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政治：信息化进程中的“公共领域”衍生态

网络政治：信息化进程中的“公共领域”衍生态
陈旭玲　刘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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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网络政治的缘起既是信息化进程的必然产物，更使得“公共领域”从古希腊的广场政治衍生至网络聊天室，从一个物质世界步入纯粹数字化的虚拟世界。在这一衍生态状的“公共领域”空间中，不但人与人的交往方式、信息的处理与传递方式发生了量扩与质提的变化，而且网络政治也通过数字化方式延展出新的特质。
[关键词]信息化；公共领域；衍生态
一、信息化进程中的“虚拟”空间及“公共领域”的衍生态
信息化进程中，网络构筑了一个完全迥异于物质世界的、纯粹数字化的、虚拟的“赛博空间”(Cyber space) 。这一特殊活动空间极大地改变着现实人类的生存、活动方式，并进而对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追本溯源，网络政治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活动上至20世纪80年代初的世界政治舞台。
1983年，阿尔温·托夫勒在《预测与前提》一书中就预言人类将迎来信息政治时代，并提请人们注意随之出现的政治新“气象”。1996年7月12日，美国总统候选人比尔·克林顿正式把网络引进了自己的竞选活动。21世纪以来，西方国家的总统竞选活动中，候选人都不约而同地上了互联网，以争取选民的最大支持。德国社会民主党更是率先提出了“网络党”概念。网络的兴起，使得一个党派的新政纲领的实施，一个国家总统的选举，人们只要坐在家中轻点鼠标即可完成。
借助网络，人可以不受时空、地域限制地传输各种信息，一些科技发达国家中的政府、政治性团体和个人普遍看好这一特质，并积极推动使网络成为“公共论坛”之阵地，以吸收民众的参与，培育人与人、媒介与受众之间的良性互动，充分发挥网络改良社会和塑造民意的作用，在公众当中树立起网络政治的公信力，使普通公民能够对于公共事务以及围绕着这些事务的各种主张的含义有更准确的、更广泛的理解，并充分地追求他们的目标。
而随之产生的困惑是：网络政治活动空间该隶属于“公共领域”还是“私人领域”? 在网络技术高度发达的国家，偏好于前者，认为政府应积极、有序地“管制”这一公众能利用来对政府施加影响力的、非同“寻常”的工具，主张网络的开放、自由并不意味着毫无限制。一味地放任每一个人自由地表达自己，并不意味着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有能力或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出现美国学者欧文·M. 费斯所称的“言论自由的‘沉寂化’效应”———以自由始，以压制终；播下龙种，收获跳蚤。反对者则力主网络的“私域化”观点，是政府不得浸淫的隐秘之地。当然，那种把网络视为工具的观点显然是以偏概全，有失偏颇。网络在为人类的交往提供坚强的物质手段同时，也为一些恶意的或别有用心的政治文化信息的传播提供了温床。在网络技术对推动信息的流动和沟通方面对社会和公众本身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时，决定了如何坚持正确的网络“舆论”导向和避免舆论导向的失误也是同等重要的，二者不可偏废。因此，探讨网络技术所衍生的有关“公共领域”的理论问题，不仅对民主政治学说的丰富和发展是十分重要的，同时，也是我们当前亟待研究和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
关于“公共领域”的衍生态，目前学术界界定为以下三种：
一指古代公共领域：仅指在私人生活与政治生活之间存在着的一个中介性的，并能实现两者相互交流的场所。此时，公共领域与两者的关系只是处于原始合一状态的，私人生活通过政治生活获得其规定性，而政治活动则借助于私人生活领域的“公共意见”获得其合法性，“在公共领域中展现的任何东西都可为人所见、所闻，具有可能最广泛的公共性。”[ 1 ]
二指近代公共领域：这时的“公共领域”已与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相分离，其产生路径与社会的经济组织方式和社会的结构性变迁相吻合。公共领域是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进行各种利益调节的领域，它既可以是由诸多私人有序组成的公众表达其对国家制度和政府行为之合理性意见的领域，也可以是国家或政府表达其意志的领域。但国家或政府必须要最大限度地反映和满足公众的愿望和要求时，也就是其意志转变成社会舆论时，才真正形成和拥有公共领域。与工业文明所要求的、整齐划一的大规模、大机械批量化生产相适应，国家高度控制下的信息传媒(广播、电视、电影、书报杂志等)就成为形成、维护和强化社会舆论、思想、信仰、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的强有力的、有效的工具。
