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教育就是投资未来——中韩教育对比

韩国是一面很好的镜子。“韩国与中国之间存在着太多的相似性，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我们必须特别重视韩国，因为韩国是在与中国几乎完全一样的土壤上取得的成功。”（张宏杰语）

一、“教育先行”与“科教兴国”——教育政策和教育投入对比
　　
　　韩国曾经是比中国还要穷的国家，二战后的韩国比中国情况更糟糕，满目疮痍，百事待举，处于世界上最贫穷和政治最腐败的国家之列。美国人说，他们看到的韩国是个“无底的，无希望的深渊”。但是在韩国建国后，教育一直超前发展。韩国政府首先制定了“教育先行”的社会发展战略——当其他发展项目与教育发展相冲突时，必须保证教育先行，必须保证教育发展的人力、物力、财力等。历届韩国政府也确实在实践着“教育先行”的庄严承诺，在发展中国家中，韩国政府的教育投入比例一直是最高的国家之一。即使在朝鲜战争中，韩国绝大多数学校在炮火中化为废墟，然而学校教育并没有中断，晴天在野外上课成为当时韩国一大景观。战争结束后，韩国教育很快恢复并迅速发展。上世纪的50年代，韩国经济难称有什么成就，教育却一枝独秀，各级学校的就学人数都有大幅增长。到1960年，仅仅８年，小学生、中学生和大学生的数量比战争刚刚结束的1952年分别增长了52％、90％和97％。

　　20世纪60年代后，伴随着韩国的经济起飞，韩国教育发展更加迅速。到目前为止，从数量上看，韩国教育发展的每一项指标在发展中国家都是最高的，它所达到的各级升学率同西方发达国家相当，有的甚至超过西方发达国家。由此可见，韩国的教育发展水平总是远远超过其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

　　在韩国的教育发展中，政府大力鼓励私人投资，私人投资与政府投资各占半壁山河。在这种背景下，韩国公共教育投资占ＧＤＰ的比例多年来保持在3.8％左右，在国际教育组织的统计中，仅次于以色列，多年来居发展中国家第二位。韩国政府并不满足于这一比例，上世纪90年代之初，韩国政府又规定从1991年到2001年，每年按国民生产总值的0.1％增加教育经费。据2001年的数字，韩国私人教育投资占ＧＤＰ的比例是2.96％，居世界第一位。公私教育投入相加，占ＧＤＰ比例为7.03％，位于丹麦（7.17％）之后，居世界第二位。

　　韩国政府重视教育，还表现在韩国不间断的教育改革上。韩国的教育改革次数之多，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这也是韩国教育质量不断飞跃的重要动力。每一任总统上任后，都要推进一次到几次教育改革。目前，韩国正在进行的是第七次教育改革，修订教育大纲历时三年，投入50亿韩元，广泛征求了教育专家、教授、一线员工、学生家长共计14322人的意见，召开了282次协议会、讲座会、听证会，召开了由1794名审议委员参加的127次教育课程审议会。第七次教育改革提出培养人才的方向是“在全面发展基础上追求个性的人”，“以基本能力为基础，发挥创造性能力的人”，“在对韩国文化理解的基础上，创造新的价值的人”，“以民主市民意识为基础，为集体发展做出贡献的人”。韩国人正在通过实实在在的努力，不断向世界教育的最高水平逼近。

　　1945年，韩国的文盲率为78％，与中国不相上下。而在51年后的1996年，韩国人口中的大学生比例达37％，超过了美国和澳大利亚，首次上升为世界第一。而中国的这一数字不到５％，居世界排名下游。在韩国已经扫除文盲，成为世界上识字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时，中国还有人数多达2.2亿之巨的文盲。韩国已成为世界上著名的教育大国，全国有四分之一人口为学生或教师，如果算上为教育服务的有关产业，可以说，将近一半的韩国人在为教育努力。韩国教育的各项主要指标都已居世界领先水平。

