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 - 化解民怨：司法应替政治划出“缓冲带”

化解民怨：司法应替政治划出“缓冲带”
作者: 南方周末编辑部
2008-11-12 17:57:58
 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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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近期，官民冲突屡屡发生，社会情绪的极端化倾向有加重之势。如何及时化解民怨，并以此为契机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可谓执政团队面临的根本课题。
近日，在天则经济研究所，张思之、吴革律师，盛洪、蔡定剑、陈明、秋风、摩罗等学者，对此进行了探讨。
 
明智的统治者会避免把整个政治制度放在火上烤。司法是一个缓冲带。如果司法弱小，最终会冲决整个制度大堤。
在高度紧张的社会压力下，政治改革的风险是巨大的。健全司法体系，更大范围的体制变革方可顺利进行。
 
强势集团妨碍司法公正
陈威威（主持人）：近期屡有影响巨大的案件，提醒司法程序的极端重要。
盛洪：出现一些官民冲突，包括老百姓和政府贪官、司法部门、公安机关之间的冲突，很多人说有警察滥用权力。这种冲突不是中国独有，美国也有，如1991年，四个洛杉矶警察轮番殴打黑人罗德尼·金一案。不同社会对这种冲突的处理方式很不同。中国处于转折期，执政党和政府传统处理方式惯性还在，很自然地为此承担起了政治责任。
从经济学角度讲，政治责任是一种政治成本。最大的政治利益就是政治合法性，政治成本是对合法性的损耗。正因如此，冲突发生后，当事地方政府多想对传播过程进行控制。或者，在操作上使自己具有某种正义性。
前两年广安事件，当时说是反革命暴乱，后来说不是了。瓮安事件最初的定性也是黑恶势力挑衅，后来才有改进。一旦被说成是对政权的威胁，就可以合法采取暴力手段。
如地方政府主动对号入座，成为当事一方而非中立的解决者，承担了本不应承担的政治责任，就会使当事方极难公正对待社会冲突。
陈威威：冲突发生后进入司法程序，没有公开审理也会有问题，如果只是网民有呼声，传统媒体无法关注，讨论的希望就很渺茫。张思之：有时也不是没有公开审理，只是变相不公开。我曾遇到这种情况，听审者从法庭出来之后，居然一起上了公安局的大轿车。
秋风：最高法院新任院长王胜俊曾说，办理死刑案件，要听人民群众的感觉。现在有些引人注目的案子，看不出法院在听取民众感觉，连最起码的程序正义都做不到。这样的做法使社会陷入巨大风险之中。
司法是治理体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我们长期忽视了这一机制，司法体制设计不合理，很多案件在程序方面都有严重缺陷，只是程度不同。相当多的上访与司法判决或程序不公有关。司法无力，民怨无法及时疏解，反而不断积累，遇到火星就会爆发成为群体性事件。问题的关键在于，民众对司法体系丧失信心，也就会对整个政府体系失去信任。
明智的统治者会避免把整个政治制度放在火上烤。有些人不明白这个道理，压制司法体系，使之不能独立地发挥作用，其治理社会的功能过于弱小。这样做，反使整个治理体系更脆弱。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一把手身上，会出问题。
司法是一个缓冲带。社会制度如果设计得比较合理，政治问题能通过司法的途径解决掉。如果司法体系有效运转，社会中的大量冲突可以分散解决。相反，司法弱小，最终会冲决整个制度大堤。
强势集团妨碍司法公正
蔡定剑：如果一个人杀了人，反而激起社会上很大的同情，就像《水浒传》里面中打家劫舍的人却成了老百姓心中的英雄的故事一样，这很反常。法律上是非正义的，民间认为是正义的。为什么盛世会出现法律正义和社会正义的悖论？
陈威威：好像杀人者是刀客。
摩罗：如果法律和社会完全漠视他的尊严，杀人者就没有别的选择。
