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有中产阶级，并非民主政治天然推动力

日前，美国智库举办研讨会，讨论中国中产阶级对政治改革的态度。与会学者表示，中国日益增多的中产阶级已经成为共产党统治的支持者，而不是政治改革的推进者。

总部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民间智囊机构布鲁金斯研究所召开为期两天的一个有关中国问题的研讨论会，题目是：中国新兴的中产阶级：在经济转型之外还有什么追求？在研讨会上，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布鲁斯·迪金森表示，政治观察家一般都以为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之后，它的民主化程度也会随之跟进，但中国的情况似乎不是这样；“目前人们的普遍看法是，中国的资本家是现行制度的既得利益者，因此他们希望维护这一制度，因为他们在其中获得了极大的财富。他们不仅不是改革的力量，而且还可能成为支持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中坚力量。”

迪金森是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政治学和国际关系教授，他在研讨会上说，中国领导人一直希望通过经济发展来赢得民心，以维护共产党的统治。在历史上，确实有一些国家的中产阶级曾经支持过专制政权，比如20世纪的德国纳粹统治和意大利的法西斯政权。“那种认为中国从共产主义转型就一定会走向民主制度的观点忽视了中国未来可能有的其它的选择。”威斯康星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刘思达在会上说，律师在传统上来说是中国中产阶级的一个部分，但他们不会成为民主制度的推进者，“尽管很多中国律师有很开明的政治观点，但他们几乎不可能成为推动政治改革的力量。”刘思达教授还表示，在中国，很多律师的生存和成功都依赖国家政权。

维吉尼亚州老多明尼大学的政治学教授陈杰说，中国的中产阶级不太可能成为民主制度的推进者，“中国中产阶级的绝大部分都赞成个人的权利，但他们回避了政治权利，对民主机制不感兴趣，对政治参与也不感兴趣。”

陈教授援引2006年12月和2007年1月在成都和西安的民意调查结果说，中国的中产阶级和非中产阶级在支持个人权利方面的态度一致，这其中包括工作和宗教信仰自由权利。但中国中产阶级在争取政治权利，自由结社和集会等方面的态度就不积极。在第三点，也就是民主选举方面，他们的意见也很不一致，陈教授说，“中国的中产阶级和非中产阶级都支持差额选举，但中产阶级对多党制选举方面的支持率还没有非中产阶级高。”

陈杰教授说，民意调查结果显示，中国的国有企业员工对民主制度的支持率特别低。

在中国，现在最诱人的说法是建立公民社会，以前是民主自由的倡导者在说，当然其中是真正的公民社会角度来谈的，是宣传先进体制国家的社会结构，说明什么是公民社会。这种宣传效果起到了启蒙和呐喊的作用，是要中国向先进和优秀的方向走。但体制内利益既得者及其附庸们看到趋势不可逆转，也跟着喊“公民社会”了；不过，在他们的“公民社会”说辞里，就如当局经常喊“民主”一样，在前面冠之“中国特色”，就味道大变，成为维护旧有体制和既得利益的工具了。他们说，公民社会最大的特征就是爱国主义。

如今，中国公民最容易掉进的陷阱之一，就是所谓的“爱国”，什么都要打上“为国”的标记；什么“为国增光”、“保家为国”、“热爱祖国母亲”等等说得冠冕堂皇，引诱糊涂的“公民”一个个往里“跳”。

自古以来，中国的统治者惯于用强化“国家”概念来愚弄，操纵国民。然而他们骨子里的国家，并不是天下为公的国家，而是“朕即国家”，“我即国家”；所以，中国的所谓“为国增光”、“保家为国”、“热爱祖国”的国家，和世界上民主共和国的国家概念完全不同，不是固有疆域和生活在固有疆域上的人民，过去是专门指皇权，现在则成了党权、政治强权。

1979年以前的大陆，如今40岁以上的都会记忆犹新，“我把一切献给党”、“一切为了党的利益而斗争”是那时的主旋律。那时侯，说爱国的人不多，“爱国”是主流以外的“民主人士”的专利，谈到八大民主党派的人才能称呼；其余的国民，都被统统要求“爱党”。那时侯如果说自己爱国，人们会用一种挑剔甚至歧视的眼光看你，因为你不是“民主人士”，有什么资格爱国？！大家都爱党，你要爱国，就成了政治异类，成了对党不够忠诚的象征。爱国，大概是在改革开放后逐渐形成的口号。