　　短短几十年间，几千年来一直积贫积弱被人漠视的形象不见了。谁能想到，这个沉睡了几千年的“隐士的国度”竟然蕴藏着如此惊人的潜力，从1962到1980年间，韩国的人均产值由83美元增加到1553美元。这一长时期的高速增长，使韩国一跃跨入新兴工业国的行列，造船、汽车、电子、化纤等工业产品打入世界市场并显示出惊人的竞争力。1988年，韩国在迟发展国家中第一个举办奥运会，当时被普遍地认为是历来管理最好的一次奥运会。1991年，韩国国民总产值跃居“东亚四小龙”之首，人均ＧＮＰ超过6000美元。尽管当时韩国的人均ＧＮＰ低于新加坡、香港和台湾，但它在产业结构多样化方面要远为成功，其工业化的程度也更深。在一些技术密集和资本密集的产业上，韩国已成为美国和日本的强劲的竞争对手。1995年，韩国人均ＧＮＰ达到了10037美元，韩国人提前实现了过万美元的目标。韩国经济实力达到了世界第11位，他们急切地盼望进入世界前十，并且野心勃勃要在2010年之前成为“世界五强”，要成为亚洲乃至世界的中心。

　　近些年来，我们虽然也提出“科教兴国”的振奋人心的口号，但多年过去了，也仅仅是停留在口号上。如果把韩国的“教育先行”与我们的“科教兴国”做一比较，我们会发现我们的口号显得很“中庸”，很温和。

　　看看我们中国的教育投入，有的更多的是心痛：我国在1996年制订的“教育法”，规定全国教育开支不得低于国民生产总值的6%。但8年过去了，仍然在2%左右徘徊。据我国自称，2002年中国的教育经费占全国ＧＤＰ的2.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年鉴提供的资料仅为２％），比1980年的2.5％下降了0.2个百分点，低于世界各国的平均水平5.1％，更是远低于台湾近十余年高达６％以上的水平。这个数字仅仅是联合国所建议的最低标准的三分之一，而且政府公共预算只占教育总经费的53％，剩下的47％则要求家长或其他来源去填补。

　　据BBC驻联合国记者2003年９月20日报道，联合国官员对中国的教育状况进行了严厉批评，指出中国不仅是世界上公共教育经费最低的国家之一，而且在教育问题上还“歧视贫困人口”，向他们收取无力承担的高额学费。中国人均教育开支之少，在全世界居倒数几位，低于印度、菲律宾、缅甸这些“穷国”，甚至连非洲穷国乌干达都比不上。

　　2000年的《全球教育报告》显示，1996年，世界上小学生享受的政府教育投资与该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平均值为13％。全世界127个国家中只有十个国家低于这个数字，我国是其中之一，我国的这个比例为６％。

　　《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报告》显示，我国25岁以上国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不到初中二年级水平，比韩国整整短了四年。

　　作为一个喊出“教育兴邦”口号的国家，作为一个经济迅速发展的国家，作为一个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大国，这种现状，无论如何是有点说不过去的。中国教育中存在的种种让人忧心如焚的问题，归根结底都是由于政府投入不足。普九工作困难重重，贫困地区学生流失，拖欠教师工资，大学生无力交纳学费，归结到一点，其实都是一个字：钱。

　　我们口口声声也喊着“我们实施的是九年制义务教育”，特别是近几年来，各地新闻媒体大肆宣传普九的“辉煌成果”，让许多人为之陶醉。但中国青年报2004年6月14日报道：农村初中生实际辍学率远高于国家控制的3％的标准， 6省14县调查显示农村初二学生辍学率超过40%！一则新闻报道让我们看到一个真实的谎言；一则新闻报道，也撕去了普九的最后一道遮羞布！

　　吉林省东丰县一位当过6年班主任的老师，以本校为例，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初一入学人数有110人左右，到了初二上学期，还能有100人，而初二结束时，就剩60人左右了；中考前，只剩30人。据他了解，农村偏远一点的学校，辍学率得有50％；离城近的，怎么也有20％～30％；平均下来有40％。

　　朱镕基前总理前几年在安徽考察时，了解到那么多的农村孩子因为需要交纳的费用太高而上不起学时，非常着急，就提到朝鲜：“我们以前去朝访问时候了解到：朝鲜做到了全民教育由小学到大学全部免费，他们的经济情况比我们差得多。我国已迈入小康，为什么不能实施九年的免费义务教育呢？我国初中以下中小学生将近２个亿，以人均每年学杂费500元计，一年1000亿就够了，只占全国国民生产总值10万亿的１% ；而我们的教育经费总额从未达到过３% ，世界平均水平早已超过５%.……这是真正的百年大计、万年大计！”