第三种是由哈贝马斯提出的。认为“公共领域”是产生于以国家和司法为代表的公共权威领域与以市民社会和私人关系为代表的私人领域之间的一个公共空间。市民们可以在这个空间自由言论，不受国家干涉。由报纸和被大众传媒扩大了的交流网所组成的“公众喉舌”，则是“公共领域”的体制核心，在某种情况下，国家或社会可以通过公共资源的适当分配或某些声音被听到，即发挥“扬声器”的功效，而最终改变“沉寂化”效应。
从“公共领域”一词原生态意境看，它的核心要义或颠覆性意义是：它只代表着一种以公共权力为内容、以公众参与为形式、以批判为目标的、能形成真诚坦率、展开商讨的理性交往纽带或空间，是能对公共事务做出独立和超越于公共权力领域的惟一合理的、自由主义的理想类型，哈贝马斯称之为“市民阶级公共领域”或自由主义模式的“公共领域”。在资本主义的初盛时期，这种理想类型在西欧存在并且繁荣过，只是到了19世纪末，科技的进步和资本主义的发展突破了自由的商品经济模式，公众对技术感依赖的张扬、政治机构对技术运用的越来越频繁，不但使“公共领域”原有“理想的言谈境界”破坏殆尽，公众和公众舆论也“具有了完全不同的意义”；而且加速催化着公共领域分崩离析的趋势。可以说，正是“公共领域”初始意义的丧失才引发了现代对公共领域复兴问题的研究兴趣。实际上，公众不但失去了自由发表意见的场所、工具和权利，而且整个社会的文化工业都服从于资本主义商品交换逻辑的发展需要，成为操纵大众意识形态的“工具理性”，导致公共领域的“再封建化”。资本主义这个当年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催生力量，现今又亲手摧毁了这个公共领域。我们认为，“公共领域”在现代社会的核心内容和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它不仅仅是“属于秩序良好之宪政民主社会的一种构想”[ 2 ] ，而且还能动员和汲取大量社会资源，处理各种公共事务，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促进社会公平、公正。
由于“人对人的统治并未随着对自然的支配的日益增长而消除，而是同一切期望相反，这种统治变得日益强大，从内部威胁着自由”，“就是技术统治社会的观念，在这个社会中人们求助于专家，并指望他做出他们要做的、实际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决定。”[ 3 ]“信息化程度的增加并不必然意味着社会理性的加强。今天的人们害怕失去认同感。社会中的个人面对社会以技术为媒介的生活方式感到依赖性和孤独无助时，他就无力形成认同感”， [ 4 ]而只是适应社会的技术安排。
籍此，我们可将“公共领域”的衍生态宽泛地定义为：一般指针对公共事务，在法律制度保护下，公民得以自由而理性地互动和辩论的公共空间。按照哈贝马斯的构想，公共领域的理想模式应是建立起一个民主的、能平等参与的、自由讨论的整合社会。探讨理解的可能性，建立民主政治，当然其特征是公共领域能“规避”国家和市场的制约。实际上，资产阶级公共领域非但没有摆脱国家和市场的制约，反而阻碍了民主政治的运行过程。公共领域被侵蚀的一个最重要标志是社会制度体系失去其合理性，而此时也预示着变革现有的经济组织方式和政治组织方式的革命的到来。
二、信息化进程中的新生态“公共领域”
我们说，社会各阶层意见的合理、充分表达，宽松、开放、便捷、畅通的政治参与机制及利益表达渠道的顺畅，特别是上情下达和下情上达的桥梁纽带建设等都是政治稳定、社会发展的最可靠保障前提。而网络政治的直接性、平等性、便捷性和廉价性，为政党与政党之间、政党与政府之间、政府与民众之间搭建了一个有效的沟通平台，为执政为民，实现有效的大众利益表达及政治参与提供了理性的公共商讨空间。
但网络犹如一把“双刃剑”，其负面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网络政治中的信息霸权和主流价值观的“浸淫”，极易导致合理交往的平等交互性和“多声性”。电子聊天室或网络论坛更多的是把相同政见的公众吸引到一起，形成舆论“壁垒”。这些影响也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与防范。信息化进程是历史发展之“车轮”，任何无视、拒绝乃至抵制这一趋势的行为都无异于蚂蚁憾树，是不明智也是不现实的。今天的人们重新面临和担负着重建批判的公共性的艰巨任务。而完成这一任务须要实现两种转化：一是官僚决策的最小化；二是形成社会能够认同的普遍利益。在这里，我们暂且不论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存在着现实矛盾，但有一点是非常有启示作用的，即公共领域的生成是与公众对公共权力以及公共权力机关对自身的批判、反思须臾不可分离的，公共领域的批判性和理性精神推动着真正的宪政运动和公民的参与。
网络技术以其特有方式催生和创造了一个没有强权和中心的、全新的、平等的信息空间，引起单向度交往到多元化交互的质变，传统的公众意见模式、观念模式、舆论模式发生重大的结构性变化，洋溢着个性化及自由化的公共讨论使私人化和专制化的物化精神挤压得到“解放”，在一定程度上也弱化公共权力机关的政治控制能力，虽然国家与政府不会袖手旁观、放任民众自流。
