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提到的“毛泽东时代”仅限于至1956年，以后的情况如何？在任何一个搜索引擎上输入：“深圳宝安逃港事件”就会有一大推的结果（摘录一个附件在后）。这样的举手之劳为什么不做？还是犯了一个网上许多作者的通病，即先有结论，再找证据。这样许多明显与楼主论点矛盾的事件都被当做枝节问题不被考虑了，结果得出的结论也经不起推敲。只有将这些矛盾的事实收集在一起，分析其中的规律，然后得出的结论才令人信服。由于篇幅所限，仅限于提出几个设问及回答，读者就有了自己的结论：1、从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为什么大量美国知识分子回国？因为新中国成立，万象更新，党中央号召的“建立联合政府”和“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使得这些知道中国历史的爱国知识分子，对新中国充满希望，希望能在有生之年为祖国做出自己的贡献；2、为什么美国要动用国家机器千方百计阻拦这些知识分子归国？因为朝鲜战争，使得中国与美国代表的联合国互为敌人，美国当然要采取措施。这和目前联合国对朝鲜五位高官旅行限制和冻结财产的“禁运”方法类似。换位思考，如果一位高级知识分子提出要到美国去，时间放在1958年至1978年之间，会发生什么事情？打成右派、关进牛棚是肯定的，丢掉性命也是正常之事。3、为什么深圳周围许多人不爱国，要跑往香港，因为相隔两个村年均收入相差近100倍（134 ：13000），谁都想过好日子；还有许多设问及回答可以进行，这个大家可以做，也能得出自己的结论，但我相信都和楼主的结论不一样。

深圳大规模逃港风波回眸

[日期：2006-01-17] 来源：河南报业网  作者： [字体：大 中 小]

