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汉学家称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外一篇)

德国汉学家称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
2006年12月11日 08:29:25 　来源：重庆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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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汉学家顾彬
日前，在国际汉学界有着一定知名度的德国汉学家顾彬，接受德国权威媒体“德国之声”访问时，突然以“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中国作家相互看不起；中国作家胆子特别小……”等惊人之语，炮轰中国文学。
在接受访问时，顾彬的言辞很是激烈。对在国内红极一时的姜戎小说《狼图腾》，这位汉学家的评价是：“《狼图腾》对我们德国人来说是法西斯主义，这本书让中国丢脸。”
而对上世纪末在国内红极一时的“美女作家”，顾彬认为那“不是文学，是垃圾”。
但顾彬似乎对中国的当代诗歌比较客气，他说：“中国诗歌方面还有一些不错的、了不起的作家，比方说欧阳江河、西川和翟永明等等，还有很多其它的。”而对其它文体的写作者，顾彬就没有这么客气了，他直言不讳地认为：“德国到处都有作家，他们代表德国，代表德国人说话，所以我们有一个德国的声音，但是中国的声音在哪里呢？没有，不存在。中国作家胆子特别小，基本上没有。鲁迅原来很有代表性。现在你给我看看有这么一个中国作家吗？没有。”
除此之外，对中国作家的外语能力，顾彬也没有放过发言的机会，“中国作家对外国文学的理解和了解是非常差的，差得很。以前不少作家认为，我们学外语会丰富我们自己的写作。但是，你问一个(现在的)中国作家为什么不学外语，他会说，外语只能够破坏我的母语”。(记者冯伟宁)


诗人Wolfgang Kubin（顾彬）小传
顾彬，1945年12月17日出生于德国下萨克森州策勒市，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教授、翻译家、作家、德国翻译家协会及德国作家协会成员。1966年入明斯特大学学习神学，1968转入维也纳大学改学中文及日本学，1969年至1973年于波鸿大学专攻汉学，兼修哲学、日耳曼语言文学及日本学，并于1973年获波鸿大学汉学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为《论杜牧的抒情诗》。1974年至1975年在当时的北京语言学院（今北京语言文化大学）进修汉语。1977年至1985年间任柏林自由大学东亚学系讲师，教授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及艺术。1981年通过了教授资格论文，其题目为《空山—中国文人的自然观》（此书已在中国翻译出版）。1985年起任教于波恩大学东方语言学院中文系，其间升为该学院主任教授。1995年任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教授。
1989年起主编介绍亚洲文化的杂志《东方向》及介绍中国人文科学的杂志《袖珍汉学》。2002年开始主编十卷本的《中国文学史》，并撰写其中的《中国诗歌史》、《中国散文史》、《中国古典戏曲史》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此外，近年他还出版了一系列的著作，包括：《关于“异”的研究》（在北大中文系的系列演讲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2002）、《基督教、儒教与现代中国革命精神》（与刘小枫等人合作，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9）、《影子的声音——翻译的艺术与技巧》（慕尼黑， Edition Global, 2001）、《红楼梦研究》（瑞士亚洲研究丛书第34卷，伯尔尼，Peter Lang, 1999）等。