我们说，民主政治的多元化和个性化是现代民主政治的理想标尺。无论何时、身处何地，衡量国家与公众关系和谐的标志和特征之一仍是信息交流是否畅通，即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密切关系最鲜明的体现是拥有一个大众可共享信息资源的“网络”。虽然网络技术所拓宽出的“公共领域”作为民主政治之外的公共活动空间，“使普通公民们的声音也开始左右政治权力的政策与决定。只有通过公共交往，以理性的政治舆论和政治意志形成为核心的自由才能得到实行。”[ 5 ]来自于日常生活、形成于公共领域的公共意见，作为公开化和公众化了的、合乎民心民意，代表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合理化的意见(评价) ，要与国家权力机关的社会评价体系和行为主体之间形成一个共同的新的组合点，相互之间能拥有平等话语的权力，必须实现良性互动，才能体现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公共领域”所呈现的理论价值导向和目标建成目标。
无疑，哈贝马斯研究视域中的理想型的“公共领域”，与对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法西斯主义国家利益“传声筒”的大手笔“批判”，他对技术手段的完善、大众传播媒介的迅猛发展，使资本主义文化显示标准化、模式化、商业化、单面化、操纵化、强制化弊端的针砭，不但使其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引起广泛影响，而且世界各国更是把他的理论视为解决传媒与政治矛盾的理论指导。当然，哈氏理论也不是完美无缺的，他以技术统治论的变种来取代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内在矛盾，用对社会的文化批判取代对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的批判，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立场，也偏离了老法兰克福学派的激进批判传统，滑向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改良主义泥潭之中，而其在不根本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通过建立合理的政治机构，建立一个纯粹交流思想的舆论机制等措施来使资本主义向合理的方向发展的政治主张，也只不过是一种无法实现的现代版的乌托邦幻想，贬低了大众积极的、主动的、个性张扬的批判意识。对此不足之处，约翰·汤普森的归纳批评具有综合性和代表性：一是对平民公共领域的忽视；二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男性化；三是误解大众文化的积极理论；四是公共领域理论的多义性和模糊性。[ 6 ]哈贝马斯后期自己也承认其中存在的不足：“我有关从政治公众到私人公众，‘从文化批判的公众到文化消费的公众’这一发展线索的论断过于简略。当时，我过分消极地判断了大众的抵制能力和批判潜能”。[ 7 ]随着信息化进程的日益深入，社会的政治“生态”也发生了深刻变化。网络所拓展出的公民自发的政治参与，体现为在政治表达上具有较强的自主性，受“体制”的束缚相对较小。其实，这种新型民主政治的影响力并不是来自网络自身，相反是来自于它所代表的公众的意志和呼声，由于公众意志与呼声更多地是受制于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利益关系，网络技术只是使每一个利益主体在政治上的自主表达诉求更为自由，主体的视野得以不断扩大，公众得以培养出一种“自我编程能力”，不断增强自我获取信息的能力：即公众能自行决定什么样的信息是自己所需要的，从哪儿获得，怎样综合处理等。通过政治参与方式的新变化以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及实施，开始成为各方利益主体为维护自身利益和权利的重要途径，从行动动机方面考察，网络化可以使公众与政府在交流中超越时空以及社会分层的限制，使更多的公众参与到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中来，增强公众的政治认同感，对政府的信任感和凝聚力，使国家的大政方针和政策得以贯彻和落实的优势，使得公众共同努力，通过政府控制之外的各种组织和方式来影响政府活动的运作过程能够实现，体现出此种行动逻辑的现实演绎，这并非让政府远离人们的日常生活。民主政治本来是从公众中来，到公众中去的。公众所关注的中心自然就是“公共领域”，是包括民主政治在内的公众的政治感知和实践，是人们的精神生活。每一个公众都生活于其中，都不可能完全摆脱的领域，也是他们都不能不关心的领域。
当然，从整体上看，民主与政治的公共空间不能仅存在于“虚拟”的网络中，它还须是面对面的、直接的交流，同时也具有明显的个人现实利益趋势，利益驱动及权利维护乃是其进行政治参与的根本动因。如果网民们的意见无法一致，难以达成共识，这样的民主政治又有何实践意义呢? 因此，网络技术与公共领域内民主政治的支持运行，还需超越狭隘的个人利益空间，具有较高的公益性成分。
