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钢悲剧

这是一场暴力化的讨价还价。事实上，通钢的职工是以集体暴力的手段，反抗了企业改制中存在的种种不公平现象。他们反对的既不是国资的退出，也不是民间资本的进入，而是整个过程中的不公平与不透明。

通钢悲剧

一周前发生的吉林通钢改组暴力事件，是国企改制过程中的一个悲剧。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在钢铁业国退民进的大背景下，一系列事关公平的群体积怨已经到了一个爆发的顶点。

观察整个事件，我们发现，这是一场暴力化的讨价还价。事实上，通钢的职工是以集体暴力的手段，反抗了企业改制中存在的种种不公平现象。他们反对的既不是国资的退出，也不是民间资本的进入，而是整个过程中的不公平与不透明。这不是一个姓社、姓资的讨论，而是一次有关社会公正的冲突。

这几乎是一个极端的样本。由通钢的悲剧，我们需要思考，在国企改制中，如何兼顾各方的利益，既给被兼并企业的发展带来后劲，也充分考虑到职工的集体利益。而地方政府作为国资监管者和社会秩序的维护者，必须要直面这一问题。

 【本文导读】
     通钢“7·24”事件全记录
     解析通钢改制这四年
     工人们为何愤怒
    “改革者”的悲剧
     建龙：并购重组的十年 

通钢“7·24”事件全记录

一场被吉林省国资委描述为“通化钢铁部分职工因企业重组问题聚集上访”的群体性事件为何“不可逆转地发生”

本刊记者/周政华 张鹭(发自吉林通化、长春)

7月24日早上8点多，通化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化钢铁)退休职工吴敬堂，在通化钢铁办公大楼门前拉起了一道横幅：“建龙滚出通钢”。

此时，北京建龙重工集团(以下简称建龙集团)董事长张志祥正坐在通钢宾馆高级套房的沙发中，他原打算和通钢现任的8个高管每人单独谈话1小时。

这是建龙集团入主通化钢铁的第一天。早上起，建龙集团高管张志祥、李明东和陈国君开始全天找通化钢铁各层次干部职工谈话。

聚众

两天前，也就是7月22日下午，吉林省国资委向通钢集团高层传达了一项决定：建龙集团向通钢集团增资扩股至66%。

当天上午通钢集团董事长安凤成还在开会讨论“通钢向何处去”，接近安凤成的人士对《中国新闻周刊》称，安凤成事先对此毫不知情。当天，安凤成和另外3名通钢集团副总经理拒绝签字同意建龙扩股，并提出辞职。

7月23日，通化钢铁召开副处级以上干部大会，传达建龙集团控股决议。吉林省国资委副主任李来华、通钢集团副书记崔杰、副总经理张志东以及建龙集团副总经理李明东出席，原通化钢铁副总经理的陈国君出现在主席台。

随后，建龙集团控股的消息在通钢职工和家属中传开。2006年建龙集团参与通钢集团股份制改造后，曾大幅裁员，在岗职工实际收入也有所下滑，引起一些通钢职工不满。

吴敬堂得知建龙集团入股的消息后连夜赶制了横幅。他的横幅挂出没一会儿，就被扯下。拉扯过程中，吴敬堂摔倒在地。这时正值夜班职工下班，路过的职工为吴敬堂打抱不平，并追打起来。与此同时，聚集的职工越来越多。

中共通钢集团纪委一位退休工作人员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被打者跑向办公大楼附近的厂区1号门，职工也跟着涌入厂区，抗议队伍越来越大。一些退休的职工和家属也加入进来，吴敬堂被扯下的横幅在人群中再次举起。

此时，一个叫吴广大的年轻人举着了喇叭在喊，“现在是法制社会啊，大伙不要有过激行为，咱们就是为了为通钢讨个公道。”但当时，通钢1号门附近已经聚集大量职工，现场目击者称，一些没有穿工作服的人员也出现在队伍中。呼吁理性和克制的声音已经为群体的愤怒所淹没。

一场被吉林省国资委描述为“通化钢铁部分职工因企业重组问题聚集上访”的群体性事件终于不可逆转地发生了。

冲突

24日早上8点半，举着横幅的职工队伍进入厂区。

各种消息也开始流传：“建龙要让45岁以上工人全部内退”；“建龙已在吉林钢铁厂培训好200多名干部，现有的干部都要换成建龙的人”；“建龙征用吉林5000亩地，通钢将转移到吉林”。

信息四处传播，职工愤怒的情绪被进一步激化。

一些人开始堵塞炼钢高炉运输铁轨，致使1、2、3号高炉休风停工。此时，吉林省国资委副主任王喜东也赶到了现场，通化市公安局开始布控警力，但无法对铁路线采取隔离措施，抗议队伍也越来越大。

当工人得知由建龙集团委派的新任总经理陈国君在焦化厂时，抗议队伍开始向焦化厂行进。此前，陈国君正在炼钢厂和负责人谈话，焦化厂和炼钢厂是通化钢铁职工最多、矛盾最激烈的两个部门。

早在2006年陈国君就被建龙集团派到通钢集团，担任通化钢铁公司副总经理，事实上全面主持工作。一位接近陈国君的通化钢铁中层干部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陈国君作风严厉，平时一发现有工人违法劳动纪律，比如劳动服的扣子没系上，也会对其罚款。

上午10点左右，抗议队伍迅速转移，将陈国君堵在焦化厂。通化钢铁4、5、6号高炉也休风停工。高炉停工前，炉内铁水放出，否则高炉将报废。这时，陈国君出现在焦化厂区，动员职工不要让焦化厂停工，因为通钢的焦化厂负责通化全市煤气供应任务。

陈的喊话，引起群众更强烈的反击。陈国君见形势不对，就由保安掩护撤往焦化厂办公楼二楼材料科办公室。一位在现场的抗议者说，陈国君仓促逃跑，一只皮鞋脱落后也顾不上穿。

人群开始冲击焦化厂办公楼。现场目击者称，有人拆下暖气片砸开了两道门，将陈国君拉出来殴打。被殴打的陈国君开始很愤怒，让现场各厂厂长指认现场殴打他的工人。但此后，随着现场的失控，陈表现出明显的恐惧，又被愤怒的众人反复殴打。

