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基布兹——以色列纪行之五

是的，基布兹——以色列纪行之五

是的，基布兹

——以色列纪行之五

云也退

2007年9月我访问来沪的阿摩司·奥兹，惊叹于一位知识分子的名望可以同他的形象、气质结合得如此完美，他的声音听起来发自某个深邃、邈远的地方，他坐在那里，一个人就如同一片原野。我无法抵挡那种神奇的召唤，终于在一年半后回访了他的国度：并无见奥兹一面的幻想——他住在阿拉德，内盖夫沙漠里的一座小城，一般旅游者都无暇去访——但想看看，哪怕是走马观花地看看，那些在他的目光、神采和精神世界里注入了广阔无边的宁静的东西。

在阿弗拉以北四公里的地方，我走进了密兹拉基布兹。夜色甫降，四野无人，基布兹的宁谧一下子把我裹得紧紧的，连灵魂都不放过。奥兹待过的是一个名叫“胡尔达”的基布兹，不是这个密兹拉，不过，以色列的每个基布兹都有大同小异的风景和结构：一边是花香鸟语的社区，一边是繁茂的农田。中国人来到这里，当会产生一些复杂的感情，因为我们当初引以为豪的农村公社制度已经归于历史，而以色列人的集体农庄——希伯来语中的“基布兹”（Kibbutz）——却存留至今。
每一户人家的宅院都藏在花团锦簇之间，遍地都是长着各种花卉的花盆和瓦罐，有几棵大树的树干上系着颜色鲜艳的丝巾，这是农庄里正受特殊养护待遇的树木的身份证明。绕过几栋朴素的平房，大片农田便齐整地在村边摊开。偶尔能见到两三个庄民，谈话声在清爽的空气里消散得一干二净，相遇对他们而言可能永远波澜不惊。“基布兹”——Kibbutz，希伯来原意为“集体农庄”，它的成功奠定了现代以色列从无到有的基石，因为当初从流散状态回到迦南的犹太人，就是靠着一个个建立基布兹才得以自食其力，最终把巴勒斯坦的江山变了颜色，对他们而言，那当然是民族团结勤勉的写照。在奥兹的小说体回忆录《爱与黑暗的故事》里，这些素不相识的人并非那么容易就“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走到一起”的，由于长年流散在各地，来自俄国、德国、法国、中亚、北非等各地的犹太人各有各的生活习惯，来自欧洲的尤其是德奥等国的犹太人颇有优越感，看不上寄居东欧和中亚的同胞，不过幸运的是，在历二千年坎坷传承仍生命不衰的文化机制的作用下，这些人总算是走到了一起。

尽人皆知德国是犹太人的噩梦，但又有谁晓得，就为未来的国家输送了工人阶级主力的这第三次阿利亚而言，德国居功至伟。许多年以来，德国的犹太人文化水平最高，处境也相对不错，当他们在战后的尘埃里醒来，想到要干一番事业的时候，马克思、费希特和尼采简直就是盛在盘子里端到他们面前的精神食粮，更不用说德语世界还有马丁·布伯这样以煽动性著称的犹太思想导师。布伯说，犹太人决不能散居下去，否则早晚要分化灭亡，犹太人必须像德国人费希特所倡导的那样，毫不犹豫地竖起民族主义的旗帜来。他是相信一种使命论的，眼下欧洲格局处于动荡重组之中，回到以色列地，就像当初摩西领导的出埃及一样，是“顺天应人”地践履神授的使命。
布伯的理想主义很能感染青年，他毫不隐讳地说，青年是财富，得善加利用。第三次阿利亚带来的巴勒斯坦犹太工人阶级，有60%都是精力过剩的男青年——任何一位雄心勃勃的革命家都梦想拥有这么一支队伍。布伯的思想甚至直接促发了基布兹运动，他说“回家”不是终极目的，我们要创立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大家共有土地，共同劳动，互惠互利，人与人之间是“我与你”的关系——听起来像是社会主义那套，但布伯还强调说，青年要“像一个犹太人那样地成为人”，我们的文化依然植根于犹太教的根基里，我们有责任显示它与枯燥的西方理性主义大异其趣的生命力。布伯的浪漫主义畅想当然为他招来了许多敌人，但作为大知识分子，他为复国储备的文化弹药可以滋养千秋万代，说来可怜，中国革命给它的头号大知识分子、也是一代青年导师陈独秀的待遇，却是扣上个帽子后几十年不给翻身。