九十年代起，顾彬在中国文学的翻译方面成绩斐然，已出版的著作包括：北岛《太阳城札记》（慕尼黑，Hanser, 1991）、杨炼《面具和鳄鱼》（柏林，Aufbau, 1994）、杨炼《大海停止之处》（斯图加特，Edition Solitude, 1996）、《鲁迅选集》六卷本（苏黎世，Union, 1994）、张枣《春秋来信》（艾辛根，Heiderhoff Verlag, 1999）、梁秉均《政治的蔬菜》（柏林，DAAD, 2000）、北岛《战后》（慕尼黑，Hanser, 2001）、翟永明《咖啡馆之歌》（波恩，Weidle Verlag, 2004）等。
1994年起，顾彬再次开始写作，目前已出版三本诗集《新离骚》（波恩，2000），《愚人塔》（波恩，2002）和《影舞者》（波恩，2004）, 一本散文集《黑色的故事》（维也纳，2005）。     因为他在学术研究、翻译和文学创作上的成就而获得了多种奖项及荣誉教授头衔。
德国汉学家如何批评中国当代文学？
——探讨中国当代小说之三
李逊达　刊发时间：2008-06-07 12:44:30　光明网-光明观察 [字体：大中小]
作者：李逊达
记得还在2006年当时举办的“当代读者最喜爱的100位华语作家”的公选活动接近尾声时，当代德国著名汉学家沃尔夫冈·顾彬教授接受了《环球时报》记者吕鸿的独家专访。通过这次面对面地交流，让我们了解到中国当代文学在外国学者、教授的心目中
，究竟是一种什么状态，又到底出了哪些问题，让中国读者不再选择阅读小说，不但中国小说不读，外国小说更不读，坚持长期阅读小说的群体急骤地在缩小。当时许多国人读后大有汗颜不已之感。
德国人在世界上向来有严谨、刻板、一丝不苟之闻名，所以要想通过这位当今德国最负盛名的汉学家、翻译家和诗人、现任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对当代中国文学作出真实的评价，那是需要有一定承受能力的。事实也是如此，当他毫不掩饰地说，中国当代文学确实存在着很大的问题时，那时，我真的大为吃惊。
顾彬认为中国文学获不了诺贝尔文学奖主要是有这样的原因。他从历史角度分析，一些外国作家获奖主要基于政治因素或文学因素。他认为当前生活在中国境内的中国籍作家为政治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可能性不大。他们可以选择的唯一道路是高水平、高标准的文学道路。但是在这方面，目前中国作家恐怕连奥地利、瑞典和冰岛的作家都比不上。这些国家的不少作家是为了文学而不是为了政治得到了诺贝尔文学奖。他认为，政治不是文学，一个用文学题材来从事政治的人，不一定是一个真正的文学家。
顾彬还认为文学最重要的对象是语言而不是内容。语言包括内容，而内容不包括语言。没有好的语言，就没有文学。这显然是代表西方的一种观点，和中国的观点是有冲突的。我们则认为内容决定形式，显然这两者是无法相一致的。这显然不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所致，而是意识形态所决定的。但顾彬也不得不承认，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德国著名作家里尔克、策兰的作品至今仍拥有很多读者，其内容虽不是以政治为主，而是以语言为主，他们的语言非常了不起。但他们的作品也会涉及到社会、甚至涉及到人、人类的存在，不过这些作品不是那些表面、浮浅的政治性作品。
这是顾彬自相矛盾的一面，他一方面偏面地强调文学语言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语言和社会并不是无关的。笔者认为这些矛盾算不了什么。
