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需要更多的战略思维

中国是一个战略文化非常发达的国家，古代的《孙子兵法》甚至一直被西方的战略界奉为经典。当然，这并不表明每一个中国人都是很好的战略家。历朝历代留下来的，既有成功经验，也有失败教训。新中国建国以来的对外战略，也需要好好的总结与反思。

战略最讲究的是整体布局，因此，外交战略作为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的一部分，前者必须服从于后者的需要。另外，战略还讲究长远眼光，必须对长时期内的国际大势与敌我情势有透彻的了解。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战略还讲究对各种战略资源的灵活运用，以最有效地实现战略目标。

毛泽东时代的外交战略，在战略运用方面无疑是十分高明的。他有一句话：“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在外交战略上，他也抓住了这一点，从而能够最有效地动员朋友、团结中间力量、打击最主要敌人。但是，他的失策在于没有认清国际发展的长远趋势，在中美苏三角的对抗性思维出不来。虽然当时中国外交看起来气势如虹，还要输出革命，实际上主要是为自己安全考虑，在美苏屁股后面点火。总的来说，当时中国实际上以虚弱之躯，在国际舞台上疲于应战。当然，毛泽东最重要的错误还是国内战略失误，而国内战略是一个国家整体战略的主体，外交战略必须服从于它。当国内发展出现严重的方向性错误时，外交战略再高明也没有用。

邓小平在这些方面做得比毛泽东好。首先，他调整了国内发展方向，使外交战略有了一个好的依托。其次，他意识到搞和平、搞建设是国际社会的大势所趋（即所谓“和平与发展”），因而开始融入国际社会。最后，他也善于利用各种国际资源，同美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另外利用华侨的资金把改革开放搞了起来。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领导人基本上坚持了邓小平的战略方针，以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统领对外战略以及增进发展与世界的关系，但在运用战略资源以实现国家利益方面，则似乎原则坚持有余，灵活运用不足，显然不如毛泽东和邓小平那样收放自如。

自冷战结束以来，中国一直在对外关系中一直坚持和平、合作的原则，但在如何落实这一原则性战略目标方面，则缺乏战略上的系统性与有效规划。国际战略学知识告诉我们，国际战略的大目标必然是原则性、抽象性的，要落实它，就必须制定在各领域、各方面的细则性目标，这些细则性目标的有机相加，就是整体目标的实现。另外，战略实施还必须讲究主动与效益，应该善于利用甚至创造恰当的时机，以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实现。

如果以此衡量，则可发现我们在以下几方面还有不足：一是虽有和平与发展这个大目标，但缺乏具体的或有机的实施目标，因此在许多双边关系与地区政策方面缺乏清晰的界定，只好一和到底，不但失去了一些能够维护自己利益的机会，最终也不一定有利于和平与发展这个大目标的实现。二是技术员思维起主导作用，外交在很多时候体现为发现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问题，缺乏预见性与主动性，结果反而导致自己处处被动。

朝核问题可能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第二次朝核危机爆发后，中国的积极参与态度是值得赞赏的，因为这个热点就发生在我们身边，而且事关东北亚发展大局，必须确保其解决过程与结果增进而不是损害我国利益。中国的整体目标也是对的，即确保地区安全与稳定，避免采取过激手段。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中国缺乏有预见性的目标，也没有着眼于长远的战略性举动，只是在很大程度上起着一个消防员、劝和者的角色，或是跟着美国压朝鲜，或是暗合朝鲜意图劝美国。尽管这一角色得到了许多国家的赞赏，但中国本身除了六方会谈主席国这一虚名外，并没有得到多少益处。事到如今，朝核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中国仍然很头痛。

作为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的签字国以及朝鲜的盟国，同时又是与美国、韩国保持了良好关系的国家，中国是能够在解决朝核问题发挥很好作用的。但是，中国仅仅把解决朝核问题的目标定在劝和、维持现状而不是借机终止半岛战争状态、争得中国东北边境永久和平上，没有体现出应有的战略远见与魄力，不能不说一个失策。笔者以为，只要战略运用得当，后一目标是有可能实现的，因为朝韩其实都提出过这一要求，特别是朝鲜，视之为彻底解决朝核问题的前提。最反对的其实是美国，因为它担心那样可能迫使其撤出驻军。但是，朝鲜战争结束已有半个多世纪，提出终结战争状态顺理成章，如果其他国家力挺，美国也不好公开反对，只好在具体条件上下功夫。当然，这一目标也有可能实现不了，但它对中国利益重大，不但有利于维持边境的长久稳定，还有利于促成美国撤军（要知道，在朝鲜军队战斗力日益低下的情况下，美国这支军队主要是用来潜在遏制中国的），完全值得一试。退一步讲，即使不成功，朝核问题没解决的主要责任也落在美国身上，中国不至于目前这样被动，美朝间都不讨好。

其他例子还有不少，难以一一列举。笔者以为，之所以如此，很大程度上是战略执行层面上出现了问题。当然，中国的外交战略执行层即像外交部这样的实务部门一直比较弱势，因为中国历来强调外交无小事、决定权在中央。事实上，无论最高决策，还是具体执行，往往都要由中央拍板。但在毛泽东时代，由于决策层本身就善于战略谋划，加上有周恩来这样的人事必躬亲，战略执行当然没有问题。而且，当时的外交部长们都是从革命战争中走过来的，所谓的专业性可能不足，但战略思维却比较发达，执行起来也较有声有色。

但自邓小平之后，这些方面的情况都发生了变化。一方面是国内外事务都日益繁杂，最高决策层在外交事务上不可能亲力亲为。另一方面是外交干部出现了普遍的专业化，而这里所谓的专业化，不过是外语熟练、对国外情况熟悉一些，在战略知识方面并不见得专业。事实上，由于后来的部长们多为译员出身，他们可能更会贯彻领导意图，但在该体现战略预见性与主动性的时候，则可能更为谨慎与保守。这点在毛周时代可能还不会导致大的问题，因为最高决策层往往连执行层面的决策都替他们代劳了，他们只需充当机械手与传声筒。但在一个外交事务日益繁杂、领导人更多期待他们出谋划策、充分担当的时代，他们就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