　深圳市最新解密的档案文件显示，深圳早在４４年前就尝试对外开放，１９６２年４月，在深圳（当时叫宝安县）正在进行对外开放的时候，一股逃港风波突然袭来，有十多万人来到深圳，要到香港去！这次逃港风波，共有６万多人偷渡出境。这场风波惊动了周恩来总理，最后通过强行遣返、凭证明购买到深圳的火车票等措施才逐渐平息。
　　十万人南下深圳１９６２年４月２６日开始，在宝安县（１９７９年改为深圳市）由东至西１５０多公里长的公路上，外流群众成群结队，扶老携幼，如“大军南下”，奔向边境线，伺机进入香港。每天傍晚，从各地涌到宝安边境外流的一般有四五千人，最多的一天达八千多人。
　　这次逃港持续时间长，波及面比较大，惠阳、东莞外流成风，广州、南海、台山、海丰、潮安等６２个县市及全国１２个省市自治区的群众亦闻风而来。宝安境内通向边境的铁路、公路客运突然紧张，据统计，从４月底至７月初的短短时间里，共十多万人次涌入深圳，５１３９５名来自１２个省市自治区、６２个县市的外流未遂人员被收容遣返。
　　当时传出谣言说“英国女皇诞辰，大放三天”、“第三次世界大战快打了”，不少群众错误地感到逃港才是出路。又有人逃港成功后很快就给家里寄钱了，让家人充满憧憬，不顾一切冒险前行。宝安县公安局的调查反映，当时逃港人群普遍存在“不到黄河心不死”的思想，不听劝阻，成群结队而去。５月１３日沙湾有逃港群众４０００余人，民警对其中２００多人做了规劝工作，但仅６人愿意回家。
　　持木棒强行冲关梧桐山是逃港群众的集散地，流出或是被遣返回来的逃港群众过半聚集在梧桐山。
　　１９６２年４月２９日凌晨，边防哨兵向宝安县公安局反映，有批人聚集在梧桐山。宝安县公安局抽调６名干部、边防民警支队抽出２人组成调查工作组，配合当地一些民兵积极分子共１４人扮成外流群众，分成两个小组，分别进入梧桐山进行摸底。
　　经过一天一夜调查发现：聚集在梧桐山共有三批约４００人。第一批到达的有３００多人，绝大部分是惠阳县淡水地区人。他们说，从淡水到达梧桐山已经过了三个晚上，他们有组织、有指挥，当总指挥的是一名大学生。到下午６时多，这批人就逃往香港新界方向去了。另两批人从横岗方向上山，这两批人共１００多名，除了小部分是惠阳、广州等地人外，其余大部分是海陆丰、潮州等地人。他们走了几天路才来到梧桐山，准备在当晚越过新界去……
　　调查组最后形成的报告显示，这几批人大多数是１７至４０岁的青壮年，有男有女。他们每人均持有一根４尺多长的木棒。他们的总指挥说：“在冲到边界时，谁要阻挠我们的话，我们不得退步，要用棍与他们搏斗继续冲过去，甚至开枪也不要后退掉队，谁掉队就要用棍打谁。”
　　宝安县公安局《近年边防几个情况综合报告》中透露，当时，局部地方甚至出现强行冲关的现象。在沙头角桥头连续两个晚上发生逃港分子以手拉手、肩并肩的示威之态，强迫民警开闸。５月２日上午８时多，从梧桐山往沙头角检查站桥头又冲过１００多人，到了桥头后向检查站提出要让他们从沙头角镇过到香港新界去，不让过要给饭吃。
　　逃港风波惊动总理到港群众的增加，马上引起港英当局的注意。５月６日开始，港英当局加强对行人的盘查，凡没有证件的就抓到警署，核实属于偷渡后，立即遣返。得知逃到香港无望，一批长期“住”在深圳戏院门口的群众干脆不走了，“回去是死，不回去也是死，倒不如死在这里（指深圳戏院门前）算了”。
　　这次逃港风波惊动了中央，周恩来总理对此作了重要指示。为了迅速制止群众大批外流，广东省委负责同志亲自来到宝安现场指挥，组织遣送逃港群众返乡。
　　１９６２年５月２２日开始，广东从各地抽调万余名官兵，对从港英遣返回来的群众、滞留在边境的外流群众坚决遣送回乡，同时在铁路及公路沿线的东莞石龙、宝安龙岗等通往边境的交通要道和前沿主要地段，设立堵截收容站，堵截收容逃港人员。从５月２２日至７月８日，共遣送了５１３９５名外流人员回乡。
　　与此同时，时任东莞县委第一书记的林若等珠三角地区的领导，开始向辖区师生、群众作报告，分析当前国际形势，表明政府正在积极地采取措施克服困难，重新安排群众生活，同时指出外流香港并非出路，何况香港当局派出大批军警，见一个抓一个，根本过不去，只是徒劳往返，耽误生产。
　　６月１９日，东莞县委发出指示，对参与外流的国家机关干部、教师一律开除公职，是党员的一律开除党籍；对参与外流的农村基层干部，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或停止职务的处分。群众逃港倾向逐步放缓。
　　边防管理过宽引风波１９６１年８月底开始，在宝安县委第一书记李富林的带领下，宝安县曾对外开放，与香港发展“小额贸易”，边境管理相对宽松，为什么在６个月之后还会发生逃港风波？
　　全国当时的经济工作政策存在一些错误，粮食减产，生活困难，部分地区群众吃不饱。４月份正处于青黄不接的时候，一些群众失去克服困难的信心，认为逃到香港就能解决一切问题。外流人员中大部分是因经济生活困难而外流的，特别是广东惠阳、海丰两县。
　　宝安县公安局事后调查形成的《宝安县有关外流情况综合材料》显示，１９６１年８月底，宝安县实行对外开放，放松边防管理，是这场逃港风波的主要原因。
　　放松边防管理为解决群众的生活、生产资料，促进生产起到了很大的积极作用，但当时边防管理制度不完善，一些政策放得过宽，出现漏洞，如边防证件批准签发权下放给公社。后来边防部队撤销了相当部分的沿海口岸警卫检查岗哨、对沿海沿边一线控制不严等，造成边防管理松乱、有边无防，给外流造成了可乘之机。
　　当时，宝安县一些公社对开放政策宣传不彻底，一些群众也跟着外地群众逃港。宝安县公安局当时的统计显示，宝安县坪山公社１９６２年４月２０日至５月１２日有８９７人到香港，但大部分发生在５月７日贯彻放宽边防政策之前，７日后，宝安逃港风波迅速平息，所有到港群众按期返回。
　　跟压缩城镇人口也有关当时，正值广东城镇压缩人口，厂矿相继停产，中技学校停办，产生了大量富余人员。据统计，１９６２年头５个月，东莞县压缩城镇人口１１８０人，精简职工８７７３人。这些人不愿意回农村，想去香港寻找出路。这部分人占当时逃港人流的２０％左右。
　　当时，香港经济突飞猛进，许多建设需要大量廉价的劳动力，过去流港的大多给予颁发香港身份证，粤港经济的巨大差距导致一些群众渴望逃港。
　　但是，从１９５６年开始，港英当局开始无理限制入境，群众的正常来往得不到满足，大量内地群众选择偷渡。
　　逃港风波引发连锁反应由于大批群众要逃港，很多境外媒体纷纷借此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一些人借此妄图制造社会混乱。这次逃港不仅在宝安周边地区引起混乱，而且还波及广州、南海、台山、海丰、潮安等广东６２个县市及全国１２个省市自治区，并在一些地区引起骚乱。
　　１９６２年６月１日，广州及附近县的一些居民听信“英女王生日，‘六一’大放（入境）三天”的谣传，１０００多人聚集广州东火车站售票处门前，等候购往平山、深圳的火车票，晚上增至２０００余人。广州市公安局派出宣传车进行教育劝导。人群中有人挑动群众起哄闹事，继而发生骚动。到现场了解情况的广州市副市长孙乐宜也被数百人包围哄闹。６月２日零时，市公安局组织警力强制收审闹事人员，才迅速平息事态。
　　十多万劳动力外流，严重破坏农村生产。海丰县有一个生产队，集体逃港前将７头耕牛杀了５头，回来无牛生产；有的群众甚至破产逃港，将家中东西卖光，钱粮用光吃光，生活更加困难。
　　大量逃港人群聚集宝安，直接影响宝安的社会治安。宝安县公安局调查反映，当时，在横岗至盐田途中抢食物的十分常见，附城公社水贝生产队的深惠公路和横岗至盐田公路上都发现有逃港人员排队强行拦车。在边沿铁路交通沿线，有的村庄、商店由于害怕外流分子捣乱，天未晚就关门睡觉，闭门不做生意，有的不敢单独生产，晚上不敢出门开会。
　　１９７７年１１月１１日，邓小平到广州视察工作，当听到广东省委汇报到宝安一带逃港风时，他十分敏锐地指出：“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此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摘自《羊城晚报》１２月２８日尹安学／文】 转至《中国战略论坛》-神州大地--以史为鉴，楼主：aimao000