跟随通化市副市长巩爱平一同在现场安抚职工的通化市通钢协调办主任于连才，由于被误认是“建龙的人”，也被错打，晕倒在地，被送至通钢医院。8月初，仍然躺在医院的于连才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当时不知道人群里谁喊了一声打错了，然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与于连才一样被错打的，还有巩爱平的秘书宋玉清，肋骨断了两根。

从上午10点半起，事态开始失控，通化钢铁已经大部分停产，人群全部涌向焦化厂。陈国君被殴打的同时，建龙集团董事长张志祥在远离厂区的通钢宾馆，并未受到抗议队伍的冲击，于上午10点半在武警的保护下撤离通钢宾馆。

此时从焦化厂现场回到办公楼的吉林省国资委副主任马明，向在当时也在通化钢铁的吉林省副省长王祖继汇报称，在有人身攻击的情况下，企业工作人员已不敢出头做工作，建龙集团和省国资委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

僵持

中午11点前后，吉林省副省长王祖继传达了意见，调集警力，对现场布控。待伤者诊断出来后，再追究打人者的责任。

中共通化市市委书记齐晓光则要求，在场的通钢集团领导提供闹事者姓名。此时焦化厂附近已经布控有数百名防暴警察和武警。

下午2点，抗议队伍已经堵住通化钢铁的5个厂门。此时政府试图保住7号高炉的正常生产。

下午3点左右，7号高炉停工，整个厂区生产陷入停顿。

此时，焦化厂办公楼前聚集了近500名抗议者，而附近厂区聚众可能超过5000人。一位现场抗议者称，炼铁、焦化的道口是几十人围成一堆，最开始是老头老太太在前面挡着，后来是后面的小年轻拿着石头往上顶，把警察挡在焦化厂门外。双方陷入僵持。

半小时后，中共通钢集团党委书记崔杰在警车内向聚集在焦化厂的抗议者宣告，暂缓执行与建龙集团的合作通知。与崔杰一同出现在现场的还有吉林省政府副秘书长常明、国资委主任李来华、副主任王喜东。前述通钢集团退休干部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崔杰读完通告后，抗议者纷纷向其投掷石块。

下午4点半，一个围观者说，数度被殴打的陈国君被人用脚从二楼楼梯上踹下。倒在一楼门口的陈国君此时仰面躺倒在地不能动弹，口里喘着粗气，不能说话，看样子已经伤势非常严重，但还有人朝其扔砖头杂物。当时很多人拍了照。有武警官兵要求把陈国君抬出来，遭到工人们的拒绝。

此时，政府派出营救人员也从陈国君所藏匿的焦化办公楼内传来消息，称陈国君处于万分危险的境地。吉林省副省长王祖继接通化市公安局的上述报告后，要求当前救人要紧，要赶快采取措施。

解决

下午5点10分，吉林省国资委主任李来华再次来到焦化厂，宣布终止建龙集团重组并控股通钢集团的决议。

“看不出模样了，衣服黑糊糊的，头朝外，不能说话，光哼哼，吐字不清。”通钢一位退休高级工程师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当天下午6点半左右，他在焦化厂老办公楼的一楼楼道里，看见倒在地上的陈国君。

此时，公安人员从焦化厂传来消息称，陈国君已经不省人事，生命垂危。

晚8点左右，国资委的正式文件——《关于终止建龙集团增资扩股通钢集团的通知》开始散发到厂区职工手中。这一通知也立即在通钢电视台反复滚动播放，现场不断广播。

一个半小时过去了，聚集的工人们不断散去，聚集的人群只剩几百人。此时，武警排成方阵，进入焦化厂办公楼，将陈国君抬走。当时在救治现场的还有通化市卫生局局长李红玉、通化市医院院长杨立军。通化市医院一位医护人员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当天晚上11点，陈国君被送至医院时，已经死亡。目前死亡原因仍在调查。当晚，陈国君妻子开车从吉林市赶到通化。陈国君有一对双胞胎儿女，今年夏天刚刚中学毕业。

晚上10点左右，各厂和车间开始复工，大约只两个小时，八个高炉全部恢复生产。

7月25日早上6点，陈国君的遗体被运送回河北老家。

解析通钢改制这四年

通钢改制的整个过程，建龙集团神秘地退出再进入，吉林省国资委腾上挪下，而作为改制主体的通钢集团多数高管和职工却蒙在鼓里

本刊记者/周政华 张鹭 (发自吉林通化、长春)

太阳照在明珠广场上，一片刷了黄色油漆的路面显得格外引人注目，油漆掩盖下的白色字迹已经模糊，不过尚能勉强辨认：“建龙滚出通钢”。

“7·24”事件过去10天后，通钢恢复了最初的平静。“但谁知道建龙还会不会改头换面回来呢？”通化钢铁退休干部王殿昌回忆起过去四年的通钢改制经过，说，“这简直是场噩梦。”

事实上，建龙在通钢改制过程中的随意进出，已令通钢人对其背景浮想联翩。

改制方案几经变更

王乃谦最早听到改制风声是2005年初，此时的王乃谦担任通钢集团人事部副部长。

这年的1月15日，王乃谦带着一帮同事来到千里之外的承德钢铁厂，考察那里的“主辅分离”改革。所谓“主辅分离”就是把运输、环卫等服务性职能分离出母厂，成为独立的公司。

“我那时候劲头很足，改制的方向和程序还是没问题的。”王乃谦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省里给通钢的定位是“国有绝对控股”，搞社会职能移交和辅业剥离改制。

当时的吉林国企改革正处于进退两难的局面。2004年，吉林省委、省政府就确定116户省属国有企业为改革重点，但截至9月末，只完成了对其中第一批41户的产权交接，进展艰难。

