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钱学森的成就与忧虑

作者：瞭望    文章发于：乌有之乡    更新时间：2009-11-10
钱学森的成就与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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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中国人心悸不已的自己的国家可能被他人瓜分的时代，已成为历史。那一段不堪回首的记忆，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恐惧，他们因此在救亡与启蒙的道路上奋斗一生，成为这个民族的先觉者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孙英兰
10月31日早，著名科学家、“两院”资深院士钱学森先生走完了他人生98个春秋，驾鹤西行。此前的10月29日上午，著名生物学家和教育家、中国生物物理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中科院最年长的院士107岁的贝时璋先生辞世。
一代科学巨擘在2009年的晚秋，离我们远行，而此前的盛夏，我们曾伤别人文巨子季羡林先生和著名哲学家、宗教和历史学家任继愈先生。
他们的生命，与中国在20世纪的苦难、奋起、曲折、跨越相伴，他们曾经的那个时代——令中国人心悸不已的自己的国家可能被他人瓜分的时代，已成为历史。那一段不堪回首的记忆，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恐惧，他们因此在救亡与启蒙的道路上奋斗一生，成为这个民族的先觉者。
他们身上，积淀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力量，和一个古老文明经历数千年磨难而不曾中断的秘密。
“卡门-钱学森公式”
1955年9月的一天，在美国洛杉矶港口，一艘名叫“克里夫兰总统号”的轮船即将起航，钱学森携妻子和一双儿女将乘此船返回中国。当船渐渐离开港口驶向大海时，钱学森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人们哪里知道，为了这一天，他足足煎熬了5年。
钱学森出生于辛亥革命的前夜。他的童年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民主与科学的精神开始在国人心中生根发芽，在钱学森幼小的心灵里也打下了科学救国的烙印。
1929年钱学森考入上海交通大学，大学毕业时他参加了清华大学“庚子赔款”留美奖学金考试，是20位获得者之一，也是唯一一位航空专业的学生。1935年9月钱学森赴美留学，并成为20世纪航空时代的开创人、力学大师冯·卡门的高徒（冯的导师是现代空气动力学之父路德维希·普朗特尔）。在冯·卡门的指导下，1939年6月钱学森获得博士学位，成为加州理工学院一名航空学科学家，并继续与导师合作空气动力学研究。1947年5月，36岁的钱学森成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最年轻的正教授之一。
1943年，他与马林纳合作完成的研究报告《远程火箭的评论与初步分析》，为美国40年代研制成功地对地导弹和控空火箭奠定了理论基础。其设计思想被用于“女兵下士”探空火箭和“二等兵A”导弹的实际设计中，所获经验直接导致了美国“中士”地对地导弹的研制成功，并成为后来美国采用复合推进剂火箭发动机的“北极星”、“海神”等导弹和反弹道导弹的先驱。以他和冯·卡门名字命名的“卡门—钱学森公式”成为空气动力计算上的权威公式，在此后几十年的时间里被世界各国的工程师们用于高亚音速飞机的气动设计。
由于钱学森对火箭技术理论卓有建树，并于1949年提出核火箭的功能设想，他在当时已被公认为火箭技术方面的权威学者，为美国航空和火箭技术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美国专栏作家密尔顿·维奥斯特写道：“钱是帮助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流军事强国的科学家银河中一颗明亮的星。”
