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图片来源：南方日报）

继《珠三角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出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今年6月份要求国企要争当实践科学发展观排头兵，增强国际竞争力。

后危机时代广东国企靠什么跨越？

羊城细雨绵绵，渐入初冬。正如农民要关注节气变化，企业管理者必须对经济周期的交替有所预见和早做打算一样，国企当家人也格外关注“经济节气”。昨日，在珠水江畔的广州星海音乐厅，广东各大国企的当家人聚在一起，聆听了一场“关于经济节气的天气预报”。

在这场由南方日报社和广东省社科院共同主办，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广东粤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广东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协办的“后金融危机时代国资新动向·2009南方论坛”上，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摩根大通中国区副主席龚方雄、全国工商联副秘书长王忠明作了主题演讲。

与会专家提醒国企的当家人，后危机时代，经济形势和经济格局在变化，但包括中国的城市化工业化趋势、全球化趋势等不会因为经济危机而改变。

可见，变与不变中的国企发展，无疑将成为未来国企大军必须认清的一组辩证关系。

但不管如何改革，樊纲在会上都非常肯定地回答：“国企发展不应该教条。”这一观点令与会的国企掌门人更坚定了创新改革的信心。

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外贸盛宴难再 回归专注实业

“金融危机显然还没有完全过去，美国经济明年还会再探底。”在樊纲看来，目前叫得正响的“后危机时代”，还只是一个尚未到来的概念。未雨绸缪，在樊纲看来，后危机时代的机遇，在于要把握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外贸盛宴”不会再回来；回归发展实业；瞄准低碳经济。

复苏迹象逐渐明朗，樊纲却告诫：“从绝对规模来讲，危机过后，即使美国人开始正常花钱了，所谓的正常状态也要比危机前的高峰低至少10%左右。像2004年到2007年在长三角、珠三角出现的那一场年增长30%—40%的外贸盛宴，近期内恐怕再也不会出现了。”

樊纲提出，随着美国储蓄率的提升，世界市场将会出现重大的调整。“这意味着世界消费市场将会萎缩，平衡将会重塑。”即使面对着一个相对缩小了的国际市场，中国对出口的重视丝毫也不能放松。

“金融危机也是一剂清醒剂，它给中国的教训是，金融的作用与赚钱能力被无限夸张了。”樊纲说，危机过后，大多数人才发现很多金融现象只是泡沫，经济发展必须要在金融和实业之间保持正常的比例关系。

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更加需要重视实业，而且要更“专注”，扭转过去甚至唱衰实业、唱衰制造业的做法，在激烈竞争中占据一块比较稳定的市场份额。

“不管你相信不相信有没有全球变暖，不管你相信不相信人类活动是造成全球变暖的原因，不管是‘阳谋’还是‘阴谋‘，但只要世界多数人，特别是主要发达国家开始相信这件事，它就会变成一种舆论、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就会在市场上和世界经济关系中起作用。”

樊纲，重点强调的“这件事”，指的就是低碳经济。他说，低碳经济一旦被赋予价值，人们就会开始为它付费，而这也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一新的增长点对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樊纲认为，这趟低碳经济的列车中国不能不搭，“否则不仅会失去新的机会，别的国家还会给中国制造各种贸易和投资限制，用低碳的借口来制造各种障碍，给中国造成新的约束。”

摩根大通中国区副主席龚方雄：中国国企最缺三样东西

“从战略的角度而言，国企最缺的就是三样东西：资源、技术和国际认可的品牌。”昨日，摩根大通中国区副主席龚方雄直指中国国企的短板。而他给国企开出的药方是“国际兼并”。

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使不少跨国大公司出现流动性困难，价格缩水甚至企业倒闭。而中国国企的崛起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明显趋向和现象。龚方雄认为，后危机时代给中国的国企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国际化机会，国企应克服政治上的障碍，充分利用国际资本，打开跨国兼并的平台。他说：“在美国、加拿大、澳洲等地，有很多符合中国国企标准的战略资产和资源。”

龚方雄指出，从总体来讲，资源是中国在城市化进程、工业化进程中面临的最大的战略性瓶颈。此外，国企发展还面临技术瓶颈，我国很少有在国际上领先的、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这种技术可通过大规模研发投入来取得，也可以通过兼并获得。”他还指出，中国现在仍然缺乏全球范围内普遍被接受的顶级品牌。

“在进行国际并购时，国企往往会面临政治上的障碍。”龚方雄指出，“国际市场很可能以保护公平竞争的借口来阻挡这种收购，质疑你代表国家出去收购，说你不是市场行为，而是一种国家意志的行为。”比如，中铝多次尝试收购力拓，不少学者认为这个收购时间点选得非常好，但最终以失败告终。力拓转投必和必拓的怀抱，担忧的正是中铝的国资背景。

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人民币升值预期强烈。龚方雄分析道：“此时，你在境内借人民币到国外收购资源，从汇率成本上就受不了。而将来人民币升值的话，你的债务在国内、资产在国外，资产的价格相对于人民币不断地贬值，你的收购合适吗？”