但改革很快就驶入了快车道。2005年1月，中共苏州原市委书记王珉调任吉林省省长，不久他提出，希望国有股比例在竞争性行业中降到20%。当时，国有经济占吉林全省总资产中比重为80%。

苏州“四到位一基本”的改制经验，成为这次吉林国企改制的基本思路：“企业整体改制到位、国有集体资本退出到位、职工身份置换到位、债权债务处理到位、基本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此后，吉林掀起一股国企改制浪潮。2005年初，816户吉林地方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被要求在年内完成改制。

通钢也名列其中。在这年3月中的一次由吉林省国资委召开的会议上，通钢改革方向发生了变化，被明确要求引进多元投资。

王乃谦和其他通钢集团高管开完会回到通化之后，就成立了通钢集团改制工作领导小组，设3个分组，分别是综合组、资产组和人事组。王乃谦担任其中人事组的组长。

此时，通钢集团高层形成一个“全民控股”的改制思路，即通钢职工的国企职工身份全部被置换为民营，所有职工按岗位、职务等分成不同层次发放经济补偿金，经济补偿金也可以转成企业股权。改革后，通钢原来有3.6万多职工，预计被精简到2.2万人左右。

随后，通钢集团董事长向省领导汇报了这一方案。王乃谦回忆说，当时省里专门开会研究了通钢改制，现吉林省副省长、时任国资委主任的王祖继，和时任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的米凤君，对这个方案比较满意，提出可以适当引进战略伙伴，但没同意全部由通钢人自己持股，要求省国资委控股。

通钢集团改制方案再一次面临调整。

建龙入股

“就在重组方案还不明朗时，建龙隐隐约约已经参与进来了。”一位通钢集团的中层干部说。建龙集团的进入非常突然，部分通钢职工对于建龙也相当陌生。“只知道是民营企业，但具体是干什么的就不清楚了。”

2005年7月27日，吉林省国资委发布了《关于对通化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整体改制重组实施方案的指导意见》，称通钢集团的整体重组要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形成1000万吨产能的总体目标要求，并提到安排经营者和职工持股比例。

一时间，民营企业要入股通钢的消息在职工中开始传播。

进入2005年5月，通钢集团召开职工代表大会，讨论重组方案、员工劳动关系处理、资产处理、分流方案，工会、职代会和其他代表都签字。通钢退休处级干部王殿昌回忆说：“当时对于建龙要进来，厂子里从高层、中层、在职职工、离退休干部，各个层面反复开了好几次会。”

进入9月，通钢集团突然大面积压缩人员。30年工龄以上的职工“一刀切”，全部下岗，这意味着通钢1975年以前参加工作的人全部都要下岗。日后披露的事实表明，当初建龙入股通钢时，就向国资委提出“减员增效”的要求。

“我当时很愤怒，作为改制的人事组长，这个政策的出台连我都不知道。”通钢改制小组组长王乃谦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在这一波减员中，共有7000余人被内退和下岗，通化钢铁职工人数锐减至1.3万人。

9月，建龙集团正式露面。到12月25日，改制协议正式签署：建龙集团出资8亿元，加上吉林建龙的6亿元净资产，拥有新通钢36.19%的股份，吉林省国资委拥有46.64%的股份，通钢的管理层为2.57%，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拥有14.6%的股份。其中华融资产管理公司股份系债转股。国资委出台的通钢改制方案要求，在新通钢成立2年内，要形成年产1000万吨钢的规模。但4年后，这一目标仍未实现。

方案公布不久，就有职工质疑资产评估存在问题，认为通钢资产遭到低估，建龙资产被高估。

通钢集团纪委一位参与当时资产评估的科长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当时通钢集团的1、2、3号三座高炉到了折旧年限，但由于连年投入大修仍“完整如新”，但在资产清查中这三座仍在炼钢的高炉的资产都是零。这些大修资金未被计入固定资产。他认为，国企和私企在资产评估中分别采取了两种会计制度，导致评估标准不一，“这也是国有资产评估中存在的一种通病”。整个通化集团当时估价为38.81亿元。

此前，吉林省国资委委托第三资产评估公司对吉林市建龙钢铁有限责任公司进行资产评估，吉林建龙的主要资产为明城钢铁公司。2001年建龙集团董事长张志祥花1000万元买下这家吉林市属国有企业，当时的明城只有8万吨生铁产能，属于国家钢铁产业政策的淘汰对象，此后，建龙集团陆续投资，到2004年，产能扩大到100万吨，当年缴税超过1亿元。

令一些职工感到失落的是，此前国资委制订的职工持股没有体现在最终方案中。重组协议签订的第二天，吉林国资委发布了265号文件，决定对通钢集团经营管理者实施奖励，奖励金额为9000万元，资金数额作为股份直接计入重组后的通钢集团注册资本，也就是前一天重组协议中规定的管理层持股2.57%。通化钢铁职工称，高层奖励持股的做法，并没有按照国资委文件所说的递交职代会表决。

2006年2月，通钢集团总部从通化迁至长春，尽管此时通化钢铁仍是通钢集团的主要工厂，但决策中心已经北移。

改制之后

建龙集团正式介入通化钢铁的管理则是2006年6月。

这时建龙集团派陈国君任通化钢铁副总经理，事实上“大权在握”。让陈国君没有想到的是，日后他推行的种种改革措施，不断激起通钢职工的反对。

多名通化钢铁职工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改制之后工资再也没涨过。一位炼钢的工人说，2005年他的每月工资加奖金能有4000多元，现在能到3000元就不错了。

2007年，陈国君引进台湾中钢的做法，对通钢进行内部改革，实行三级管理制度。三级管理中，第一级为总经理、第二级为厂长、第三级为作业区区长(科长)。取消了车间主任和段长。这三级负责人实行年薪制。据内部人士透露，管理层收入大幅提高。通化钢铁退休干部王殿昌透露说，他的一个处级下属干部现在一年能拿到30万，10倍于通钢普通职工年薪。

