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中国的一切问题受困在政治改革上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5/12 14:26:22
中国的一切问题受困在政治改革上
我们缺乏的是优秀的人才被选到领导岗位上
上海理工大学演讲以后答同学问全记录
时寒冰
时间：
现在天气比较冷了，我们出门都要带手套，那，一副手套如果丢了一只的话，整副手套就没有用了。我想在这次经济寒流中，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正好可以组成一副渡过经济寒冬的手套，如果丢了政治改革这只手套的话，经济改革就不能持续下去。这次经济危机是否能成为我们国家推进民主政治改革的一个重大的历史机遇呢？
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到了奥巴马。奥巴马，一个黑人，他那种活力，那种光芒四射的那种激情，那种流畅的口才，那种翩翩的风度，你看到这样的人被选到总统位置上，你可以感受到一个民族的难以抑制的这种活力、这种毅力、这种凝聚力。你反过来再看看！如果一个连话都说不好，连断句都不会的人坐到领导的位子上去，或者说一个垂死的人，一个垂死挣扎的人坐到领导岗位上去，他给你带来的感受是什么？
实际上中国真正的问题在于，政治改革也好，我们现在一切受困在政治改革上，因为没有好的这种领导，没有这种优秀的人才被选到领导岗位上去，他只会维护自己的利益，他不会出台对民生有利的东西，你不管怎么提都不行，我给上面写信，甚至提建议，有很多东西都是流着泪写的，但是，眼泪打动不了他们。
西方国家的行政开支为什么这么少？因为人民有选举权，他有几个制约机制。第一是司法制约机制，你看克林顿那点事情，司法机构就可以审问他，我们这里可以吗？第二，他有议会制约机制，第三，他有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人民选举权，这一项制约机制，第四，他有宗教制约机制，西方国家基本上都信宗教，他觉得自己做坏事会受到上天惩罚，而我们是无神论，是没有底线的。而且对于实际上在措施上我们也应该调整，对于一些好的宗教我们应该扶持，不应该抑制。对于邪教应该打击，如果所有的宗教都抑制，反而容易失去这种制约机制。比如说，我们为了管理宗教这一块，我们成立了“破邪办”，就是“破除邪教办公室”，很奇怪的是，它是国家宗教局下面的一个办公室，国家宗教局是副部级编制，而它这个办公室却是正部级编制。所以，我们这里很多事情都很奇怪的。我说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需要一个制约机制，归根结底需要归到选举权上。当人民有选举权，我们能把自己喜欢的人选到领导岗位上，有这一条一切都好解决，没有这一条，什么都解决不了。谢谢！
第一个问题，我们现在所有的政策导向都是向着有利于既得利益集团一方倾斜的，如果你研究房地产和股市你就会发现，不管股市是涨也好、跌也好，它都是以某一方利益集团利益最大化为导向的。美国股市它有严格的退市机制，如果这个上市公司不行，它就给你赶走，你要退市，你不能继续在这上面招摇撞骗。另外它还要求你分红，就是每季度要分给你的股东多少钱，规定是硬性的，每季度一次。我们这边呢，这一块是很少的。从1990年到2003年这13年中，流通股东分红分了600多亿，他们付出的代价是1万多亿。
我们再比一个例子，中国石油在美国上市，从美国市场融资29亿美元，他给美国人分红分了119亿美元，4年分红分了119亿美元。中国石油在中国上市，融资了是97亿美元，分红分了6亿人民币。
中国这个股市不是让老百姓能够收益的一个场所，所以我尽量呼吁中国的老百姓不要进到这个市场里面去。去年我有几个老师，因为看我在证券报，打听到我的电话。我这点做得不好，毕业后没有及时跟他们联系。他们想炒股票，让我给他们参考参考，我辗转反侧，睡不着，给老师怎么回答啊？后来我最终还是告诉他们不要介入股市，然后，今年他们都很感谢我：说，因为没有进入股市，所以没有赔钱。
它（政府）现在在救楼市，因为楼市牵涉到地方政府的利益，地方政府为什么要救楼市？因为地方政府的收入主要是来源于那一块，来源于跟房地产有关（的那一块）。但是，它为什么又必须要依靠这一块呢？很多人研究经济问题，老是研究到半截就不往下走了，我是那种喜欢一铲子挖到底的人。
因为在1988年那时候，我们当时还没有土地出让金，当时叫土地出让费。那时候的分成是中央和地方，中央和地方五五分成。1989年改成四六分成，1993年分税制改革以后，中央把所有土地出让这一块的收入全部都给地方政府。干吗啊？就是让它卖地！因为当时地方政府不服管，你比如说广东，有些地方政府不服从，它有钱，有钱就财大气粗，就刚才讲的那个民穷民富的理论。中央为了强化自己的权威，就实行分税制改革把这个钱给收走了。收走以后，事权没收走，就是，这个事还是地方在做，地方却没钱。没钱怎么办？就卖地！搞拆迁，这一系列的问题就出来了。
所以说，如果要是解决这个问题呢，从根源上来讲，分税制改革还需要调整。不从这一块调整，如果地方政府在一种逼良为娼的机制之下，它只能依靠卖地，只能靠提高地价，提高房价（维持）。这种机制就改变不了，所以说，（地方政府）现在积极的在救房地产、房市。他永远记住，它永远都会救房地产，但是它有时候救不了，根本救不了，因为老百姓被掏空了。