　　有人说，我们是穷国办大教育，缺钱呢！但是早在1993年记者就报道了国内公款吃喝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一年1000亿元人民币啊！如今，再加上卡拉ＯＫ、桑拿、按摩，这个数字早不知又创什么新纪录了。所以，要说国家穷，财政没钱办教育，恐怕政府官员自己都不信，因为他们最清楚钱花到哪里去了。再看看比我们还穷的古巴和朝鲜，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实行９年义务免费教育，现在人家都已实行12年义务免费教育了。而我们这里却是学费每年都在上涨！

　　近些年来，我们的经济确实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国家比过去也更有钱了，这是举世公认的。翻开报纸，打开电视，眼前是一片繁荣，中国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发展奇迹，但是反观我们的义务教育，我们怎么就“义务”不起来呢？为何还有那么多适龄儿童没有学可上？以今天的中国国力难道不能使中国的每个孩子有学可上么？

　　据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成人文盲（十五岁以上）数量还高达8500万，成人文盲率也还有8.72％，此外还有一亿的半文盲。

　　年复一年的低素质人口积累，将给现在发展很快的中国经济戴上越来越重的枷锁。

　　2001年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研究院发表的国际竞争力报告显示，中国的国民素质、科学技术和国际竞争力持续下滑：国民素质由1998年的第24位下滑至第29位，科学技术由第13位下滑至28位，国际竞争力由第24位下滑至31位。分析者指出，这与我国教育欠账有着密切的关系。

　　当前社会上各种刑事犯罪率不断上升，表面是一些个人或为生活所迫、或因私欲膨胀。实质上这是教育在国民素质上的失败，是忽视“孩子这一最重要资源”的后果！

　　对比韩国，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发展上我们存在严重的急功近利倾向。在中国的发展中，什么问题最刻不容缓？不是三峡，不是西部开发，不是磁悬浮，而是教育。选择向教育事业多投入，选择的是长远的公共利益，其效果不会立竿见影，对一届政府来说，可能得不到实际利益；而选择建大楼、修公路，却是一届政府能看得见、摸得着的政绩。一条高速路可能当年见效，马上给当地ＧＮＰ加上几个百分点，教育则是百年树人，收效远远慢于工程项目。所以，有的地方一直以经济发展为第一，认为经济发展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因此，要“把钱花到刀刃上”，花到一个又一个巨型工程上，就是舍不得把ＧＤＰ中的教育投资比重提高一点点。在新一任政府上任前，有的地方甚至把经济增长作为考核政绩的主要标准，教育发展与官员升迁关系甚少，由此进一步导致地方政府在教育问题上的不作为。因为急功近利，我们在发展中已经犯了种种错误。


二、优先发展高等教育还是优先发展基础教育？——教育发展观对比　　

　　中国长期以来走的是一条精英主义的路线，由此造成了教育领域一系列不平衡：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发展不平衡，优先发展高等教育而非基础教育；在基础教育领域实行重点学校制度，导致学生得不到平等的教育机会；城乡教育水平差距过大，农村教育严重落后，特别是贫困地区教育经费一直得不到有效解决，导致大批儿童失学。

　　中国有限的教育投资，大部分投入到了能立刻见到效益的高等教育之中，基础教育投资的匮乏由此更加雪上加霜。中央财政承担的初、中、高等教育经费之比，中国为1∶2.65∶38.7。而印度为１∶1.59∶8.88。中国的高等教育投资占比是全世界最高的。从1995年到2000年，是我国教育投资增长比较快的时期，这期间，我国普通高校通过各渠道的收入总和的增长幅度达239％，高中达156％，而小学和初中为70％，其中农村的初中和小学为50％，差距十分明显。