取消了原来的车间主任，员工与管理层也开始疏远。在通化钢铁的经理门口设置了经警警卫，隔绝了员工的对话。自此导致通钢职工干群关系急转直下。

陈国君采取新的管理模式后，制订了很多项规定，动辄罚款。而管理层设有种种奖惩，监督管理工人力度加大。前述通钢纪委退休干部称，建龙对通钢的要求应该称得上苛刻。夏季无论高温多少度，都必须穿工作服，偶尔解开扣子都要被处以100元至200元的罚款。

因为管理苛刻，2008年12月，通化钢铁发生了炼轧厂厂长宋凯被下属员工用大锤砸死的事件。通化市公安局宣传处处长赖福维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该案件已经侦破。

员工不仅收入没有提高，国企的安全感也在丧失。

2008年冬，由于企业全面停工，为职工供暖的机组也停止运转，暖气停了两个多月。改制之前，通钢家属区的水和煤气、暖气都是由通钢免费供应，员工感受到通钢人的优越感。

历经裁员、减薪、福利降低、管理苛刻，通钢人对建龙集团怨恨尤深，陈国君作为建龙派来的管理者，终成众矢之的。

从“股权分立”到控股

钢铁业在2008年经历了冰火两重天的经历，通化钢铁也未能幸免。

从2008年6月开始，钢材价格暴跌，但此前头一年定下的铁矿石价格一时难以调整，因此通钢陷入“生产越多就亏得越多”的怪圈。到2009年2月，亏损一度高达10亿元。

接近通钢集团总经理安凤成的人士透露，今年3月安凤成还在北京开“两会”时，就接到省国资委的通知，匆忙请假赶回长春商量建龙提出的“股权分立”的要求。该人士认为，2008年以来的亏损促使建龙想撤出通化钢铁。

2006年建龙入股通钢集团后，便将旗下位于吉林市的明城钢铁厂更名为吉林钢铁公司，同时与通钢集团合资成立另一家新的钢铁公司——吉林钢铁股份公司。一些新增产能和高附加值项主要安排到了这家新厂。目前，吉林钢铁股份公司的建设已经完成70%的进度。

通化市通钢协调发展办公室主任于连才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他头一次听说股权分立。股权分立的说法，让包括于连才在内的很多通钢干部和职工感到迷惑不解。

股权分立的结果是，建龙集团退出通化钢铁的全部股份，持有100%吉林钢铁股份公司股份和板石矿23%的股份。

建龙集团退出通化钢铁的第三个月，也就是6月份，通钢电视台的报道称，通化钢铁当月实现盈利近7000万元。但不久，也就是7月22日，通钢集团总经理安凤成突然接到国资委通知称，建龙将增资扩股，持有通钢集团66%的股份。

前述接近安凤成的人士转述吉林省国资委工作组人员的话称，建龙今年年初提出股权分立一事，并没有办理工商变更，还是维持吉林国资委回购华融资产公司的股权之时的结构。也就是吉林省国资委占61.0684%，浙江建龙占36.0887%，吉林省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代持管理层之前的9990万元出资，即2.5668%，中国矿产公司占0.0789%，新华能源公司占0.0920%，广州南贸公司和吴迎希分别占0.0526%。

不过前述吉林省国资委人士称，吉林省国资委回购华融资产管理公司的股权，及吉林省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所持的股权，有意想引进新的投资者。当时包括吉林省本地企业如华润等公司都曾参与谈判，但最终与众多战略投资者近4个月的商谈，对多个方案反复论证、研究、比较，经各主要股东同意，最后仍选择由第二大股东建龙集团对通钢集团进行增资扩股，并控股经营。

7月22日经吉林省政府办公会议通过的方案是：建龙集团以10亿元现金和其持有的通钢旗下矿业公司股权，向通钢集团增资控股，持股65%，吉林省国资委等其他原有股东直接持有通钢集团的股权降至34%，相当于原来的第一股东与第二股东对调。

主人身份的失落感，工资福利的被剥夺感，收入分配的不均感，以及在改制过程中的边缘感??这一系列复杂而微妙的主观感受，在长达4年的时间和相对封闭的空间里相互交织、发酵，并最终汇集成“通钢事件”中工人群体的心理能量

本刊记者/张鹭 周政华(发自吉林通化)

通钢很大。徒步围着通钢厂区转一圈，最快也需要两个小时。站在高处往厂区里看，厂房高低错落，铁道纵横交叉，就像一个巨大的钢铁公园。10多根烟囱不间断地排放，让厂区的天空比起生活区来要明显黑一些。

走在由200多栋楼房构成的家属区里，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错觉，以为自己置身一个小规模的城市——通钢有自己的图书馆、体育场、医院、报纸、电视台、教育集团和建筑公司，厂里原来的公安处与通化市公安局是平级的，税务局也直接驻扎在通钢。

而在六七十年代，“小三线”建设时期，通讯代号“通化67号信箱”的通钢，曾经真的是个与世隔绝的保密厂。在这个高度熟人化的环境里，职工之间对彼此的工资、奖金和福利待遇都了如指掌，连厂长也不例外。

用一位通钢职工的话说，“关起门来自成一个小社会”。

“心特别齐”

一出通钢办公楼，就是明珠广场。在通钢家属区中，这里是人群最集中的地方。每到傍晚时分，广场的大广播里，都会表彰先进车间和工人。稍后，吃过了晚饭的职工和家属，习惯走到这里来乘凉。孩子们玩滑轮、踢毽子，大人见面聊的是打麻将或者厂里的时鲜事。这使得广场无形中成为了通钢人信息、意见和情绪的集散地。

这个修建了不到10年的广场，现在看起来已经很残破，地砖多有裂痕或者干脆脱落，晚上连路灯都没有，音乐喷泉只是摆设。而在2005年以前，一位女职工说，“一到夏天，喷泉喷出来凉水，灯光一照可好看了”。而广场周围的体育场也因为失修，大厅开始漏雨。在游泳馆游泳，原来凭职工证只要几块钱，现在涨到了10多块。