股市这一波下跌，60%—70%的中产阶级，中等收入的都消灭掉了，房子下跌就没有支撑。再一个，房子年年上涨，透支了居民收入。联合国在1995年对50多个国家进行了一个调查，他们得出一个结论。一套房子的价格和一个两口之家一年的收入的比，在2至5之间是合理的，就是，一个家庭2年到5年之间买套房子是合理的。超过6就比较麻烦，而我们国家很多城市都超过20，40都超过了。
当时有个经济学家说：
谈到刺激经济, 我给你举一个例子。
阜阳机场，我说的是飞机场，现在已经是鸡场养鸡场了。它是1998年用3.8亿投入，3.8亿建的。当时建的时候，要求跟北京、上海比，达到每小时进出港的人数600人。他是按照高标准建的，建完之后没有飞机飞。然后就是组织小学生赶到假期、节假日去弄纸飞机在那里扔，因为为资源不能浪费啊！后来还不能利用起来，有人发现这个资源浪费太可惜就养鸡在上面。就这种东西它是无效的，它是无效拉动。
发件人："Flynn"
"Flynn"
中央党校最近究竟触动了谁的神经
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 王长江
近年来，社会上关于中央党校的议论颇多。既有学员管理方面的，也有思想倾向方面的。前者的起因，与社会上久行不衰的单位创收风有关，批评也好，指责也好，自有它的道理。作为党和国家的一个部门，自己去从事经-济活动，总有谋取部门利益之嫌，任何单位这样做了都不正当，大众“不高兴”、“不赞成”、“不拥护”理所当然，理应接受大众的批评。但关于后者，即思想倾向的问题，笔者却有忍不住想说几句的冲动。
对于中央党校的思想倾向，最严厉的指责，莫过于把中央党校看作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大本营。这是有关政治责任和政治生命的问题，开不得半点玩笑。因为如果真是那样，中央党校就完全没有存在的必要。前几天看过一篇对某
我不知道这里的“资本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所使用的判断标准是什么。我只知道，改革开放以来，过去的所谓姓“社”姓“资”的标准已经-过时，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有了全新的认识。在这个新认识的框架下，有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亟待探索。中央党校的学员来自执政的第一线，他们把从自己工作领域带来的问题交给中央党校的学者，希望他们提供观察、认识这些问题的方法论。这就迫使中央党校的学者不能停留在过去的认识上，而必须对新情况新问题作出自己的思考。这种思考的方向是否正确，内容是否贴近现实，提出的可供选择的方案是否符合实际，都不能由党校学者自己说了算，而必须回过头来接受学员和各级领导干部的评判。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党校这些年的教学和研究能够获得广大干部和学员的认可，至少说明大方向是正确的。如果要在学员依据切身实践得出的判断
至于说中央党校的“多元价值观”，恐怕更是个“无厘头”的判断。就拿上面被提及的“资产阶级国家竞争式选举”来说吧。竞争也好，选举也好，都是选人的一种方式，怎么上升成了“价值观”？众所周知，民主是中国共产党追求的基本价值。作为成体系的制度，民主首先体现在人民授权上。实现人民授权最基本的方式是选举，这是稍懂一点政治常识的人都明白的道理。正因为此，我们的宪法才鲜明地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条款，并且制定了专门的《选举法》，党章中才有“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除它们派出的代表机关和在非党组织中的党组外，都由选举产生”的要求。那么，选举的本质又是什么？选举的本质就是由大众来挑选掌权者。既然是挑选，自然就应是从多个人当中进行选择。于是，就有了竞争。有竞争，才有真正意义上的选择。所以，竞争是选举的题中之义，就像选举是民主的题中之义一样。我们可以说现阶段让人们挑选国家领导人（即普选）的条件还不成熟，也可以论证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这种挑选方式更适合中国国情。但把竞争式选举说成是“资产阶级国家”的专利，就有些莫名其妙了。难道只有不竞争的选举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不竞争怎么体现选择？没有选择叫什么选举？难道只有搞没有竞争的选举才体现“社会主义本质”？恕笔者直言，有些人表面上好像在为我国现行制度辩护，其实是将“社会主义”的价值由民主换成了不民主。这样的“价值”我们是万万不可接受的。
对中央党校的研究和教学方向之所以存在这些非议，其实并不是这种方向真的有什么问题，真的在理论上站不住脚。真实的情况是，这样一种研究触动了一些人的神经。这其中，有两类人最为典型。