20年代的基布兹运动里确实有“动了真格”的，最激进的小青年们一个个都梦想着“敢叫日月换新天”，通过建国向世界，特别是枯燥的理性主义的西方，传扬犹太文化的卓越样板，因此他们搞的公社一度高度集体化，压缩私人空间，除了参与“大家庭”劳作和政治活动外，做点什么私事都得早请示晚汇报。一根绷得过紧的弦无疑是不能长久的，可以想象，在崇高的号召和惨淡的现状发生剧烈冲突时，所谓的“信仰危机”也会降临在那些胼手胝足的犹太垦殖者之中。不过，基布兹的领导人还能及时从浪漫回到现实，痛苦地放弃那种过于高端的世界理想，寻求一种更适应巴勒斯坦现实的组织方式。还有一点，也许可称之为历史的垂幸：就在德国青年运动的影响锐减，新型的基布兹伦理维持不下去而被迫改弦易辙的时候，这一代犹太青年所承担的开创性使命却被认为是已经完成了。他们受理想的感召，放弃了欧洲的一切来到这里过赤贫的生活，最终又通过放弃那些感召他们的理想而走向成功。
理想死了，理想万岁，圣西门、欧文、艾蒂安·卡贝列位乌托邦先贤会嫉妒吗？

在基布兹出现之后，原本存在于巴勒斯坦的另一种公社组织“莫沙夫”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与基布兹不同，莫沙夫成员可以拥有私产，但在管理和收益分配上比较统一。一个世纪以来，莫沙夫的重要性始终没能超过基布兹，从没人对我这样的旅游者提起过莫沙夫，这或许正说明绝大多数基布兹都有着健全的物质激励机制。公有制并不必然导致懒惰——我始终相信，支撑普通犹太人在基布兹生活那么久的，绝不仅仅是那种让世人瞠目结舌的民族忠诚和文化向心力。

从奥兹那些小说的书名就可以联想基布兹的况味：《一样的海》、《何去何从》、《沙海无澜》，绝对意义上的平静甚至平淡。我在密兹拉附属的旅馆前台报到时，遇上了一位金发姑娘静谧清爽、毫无杂质的笑脸，就连刷卡机打出的账单上的价格也没能让我焦虑起来（这里要实话实说，在以色列从事服务行业的犹太公民名声并不好，他们脑子太好使，往往过早地认为你拎不清而急躁起来）。她也是基布兹的人，我问她，不是都说青年人不乐意待下去了吗？她简单地答：我们可以选择任何一种生活。

对于以色列意义非凡的基布兹绝不是一种毫无争议的存在。我的印象都来自奥兹的小说，他不厌其烦地描写基布兹青年人的焦躁。如《沙海无澜》里的约拿单（唉，扫罗王可怜的长子的名字），一心一意往外跑，晃了一圈后，又像一滴水被家乡的海绵轻轻松松吸了回去。国家建立以后，基布兹的经济功能尚且不论，集体主义的伦理倾向如何存续？拿什么样的理想来满足年轻人的胃口，让他们甘于接受没有冒险和挑战的按需分配？大诗人耶胡达·阿米亥就在这样的诗句里嘲讽过基布兹的道德：

关于世界，

我总是像一个苏格拉底的门徒，

走在他身边，

聆听他的观点，他的历史

嘴里只剩下说：

是的。是的，的确如此。

 
是的，是的，的确如此，我眼里的基布兹也几乎是一块微型乐土，黄发垂髫的天堂，除了没有洗浴中心、写字楼和二十四小时卡拉OK厅外，你举目所见挑不出一点毛病，居民的神经放松到了盖房子连门锁都不上的程度。生活在这里，和生活在加沙的穆斯林定居点一样需要百分之二百的定力。就连基布兹嫡出的儿子奥兹，都把和平年代的集体农庄生活视为扼杀写作灵感的罪首：

“需要去一个真正的世界才能有机会找到东西写。那是一个真正的所在，巴黎、马德里、纽约、蒙特卡罗、非洲沙漠或斯堪的纳维亚森林。必要时，也许可以在俄国些乡村小镇，甚至在加利西亚写犹太人村庄。但是，这里，在基布兹，这里有什么呢？鸡圈，牛棚，儿童之家，委员会，轮流值班，小供销社。疲惫不堪的男男女女每天早早起来去干活，争论不休，洗澡，喝茶，在床上看点书，十点钟之前便筋疲力尽进入梦乡。……我连独立战争都没赶上，我出生太晚，只赶上可怜的点点滴滴，装沙袋，捡空瓶子，从当地内务防御哨所跑到斯洛尼姆斯基房顶上的瞭望哨，传递情报，而后归家。”

这段话摘自《爱与黑暗的故事》——他毕竟还是写出“真正的东西”来了。

图片（从上至下）：密兹拉基布兹的水塔、密兹拉秋季的棉花田、马丁·布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