职工们很自然地把今昔对比的原因，归结于2005年入股通钢的建龙公司，及其主导下的国企改制。“建龙来了以后，把这些当作包袱甩给了区里，但区里也没钱维护，于是就破败成这样子。”

通钢人对这样的衰败场景摇头叹息。在通化，通钢工人，曾经是仅次于铁路工人的优越身份。七八十年代，爱显摆的青年工人穿上通钢的工作服在市里走一圈，往往会收获路人艳羡的眼光。通钢工人的收入稳定，相对比市里的小工厂偏高，导致这里的物价比市里还高。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来通钢采访时，正值“八一”建军节，这里却没什么动静。“这要搁2005年以前，不是部队文工团来厂里演出，就是我们的文工团上部队慰问，现在倒好，连文工团也没了。”从事财务工作的退休女职工钟珍(化名)说，不只“八一”，每每逢年过节，都是通钢人张灯结彩欢庆的由头。

这时候，鱼、肉、蛋的发放是默认的惯例。碰上过年，每个分厂都要出节目，厂里发票给大家看。各分厂组织汇演，年底表彰先进、劳模和积极分子，这些通钢人保持了近50年的生活习惯，却在2005年开始淡化或者中断。“有个气氛在这里，再困难工人也不叫苦，我们通钢人的工作动力不都是物质刺激的。”

除去政治教化的功能，这种高度组织化的生活，更多体现出一种时代特色鲜明的人情味。退休前一直从事党群工作的王殿昌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解释他的工作范围，“干部的思想工作，工人想不开的事，柴米油盐、吃喝拉撒，都得管”。

在通钢，解决职工生活难题的流程往往是：有事找工会，工会没辙去党委，党委问车间，不行找财务，最后写个收据，预借半个月的工资。

通钢的这种封闭性，或许与工人的来源渠道有关。通钢要进工人，在计划经济时代是靠接收部队转业军人和子承父职式的顶替，之后主要依靠吉林工大和厂里的技工学校输送，前者往往从事技术工作，后者主要是操作工。在技工学校的学生中，通钢子弟占了绝大部分，因为子弟可以在入学考试中享受加20分的待遇。这样一来，一家三代都是厂里的同事，在这里并不鲜见，通钢人由此觉得自己“心特别齐”。

以厂为家

提起与建龙的纠葛，职工都用“我通钢”来作为指代，他们理所应当地认为通钢是自己的。仅从一个细节来看，这种拥有感也是很实在的：一位职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直到90年代，他在明珠广场边上买的60多平米的房子，单位还给出了15300元，而他自己只花了四五千块钱。即便不买房的职工，也可以从倒卖这个指标的过程中赚取差价。

这个群体对于通钢职工身份的认同，远远大于对通化市民身份的认同。很少有通钢人能准确叫出市长和副市长的名字。在他们的概念里，通钢和通化市是两个平行的概念，企业职工的父母官是总经理，通化市的父母官是市长。“按行政级别来讲，通钢是属于地市级，跟通化市是平级的，要在1985年以前，通钢比通化市还高一级呢。”通钢退休高级工程师赵忠和(化名)说。

1958年建厂的通钢有着令职工骄傲的奋斗史。赵忠和拿出的《通钢志》，记载了那个土法炼铁时代的艰辛：1960年，发的粮食是皮粮，有时是苞米，开始公司的行政处还设法自己加工，后来不行了，只好吃“麦粒饭”。粮食最紧张时，一天一发粮，为了买粮，职工不得不成夜去粮店站排，第二天还要照常上班。而一线的干部更惨，粮食定量比别人低，工作时间却长于工人。

赵的妻子钟珍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1969年工厂搞扩建时，她为了响应“老婆孩子齐上阵，组织家属革命化”的号召，毅然把孩子扔在家里，加入了党政工青妇上生产一线的大会战，一天工资不过1块5毛钱。

作为低工资时代的一种默契，通钢一直承担着自己对工人应尽的责任。退休的通钢监察系统职工张健回忆，以前通钢在很困难的时候，总经理安凤成还提出一个口号，1/3的人学习，1/3的人到新岗位，1/3的人在老岗位。他宁可拿出一笔钱来让一批人去学习，给他们发基本工资，生活还可以很好。基本工资都在千元以上。

让通钢人不满的是，建龙并未延续这种默契，用退休职工的话说，“挣钱就开，赔钱就关，他们不对社会承担责任”。一个被通钢工人广泛提起的例子是，2008年底，受金融风暴影响，通钢全部停产，由于所在二道江区的取暖是依靠工业余热，通钢人的新年就是在没有暖气的情况下度过的。直到现在，这里很多房子的墙角都是黑色，还长了毛——这是冬天结的冰融化掉的后果。

“我屋里厕所里都结冰了，只好在卧室里点了个电暖气，只有12度。他们不管职工，说停就停，结果工人就把公路堵了。游行那天很多人都去了，因为我没到现场，后来被很多人骂。”一位职工说，他甚至为此委屈得哭了。

通钢与通化市的关系，从于连才的身份也能看出端倪来。这位通钢的原干部，现任市协调发展通钢办公室主任，他的编制挂在市政府，但办公室驻在通钢。调离通钢后，他的工资只能在市政府拿，每月到手的不足3000块。而按通钢的标准，他这个级别的干部年薪应该有六位数。

“市人代会有个口号，支持通钢、服务通钢、发展通化。市委市政府提出的发展规划，也是‘围钢’经济。”

通钢所在地二道江区城区人口9万，而据王殿昌介绍，通钢仅在职职工和退休职工就有近5万人，再加上家属的话，整个二道江区跟通钢没有关系的人，少之又少。

张健说，建龙来之前，通钢一个炉前工，月工资高的有拿上万的，一般也有个5千～6千，连一个水泵工也有3千～4千。

那时候，工人一开工资，连着五六天不回家吃饭。小商小贩一听到通钢开工资，价钱就马上涨，猪肉昨天卖9块，今天就卖9块5。很多在矿山的人，都把家安在二道江区，这里好生活，好做生意。