“钱是加州理工学院火箭小组的元老，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美国的火箭研究作出过重大贡献，36岁时已经是一位公认的天才，他的研究工作大大推动了高速空气动力学和喷气推进技术的发展。有鉴于此，我举荐他为空军科学顾问团成员。”冯·卡门教授在写给美国五角大楼的推荐信中如此陈述。
“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大洋彼岸，海外学子奔走相告，“我们还犹豫什么？彷徨什么？我们该马上回去了！”“回去吧！让我们回去把我们的血汗洒在祖国的土地上灌溉出灿烂的花朵。”
他们听到了祖国的召唤。钱学森和许多学子一样打好行囊，准备回国报效。然而此时，美国已掀起麦卡锡主义的反共浪潮，钱学森被无端地怀疑为共产党。当他准备启程时，遭到美国联邦调查局扣留。美国海军次长金布尔甚至咆哮道：“钱学森无论在哪里，都抵得上5个师，我宁可把这家伙枪毙了，也不让他回到中国！”由于政治上的原因，他们不愿意看到一个极具军事价值、世界著名的一流火箭专家回到“红色”中国。经过加州理工学院的多方努力，15天后，钱学森以15000美元被保释。此后，他和家人一直处于被软禁状态长达5年。
1955年6月，钱学森请求中国政府帮助他回国的求助信几经辗转送至周恩来手中。信中写道：“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高潮”，“心急如火，唯恐错过机会”。周总理立刻指示在日内瓦参加中美两国大使级会谈的王炳南通知美国，以我方提前释放11名美国飞行员战俘的条件，并亮出钱学森来信要求协助回国这一铁证，要求美国政府取消对钱学森等中国留美人员回国的无理限制。8月15日，钱学森接到美国政府的通知：可以回国了。他和妻儿终于踏上了“克里夫兰总统号”的甲板。在乘船离开美国时，钱学森对采访他的记者说：“今后，我将竭尽努力，和中国人民一道建设自己的国家，使我的同胞能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
中国拥有了真正的核武器
回国后的钱学森全身心地投入到科研工作中，在中国科研基础还十分薄弱的条件下，他受命组建了中科院力学所，与郭永怀、钱伟长等一起亲自授课，为此后的研究工作培养人才，并直接促成了中国科技大学的诞生。
1956年初，中共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开始制定“12年科技发展远景规划”，钱学森、吴有训、华罗庚、李四光、竺可桢、王淦昌等600多位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专家参与了此项工作。在钱学森的主持下，“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议”被纳入国家长远规划。
此前的1955年1月，毛泽东做出自行研制原子弹的战略决策。要想使原子弹成为真正具有威慑力的武器，还需要导弹。而此时的中国，在导弹研究方面还是一张白纸。钱学森的归来，使研制导弹的梦想成为可能。
1956年2月，钱学森给国务院写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3月，国务院、中央军委据此成立了导弹、航空科学研究的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由聂荣臻直接领导，钱学森被任命为委员，同时受命组建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所——国防部第五研究院。
1956年10月8日，在钱学森回国一周年的日子，聂荣臻元帅宣布“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四个月后，周恩来签署国务院令，任命钱学森为五院院长。那一年，他46岁。
在钱学森的主持参与下，1960年11月5日，中国第一颗仿制的苏式近程导弹“东风1号”试射成功；1964年6月29日，中国第一颗自行研制的近程导弹“东风2号”发射成功；1964年10月16日，罗布泊上空一朵巨大的蘑菇云升起，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
1966年10月27日，在酒泉导弹发射基地，一颗带有核弹头的中程导弹喷射着橙黄色的火焰划破云端，冲向蓝天并精准击中目标。“两弹”结合取得成功。中国拥有了真正的核武器，外国势力可以肆无忌惮地侵犯这个古老文明国度一切权利的时代随之而去。