尽管顾彬的观点存在一些不足，但他对当代中国作家的忠告还是有一定的可取之处。他以为，虽然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学外语，但是现实是，仍然很少有中国学者能够用外语公开阐述、讨论自己的观点，他们还需要一个翻译。另外能同时具有2种、3种、4种以上外语能力的年轻人或学者还不多。在欧洲，能掌握10种以上外语的学者很多，他们根据原著深入自己的研究。如果我研究中国哲学、中国历史、中国文学，我一定要去看原著。但是在中国不少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根本不会德文，他们不看原著，只看中译本；不看马克思的原著，而大谈马克思主义，这是什么学问？这些出于德国学者之言，真让我们中国学者该自惭形秽，自叹弗如了。
顾彬接着又坦率地说，掌握中国的语言、中国文化就像伸展出了一翼，掌握了外国的语言、外国的文化就像伸展出了另一翼。拥有了这一对翅膀就能飞得高、飞得远，缺少其中的任何一翼，飞行的高度、距离都是有限的。
最后，顾彬毫不客气地直指中国作家的一些不是。他说中国作家大部分对语言不认真，觉得语言只是一种工具。但对作家来说，语言应该是一切。恢复好的作文，也是中国作家的任务之一。中文专业应有助于学生及社会伸展出“双飞翼”中那厚重、坚实的一翼。
中国当代文学确实出现不少浮躁现象，我认为都是借中国当代文学之名追逐利益之实所惹的祸。就拿那个公选当代100位作家活动来说，无不是背后有人在商业炒作。当时又爆出了内中有三名排名在历代文人苏轼、李清照、朱自清、徐志摩之前的，竟然是当今三位青春文学写手。这不是带商业性的恶意炒作又能说明什么呢？这真是当代中国文学被商业异化的一种悲哀！
但笔者认为，当前中国文学最大的悲哀依然是以自我为主的意识形态，总要排斥外来的价值观不一的意识形态，从而不自觉地陷落到巨大的政治漩涡中去又难以排脱，因此社会矛盾激化和冲突是必然会发生的。
一方面承认社会形态是处在初级阶段，另一方面却又要求用正统的社会主义思想意识来处理价值观冲突，再加上长时期受到极左思想的垄断，很难会去思想继续解放，很难会与时俱进。那么每当社会要改革和发展，是必然会受到很大的阻力。而这种阻力必然会反映在改革开放上、社会法制建设上、社会公平上、贫富差距上。特别是我国有好多重要的法规，至今为何迟迟不能出台，就是关系到某些利益集团的利害关系无法在人大制度下得到理顺。每一个法的背后都是关系到权利者的公平与否的较量。每一次法的修订应该是社会公平和正义的一次进步。但人大代表的选举、名额、参政意识和能力、以及社会地位等等，他们之间的落差是那么地明显，其结果导致在不完整的法律面前，是不可能人人平等的。如果执政党只强调党的思想意识形态，而势必淡化了法律意识，这样的结果是达不到依法治国的目的，只能重走专制思想的老路。
那已经走到穷途末路的阶级斗争思想，曾贯穿整个社会的思想意识形态发展的历程，但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已表明是走不通的，至今已被建立和谐社会的科学立国思想所替代，那么社会主要矛盾应当表现在哪里呢？显然找准主要矛盾解决主要矛盾才是执政者的重大目标，而不应当把以往历史遗留下来的那些思想意识老问题，再在各个文艺领域里继续下去。
在5月29日《南方周末》上，刊登了记者王寅和马筱璐和来访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帕慕克访谈的文章：《诺贝尔奖不是退休金》。当访谈结束时，突然记者向帕慕克提了这样一个令有关部门非常敏感的问题：你在谈到中国文学的时候，提到了鲁迅、莫言，其实还有一位同样获得诺贝尔奖、用中文写作的作家高行健，你读过他的作品吗？显然，记者是有备而来的，并不是帕慕克首先提到他，而此人曾对中国来说，是有一段很不愉快的往事，虽然已经过去，但这个结仍没有解开。
帕慕克毫不掩饰地表达了他对高行健的同情和好感。他说：“我见过高行健。他是一个好人，一个充满悲伤的人。我很遗憾他所遇到的某些困难。我希望有一天他能够为中国人民所接受。”