而现在，通钢工人没有拿3000元的，大部分在1700元到1800元左右。

二道江区只有通钢一个企业，这个区的消费完全取决于通钢职工的收入。“说白了，这就是封闭的地方，职工下岗走不出通化，走不出吉林去南方打工。”张健说，7月24日那天，就连卖菜的老太太也去支持通钢职工了，她心里明白，“通钢效益不好，我的菜卖给谁？”

“通钢去年亏损，二道江为什么垮了那么多企业？这么多年，通钢职工收入比较高，消费也高，二道江的物价比市区高30%。现在的物价已经低于通化市了。”通钢附近的夜宵摊，不到11点就匆匆收摊。即便是白天，很多餐馆的卷闸门也是关上的。就连出租车司机也在抱怨，“通钢人有钱时爱上市里溜达，同样的东西也要上市里买。去年入秋开始就不行了，待在家里不怎么愿意出门了。”

根据一位通钢职工的观察，通钢一改制，第一个倒霉的就是通化市政府。通钢一改制，利税就要少很多。另一方面，“大量职工下岗，形成的社会压力，谁来做工作啊，通化市啊”。

在这样的背景下，“3月份时建龙宣布撤资时，全厂鞭炮齐鸣，跟过年似的。”

反对一刀切

通钢第一次开始大面积压缩人员是在2005年9月。

“当时说30年工龄以上的职工‘一刀切’，全部下岗。”曾担任通钢改制领导小组人事组长的王乃谦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他当时很愤怒，作为改制的人事组长，这个政策的出台连他都不知道。这个政策为改制之乱留下了一个伏笔，因为下岗的这批人，多数是在职青年员工的父辈，下岗的职工里最小的只有46岁——这个人当兵走得早，工龄长。”

王乃谦说，“吉林省2004年有个文件，核心内容是在国企的挂名人员清理。对这部分人，在政策上我们是很优惠的，当时我们管这个政策叫‘兜底政策’”。但他也不知道，为何原本温和的制度设计会变得如此严厉。

一位通钢原中层管理者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2005年建龙还没进通钢前，就开出几个条件，其中一个是通钢要下多少人，都回家，不然建龙就不去。“当时安凤成就不同意职工下岗，厂子还在盈利，职工过得都挺好，下岗讲不过去。”他所在的科室，当时编制有13人，实际有16人，砍掉后只剩下了6人。

一名通钢职工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开始的下岗条件是，50周岁，30年工龄，同时符合两个条件的人下岗。有一个49岁的工人，12岁参军，算下来工龄已经超过了30年，第一天还很高兴地说，“我还差一岁”。但第二天政策就变成了，只要符合一个条件就得下岗。结果那个工人当然没能逃脱下岗的命运。

王乃谦说，由于实行“一刀切”，很多被“砍”掉的都是技师和高级技师，“这样对他们而言其实是好的，一边拿着离岗工资，一边可以在外面接活干，做得好，收入比原来还高，但心里憋气啊！”

这部分人被清理后，厂里出现了技术断层，建龙从外面又雇了500个技工，待遇是通钢人的几倍，据说建龙准备雇5000人。“但通钢本身有做这个的，你这样一来不等于砸了通钢人的饭碗吗？”

“2005年改制时开了职代会，反复开，宣传声势还挺大的。但这次建龙要控股，就没宣布。他要宣布就没这事情了，谁能同意啊？”王殿昌说，工人都告了4年状了，在岗的、下岗的都有。张健说，从2006年到2009年，通钢每年都会有针对建龙的游行。

赵忠和就是上访者之一，他说，这几年，自己和同事跑遍了国资委、纪委等部门，都收效不大。但这个问题在4月24日当天却得到了肯定的答复。赵忠和回忆，当天下午3点多，通钢集团党委副书记崔凯举着大喇叭，起初喊的还是“暂缓”建龙增资扩股。但短短3个小时后，省政府关于建龙“永不参股”的通知就贴了出来，“4年没解决的问题，怎么3个小时就解决了？”

一位工人回忆说，24日当天晚上，通钢附近的小饭店全满了，吃烧烤排着队，街道上一帮一帮的人。

贫富分化

“2006年6月6日，33个处级干部离岗，其中1/3是专业干部，我就是其中之一。这个举动让公司的干群关系出现了分化，党群关系科被合并，工会和纪委事实上取消了，此后，我3年没过组织生活，现在全凭自觉在交党费。”王乃谦说，“那时只发给我们1000元生活费，后来公司也意识到这个问题，现在年薪提到了6万，相当于在职同级干部的1/3。”

干群关系分化还有一个现象是，办公楼的二楼整得森严壁垒，把经理办公室都隔死了，门外有岗、楼里有岗，这种人为造成的隔阂让普通职工要见经理变得很困难。

今年“五一”时，一位熟悉安凤成的中层干部去办公室找他，“我一到门口，被拦住，有没有预约？

王殿昌说，建龙参股后，工人的工资虽然上升了一点，但是三险一金扣完，实际拿到手的钱比以前更少了。但工人意见最大的，不是收入下降，而是收入差距太大。“1992年，我当处长那会儿，跟普通工人的工资相差1.5倍。如今一个处长，一年能拿60万～70万，你说差距有多大？”

张健回忆，从2006年起，不满建龙的职工就开始聚集起来要求对话。省国资委当时认为是一些内退的中层，在鼓动下岗职工，于是决定给退休的处长年薪提到6万，这些处长就都不吱声了。

“后来网上有人说职工偷废钢卖，此前哪有这种事。建龙的管理方法，就是太简单了，以前有什么事，还开开党员组织生活会，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张健说。

7月24日，一位通化的领导来通钢现场，问为什么职工对建龙这么大敌意。职工就三句话：以前挣多少钱，现在挣多少钱？！我正年富力强的时候，要我下了；二道江区政府有好几个月没开工资了。”

外来改革者陈国君的面目如今显得模糊不清。在通钢工人集体的失落情绪中，他最终成了改制积怨的牺牲品

本刊记者/张鹭 严冬雪(发自吉林通化、河北唐山)