世界为之震动，外电纷纷用“不可思议”来评论中国闪电般的进步。《纽约时报》载文：“一位20年前在美国接受教育、培养、鼓励并成为科学名流的人负责了这次试验，这是对冷战历史的嘲讽。”
拒绝“航天之父”桂冠
“两弹结合”试爆成功后，因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而被搁置的人造卫星研制工作再度被提上日程。1965年9月，中科院组建了卫星研究设计院，由地球物理学家赵九章任院长，开始了“东方红1号”的研制工作。然而，很快“文革”到来，刚起步的卫星研制陷于瘫痪，作为我国人造卫星的倡导者和奠基人之一的赵九章含冤去世。
根据钱学森的建议，在聂荣臻的支持下，1968年2月，中央军委责成国防科委成立空间研究院，钱学森任院长。卫星研制工作得以在“文革”风暴中坚持下来。1970年4月24日，利用“长征-1号”发射的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取得成功。当太空中传来“东方红”乐曲时，全世界再一次为之震惊。
“两弹一星”为我国的载人航天工程打下了坚实基础。在20世纪的最后一个冬季，中国第一艘无人飞船——“神舟一号”顺利发射。2003年10月，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圆满成功。2008年9月，中国宇航员首次太空行走……
由于钱学森等一批杰出科学家的回国效力，中国导弹、原子弹的成功至少向前推进了20年，钱学森也因此被西方誉为中国的“导弹之父”。他一生致力于中国航天科技事业，是中国近代力学和系统工程理论与应用研究的奠基人和倡导人，被学界誉为“中国航天之父”、“火箭之王”。对于这些桂冠，钱学森并不认可。
跟随钱学森26年的秘书兼学术助理涂元季告诉本刊记者，钱学森曾反复强调说，原子弹、氢弹、导弹、卫星的研究、设计、制造和试验，是几千名科技专家通力合作的成果，不是哪一个科学家独创。导弹、航天事业是一项大规模系统工程，这样的大科学工程是成千上万人的事业，不是哪一个或两个人能完成的。
在物质极度匮乏、先进技术遭西方封锁的年代，中国科学家自力更生，成功地让中国跻身导弹及太空科技强国之列。“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中国人比他们矮一截？”54年前钱学森的话语，今天听来仍是掷地有声。
晚年的忧虑
斯人已逝。据钱学森身边工作人员介绍，他逝世前并未留下什么特别遗嘱。但从他与中央领导人的几次交谈中不难看出，钱学森晚年最牵挂的就是培养人才问题。
早在20世纪70年代，钱学森就向国家提出一个大胆的建议：第二代火箭由第二代人挂帅，目的就是要培养和锻炼年轻人才。
“钱老非常重视教育，他曾说，所有的事都要人去办，没有高素质的人才不行。‘我说的人才不是一般的人才，是能解决重大问题、有重大创新的人才。’”涂元季回忆道。
在生命旅程的最后几年，钱学森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病榻上度过的，但他时刻不忘创新型人才的培养。他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我们不能人云亦云，这不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最重要的就是创新。”
2005年7月29日，温家宝探望钱学森，钱学森坦诚建言：“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中国要大发展，就是要培养杰出人才”。
他深刻反思现行的教育制度：“现在的学生对知识没有兴趣，老师教到什么程度，学生学到什么程度，这样的教育是不行的，教材不是主要的，主要是教师。”
在钱学森看来，中国的学校，别人说过的才说，没说过的就不敢说，这样是培养不出顶尖帅才的，“你是不是真正的创新，就看是不是敢于研究别人没有研究过的科学前沿问题。人云亦云不是科学精神”。
当谈到科学创新思维时，他提出科学工作者的艺术修养问题，并希望将二者结合起来，“我觉得艺术上的修养对我后来的科学工作很重要，它开拓科学创新思维”。
在此后温家宝的三次探访中，钱学森无一例外，都谈到了创新型人才的培养问题。2007年8月3日，钱学森当面向温家宝提出两条意见：一是大学要培养杰出人才；二是教育要把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结合起来，“处理好科学和艺术的关系，就能够创新，中国人就一定能赛过外国人”。