1980年代，江西省有一妇女总被丈夫虐待，她想了很多办法也不能制止他，就把他杀了。这是人命案子，在中国判决非常简单，1980年代可能更简单，杀无赦。法律只管后面一段，而全然不管前面那一段。这样的法律是不是让人失望？
将杀人者判处死刑，看来是为了保护被杀公民的权利，可是杀人者也是一个公民，实施杀人之前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精神痛苦，当初四处奔走呼告、寻求正义力量支持时，社会为什么置之不理？都知道杀人要偿命，如其权利能在现行的社会、法律框架内得到尊重和保护，还会选择杀人吗？
在现实中，警察有时不作为，有时作为过度，但往往维护固定的某部分人利益。
中国当下最主要的目标是实现宪政。关键是在权力结构上，让每个群体都有维护自身权利的政治途径和法律途径。观念上的权利，可以跟事实完全脱离或者相反。杰弗逊起草美国独立宣言时，强调天赋人权，说人人都有权利主宰自己的命运。观念令人激动，可实践上完全没考虑印第安人和黑人的天赋人权。杰弗逊本人就拥有两百多名奴隶，他们的权利完全在法律之外。如果独立宣言所强调的价值真准备付诸实施，杰弗逊和他的同胞就该退回英国，美洲的每一寸土地都是印第安人的。立国之后，杰弗逊马上下令让他手下的将军剿杀印第安人，说这些部落最好完全灭绝，如果不能灭绝，就把他们赶到五大湖去。这样的人是多大的杀人犯？为什么没有法律来制裁？很简单，他们制定的法律不会制裁自己。
盛洪：他认为他们不是人。
摩罗：强者是制定规则的人，这些规则肯定只维护制定者自己的权力和利益，同时还要借用普遍正义的名义。如果这样做有道理，就没有任何理由挑剔法律体系了。法律维护某一部分人的权利，在任何时代都维护得完美无缺。有人说中国的法院为什么这么弱，是不是有意如此设计？
盛洪：中国有一部分人获得公权力，维护“公家人”的利益，却侵犯了委托者的利益。美国建国时获得公权力的是白人，这部分人知道不能侵犯委托者，这是中国和美国的区别。当然我完全同意印第安人和黑人受到了歧视对待，美国也有很多不公正。
摩罗：我国的公权力是人们委托出去的吗？
盛洪：文字上是这样的。
吴革：1980年代规定，法律为一部分人服务的，跟以前苏联的法律一样。在文字上，现在的法律不是为一部分人服务的。社会要秩序，法治比人治和专制好。
秋风：正统斯大林法学观点认为，法律是统治阶级用于压制敌人、统治整个社会的工具。现在，大家似乎都不再接受这样的观念。不论是西方日尔曼部落的法律观念，包括中国古代的礼，都不认为法律是一部分人把自己的意志、命令强加给另一部分人的工具。相反，历史上的主流法律观都主张，法律是天下公器，法律应是公正的。从1990年代开始，中国人也逐渐抛弃斯大林法学，接受了这一观念，也算是拨乱反正。
陈明：共产党在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的过程中，对法律性质、功能应有新的理解，不能简单将其视为阶级意志的体现，而应视为社会正义的保障工具。孙志刚案可以说是坏事变好事，这次杨案似乎还没有达成共识。
政治社会向法律社会转变，转得好，就是法治社会；转得不好就是各种强势集团无规则博弈，比一党执政要差。打个不太准确的比方，一群狼比一头老虎更难对付。对老虎来说，狼比兔子或羊应该更加值得警惕吧？
社会分化厉害，边缘人越来越多，难免要出一些非常之人做一些非常之事。稳定压倒一切只能是特定时段的口号，不能常态化。
人权更基本。“9·11”以后，最讲自由的美国人也可以为了安全一定程度牺牲一些权利。但这是基于需要层次做出的理性计算。瓮安事件，开始时定为黑恶势力挑衅，也不是完全不能理解，因为不如此就很难控制局势。但心里一定得清楚问题的症结究竟何在。还好，回头还是把能撤的都给撤了。
有人希望通过推动修宪，提出抵抗权的概念，我看不现实。那是一种冲突的思维模式，社会成本太高。公权力系统的内部改良，更可取。
张思之：如果在审理过程中，当事人的意愿被任意排斥在外，公然撒谎就太可怕了。我遇到的就不止三五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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