博古通今，学贯中西”来形容陈先生，是绝不过份的。解放前我曾读过他写的《近世欧洲革命史》利《世界大战史》，内容都很丰富。另外他还编写过《五卅痛史》，用血的史实，激发群众的爱国热情。陈先生下功夫较多的是地方历史和地方文献的研究，这方面比较重要的著作有《晚清浙江文献概述》、《清代浙东之史学》、《浙江省史略》以及晚年和方祖猷先生合著的《万斯同年谱》等等。这些蓍作都渗透了他对祖国、对家乡的深厚的感情。他对史学方法和外国史学动态也很关注，曾翻译过《史之过去与将来》、《历史之价值》》、《战后德意志历史教学》等文章。
陈先生对他的老师柳诒徵先生十分推崇。有一次我到他的寓所看望他，他把他珍藏多年的柳诒徵先生所著《国史要义》赠送给我，他告诉我柳先生这本书是继刘知几和章学诚之後的论史巨著，要我好好阅读。
在他所敬仰的人中，有一位是清未爱国学者林启。林启是福建侯官人，任御史时因抗疏谏请西太后停建颐和园而被贬官到浙江衢州任知府，１８９６年调补杭州知府。他在杭三年，兴教育，办农桑，刚正廉洁，卓有政声。现在浙江大学、杭州大学的前身求是书院以及杭州高级中学的前身养正学塾都是林启创办的。林启病殁后，杭州人纪念他的功绩，在孤山立林墓，建林社。林墓於“文革”前被破坏，林社则长期被一些单位借用。陈先生多次和我谈林启的事，他认为林启功在浙江，影响全国，应该恢复林墓和林社以纪念他为国为民，振兴中华的功绩，并以此教育后人。１９８３年浙江省政协第五届第一次会议期间，陈先生用小楷端端正正地将这一意儿写成提案，交浙江省政协提案审查委员会办理，在提案上签名的政协委员还有沙孟海、朱新予、王承绪诸先生和我。由於种种困难，这一提案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陈先生毫不气馁，他抱着事在必成的决心，联络一些政协委员，先后写了六次提案。1991年三月省政协开会期间，由原浙江省副省长翟翕武老同志主持，在之江饭店一个小会议室就恢复林社的事开了一个座谈会，邀请省有关部门的领导听取意见。我和陈先生、王承绪先生以提案人的身份出席了会议。会上陈先生以九十岁之高龄慷慨陈辞，说明恢复林社的重要意义，那情景真是令人感动。
这次会议之后不久，大约是三月二十三日，浙江省博物馆杨陆建副馆长打电话给我，说陈先生住院了。我到浙江医院看他，只见他躺在病床上昏迷不醒，医生正在进行抢救。博物馆的同志告诉我，他是因为通宵工作而病倒的。那几天，我有空就去看他，到四月份，他的病情渐见好转，后来竟能在床上看书了。当时我很高兴，以为他已脱离险境。孰料五月十二日病况突变，杨副馆长通知我，我急忙赶到医院，他已不能说话，次日就与世长辞了。
在医院的告别室里，陈先生静静地躺着，慈祥的脸显得十分安详，我向他深深地鞠了三个躬，泪水不禁夺眶而出。
陈先生一生殫精竭力，为祖国，为人民作出了很多贡献，人们将永远怀着崇高的敬意怀念他。他的名字，将永垂青史。
原文1996年三月一日发表于陈训慈先生纪念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