同年底，在“学习钱学森创新思想、培养科技领军人才”研讨会上，涂元季告诉本刊记者，钱学森整天思考的、念念不忘的、忧虑的大问题，就是中国目前缺乏拔尖的领军人才，“为什么现在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国为重、家为轻”
钱学森读大学时，研究应用力学，也就是说用数学计算来解决工程上的复杂问题，数学系搞纯粹数学的人瞧不起这些应用数学家。两个学派常常在一起辩论，各贴海报讲座，结果是两个讲座都大受欢迎。
“今天的大学，能做到这样吗？大家见面客客气气，学术讨论活跃不起来。怎样能够培养创新人才？更不用说大师级人才了。年轻人与老师的观点不一样，就非常难办了，老师甚至不会让学生毕业。”钱学森说，“想到中国长远发展的事情，我忧虑的就是这一点。”
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徐光宪对本刊记者说，在他看来，钱学森本人就是创新的楷模。他在领导中国航天事业发展过程中，走过的每一步都是创新的结晶。他不仅是令人尊敬的科学家，更是科技创新的实践者。
2008年，中国SCI论文数排名从2002年的世界第5位跃至第3位，发明专利授权量也从世界第8位跃至第４位，但论文数量并不直接等于科研能力，众多的发明也并没有全部转化成生产力。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中国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科研环境和条件已发生巨大变化、科研人员的待遇也有了大幅提高的今天，在培养和造就顶尖人才方面，中国的科技界、教育界并没有像60年前甚至是30年前那样，涌现出钱学森、钱三强、李四光、华罗庚、吴文俊、周培源、竺可桢、邓稼先以及朱光亚、周光召、宋健、陈景润、袁隆平、王选等一批享誉世界的杰出科学家。
2007年，钱学森被评为“感动中国年度人物”，颁奖词中写道：“在他心里，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这一语，道出了他和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的人生境界。□
钱学森追思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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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中央领导们都很着急搞导弹工作，他回来以后，最早可能是陈赓，后来可能是在军委扩大会上，许多将军和老帅问钱老，中国能不能自己搞导弹？钱学森说行。陈赓说，我们就等你这句话。”
在失败和压力下临危不乱
孙家栋（原航空航天工业部副部长、中国绕月探测工程总设计师、“两弹一星”科学家）：我第一次见到钱学森是在1958年。那时我刚留苏回来，进入国防部五院一分院导弹总体设计部，从事仿制苏联P-2导弹及国产东风导弹的研制工作。在苏联时，我就对钱学森这位世界级的大科学家心怀崇敬。回国后，能与钱学森共事，让我感到非常荣幸。钱老严谨的工作作风、开放的治学思路，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我的记忆中，还有一点让我印象格外深刻，就是钱学森在失败和压力下的临危不乱和高度的责任感。
1962年我国自行设计和研制的“东风二号”导弹在升空后不久解体坠毁，而作为负责人的钱学森在当时面临了巨大的压力。对整个国家的航天事业来说，失败虽然不可避免，但肯定不是一件好事情。钱学森作为当时的负责人，遇到这样一件对国家、对民族来说至关重要的大事，他承担了很大的压力。但是中国有一句古话说得好，失败是成功之母，毛主席也教导我们“把坏事变成好事”。所以即使当时面临着压力，钱老在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后，冷静地组织大家排查、分析故障，总结经验。在天寒地冻的大漠之中，他带领大家花了两三天的时间去捡残骸、碎片，任何一个小的螺丝钉都不放过。
在捡到大量的碎片后，钱学森鼓励大家不要有过多的压力，要不怕承担失败的责任。在他的鼓励下，每一个人认领自己负责的产品碎片、残骸，并认认真真找自己负责的产品故障。
正是在这种失败后不怕承担责任精神的鼓舞下，在2年的时间里，经过分析失败原因、总结经验、不断改进和多次试验后，1964年，中国的“东风二号”又开始进行发射试验，这一次，试验取得了成功。