一个原本是道道地地、完完全全的中国作家，为何是一个好人，又是一个充满悲伤的外籍人呢？我作为一个中国人，理所当然地会接受他，就像当年接受音乐家马思聪的英灵从美国回来一样，他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儿子，只要他愿意回来，没有理由不接受他。
顾彬对中国文学的傲慢与偏见
李建军 说洋人，则藐之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人在外国人面前，总觉得矮人三分，气消胆夺；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洋人在中国人面前，总显得气吞山河，志逞风雷。当然，“中国人”前边，应该加上“有些”，“外国人”顶上，也该冠以“部分”，因为，不自卑的中国人和不傲慢
的外国人，毕竟还是大多数。
然而，那一部分卑贱的中国人的种子，却是绵延不绝的，从《官场现形记》中的文制台大人开始，代有传人，———你只要看看我们的某些“著名作家”见了外国的“汉学家”和“诺奖评委”的表情，看看他们拿到外国的“大奖”便想“校正”中国读者的神态，便可知吾言之不虚也；同样，那一部分傲慢的洋人，也是子子孙孙，无穷匮也，———他们一谈到中国的事情，就显得特别狂傲自大，气势凌人，语气里充满了鄙夷和不屑，那情形，就仿佛泰森在嘲笑潇湘馆里的林妹妹体质太弱，就好像洛克菲勒在挖苦乡下来的刘姥姥钱包太瘪。
话休絮烦。却说，前日，远在天涯海角的张浩文教授，发来一个邮件，我打开来一看，原来是德国波恩大学“著名的汉学家”顾彬（Wolf鄄gangKubin，又译“顾彬”）接受“德国之声”的访谈录。又是这位卓落不羁、放言无忌的先生！
二十年前就气得北岛李昂夏志清等人拂袖而去
顾彬此人我不陌生，相信许多人也都记得他。二十年前，此人在德国的莱圣斯堡召开的以“现代中国文学大同世界”为主题的研讨会上，纵横捭阖，大言无实，狂捧杨炼和北岛等大陆诗人，猛贬台湾的诗歌，说他读了台湾所有的现代诗，没有发现一首好诗。此言一出，有人欢喜若狂，有人愤愤不平。
李昂说她气得“手心直冒汗，心跳加速，强烈的情感使我胸口紧塞”，当即站起来，用“最直接、不客气的话”反驳他。杨炼却高兴得忘乎所以，当即宣布：中国有四大诗人，那就是———屈原、杜甫、李贺，和我杨炼。这个妄人的话，把个夏志清先生气得大呼“狂妄”，驳斥一番，拂袖而去。顾彬的言论，在台湾激起了许多作家的不满和愤怒，也引发了“台湾文学为什么得不到国际公平待遇”的持久而热烈的讨论。此事我在《陶醉的权利与胡说的自由及其他》一文中已有详细批评，此处不赘。但请各位看官记住，顾彬其人妄人也，顾彬其言妄言也，其人不足法，其言不足取，不仅此也，他的言论实在内蕴着二桃杀三士的因子，———差点让我两岸同胞心生嫌隙，反目成仇。
他对中国文学的态度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后来，准确地说，是2004年5月，我在一家专门表扬“当代作家”的杂志上，读到了顾彬先生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圣人笑吗？———评王蒙的幽默》，译者是王霄兵女士。文章不长，但是，写得东拉西扯，混乱而空洞，其中的一些判断，随意而任性，根本经不住推敲。例如，他说，《坚硬的稀粥》的主旨，是“对笼罩中国的无组织无纪律状态的批判”，就是一种匪夷所思的阐释；例如，他说，在1976年以前的中国和1989年之前的苏联，“如要笑话毛泽东或斯大林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句话，至少有一半是靠不住的，因为，西尼亚夫斯基在《笑话里的笑话》一书中明确地说，在德国没有人敢讲希特勒的笑话，但在那时的“苏联”什么人的“笑话”都可以讲，而且事实上大家也的确都在讲。———看来，顾彬先生不仅错把“德国”当“苏联”，而且在做学问上，也缺乏那种“例不十，法不立”的老实态度。靠这样的迂疏寡陋的文章，做讲师似乎都不够格。幸运的是，顾彬先生研究的是“汉学”，身处德国与中国之间的宽阔地带，没有人跟他竞争，也没有人对他说三道四：德国人不懂汉学，以为他很了不起，中国人不懂德文，心想他的学问也同德国的经济一样发达，因此，应该虚怀若谷地接受他的指导和帮助。这样，长此以往，资浅望轻的顾彬先生就出落成了“堪称权威”的“汉学家”，便进入了一种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自由状态。坠茵落溷，富贵在天，咱只能羡慕人家顾彬先生福气好，出生在了歌德和尼采的祖国。