为什么毛泽东时代出国的少，归国的多？

有人说，毛泽东时代如何如何不好，如何如何穷，如何如何不尊重知识分子……既然这么不好，为什么毛泽东时代出国的少，归国的多？

新中国成立的隆隆礼炮声响，不仅震惊了全世界，更深深震撼了异域求学的海外学子。新中国焕发出来的勃勃生机，新政权的清正廉洁，新中国建设所取得的迅速进步吸引着海外学子的归航。他们满载希望，怀抱建设祖国的理想，纷纷启程，掀起了1949-1956年的归国潮。回国，对多数留美学人而言，不仅意味着放弃优越的物质条件，更预示着归途的艰辛和坎坷。新中国在诞生之初的艰难同样反映在海外赤子身上。美国政府为了对新中国进行全面封锁，采取种种措施，阻挠留美学人归国。1950年10月，美国司法部移民局公布了“禁止中国学生出境之命令”，不准学理、工、农、医的留学生回国“资敌”。在这种情况下，滞留美国者日多，回国也日益艰难。

　　至1950年，滞留在各国的留学人员已逾5000人，其中滞留美国者约3500人，他们多是抗战前后出国留学或工作的。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和国内学者们召唤海外学子们回国工作。面对祖国和亲人的呼唤，留美学人们怀抱坚定的归国信念，顶着重重阻力，冒险踏上漫漫归途。1949-1954年经过艰难曲折和坚毅不挠的斗争而回到祖国的有1424人，其中多数是从美国(937人)回来的。留美学子归途的艰辛，从物理学家赵忠尧身上可窥见一斑。