中央组建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钱学森任院长，我有幸被调往该院，负责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总体设计工作，和钱学森一起投身到我国东方红卫星的研制工作中。
钱学森是一位治学非常严谨而又十分爱护年轻人的学者。钱学森与年龄大些的同志开会时态度较严肃，批评起人来也不留情面。而对待像我们这样工作不久的大学毕业生，他却十分和气，年轻人在他面前不仅毫无拘束感，不懂就向他请教，甚至有时还敢就某个技术细节与他争辩一番。钱老不仅以严谨和勤奋的科学态度在航天领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更以淡泊名利和率真的人生态度诠释了一个科学家的人格本质。
今年3月3日是我80岁生日，让我难忘的是，钱学森专门给我写来一封信祝贺生日——
孙家栋院士：
您是我当年十分欣赏的一位年轻人，听说您今年都80大寿了，我要向您表示衷心地祝贺！
您是在中国航天事业发展历程中成长起来的优秀科学家，也是中国航天事业的见证人。自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首战告捷起，到绕月探测工程的圆满成功，您几十年来为中国航天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共和国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我为您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
希望您今后要保重身体，健康生活，做一名百岁航天老人。
谨祝生日快乐！夫人面前代致问候！
这封不长的信里，钱老用“您”来称呼我，这让我感慨不已。信中用了七处“您”，钱老非常谦虚，即便对学生也是这样。这些年，我把自己“钱学森的学生”的身份当作一种压力和荣誉，我对这个称呼心怀忐忑。我怕我工作没做好，给钱老抹黑，于是我每天告诉自己，从点滴要求自己，要让老师为自己骄傲。（黄希整理）
在科学技术上充分发扬民主
刘纪原（原航天工业部副部长、航天工业总公司总经理兼国家航天局局长）：钱老在原国防部五院担任领导职务时，我还只是一名普通的技术人员。钱学森在我的心中，一直都是让我觉得“高山仰止”，在一些实际问题的接触解决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对创新技术的不断追求，以及对年轻人的包容与鼓励。
上个世纪60年代，航天型号的研制中采用的是铅锌电池，一线科研人员提出要发展燃料电池，这在当时是非常前沿的，很多人对此持怀疑态度。钱老对这个想法非常支持，并身体力行地参与项目试验与论证。为了改进与提高某型号的战术性能适应于实战，提出了实施方案，引起了领导们的不同认识，争论很大。钱老在高层决策会议上充分听取一线人员的意见后，支持了一线人员的方案。现在回头来看，钱老支持这些项目就是指出了航天事业的发展必须不断吸纳与不断创新。
钱老始终认为，中国航天的明天要靠年轻人，他一直强调要注重培养中国航天的领军人物，而领军人物是在“实战”中锻炼出来的。有一次试验失败后，钱老带领人去查找原因，我断定是电池断电所致，而钱老却严肃地说：不要轻易下结论，要拿出科学的论据再下结论。他的这番话，让我至今难忘，时刻提醒我：要尊重事实，科学来不得半点臆想。
在中国航天事业创建30周年时，我给钱老写了一封信。他在回信中写下的最后一句话让我一辈子都难以忘怀：要在科学技术上充分发扬民主。这是他多年科学实践的宝贵心得，更是他开阔心胸的一种体现。我知道，他的告诫，是要我们任何时候都要发扬民主作风，讨论学术问题多听取别人不同的意见，力戒急功近利和浮躁心理，这才是应有的科学学风。（黄希整理）
美国政府不道歉就不去美国
戚发轫（神舟号飞船首任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院士）：上世纪50年代我从北航毕业后,被分配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工作。第一次见到钱老,是在《导弹概论》课上，这是一门最基础的航天课程。当时，课堂安排在食堂里，钱老亲自来给我们讲授。这么一位大科学家，竟然给我们上最简单的一门课，这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之前，我对导弹一无所知，是钱老这场深入浅出的启蒙教育将我领进了航天的大门。能亲耳聆听钱老讲课，也成为我终生难忘的事情。现在回忆起来当时的情景,我仍觉得仿佛就在昨天。