近年间，成为当代民主政治核心概念的“公共领域”重新被激活，诸多制度文本中的民主因素被人们逐渐挖掘与灵活运用，加之民主国家的政治环境的逐渐开放宽松，各种新技术、新工艺的采纳运用，不但缓解了公众对政治参与的消极、懈怠心态，也是对现行民主制度中若干“软肋”的挑战。我们对此进行解释的一个合理起点是：政治行为体总是力争在公众的全力支持下展开工作，并依循一种有条不紊的途径来坚持不懈地引导公众的舆论，以赢得支持；而公众也总是希望籍此获得成功，这也就是所谓的政治效益“双赢”原则。不能否认，在实际的政治实践中，由信息化进程所引发的“公共领域”的不断衍生虽然在总体上还比较“幼稚”，优、缺点俱在，但已表现出相当的政治智慧和技巧，公众的政治交涉与博弈能力正在逐步提高。由于较好地发挥了治理与协调各种利益关系的作用，一些形式已赢得公共权力系统的首肯。而网络技术一方面为现实政治提供了“新舞台”，积极地应对所面临的新的、更强大的挑战，另一方面，它也反映了当今公众的生存状态以及政治权利的享有程度，为公民更加广泛地参与国家与社会事务提供了新的物质技术条件，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民主政治的发展。
托夫勒曾预测：第三次浪潮的到来，使过去存在的直接民主的局限性在今天可以解决。确实，网络技术为人们广泛参与政治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它开辟了直接民主的可能性，使选民“屋子装不下”的问题可以得到解决。同时，也对传统的民主政治“潜规则”及“惯例”形成现实冲击，与传统民主相比，未来民主在内容和形式方面的变化，也给政治学的民主研究增添些许新的内容。尤其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市场机制深入大众传播媒介领域，公众普遍将“公正、公平、合理”的经济利益分配原则看作是社会的集体认同，他们迫切要求建立与市场经济相契合的民主参与和决策机制因而对国家或政府等权力载体的权力运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利于将民众日益增长的参政诉求与热情纳入到现行体制内进行有效、有序的适度“释放”，为制度建设的积极探索提供宝贵经验。
社会的网络化发展，正悄无声息地深刻改变着人类的政治生活，使得以研究和揭示人类社会政治关系、政治形式、政治活动以及发展规律的政治学和人类的民主政治实践活动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变革。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在所有国家，政府不过是人民教养程度的另外一种表现而已”，“一个社会可能在纸面上有高度民主的政体，却几乎没有民主，因为公民缺乏使民主生效所需要的那种意愿和组织”。[ 8 ]政府可以控制和利用网络这一传媒，并使其成为政府的传声筒，引导民意，强有力地介入社会政治生活，这一影响也是相当可观的。但政治行为者必须超越这一狭隘的短视行为，通过广泛的制度创建，形成政治和社会民主环境，教育和强化公民的素质和能力(公民的民主政治意识是一个长期历史和文化积淀的结果)来成功地左右民意。网络“是一种全新的权力结构，新的拥有权力的人是那些受到信赖和拥有广泛的网上交往的人。你根本不知道他们是谁、住在哪里、是什么肤色。这一情况使寡头统治集团的权力受到很大削弱。”[ 9 ]
网络赋予了言论自由以新的生命，它在全球范围内提供了一个公开的论坛，是一个影响力极深的政治工具。可以说，限制上网难，限制网上的信息更难。网络正在给民主本身带来革命，这是不争的事实。在网络活动的技术和艺术发达的国家和地方，互联网几乎成为人们“获得政治信息的地方”，即使在一些网络技术落后的国家和地方，网络活动也带来了快捷的、出人意料的变化——“改革运动离开街头，进入家庭。”
参考文献
[1] (美) 汉纳·阿伦特，竺乾威等译：人的条件[M ].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38.
[2]王乐夫：公共性·公共管理研究的基础与核心[ J ]. 社会科学， 2003，(4) .
[3] [4]伽达默尔：科学时代的理性[M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88：2，64.
[5] (德)尤尔根·哈贝马斯，米夏埃尔·哈勒著，章国锋译：作为未来的过去——与著名哲学家哈贝马斯对话[M ]. 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93.
[6]洪恩美：《拼死寻观众》，见陆扬等著《大众文化与传媒》，上海三联出版社， 2000： 104.
[7]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转型》，见[英]威廉姆·奥斯维特《哈贝马斯》，17.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 [M ]. 人民出版社，1960：687.
[ 9 ]秦章：关于“互联网政治”的一些资料[ J ]. 当代思潮， 2000，(6) .
来源：兰州学刊      来源日期：       本站发布时间：2007-5-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