然而，这种无人管束的自由，最终却还是害了顾彬先生。无边的自由导致极度的任性，而极度的任性必然造成严重的后果。无节制的自由使顾彬先生养成了一种天花乱坠、信口开河的坏习惯，中国文学方面的事情，不论懂还是不懂，他都要滔滔不绝地讲上一通。
讨伐顾彬接受“德国之声”记者访谈中四点说法
一、“所有我认识的中国作家都看不起作协”
在这个访谈节目中，顾彬先生谈了自己对中国作协﹑中国当代文学的问题﹑中国作家的问题﹑中国文学如何走向世界，以及一些具体作家和作品的看法。他像中国作协派驻德国的新闻发言人，有问必答地讲了很多不着边际的空话和毫无用处的废话。
“德国之声”记者：“顾彬教授您好。最近在北京召开了中国作协大会，选出铁凝担任主席，这是继茅盾和巴金之后的第三位中国作协主席。听说您那时正在中国。您对这件事情是怎么看的？”
顾彬：“我那时是在中国。我对这事不太清楚。反正，可以这么说，所有我认识的中国作家都看不起作协。对我们汉学家来说，作协有一个新的主席无所谓。”
“德国之声”记者：“那就是说，作协新的主席不需要像以前的茅盾或者巴金那样一定要是最有名的，或者说声望最高的人，是吗？”
顾彬：“这个作协一点用处一点好处都没有。你在中国大陆可以问所有的作家，没有人会主动说到作协，没有人，一个也没有。如果是真正的中国作家，他肯定不要入那个作协。如果他入了以后才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的话，他是很有问题的。一般来说，好的作家不可能跟作协保持什么联系。”
看不起“作协”的作家肯定是有的，但说“这个作协一点用处一点好处都没有”，说“没有人会主动说到作协”，说“如果是真正的中国作家，他肯定不要入那个作协”，说“好的作家不可能跟作协保持什么联系”，却都是不真实的信息。事实上，这个“作协”还是有好处的，例如，至少隔几年，它就会让大家来到首善之区，聚在一起，交流信息，互通有无；事实上，人们也常常会“主动”说到“作协”，无论满意或是不满意，“作协”仍然是人们的一个话题；也许有一些“真正的作家”不愿“入那个作协”，但是，也的确有很多同样“真正的作家”，选择了加入“那个作协”；正像有“好的作家”与顾彬先生保持着“联系”一样，也有一些“好的作家”不仅“可能”而且事实上也的确跟“作协”“保持”着“联系”。
二、“1949年以后没有什么伟大的作家”
“德国之声”记者：“听说您最近作了一个报告，关于21世纪中国文学存在的问题。您能不能大体上归纳一下您报告里的内容，也就是说，中国文学现在这几年存在哪些问题。”
顾彬：“我只能提到一些我自己觉得20世纪中国文学存在的问题。比方说，如果我们要分1949年以前1949年以后的中国作家的话，我们会发现，中国1949年以前的那些作家，他们的外语都不错。张爱玲﹑林语堂﹑胡适，他们都能够用外语写作。有些作家两种外语都没问题，比方说鲁迅。1949年以后基本上你找不到一个会说外语的中国作家。所以他不能够从另外一个语言系统看自己的作品。另外他根本没办法看外文版的作品。他只能看翻译成中文以后的外国作品。所以中国作家对外国文学的理解和了解是非常差的，差得很。1949年以前不少作家认为，我们学外语会丰富我们自己的写作。但是，你问一个（现在的）中国作家为什么不学外语，他会说，外语只能够破坏我的母语。我估计是这样，为什么1949年以后没有什么伟大的作家，为什么这些作家肯定比不上1949年以前的作家呢，问题就在这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德国之声”记者：“您认为这是唯一的问题或者是主要的问题吗？”
顾彬：“这是最大的问题。中国作家到国外来完全依赖我们汉学家，他们连一句外语也说不出来。完全依赖我们。他们的作品是要我们翻成中文。”