　　1985年，中国开始实行“基础教育由地方负责”的原则，由此更导致教育资源分配的严重不平衡。发达国家基础教育投资的8％，都是由政府负担。而据教育部发展研究中心1998年提供的数字，我国农村教育的投入中，中央财政约占１％，省财政占11％，县政府投入约占10％，其余78％由乡和村筹集，也就是说，是由农民自己负担。在世界义务教育史上，还从来没有出现过中国这样农村教育经费主要靠农民自己负担的国家，更没有出现过相当部分的义务教育经费要靠像希望工程这样的慈善活动来解决的国家。作为一个喊出“教育兴邦”口号的国家，作为一个经济迅速发展的国家，作为一个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大国，这种现状，无论如何是有点说不过去的。它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城乡教育的巨大差距，特别是贫困落后地区教育的严重滞后。在北京、上海等发达地区已经开始研究免收中小学生课本费，以真正实现“免费教育”的同时，尚有大量贫困地区的孩子因为一年区区一百多元的学杂费而被挡在受教育的门槛之外。在大城市许多孩子坐进有空调的教室的同时，老少边穷地区的适龄学童却有相当部分因交不起学费，不得不坐失及时接受教育的机会。

　　不知道中国人有多少人看过“马燕日记”，我看到“马燕日记“事件时，作为中国人，我有种羞愧感！ 马燕其实只是宁夏回族自治区的一名小女孩，她的日记被法国解放日报记者发现，并在报上连载，轰动了全欧洲。她在日记本上写道：“今年我上不起学了，我回来种田，供养弟弟上学，我一想起校园的欢笑声，就像在学校读书一样。我多么想读书啊！可是我家没钱。” 欧洲人被感动得纷纷写信慰问、捐款。后来，马燕及当地60个孩子因外国人的关心而能上学了，马燕成为她村中第一个女初中生。

　　在中国，即使同一个城市，学生的受教育机会也是不平等的。因为城市中小学按等级拨付教育经费的作法和精英性教育的影响，同等级的学校在教学资源、师资力量、教学水平上呈现出巨大的差距。《义务教育法》颁布之后，这种差异因为种种原因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有扩大的趋势。学生因成绩不同，而被分到不同的学校，而能承担高额择校费的学生，则可以超越这种不平等，而享受另一种更为恶劣的不平等，高额择校费也正成为教育腐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教育不平等的最明显体现则是那些因贫困而上不了大学的大学生了。一方面是家庭经济条件好的孩子住进了学校的豪华公寓，另一方面贫困家庭的家长因为掏不出学费供孩子上大学而自杀的新闻屡屡出现，凸现了我国教育体制中的一些不合理因素。

　　教育权是一种基本的人权。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在发展教育中都遵循美国总统杰弗逊的著名教育理念：衡量教育是否造福于社会，主要不是看它造就了多少杰出人物，而是使大多数人能够享受到必要的教育。教育的基本作用，应该是使所有的社会成员能站到同一个起跑线上，得到一个平等的机会。而中国教育中存在的严重不平衡，却使得部分社会成员因为家庭经济状况，在未成年前就被置于竞争中的劣势地位。

　　让我们来看看韩国是如何解决教育不平衡的问题吧。
与中国把政府投入主要放在高等教育不同，韩国的政府投入主要投向了基础教育，而把高等教育的投资机会主要留给了社会。

　　韩国政府在经济落后地区与经济发达地区的教育投入上也有不平衡性，不过他们的不平衡方向与中国相反。他们优先把资金投入到落后地区。韩国在推行初中义务教育时，免费的范围明确规定由偏僻的农村、岛屿开始，逐渐向小城市再向大城市分步推进。

　　韩国新推出的普及信息化教育方案中，明确提出：“将计算机等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首先普及到农村、渔村、岛屿和偏僻地区以及城市中的低收入地区，提供必要的行政和财政支持，以提高学生接触信息技术机会的均等性。”

　　通过这种不均衡投资，韩国保证了国民教育机会的均等。为了保证国民都能接受高中教育，韩国取消了初中升高中入学考试。现在，韩国小学升初中升学率达99.9％，初中升高中升学率达98.7％。也就是说，韩国已经普及了12年制教育。

　　在70年代初，韩国也存在择校问题，中小学校分为一流二流，学校教育的应试倾向明显。韩国为此果断推出了“教育平准化”政策，具体措施有三项：第一，对“不利学校”增加教育拨款，大力改善其教学条件；二是实行教师每四年流动一次，确保学校师资水平的均衡；三是对学生进行综合评分，各学区内由计算机随机决定就读的学校。这个“平准化”教育政府实施至今有力地促进了韩国义务教育质量的全面提高，弱化了学校应试教育倾向和学业竞争的激烈程度，成为韩国教育界引以为荣的佳话。