一是僵化观点的代表者。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党校义无反顾地扛起了解放思想的大旗。几次大的思想解放，都和中央党校或直接或间接地有关联。《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是中央党校首先发表的；中央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肯定，也首先是在中央党校透露的；是中央
二是既得利益代表者。从政治行政管理学的角度讲，有部门，便有部门利益，这可能是科层体制难以摆脱的副产品。就此而论，中央党校作为中央的一个工作部门，也跳不出这个规律，这是毋庸讳言的。上面讲到的许多为群众所诟病的问题，都与此有关。但是，从全党的角度，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去研究、探索和思考执政中遇到的重大问题，毕竟是党中央赋予中央党校的基本职责。在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这通常意味着中央党校不能不对改革现有的体制、调整现有的利益格局提出自己的看法。问题也便由此产生。因为，既要改革，就不可避免地会冒犯一些个人和部门的既得利益。从本质上看，这种冒犯，只是在关于如何改善党的领导、党如何科学执政方面的建言献策，既扯不上放弃“党的领导”，也扯不上削弱“党的权威”。那么，为什么总有人把两者似是而非地联系在一起？说穿了，无非是一条，那就是：借“坚持党的领导”之名，维护和扩张个人和部门的既得利益。你动我的既得利益，便是削弱党的领导，便说明你的方向有问题，这就是一些人的逻辑-。
以上感想，纯属笔者个人观点，与所在单位无关。笔者只是认为，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观点，但如果以为自己有观点便可以随便给与自己不同的观点扣政治大帽子，乃至否定中央党校在几十年探索的基础上确立的，被广大党员、干部所认可的研究方向，至少是有些狂妄了，有必要作个回应。
一场演给“乡下人”看的戏
晓 坤
有些事情本不想去说，但看到一场滑稽无比的闹剧还是忍不住要说一说。前不久上海户籍改革的“壮举”本人看来就是一场演给“乡下人”看的闹剧。在一些上海人眼里，那些没有上海户口，不说上海话的外地人都可用“乡下人”来看待。“乡下人”在官方的词典里，很中庸。可是在现实生活的语意中和“小姐”有异曲同工之意。
这次上海官家给“乡下人”的恩惠大概是：住满一定年限符合相关规定，持有上海居住证者可予办理上海长住户口。我们那些善良的“乡下人”激动不以和一些不知道是天真，还是拿上海官家“卢布”的学者文化人，为此歌功颂德，称之为Ice-breaking
trip“破冰之旅。”
前不久在人民大学听《血酬定律》作者吴思讲血酬历史观，
“自靖康丙午岁（１１２６），金狄乱华，六七年间，山东、京西、淮南等路，荆榛千里，斗米至数十千，且不可得。盗贼官兵以至居民，更互相食，人肉之价，贱于犬豕，肥壮者一枚不过十五千，全躯暴以为腊。登州范温率忠义之人，绍兴癸丑岁泛海到钱塘，有持至行在犹食者。老瘦男子谓之饶把火(意思是说这种人肉老，需要多加把火)，妇人少艾者名之不羡羊(意思是说这种人的味道佳美，超过羊肉)，小儿呼为和骨烂(意思是说小孩子肉嫩，煮的时候连肉带骨一起烂熟)：又通目为两脚羊。”其实，这是人们面对这种人吃人道德沦丧的行为，概念转移行为。人称“两脚羊”就食起来天经地义，羊吗就是给人吃的。我们目前户籍制度迟迟没有实质性的改变，什么中国的国情不允许废除户口、改革户口要慢慢来、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户口等等，其实跟那个“两脚羊”没有什么区别而已。前者是活生生去吃，后者是无形的去吃。前者是在饥荒时吃，后者是任何时候都吃。
有专家说什么户籍还是要保留的，只是要剥离跟其相关的利益。初听起来好象很对，仔细一看，这话问题很大。“皮之不存，毛将附焉。”春秋时晋惠公的舅父、大夫虢射说的这句话，已经把户口这个鬼把戏揭穿。如果一种体制把好和坏都拧在一起，分不出你我。索性就把根挖掉，不然恶必然重生。上海户籍改革这场大戏，可跟当年
“外地人”会说：“你很像上海人呀或者你很像北京人呀。”
2003年“非典的北京”我亲耳听到两个当地中年妇女说：“都是这些外地人传的，应该把外地人都Delete。”我当时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两个看是很有文化修养的人竟然说出这样可怕的话。其实，这样的话决不是说说而已。中外历史有很多这样的悲剧。有种族的、有阶级的、有文化的等等。差异性在太平盛世可以和平共处，一旦天下大乱差异就是致命的。98年经济崩溃的印尼，那些没有饭吃的马来人把他们失业的原因归结于比较富裕的华人，一场灭绝人寰的悲剧上演了。我不知道像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一旦经济崩溃，那些当地人会如何对待那些“外地人”和“乡下人”。台湾的问题说白了就是台湾人和外省人的问题。中国目前的问题也可以说是“乡下人”和“城里人”的问题。有一天如果因为这个户籍问题而导致同族相残，那可是人间特大悲剧。
2009年春写于晓坤草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