　　当得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后，著名物理学家赵忠尧积极准备回国。1950年3月正式办理回国手续，美国移民局不断进行阻挠和刁难，直到8月份，他才拿到经过香港回国的“过境许可证”。1950年8月29日，赵忠尧与罗时钧、沈善炯等人经过重重苛刻检查，才得以乘坐“威尔逊号”客轮归国。但当客轮抵达上海时，人群中却不见了他们三人。原来，9月12日在客轮抵达日本横滨时，驻日美军便非法拘留了赵忠尧、罗时钧和沈善炯三位科学家。美方人员将赵忠尧等三人拘押在美军情报部，深夜12时带至东京中野美军监狱，早晨转移到巢鸭监狱中的“中国犯人室”。美军对他们三人实行软硬兼施的手段。一天，他们三人被押到一间空屋子里，一一面对墙壁站着，随之在他们身后传来了拉枪栓和子弹上膛的声音。在生命的威胁面前，他们仍然无所畏惧地挺立着。恐吓不成的美国士兵悻悻地收起了把戏。与此同时，台湾派来代表对他们三人“探监慰问”，并进行劝说：“美国当局对你们这个案子看得很重，你们硬顶下去没有好处。只要你们愿意回美国去，或者去台湾，事情就好办多了。我们可以马上为你们进行疏通。”对于美国和台湾方面的威胁利诱，他们坚定地回答：“我们决不去台湾，更不会去美国，坚决要求回到中国大陆去。”在**和人民的强烈抗议下，直至11月15日，美方才无可奈何地释放他们。两个月的恶梦昭示的不只是当时西方世界对新中国的敌视，更诉说着留美学人的爱国情怀。

　　在1949-1956年的归国潮中，从事不同专业研究的学子都曾经历过类似曲折的景况。每一个留美学人几乎都受到过移民局的威胁，“也许你有一千条路能逃离美国，我劝你一条也别试。假若你企图离开，你将受到处以5000美元以下的罚金或5年以下的徒刑，或同时予以两种处分。”尽管如此，留美学人依然千方百计地设法回国，直接回家的路被堵死了，他们就迂回辗转而行。化学家黄鸣龙请求德国友人函请他赴德工作，再转而回国；化学家唐友祺绕道瑞典，曲折回国；力学家吴仲华、李敏华夫妇利用申请旅游的机会，从瑞士、奥地利假道回国。与此同时，另一些留美学人仍然在顽强地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抗争。为了回到母亲的怀抱，他们给周总理写信，请求政府的帮助；他们向美国总统致函，控诉不公平的遭遇；他们藉媒体之力，争取美国公众的同情。经过几年艰苦曲折的斗争，最终通过1955年中美两国大使级会谈，美国终于允许留美学人自由回国。但是，美国联邦调查局仍然不放弃最后的挣扎，在移民局、在寓所、在船上，仍然向每一位留美学人进行劝诱，“如果改变你的打算不回中国的话。我们会把你的工作、处境给予改善，待遇、生活……安排得还好。”

　　面对美国的循循利诱，他们毫不动摇；面对归途的艰难曲折，他们义无返顾；面对台湾的极力网罗，他们严词拒绝；面对新中国的需要，亲人的召唤，他们无怨无悔地踏上了归途。王承书、张文裕夫妇回来了，尽管回程中受到美国政府的种种阻挠和破坏；张斌、林同骥夫妇回来了，丢弃了在美国的一切，汽车、房子、高薪；李恒德回来了，带回他在美国用8年心血收集的千块金属样品，以便回国科研之用；张香桐回来了，放弃了在美国的地位、名誉和金钱；钱学森也回来了，历经了5年的磨难，终于回到了朝思暮想的家园。还有更多的留美学人怀着对祖国无限的热爱从海外归来，如空气动力学家郭永怀，林学家吴中伦，加速器专家谢家麟，半导体专家林兰英，生物化学专家王德宝、纽经义，金属学专家师昌绪，水利专家钱宁，爆炸力学专家师哲敏……

　　新中国成立初期至1956年底，从世界各地先后归国的学者、留学生共计3000余人，其中从美国归来的学人就约有2000名，占当时全部归国学人的2/3，正是这批归国学人对新中国的各项建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