三、贵师重傅国将兴焉——教师地位对比

　　“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

　　教师是全面推进教育发展的主体，是提高学生德、智、体、美、劳等综合素质的引路人。

　　在韩国，教师被全社会敬重，享有其他国家不曾有的特殊权利。在大学里，学生跟着教授走路，不能离得太近，因为学生不能踩到老师的影子；教授到学生自习室，学生要全体起立敬礼；一个系的系主任，职责范围之一是为教师们服务，而没有领导地位，资金权、用人权、晋级权，都由教授委员会负责。

　　另外，韩国教师的工资也比一般社会成员高得多。韩国教师的政治待遇也不同于其他国家，汉城大学的教授要总统亲自下任命书。教授任各部长官、次官是很常见的事，汉城大学校长李寿成、明治大学校长高健则先后出任总理。

　　2001年5月14日，金大中的身份由总统变成了教师。他在首都汉城西北部的一所小学里担任了“一日之师”。他不像某些政客一样匆匆忙忙、走马观花地视察学校，而是实实在在地在这所普通小学校里给学生们上了一天的课。虽然已经年逾七旬，每天忙于繁重的国务活动，但这天的讲课他依然是全身心投入，跟召开内阁会议或发表全国讲话一样认认真真、一丝不苟。总统当老师，显然不是一场虚假的“政治秀”。这一举动，不仅显示了金大中本人对教育高度的重视，也表达了他对教师们崇高的敬意。教师乃是国民精神的传承者，教师因此也就处于国家的中心地位。正如金大中多次在国务会议和新闻媒体上说过的那样，教师是国家的脊梁。

　　即使韩国在残酷的军人统治期间，独裁专横的军阀们也没有忘记拨给教育部门以充足的预算。朴正熙、全斗焕等军人总统一边在残酷镇压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制造了“光州事件”之类的血案，但也在不断地向教育部门注入充实的资金，提高教师的工资福利待遇，结果是大大提高了韩国国民受教育的水平。

　　在中国，教师早已摆脱前些年“当老师不如当理发师”的尴尬局面，然而平心而论，教师的收入并不比理发师多多少。教师并不是个让人羡慕的职业，在农村地区特别是贫困地区，还存在着大批“代课教师”，力不从心地填补着师资力量不足造成的空白。

　　我们大家都知道，教师的素质是一个国家教育发展的关键。教师如果是一个国家高收入且受人尊敬的职业，那么就会吸引社会精英为师；精英为师的直接结果是培养出高素质的人才；大量的高素质的人才又直接促进社会风气的净化和国家各方面的发展。看看我们这里。一方面社会给教师戴了无穷的高帽，把教师推上了贞节牌坊；另一方面是教师地位的卑微和社会精英不愿为师。仔细想想，我们的社会又怎么会良性发展呢？

　　我曾经接触过一个身为某局局长的学生家长，他曾向我夸耀自己是社会精英式人物，同时又抱怨现在教师素质差。

　　我说：“我也承认现在中国的教师整体素质不高。但是，如果给您局长和教师两种职业和岗位让您选择，你会选择教师吗？”

　　“不会。明说吧，当年我也是师范大学的优秀毕业生，但我托关系跳出了教育界。不愿为师的原因，一是地位低、收入少；二是工作繁重、精神压力大。” 他说道。

　　“其实，整个社会都跟您的心态差不多。一方面大家都希望有高素质的教师教育自己的孩子；一方面稍有点本事的又都不愿意为师。能够坚守在教师岗位上的，只要不违反职业道德，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去指责他呢？”

四、批判摒弃还是继承发展？——民族传统教育对比

　　当你和韩国人接触的时候，最明显的感觉也许是他们强烈的民族自豪感。这种自豪感，一方面来自于国家经济建设的成功，另一方面，则来自于对本民族历史和文化的骄傲。几乎每个韩国人都认为韩国文化是世界上最优美，最有创造力的文化，韩国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也许韩国人的自信有点过了头，你却不能不承认韩国教育在利用历史文化传统塑造民族精神方面的成功。