我记得,“东方红一号”卫星研制期间,正值文化大革命,当时情况很混乱。我被推举到技术领导的岗位上后,由于各种原因,很多保密的背景材料和文件我都接触不到。当时,钱老是五院院长，他的工作相当于卫星工程的总设计师，工作的繁忙程度可想而知，但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是给了我有力的支持。他对机关人员说,既然戚发轫同志在这个岗位上,就要把有关资料给他看,否则他怎么工作啊?这件事让我久久难以忘怀。钱老总是这样尽可能地支持年轻人工作，注重对年轻人的爱护和培养。我还记得，在这颗卫星研制中，钱老提出了许多试验的方法，奠定了我国卫星研制试验的基本方法和思路，现在的卫星“热真空”试验就是在钱老当时建议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钱老及夫人冲破美国的重重阻挠，甚至冒死也要回国。我还记得钱老回国后，美国方面多次邀请他去美国访问或参加颁奖典礼，但钱老说，如果美国政府不向我道歉并承认错误，我就不去美国。这充分表明了钱老热爱祖国的深情和凛然正气的民族气节。
“神舟六号”飞船发射成功后,我和集团公司的领导一同去看望钱老。看着满头白发的我,钱老问:“王永志和孙家栋身体怎么样啊?他们年龄比你大还是小啊?”可见，钱老虽然年事已高，但仍然惦记着我们这些他一手培养起来的他眼中的“年轻人”。每当想起此事，我都不禁热泪盈眶。这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钱老。无论做事还是做人，钱老都是我们的楷模。（陈全育整理）
中国航天之父实至名归
梁思礼（中国工程院院士、火箭控制专家、中国导弹控制系统研究领域的创始人之一）：回忆起钱老生前的点点滴滴，很难让人释怀！自从听到钱老去世的消息，我的心情一直很沉重，很悲伤。
钱老比我去美国早，他成为终身教授时，我还是个穷学生。在美国我们不在一起，上世纪40年代后期、新中国成立前几年，在美国的留学生基本是两部分，一部分是国民党方面的，另一部分是进步同学。据我了解，钱老在当时是进步教授，他的美国朋友中有的是美国共产党人。当时，一部分同学对新中国十分向往，后来这些同学中相当多一部分都回国了。
1950年，钱老开始向美国有关方面提出回国申请，争取回归祖国，但他的申请遭到了拒绝，为此他遭受了不公平的待遇。5年之后，钱老冲破重重阻挠，终于回国。
现在说钱老是中国航天之父，如果没有他，如果当时他没有回来的话，我们航天就没有今天的业绩。当时，中央领导们都很着急搞导弹工作，他回来以后，最早可能是陈赓，后来可能是在军委扩大会上，许多将军和老帅问钱老，中国能不能自己搞导弹？钱学森说行。陈赓说，我们就等你这句话。就是因为钱学森的这句话，当时的十二年科学规划才把核技术和喷气技术这两项（实际上就是原子弹和导弹项目）列为重中之重。有了这两个项目，后来才成立了五院。所以，钱学森被称为中国航天之父或火箭之王是实至名归的。
在钱老的领导下，虽然条件很艰苦，但中国航天开始一步一步扎实地向前走。特别是在中苏关系恶化后，以钱老为领导的航天人开始义无反顾地走上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从“东风一号”、“东风二号”火箭成功，再到两弹的结合以及“东方红一号”卫星的成功发射，中国航天都是按照钱老的规划发展起来的。
在“东方红一号”卫星研制之初，我们没有搞卫星的经验，钱老在卫星方面的规划是三星计划——能上、能回、能占领同步轨道，并发展应用卫星为国民造福。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我国航天重大工程的实现也基本按照这样的发展路子，一步一步走过来的，稳步推进。后来钱老和其他领导又提出了“8年4弹”的规划，这些都为我国航天工程的开展积累了十分宝贵的经验。
钱老很谦虚，也很民主，他奠定了中国航天技术民主决策的优良之风。在他直接领导我们搞工程的时间里，应该说，他的技术民主传统发扬得特别好，很多问题跟大家一起讨论商量，很多问题的决策都发扬了技术民主。
同时，钱老把系统工程理论这个大法宝引进到了中国航天。钱老在系统工程中提出，首先要抓总体设计的工作，以便从总体规划来对各种复杂情况进行协调，其次用系统概念将设计与生产工作组织起来，这是钱老的系统工程理论的核心思路，钱老的系统工程理论依然是今天航天工程型号生产的最有力指导理论。（陈全育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