“我求求你们，救救我，我还想活。”

这是《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了解范围内，陈国君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遗言。据一位目击者转述，这次求救并没能打动身边的工人们。“大家伙都说，你要活，我们就得死。”

在通钢职工的传言中，陈国君“要把通钢搞黄”。证据是，他在与职工僵持的过程中，做了一个让工人下岗的动作，并说“3年后我让这厂子姓陈，让你们回家”。

一位通钢原中层干部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7月24日上午，在与炼铁厂厂长荆玉起谈话的过程中，面对聚集抗议的工人，陈国君把荆玉起给骂了，还怒摔了一个烟灰缸。下午4点，听说陈国君被打之后，通钢的工人像瞻仰遗容一样去瞻仰他，一批一批地上去，转一圈，再回来。

而到了6点半左右，通钢一位退休高工赵忠和(化名)在焦化厂老办公楼的一楼楼道里，看见倒在地上的陈国君，他当时从二楼被拖下来，“脸已经变形，看不出模样了，衣服黑糊糊的，头朝外，不能说话，光哼哼，吐字不清”。

双面人

对于通钢职工而言，陈国君是个神秘的人。除了偶尔在厂电视台露面以外，很少有普通工人能见到他，这与他的前任、劳模安凤成截然相反。但在通钢的3年多时间里，他实际掌控着这个国企的人事和财务大权。

大热天里，陈国君的遗体已经静置了8天。8月1日上午，在河北遵化市的殡仪馆，死于异乡的陈国君，终于化为一灰。

8天里，偌大的殡仪馆曾经摆满了花圈与鲜花，来往的车辆安静而频繁地进出。

桂玉芬已经很久没回家了，自从跟随丈夫陈国君远赴吉林，她和家中的两个孩子便少有机会回老家。她没有想过，自己会在春节之外的时间，捧着丈夫的骨灰回到遵化老家。

建龙集团已经在清东陵为陈国君选了墓地。在那里，一块一平米的墓位，售价已经到了11万元。

而陈国君的家人说，目前并未和公司或政府谈及赔偿事宜，“现在没法谈。”

在唐钢厂区外，这个陈国君曾工作了十几年的地方，人们也对其讳莫如深。曾经的遵化钢铁厂早已改名“建龙唐山钢铁”，年轻的工人们大都没见过他。老师傅们对他的印象，则停留在七八年前——之后陈便离开了遵化，去了吉林。

40岁就成为通钢的总经理，陈国君在遵化的老同事那里有着不坏的口碑。“都是一块儿干活的人。”工人王何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10多年前，为了修好厂里的一号炉，陈国君曾与他一起在岗位上守了半个月。

由此，王何负评价老同事，“是个干实事的”。

有了解陈国君的工人师傅，评价他是“为工人争取的人”。从一线工人升任干部的陈国君，会给工人们争取奖金。若是奖金不到位，他会去找领导要钱。

“多老实一个人。”是许多老师傅口中对陈的模糊评价。但他们也纷纷表示，已经很多年没有看到“陈总”，离开遵化后，就没人了解他了。

改革实施者

在建龙驻通钢的管理层中，陈国君并非一号人物。一号人物是通钢集团的老总李明东，一位接触过陈国君的通钢原中层干部说，“但李明东都比他好相处”。据改制后曾担任通钢股份公司人力资源部副部长的王乃谦透露，陈国君的300万年薪，通钢这块只给他四五十万，剩下的钱是建龙来给。

陈国君来通钢最初的日子，给人印象还是很像个实干家的样子。但没多久人们就觉得，陈并不懂生产管理，也不是个帅才，虽然他是一个经济头脑相当灵活的人。

王乃谦回忆，“在今年3月建龙撤资的前3天，陈国君让炼铁厂清查资产，让分厂报盘盈。但冶金企业报盘盈、盘亏都是到12月，他这么一来，等于投机，体现在账面上，就是2000万的盈利。”

陈国君以裁员作为增效的主要手段。通钢职工普遍讲，陈曾经说过一句话，“我的工资，没拿通钢的钱，拿的是减员增效的钱。”一位通钢原中层干部说，“建龙这个企业是学台湾的中钢，实行的基础是私有化管理，下级干部见了他都得站着，通化市的人开会时，见着他也得站着。这个事情在老国企中可能就有点行不通了。”

“2005年重组后，通钢实行了新的企业管理制度。建龙控制了36%的资本，按常理，不应该控制企业的经营权和行政权，但实际上却控制了整个通钢的经营和行政权。”这位中层干部分析，这样一来，安凤成对日常工作就没有实际权力了。但安凤成还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通钢职工争取利益。”

2006年五一，通钢进行第二次减员。据说，安凤成就跟建龙管理层发生了冲突，为此，专程从长春赶到了通化。

“经营是算账，管理是管人，这是两个概念。”安凤成的管理模式被这位中层干部称为“生产大队的管理方式，就是发奖金、罚款”。作为对比，他举例说，原来办公楼的2楼、3楼、4楼都有乒乓球台，安凤成很喜欢打。通钢有个优良传统，反正台子就在那，不管谁在那打，进来了我就要“插拍”，谁输了谁下去，领导也一样。“当时我的书记跟我说过一句话，8个小时之内我是领导，你必须尊重我，8个小时之外，咱们就是同事，但有一个，闹着玩可以，不许‘抠屁眼’，得把握一个度。”

这名中层干部感慨说，“2008年底死掉的宋凯，跟陈国君几乎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宋是通钢炼轧厂厂长，2008年平安夜，一个工人因为过圣诞喝了点酒来上班，被他当即开除。宋后来也因此被那个工人用锤子打死。

参股通钢并非建龙集团与国有企业的第一次牵手，改制问题也非首度碰见。但闹出人命却是头一遭

本刊记者/严冬雪(发自河北遵化)