从“爱党”到“爱国”的口号转变，首先是受国际局势的影响，苏联的垮台，让人们逐渐知道照搬苏联共产党治理手段来治理中国的执政党原来有那么多错误，并不值得爱，除非她改正；这个认识首先还是共产党内部的良心人士开始具有的，比如胡耀邦，就强力纠正前30年中的众多错误。其次是中国自身的需要，一方面是因为改革开放和引进外资，总不能强迫香港、台湾的资本家也来爱党，但爱国却是香港、台湾资本家无可非议的口号；另一方面，冷战结束后，在世界上党国不分的国家已经寥寥可数，将爱党当成对所有国民的规范，也成为了世界笑料。所以，中国就不怎么再高调宣传“爱党”，换了一种说辞叫“爱国”。

不过，爱国即为爱党。在“热爱祖国母亲”喧嚣里，有歌为证，“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少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母亲只能有一个，既然党、国家都是母亲，那么党即国家。中国，是一个党国。

只是现在，号召大家所谓的要“为党”如何如何，不合适宜，会遭到世界象对待朝鲜那样的嘲笑；因此，为了面子也为了蒙人，就换成“为国”如何如何，将从前的“爱党主义”换成“爱国主义”。这，真是一种大智慧的体现！

在封建社会，皇帝把皇权的需要，说成是所谓的“国家利益”；现在，“政治强权”又经常把自己的需要说成是“国家利益”，要“人民”为之“无私奉献”。这样一来，“国家利益”往往成了牟取党派利益的一个道具而已，可惜的是，没有人说破，很多中国人懵懵懂懂地跟着喊“爱国”，其实就是一个“糊涂的爱”。

笔者不反对爱党，但前提是党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也崇尚爱国，但从根本上说，是先有人民而后有国家，国家也是为了人民的生活幸福而建立的。所以，笔者反对故弄玄虚的什么“爱党”“为国”，党的一切作为，要看是不是真正有利于人民的“生活，尊严和幸福”；这才是实实在在看得见的标准，也是党值不值得爱的唯一标准。

一个健康的国家，是不用自吹自擂的。相反，国民和外国人总是在挑剔它的弊端甚至毛病；美国就时时刻刻被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和公民批判和辱骂，但是，包括中国、朝鲜在内的绝大部分国家又在极力想和它保持优良的关系。一个建立在比较完善的人权之上的国度，既有容忍漫骂的雅量，也有维护民权至上之宪法宗旨的自信。如果牺牲人权、民权而强调什么“爱国”，完全是蒙骗傻瓜的谎言。国以人为本，民以宪为天。国家的健康运行，建立在依据宪法的法治之上，建立在民选领导人的民主之上。维护国土主权与国民合法权益不受侵犯，才是真正的爱国；除此以外，笔者不相信其他任何特色的“爱国主义”。

回到中国中产阶级的话题。美国智库研讨会的与会学者，表示中国日益增多的中产阶级已经成为共产党统治的支持者，而不是政治改革的推进者，这其实并不是坏事。

中产阶级的兴盛，是一个国家走向和谐进步的标志。中国中产阶级的形成，得益于改革开放；而改革开放，则是以否定前30年的经济体制为前提的。所以，中产阶级毫无疑问是改革开放的既得利益者，也就是目前执政党的被施惠者，从这一点上说，他们是中国共产党天然的支持者。因此，他们需要“爱国”，即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他们当然不会成为大陆民主体制的天然推动力。

但同时，中国中产阶级至少是商品经济——区别于西方市场经济的“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产物（其特色在中国，是什么都是商品，包括官位与人的尊严），他们也和专制体制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在“爱国”的同时不免牢骚满腹，所以有要求改革的愿望和基础。在底层民众的催动下，他们虽然“回避政治权利，对民主机制不感兴趣，对政治参与也不感兴趣”，但不可能成为民主政治的强大阻力；相反，底层民众天然具有用暴力革命来达到改革目的的倾向，而中产阶级可以充当避免流血而又促使改革和平达到目的的润滑剂作用。

“中国中产阶级的绝大部分都赞成个人的权利”，就是希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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