　　韩国教育中十分重视长幼尊卑，家长在家里仍然是绝对的权威。一些韩国人每年二月和八月初一，都按照从中国传过去的传统方式，到文庙祭祀孔子。人们头戴儒冠，身穿黑色古代祭服，毕恭毕敬，向孔孟行礼。中国封建时代的县学和书院，现在都已荡然无存，而韩国至今还保存着２８１所乡校和８４所书院，他们在这里设立“忠孝教育馆”，开展有关儒学的学术活动。在韩国，至今的社会共同道德，仍然是中国宋代提出的“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元代时，中国的《朱子家礼》传入朝鲜，现在仍然是韩国人家庭伦理的规范基础。谁能想到，几千年的儒教血脉在中国断裂后，居然在韩国部分地保存了下来。所以西方有些学者把韩国称为“儒教国家的活化石”。

　　儒教传统在韩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十分明显。随着“汉江奇迹”的出现，人们逐渐开始意识到了儒家社会伦理对社会发展进步的正面作用。按照中国人的逻辑，成功步入现代化的韩国应该是成功地与过去挥手告别的国家。他们应该会以韩国人那种激烈果断的方式彻底地铲除“封建文化”，脱胎换骨，改头换面，以全新的姿态与欧美“接轨”。然而，谁知道，韩国竟然保留了那么多我们抛弃的“封建”和“落后”的传统。

　　到过韩国的中国人，从他们的人际关系，社会秩序看，很少看到居民住宅有防盗门和防护栏，从人们的精神面貌看，就能判断他们道德建设与教育是相当成功的。今日韩国，是一个当之无愧的“礼仪之邦”。

　　如果说儒家文化中存在着能够适应现代社会的部分的话，那就是儒家文化中贯彻始终的对教育的高度重视（当然，儒家文化中教育的方法和教育的内容，需要我们现代人重新进行审视）。这种可贵的传统在中国日益淡化，在韩国却保留了下来。

　 韩国人向我们证明了，传统文化和现代化并不是你死我活的关系。传统文化更主要的不是一个民族前进的阻碍，而是这个民族现代化的重要动力。韩国教育告诉我们，一个民族要自信地生存，必须有自己的深厚底气，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尊重自己的祖先。

　　而我们中国，自十七世纪“西学东渐”以来，我们的民族文化和教育就备受冲击挑战。伴随着来自外部的围攻，民族内部的反思和批判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激烈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之时发展到极致。建国后，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民族文化体无完肤、满目疮痍。进入80年代， “全盘西化”的号角吹响，且气势汹汹、声势浩大。

　　近年来一直致力于抢救民间文化的冯骥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了这样一段让人痛心的话：我们目前最大的问题是，传统文化的文脉已断。“文革”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破坏的确是史无前例的。这个文脉的衔接十分困难。我在北京认识了一个外国老人，80岁了，他在北京生活了60年。这个老外说，我在北京认识了五代（一代十岁）的中国人，一代不如一代。他讲的主要是文化人，指的是知识的视野、厚度、学养、个性魅力。50年来，我们太少出现学贯中西的大师。五四时期的文气已断，中国文坛只剩下些是非曲直了。


　　冯骥才的话形象地提示了毁坏传统对我们这个民族文化厚度的伤害。

　　毁弃传统和毁弃传统的教育造成的第一个后果是加剧了民族自卑感的形成。自从国门被列强的大炮轰开之后，中国人对西方的态度从盲目自大迅速变成了盲目自卑。“文化病毒论”则为这种自卑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原来中国人从遗传基因上就不如别人，所以怪不得外国处处领先，中国事事落后。