对此，龚方雄认为，国企若要进行国际兼并，应充分利用国际资本市场平台的操作，降低边际资金获取的容易程度。“你有国际股权融资的平台，就不用担心经济周期如何波动了，可专注于未来5年、15年企业战略发展。”

此外，通过海外市场发股集资进行收购，可表明企业依赖的是市场资金，从而避免了用国家钱的嫌疑，可减少政治上的障碍。龚方雄指出，通过国外资本市场的平台，可与海外战略竞争者进行合作并购，由对方去疏通其国内政治上的障碍。“这样成功的机会比单枪匹马去闯会大很多。如果当时中国和必和必拓一起来做这件事，各收10%，这事可能就成了“。

全国工商联副秘书长王忠明：“三高”经济值得复苏吗？

为什么党的十七大对国企改革没有新的表述？沙钢跻身世界500强意味着什么？后危机时代应该复苏一个什么样的经济？全国工商联副秘书长王忠明一连抛出三个问题。

王忠明说：“十七大召开已经过去两年多时间了，回过头来看相关文件，这是第一次没有出现关于国企改革的新表述，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国企改革已经完成，而是说有关国企改革的方针政策路线已经不用再多说，现在需要的是将改革落到实处。”

他甚至尖锐地指出，目前部分国企存在着“冷落改革”的状况，安于现状、能不改就不改。“年深日久的小农意识使国企乐于‘冷落改革’，结果导致大企业改革难度越来越大。如果国企改革不能真正做到政企分开，那企业的决策效率一定是趋低的倾向。”

沙钢跻身世界500强意味着什么？王忠明表示，去年联想跻身世界500强，但今年激烈的竞争让联想出局，出人意料的是地地道道的民企江苏沙钢却跻身世界500强，这具有标志性和里程碑式的意义。这表明以前“脏、乱、差、低到已经难以完全描述的民营企业”，其实也蕴藏着伟大的创造力和巨大的成长性。

樊纲国企十论

一论：大环境归功市场化改革

市场化改革，为国企的发展和运作创造了一个市场化的大环境。没有这个环境，我们的国企不会有今天。改革使得有大量的民企在运作，形成市场定价机制，它们去发现价格、效率，发现人才、资源配置的方式，形成竞争压力。

二论：国资应善于搭民资便车

产权多元化，哪怕只有百分之一二十的战略投资者，这些产权的利润动机、效率动机也会在企业运行中起作用。现在一些企业上市，也就是加强产权的作用，加强利润动机的作用，否则国企就永远是政府的一个部门，永远是官僚化管理。我希望看到更多产权多元化的国企、更多的国有资本能够去搭民营资本的便车。

三论：跟政府打交道成本低

国企相对于民企，有弱势也有优势。国企跟政府打交道的时候交易成本比较低。国企里面原来都是公务员，对政策的理解、融洽政府的关系都容易一些。民企的交易成本可能高一些，但是大民企慢慢就会好一些。

四论：易形成长远战略目标

相对来说，国企容易形成比较长远的战略目标，可以让短期的利润目标让位于长期的战略目标。民企在早期积累阶段资金短缺时，不得已要顾及短期目标，而顾不到长期目标，它也没有这个能力。

五论：积累率更高融资条件好

国企的积累率比民企更高，因为分红不多。积累率比较高，规模扩张就比较快。此外，跟民企相比，国企总的来说融资渠道比较好。

六论：稳健派动荡中受冲击小

国企由于是国有资产，管束比较严，因此相对比较稳健，规避风险的能力比较强。在高速发展时期，这可能显得是弱势。但在动荡时期，特别是这次金融危机，我们看到因为稳健，没有追求很多高回报的东西，所以相对来说受到的冲击就比较小，优势体现出来。这十几年来国企抓的就是防范风险。

七论：自然垄断行业须控制价格

自然垄断行业有一个定价和控制价格的问题，必须将利润率降到最低，降到你能够生存的程度就可以了，然后让大家享受社会福利，而现在我们就急需这个机制，所以引起争议。

八论：警惕“内部人控制”

国企容易出现所谓“内部人控制”，就是目标开始扭曲了。外部控制指的是产权控制，而“内部人控制”就是由小团体的利益决定了，变成了小的私利在统治企业。

九论：超额利润不应腐蚀国企

现在国企的收益这么高，确实有一大部分是超额利润部分，什么叫超额利润呢？有一部分是不应该归企业所有的收入计入了国企的收入。超额利润本身会对国企产生一定的腐蚀作用，因为如果太容易的话，你的努力就会降低，这是宏观管理体制造成宏观的扭曲。

十论：国资处置权亟待新突破

国有资产管理的处置权问题迄今没有解决。我们解决了资本的保值增值问题，但是国资不一定永远越做越大，国资可以退出。有人建议要有全国性的真正最高的国有资产委员会，作为真正的所有者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