顾彬先生这里从外语的修养和水平作比较，倒是说出了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之间的差距。但是，他的分析和判断仍然是简单的。为了贬低“当代作家”，他用了很多极端性质的修饰语，例如，“对外国文学的理解和了解是非常差的，差得很”。而把“1949年以后的文学”的问题，仅仅归因于外语水平的低下，把它当做“最大的问题”，也是简单化的。中国作家到“国外”来“完全依赖我们汉学家”也许真的是一个不小的“问题”，但是，我想知道的是，如果德国作家到中国来，是不是可以做到“完全”不“依赖”这边的中国人呢？就我所知，顾彬先生的汉语水平，似乎也并不十分厉害，否则，他发表在表扬“当代作家”的那家杂志上的短文，便大可不必劳动一个中国人替他翻译成汉语，可见，彼此之间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的差别而已，你实在用不着把中国的当代作家说得如此不堪。
三、“中国作家大部分的中文非常不好”
“德国之声”记者：“如果要您跟中国作家说几句话，您想说什么呢？”
顾彬：“他们先应该好好掌握他们的母语。中国作家大部分的中文非常不好。”
我不知道，一个自己的文章都需要别人译成中文的人，凭什么这么牛皮哄哄的，竟然敢对中国作家的汉语水平评头品足？
我不晓得，如果一个仅仅能凭着词典翻译德文作品的中国人，说顾彬先生的德语“非常不好”，教训他“应该好好掌握自己的母语”，顾彬先生又会作何感想？———当然，我这不是替中国作家文过饰非。许多作家的汉语水平，的确有问题，的确需要提高，但是，一个外国人气壮如牛地指责“中国作家大部分的中文非常不好”，却叫人觉得无比滑稽，就像一只企鹅教一只燕子如何飞翔一样滑稽。
让我再说一句跟顾先生较真、顶牛的话，能读外文原著，固然很好，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就是读不了那些七扭八歪的洋文，似乎也不打紧。李白懂德文吗？不懂。但这不影响他“斗酒诗百篇”，担风袖月做诗仙。杜甫懂英文吗？不懂。但这不妨碍他“下笔如有神”，溅泪惊心做诗圣。曹雪芹一句外语也不会讲，但这影响他的写作了吗？没有。《红楼梦》跟任何一部世界名著作比，都毫不逊色。所以，对中国当代作家来讲，外语固然要学，但更为重要的，首先是要热爱并掌握好自己的母语，要了解自己的文化、自己的社会，要有勇气写出自己时代的眼泪与欢笑、疼痛与希望。
四、“我们基本上把中国文学作品已经都翻成德文了”？
“德国之声”记者：“现在中国作协推出一个计划，说是要推出100本中国作品，翻译成外文，让中国文学更大步地走向世界。您是怎么看这个计划的，它有意义吗？”
顾彬：“这个可能对美国有意义，对德国基本上没有意义。因为我们基本上把中国文学作品已经都翻成德文了。基本上，中国作家，无论是哪一个时代，哪一个作者，肯定有什么德文版本。所以我们不需要这个帮助。但是美国是很有问题的，他们肯定会需要，因为他们翻译得比较少。”
也许顾彬先生真的有“基本上”把中国文学作品“都翻成德文”的良好愿望和想法，但是，如果说他“已经”做到了，那么，我有充分的依据，对此表示怀疑，因为，我敢肯定有几部很重要的当代小说尚未被译成德文，例如，吾乡作家陈忠实所著之《白鹿原》、路遥所著之《人生》和《平凡的世界》。顾彬先生说：“……最看不起中国文化中国文学的不是我们外国人，而是中国人自己。问题就在中国本身，中国人根本不给他们自己的文化和文学什么地位。”在中国，不给自己的文化与文学“地位”的人肯定有，但是，我们对那些似乎慷慨的“我们外国人”，也要按照孔夫子的教导———听其言而观其行，而且，还要记住另外一句中国的成语，道是：“口惠而实不至”。
教训中国作家跋扈傲慢令人难以忍受
我知道，我应该怀着好意，来揣想顾彬先生谈论中国文学时的心理。但是，我实在没法忍受他那种过于跋扈的傲慢与自大。他教训中国作家说：“他们应该先学好，用哪一种方法来写作。在这个方面，中国作家的问题太大了。但是，也可能最基本的问题是，他们的意识是很有问题的，他们的视野是非常有问题的。好像他们还是卡在一个小房子里头，不敢打开他们的眼睛来看世界。所以中国到现在为止没有什么它自己的声音，从文学来看，没有。德国到处都有作家，他们代表德国，代表德国人说话。所以我们有一个德国的声音。但是中国的声音在哪里呢？没有。不存在。中国作家胆子特别小，基本上没有。”
