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银监局局长阎庆民采访节录

上海银监局局长阎庆民采访节录中国银监会上海银监局局长阎庆民9月28日接受《华尔街日报》艾华添(James T. Areddy)的采访。48岁的阎庆民是银监会的主要决策人士，负责监管很多在华运营的外资银行。

采访在中国银监会上海银监局办公室进行，为时80分钟。阎庆民用中文作答。他的话由《华尔街日报》翻译为英文。

采访节录如下：

WSJ：您能谈谈对全球金融危机的看法，及其对外资银行在华业务有何影响吗？

阎庆民：强化对流动性的风险监管；所以在这个时候，部分中资银行对外资银行的同业拆借就特别审慎，在市场上拆借这种情况也十分困难，再加上长期以来外资银行在中国的发展当中，基本上存款少贷款多，以我们来讲资产负债不太合理，这个我们是高度关注的。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以流动性监管为重点。

WSJ：在危机之后，你们现在有没有做些什么？特别是针对在华运营的外资银行？

阎庆民：继续加强流动性本土化的管理。危机前我们是采取应急（措施）避免外资银行出现流动性风险，危机后我们更强化他们本土化的管理。比如说我们首先要求法人银行要强化董事会和高管层在流动性风险中承担的责任，要完善资产负债管理，要优化资产负债结构，保持流动性充足的水平。第二，在完善流动性应急措施方面，我们要求加强风险压力测试。同时也要求建立集中管理制度，要求外资法人银行建立集中管理制度。

阎庆民：希望外资银行，法人银行也放心，监管从银监会和我们上海银监局来讲，我们都一如既往地按照我们过去对外资法人机构的承诺和规定，包括现在我们看到的对部分外资银行，允许他们发行金融债券，部分银行已经在中国发卡，借记卡，还发了贷记卡，支持他们健康的可持续发展。

WSJ：在危机之后，您对花旗集团有何看法？

阎庆民：危机以后，我们也在进行监管方面的政治经济学思考。监管是带有强制性的，带有外部性体现了政府的意志......我认为对经济学理论是一个变更和很大的挑战，乃至于在明年后面一些新的经济学主张，和经济学理论会产生。经济学理论可能出现一些新的主张和流派。花旗这么大的机构在3月份的时候它的股价曾经掉到1块钱美元。这样就更加深我们从经济学理论上的认识，无论是在彻底的市场经济国家，还是在像中国这样的转型经济国家，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监管目标──就是我们是要维护存款人的权益，保护金融消费者的权益，要保持市场相对稳健，避免大的波动。通过这次危机和这个花旗的案例，也能证明我们有很多共同的认识。

阎庆民：通过花旗这次受到美国政府的救助，我认为美国政府的这个措施也是非常急需的，也是非常及时的。在这个时候我们最大的需要的是信心，所以从时间来讲我认为也是正确的，美国政府救助花旗，维护市场信心，增强美国公众对花旗的信任，也最终保护市场的平稳。从银行来考虑，银行提供的产品是公共产品，从经济学角度考虑，比较困难的时候，尽管美国是一个高度市场经济的国家，依赖于市场来解决问题，但是市场出现了系统性风险，这个时候没有办法来资助解决，所以政府出来进行救助，我认为是非常必要的。

WSJ：在此次重组之后，花旗应该会在华扩大业务吗？

阎庆民：Expanding, absolutely. 这个最近我也看到了网上的信息，花旗也是在进行它的重整战略的调整，它把美国一些不是太大城市的业务，保留一些大的城市，他也会收缩一些赢利比较低风险比较高的地区的业务，它也在把重点转向新兴的市场经济国家，例如BRICS，这个战略选择也是明智的。举个例子，现在花旗比较关注存贷比这个传统指标，到今年６月底，花旗是符合的，是比较审慎的，（华旗的这个指标）在60%左右，这和其它外资银行比它是最比较好的之一，在这次危机当中也非常审慎，也非常注意。其实我们知道在国外监管，他们不太看中我们这个传统存贷比指标，但我们一直是坚持这个指标，他们转成子银行后积极响应监管部门的要求，把存贷比放在一个我们认为是比较合理的水平，60%远远低于其它银行，其它银行有的倒过来100%多或200%多。所以我们说三年要降下来，这个安全线要在75%以下。这只是一个指标反应，它还有其它的，比如管理，人才储备等等，我认为它还有这个能力的。尽管它现在的资产规模在上海排到第四（到６月底），但它内部审慎的指标，我认为花旗中国这个经营团队还是比较审时度势的，当然下步还是要看花旗母行的总体战略。

WSJ：是花旗本身变得更审慎，还是中国银监会要求花旗现在要审慎？

阎庆民：这个最主要还是他们母行总部的战略调整，不象汇丰，东亚，因为它们更贴近。我们关心的几个监管指标，包括它的ROA，ROE，包括它的拨备覆盖率，贷款损失准备充足率，存贷比，还有一个我们比较关注的净资产，都是符合我们监管的要求，这些就象体检一样，都在标准之内，没有出现异常。

WSJ：为什么外资银行通常在基本银行业务上赔钱，而在资金业务方面盈利？

阎庆民：传统的信贷业务因为他们刚刚转成子银行，一年多一点时间，它吸收的成本，很多是靠同业拆借，它不太依靠稳定的存款，拆借总体来讲波动也不是太大，刚才讲传统信贷业务出现了非赢利，靠资金交易，这也是和他们的经营策略和经营目标是一致的。他们来中国转子银行他们也是这样定的，因为存款要取决于网点增加，存款取决于客户的营销，这也是需要一个时间过程，转成子银行后一些必要的投入也会增加。

WSJ：接下来外资银行将在中国有何行动？比如，有没有美国的银行提出在华上市的计划？

阎庆民：每家外资银行根据他们总部的战略和计划，美资银行（我们）没有听说到中国来上市的计划。我们也是鼓励它多吸收存款，要有稳定的资金来源，这也是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以后最大的一个教训，银行还是要基于，依赖于一定的资金来源，而且这样就可以摒弃到过去两年当中，从传统的商业银行存放汇业务，都走到了发起销售这样一种，通过管道融资，扭曲了我们商业银行的性质。所以外资银行在中国发展我认为还是要把这一课要补上，还是要通过怎么来丰富你的资金来源，当然很多种方式，比如可以发债，或者通过资本市场募股，是多元化的融资。

WSJ：如何建议外资银行获得更多的存款？

阎庆民：我们也允许它发展机构，去营销，去拓展客户，多设些机构。信息系统的影响，发卡，它的中心都是在境外，央行有这个要求，（需要把信息中心）移到中国境内。再加上，中国也是储蓄增长率比较稳固的，所以在中国市场里面，通过我们改善服务，通过网点，通过我们卡的增加，这部门存款也会得到很大增加。

WSJ：中国银监会曾表示，客户投诉了外资银行发售的理财产品。那么，这些产品的损失有没有影响客户对外资银行的信任度？

阎庆民：这个主要还是由于市场，因为危机以后，市场出现了问题，因为产品是与市场挂钩的，所以产品出现了就出现了浮亏，实亏。在中国来讲，推销理财产品，还是要把工作做细一点，信息披露要充分，因为我们讲投资者教育是放第一位的，卖者是有责任的，当然我们同时也强调投资者买者是要自负的，因为这是和市场挂钩的，相对来讲，遇到的这个困难，这几个方面大家都在改进，市场信心恢复了，市场出现了好转，会得到很大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