浙江人张志祥找上河北遵化市钢铁厂的时候，厂子已经连续多年入不敷出了。用当地人的话说，就是“要砸锅卖铁的时候”，张志祥找上门来了。

如今已经成为民企钢铁业巨贾的张志祥，从创业初期就盯上了钢材销售。而来到遵化，则是他涉足实业生产的第一步。1998年12月17日，张志祥个人注册成立建龙控股公司的前身——遵化建龙钢铁总厂(简称建龙钢铁总厂)。

刚刚诞生的建龙钢铁总厂，注册后仅一周，便马上与遵化市签下了5年的租赁合同，对象是彼时已经奄奄一息的遵化市钢铁厂。按照合同，建龙的租期至2003年年底。

老遵钢人把这次租赁叫“改制”。在他们眼里，一个民营企业家租赁市属企业，无异于收购。事实上，在签订租赁合同的时候，遵化市经贸委、劳人局的领导代表了当地政府，同张志祥就职工安置问题进行了洽谈并达成协议。

这次协议的具体内容，普通的老遵钢工人并不知情。落实到各自的身上，他们觉得并无改变。“那时的工资是一百多块。现在一千四，其他方面都没什么变化。”一位在遵钢工作22年的老遵钢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跟改制前相比，遵钢人每月到手的钱还算正常，社保也依旧，只是没有公积金，住的还是多年前的宿舍。但遵化市人均GDP在2007年就排到了全国第170位，在山西太原的前面。

1400元，是今年建龙唐山钢铁厂最底层工人的月收入。这样的收入，在遵化市日子过得紧巴巴。也有收入高的，比如改制后才入厂的技术员们。他们没有经历老遵钢时代，进厂时的身份便是“建龙人”。一位进厂7年的建龙女工，每天的工作不是对着原料，而是电脑。比起进厂20余年的一线工人，这样的技术女工每月收入接近4000，在遵化市，算是中上水平。

租赁合同履行不久，2000年3月6日，建龙钢铁总厂买断遵化市钢铁厂，更名为建龙钢铁总厂。半年后，建龙钢铁总厂改制，注册成立唐山建龙实业有限公司。

老遵钢时代正式谢幕。

发迹于一家国有钢铁厂的建龙，在随后的9年里迅速将集团手臂延伸至吉林、承德、宁波、黑龙江、北京、抚顺、佳木斯、成都等地。九年时间里，吃掉数十家企业的“贪吃蛇”身形愈发庞大，到了2008年底，建龙共拥有控股子公司17家，总资产319.81亿元，在钢铁业民企中排行老大。

重组模式

紧随遵钢加入建龙的，是吉林市市属企业明城钢铁总厂。2002年，建龙买断了建厂43年的明城。

2001年，明城已经连续6年亏损，难以为继，1800多名工人没活干。

当时的明城总负债3.6亿元，资产负债率1.5倍，企业已经严重资不抵债。而拖欠工人的社保、集资、工资等费用，共计5300万元。

2001年2月15日，近800名职工围困吉林省政府一天一夜，甚至准备集体进京上访。

建龙就是在这个时候接手明城这个烂摊子的。建龙承诺全员接受，但不到一个月，建龙就让明城恢复了生产。

改制后，明钢工人拿到安置费和全部内欠，并全员缴纳社保，上岗人员的人均月收入增加了500元。而全厂的年销售收入，在建龙接手后，两年内增加了30倍，这让当初的反对者们一时服气了，此次收购圆满画上了句号。

继遵钢、明钢后，又有承德钢铁水泥公司、宁波钢铁厂、黑龙江钢铁厂相继挂上“建龙”字号。在改制的问题上，建龙如法炮制，安置了一批批的老工人。

但隐患仍然存在。在那些看似皆大欢喜的句号背后，是一批不得不解除劳动合同，被“买断”的工人。

2003年，世界经济的发展使得全球钢铁市场的需求量比前一年激增4.8%，中国的钢材消费增长率则更高，无论是身为收购方的建龙，还是被改制的遵钢、明钢，都尝到了扭亏为盈的巨大甜头。在岗工人的收入与下岗、“买断”职工的差距进一步扩大。

但钢材市场的黄金时代并不长远。2004年，钢价达到顶峰，随之而来的是行业规模扩张速度明显放缓。

也正是在这个顶峰时刻，2005年初，建龙再次大手笔入股国企。正式收购吉林省最大的国有企业——吉林冶金控股集团50%的股份。自此，建龙得以控股资产过百亿的吉林冶金。同年，通钢开始向建龙投去了橄榄枝。

2005年年底，经建龙出资14亿元的新通钢正式重组，建龙集团占36%股权。此次重组后，离开通钢的除了那些下岗工人，还有多名老通钢的管理层——公司董事长崔杰、董事张志东、孙毅等。取代老通钢管理层的，便是陈国君这些“建龙人”。

危机收购

与通钢同年遭遇巨变的，还有辽宁省抚顺市新抚钢公司。60%的股权，使得建龙集团成为这个巨型国企的绝对第一股东。这次重组对职工的安置有所不同。建龙不再承诺全员接收，只保证录用“主体在岗职工”。区别于明钢的一手包办，在清理抚钢内欠的问题上，安置方案也明确注明由国有产权收益来支付。

建龙针对抚钢的重组，使得建龙得以脱身于巨额的内欠和企业包袱。尽管如此，仍有93.8%的抚钢职工对企业改制投了赞成票。

遵钢与明钢在重组后两年迎来了钢铁行业的黄金时代。通钢和抚钢的运气却并不如意，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2009年3月，建龙集团与通钢达成初步意向，准备从通钢全身而退。但股权分离协议刚刚签毕，市场好转，脱离建龙的通钢逐渐减亏，到了6月，通钢扭亏为盈。

7月22日，吉林省政府办公会议通过的方案：建龙集团重入通钢，并在原有基础上增资控股，成为第一股东。

针对建龙的反复举动，通钢人回报了一起群体参与的血案。

作为对此次事件的回应，建龙终止了对通钢的二次入股。与通钢类似的是，在河南安阳县的大型国企安钢，建龙对其的收购工作也遭到职工的集体抵制，宣告搁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