也许顾彬先生的话没有说错，也许我们的“意识”的确“很有问题”，也许我们的确没有自己的“声音”，但是，即使这样，又岂是一个“胆子特别小”能够解释的？
当记者问他这是不是跟“环境”有关系，他的回答是：“也可能。但是不要老说是外在的条件不允许我。我觉得一个中国作家不应该老是说历史的条件不允许我这样或者那样，我觉得这是开玩笑。因为，如果一个作家是一个真正的作家的话，他不要考虑他将来会碰到什么困难，他应该跟当时的林语堂和鲁迅一样地说话。”
什么叫站着说话不腰疼？这就是。他不知道，如果“外在的条件不允许”，硬要作家“不要考虑他将来会碰到什么困难”，那就近乎强人所难，———除非自己的确在相同的环境里，已经做到了他所提倡的事情，否则，我们简直要怀疑他的动机和人格了。
他总是把自己不喜欢的东西统统比作垃圾
顾彬先生好像跟垃圾前世有仇，因为，他总是趋向于把自己不喜欢的东西统统比作垃圾。他对卫慧、棉棉的“美女文学”没有好感，毫不客气地说：“开玩笑。这不是文学，这是垃圾。”他对诺贝尔文学奖也不屑一顾：“诺贝尔文学奖是次要的。谁写得不好，谁才能够得。如果谁能够写作，一辈子没有什么希望。所以诺贝尔文学奖也是垃圾。”中国的“美女文学”的确境界和格调不高，但也不好简单地一概斥之为“垃圾”；至于诺贝尔文学奖，这几年的情况固然令人失望，但是，却还没有差到类同“垃圾”的程度。
当然，我们有理由相信顾彬先生是热爱中国文学的，是真心希望中国的文学好起来。例如，他就拒绝接受某些中国人的“诗歌已经死了”的宣判，坦率而热情地说：“诗歌怎么可能死了呢？如果在中国死了，那好吧，让它在中国死吧，在德国（它）还'活’。如果有一个中国诗人来德国的话，我们给他开朗诵会，肯定会来50个人，100个人，我们肯定会出他们的诗集。中国作家在德国，用德文出的诗集多得要命，中国诗歌在德国不可能死。”不仅如此，顾彬先生还愿意和德国一道做中国文学的知音甚至拯救者。
种族主义的优越感
顾彬先生还认为：“《狼图腾》对我们德国人来说是法西斯主义。这本书让中国丢脸。”
对德国人来说是“法西斯主义”的东西，对中国人来说大体上也是，但是，一些在德国人看来，似乎很正常的事情，对一个中国人来讲，其实离“法西斯主义”并不遥远，例如，一种文化上的自大和傲慢，例如，谈论其他民族时表现出的“种族主义”优越感。而对付不可一世的妄自尊大，我们的策略是有的，那就是亚圣孟子留下的遗训：“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
争鸣
我赞成顾彬的观点：因为缺乏思想高度，所以中国缺乏大家
□邵江天
顾彬先生炮轰中国当代文学，对于当代作家缺乏思想，没有伟大作家的论点，我尤其赞成。谁都知道，尽管成就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的因素很多，但是，起决定作用的首要条件必然是作者的思想高度。创作者的思想高度有多高，他的作品的文学高度也就有多高。事实上，任何一位伟大的作家都必然是一个思想家。称不上思想家的作家怎么会是一位伟大的作家？
造成当代文学思想高度缺憾的原因大致有两个。一是客观环境的因素，二是作家自身的因素。“客观环境的因素”自不必赘言。我们许多作家自身的思想资源显得极为贫乏。加之很多现实的功利上的考量，有意无意的自我设限和自我禁锢，从而造成了文学作品先天的思想苍白和空茫。
（由于延续周六论坛的话题讨论，小小说专版今日暂停，下周一恢复）
（倩茹／编制）
《羊城晚报》2006-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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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李雪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