　　毁弃传统和毁弃传统的教育的第二个后果是民族的发展缺乏立脚点，社会伦理价值严重混乱。侯仁之老先生说：“一个人如果忘记了过去，就等于没有记忆。没有记忆的人是不完整的人，他的发展方向更无从谈起。对于一个民族而言也是如此。不了解她的文化遗产，就无法继承，也无法发展。”在“文革”迷梦破灭之后，我们发现自己没有了革命的激情，也没有了传统的支撑。 “毫不为己、专门利人”似乎过于崇高，而孔孟之道、“温良恭俭让” 经过一百多年来历次政治运动的有力摧毁，又早已被扫进了历史垃圾堆。当下的中国则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集体道德意识缺失。在没有有效道德约束的情况下，市场经济伴随着腐败、无序和道德滑坡发展，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物质主义”、“金钱崇拜”。越是经济发达的地方，防盗窗爬得越高。瘦肉精，毒大米，加了洗衣粉的油条，在混乱中，人们自己伤害着自己。今天的某些中国人，在许多方面，已蜕化成为在世界上也许是最缺乏文明教养、礼仪风范的准野蛮民族。试看遍布大街小巷的文明用语标语，什么“请、您、你好、对不起”，以及对商业职工提倡的所谓“微笑教育”，对我们这个号称五千年历史文明的礼仪之邦，真是莫大的讽刺，使人未免有啼笑皆非之感。

　　毁弃传统和毁弃传统的教育的第三个后果是青年一代对列祖列宗传下来的宝贵财富缺乏感情。文化的教育和流传是个耳濡目染的过程，需要一定的环境和条件。青年一代没有机会接触传统文化，没有机会去体会传统文化的优美。青年一代与传统文化的陌生感越来越强烈，总有一天，这些东西在他们看来会完全是“别人的文化”。

　　毁弃传统和毁弃传统的教育的第四个后果是造成国人盲目的崇洋媚外。例如：在文化教育上，我们许多专家就一直相信“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忙着与“国际接轨”。别人提出一个“建构主义”，我们一窝蜂似的都去研究建构主义；别人提出一个“多元智能理论”，我们一窝蜂似的都去研究多元智能理论。近几十年来，我们在文化教育研究上，始终在做着“跟屁虫”工作。这样的研究我们干得再出色，顶多是为别人的理论提供一点注脚，注定没有什么大出息！因为我们没有源于我们本民族的创新的教育理论。近现代以来，我们对民族文化传统和教育传统，除去批判之外，鲜有人去研究它的长处。我们的民族文化中有自己的缺陷和不足，这是不用回避的，但是我们疏忽了一点，世界上并没有十全十美的文化，可以说每一种文化都有它的优缺点。因此，既要像对待外来文化一样，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又要保持对民族文化的敬畏和珍爱。盲目否定、肆意践踏、轻易放弃的做法无疑是短视、无知、愚蠢！有一种现象不能不引起注意：对待外来文化我们常表现出博大宽容甚至有些阿谀逢迎，而对本民族自己的文化却充满苛求和指责。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妄自菲薄的败家子行为。“一个没有自我文化的民族，一个丧失了自我文化的民族，纵然有再大的本事，终究不能参与世界文明的创建，并为其他民族所轻贱”（郭齐家教授语）。

五、结语

　　在发展上，近些年来出现的艰难和问题，症结在哪里？答案不用我给出，读者也能自明，因为从韩国的这面镜子中可以照出我们的许多龌龊来。

　　众所周知，教育决定的是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素质，教育出了问题，影响的是国家的根本和元气，教育的振兴是其国民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按照美国政治学者亨廷顿的说法，国家之间的对立和竞争，归根到底是文化的对立和竞争。而文化的竞争，又归结到教育上。教育水平的差异，决定了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未来几十年的发展快慢。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不同文化程度的人，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能力也不同：小学为43％，中学为108％，大学为300％。经济学家作过计算，本世纪初，智力因素在经济增长的作用只有５％～20％，而现在已经达到60％～80％。

　　让我们共同重温一位思想家的话：“在当今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国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民是贫穷的，也没有任何一国愚昧无知的人民是不贫穷的，在民智开启的地方，经济发展自然是水到渠成的，一个国家的前途不取决于它的国库之殷实，不取决于它的城堡之坚固，也不取决于它公共设施之华丽，而是在于公民的文明素养，及在于人民所受的教育，人们的学识、开明和品格的高下。这才是利害攸关的力量所在。”现在回过头来看，韩国在立国之初就提出“教育先行”，勒着肚皮抓教育，立足民族传统抓教育，在社会发展中把教育放到第一位的做法是何等英明。看看韩国的发展，我内心里特别想说一句话，那就是：发展教育，就是投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