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外籍中共党员的人生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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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外籍中共党员的人生追求
日期：2006-10-20 作者： 来源：文汇报






61年前他偶然来到中国，从此展开了他与中国革命相交相融荣辱共存的35年人生，赤子之心在蹉跎了半个多世纪后居然毫发未损。他知道，他和伟大的中华民族一起见证的是一段怎样艰辛难忘的历史变革，于是他必须完成这次讲述，讲述一个外籍老党员一生的追求与梦想，以兑现自己的承诺。
1
叫木仙的女孩死了，我真诚的相信，要帮助那些如木仙一样生活悲惨的人，选择留在中国参加革命是惟一的道路。
我本无意留在中国。我甚至无意来到中国。我并没有所谓东方情结。我曾梦想去法国、英国，甚至苏联，但在20世纪40年代，没有人想去中国找乐。1942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初期，当我应征加入陆军时，对于远行万里我并无热情，那年我21岁，一心想着自己祖国的社会问题。
坦白说，我当初学中文，只是把它当作一种手段。就在入伍后不久，美国陆军当局对我作了测试，将我从野战部队中挑选出来，派去学习日文，这让我十分恐慌。一旦日本战败(这点我当时就深信不疑)，日语流畅的惟一出路就是跟随美国占领政府长驻海外。于是我费了一番口舌，说服他们让我改学中文，心想这样一来，我可以浅尝冒险滋味，而且战争一结束就能马上回美国。
是那个叫木仙的女孩改变了一切，她让我留在了中国。
在我抵达中国后没有多久，我便被派往昆明，担任美军军法处赔偿损失部的中文专员。“黄包车夫李瑞山案”是我办的第一个案子，木仙是李瑞山的独生女儿，她在家门口踢毽子时被一辆疾驰而过的美军卡车碾死，她的母亲亲眼见到了这一幕。
当我接手这案子时肇事司机已经被拘捕，这位空军军士在供词中说，他在肇事的前夜借了一辆军用卡车，开到城里的夜总会，叫了一个饿着肚子的舞女过夜，等他隔天早上醒来时头痛欲裂，才意识到自己已经犯了“擅离职守”的罪，索性又干掉了两杯威士忌，然后开车回营地。
车拐进一条巷子，这时他看到一个小女孩在她家土房门口踢毽子，他想吓吓这个女孩，找点乐子。
当时赔偿的结果比我想像的更糟：26美元。我去找理赔官理论，我指出在近期的另一个案子中，我们赔了某商人150美元，但是没在用。
没有想到的是，黄包车夫李瑞山在收下了送去的装有26美元的信封后，当天下午又跋涉数里，通过层层守卫出现在我的办公桌前，这次他带来自己用破纸糊的信封，递给我，我看到里面有6美元。
他也同样包钱给了甲长、保长，我突然间大悟，在他的心里，我也成为他生命中众多的沉重压迫之一，即使遭受到这般冤屈，李依然很认命地把赔偿金分给每个促成索赔的官员——甚至包括撞死他女儿的外国军人的同僚。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常想起李和他的女儿，我想我之所以选择这条道路，之所以坚持到底，是因为我真诚地相信，要想帮助那些如李瑞山和木仙一样生活悲惨的人，这是惟一的道路。
1945年9月16日黎明，我们飞越驼峰进入中国。机舱里满是坐得笔直的士兵。在我们抵达中国时，大部分驻扎当地的美国大兵都迫不及待要打道回府，日本人已在一个月前无条件投降了。
——摘自《李敦白回忆录》
李敦白：我原来在美国上大学考了哲学系，也可以叫空话系，这不是一般的空话，是高级空话。但是，好在我学了辩证逻辑，学了几年辩证法，尤其学了黑格尔的辩证法。马克思把他老师黑格尔的辩证法，从唯心论转成了唯物论。学了以后，我对美国社会极为不满。我们那里有美国共产党，当年在我们南方最勇敢地起来反对压迫、反对歧视黑人，想解放穷人的贫困的人都是共产党员。而且在美国南方，大部分都是秘密党员。我知道，共产党是根据唯物辩证法办事的，这是我加入美国共产党的动机。
后来，作为美国兵的我到了昆明，怎么找到中国共产党的呢？在国民党统治区，共产党都深藏地下，怎么找？通过小报童来找。穿得破破烂烂的小孩子在马路上卖报，有的孩子除了卖国民党的报纸以外，还藏有共产党在重庆出的报纸。你要问他的话，他掏出来给你。后来，有的孩子发现我爱看《新华日报》，就跟我说，可以带我去见办报的人，这样就挂上钩了。
2
1946年10月19日，我们到达延安。那是个周六的夜晚，我还记得那时人们告诉我，在延安人人参加周末舞会。舞会场所是一间长而低矮的石头房子。我可以听到屋子里传来一把低音提琴、两把小提琴、好像还有一支萨克斯风或是黑管的声音。因为四周漆黑一片，窗里透出的光像是正在燃烧的烈火。有个人推开门，我向门里瞧了瞧，从门的正对面，我看到毛泽东。然而这个画面只定格了不到一钞钟，乐队奏起了狐步舞曲，毛泽东转过身子，邀请舞伴，滑向舞池。
我感到一阵不知缘由的狂喜。
周围的一切看起来都干净又纯洁。人也好，衣服也好，房子也好，音乐也好。
当我看到毛泽东与娇小的舞伴在舞池里翩翩回旋时，我觉得延安的意义不仅于此，——延安不仅是人们努力道德生活的地方，它还是锻造新中国，从而开创新世界的熔炉。
毛泽东看到我，停下舞步，若有期盼地站在那间又矮又长的房间中央。跟随着他的凝视，每个人都静了下来，接着有人领我走过舞池做正式介绍。
毛泽东说，“我们很欢迎美国同志来这里加入我们的工作。”
——摘自《李敦白回忆录》
李敦白：后来，我在新华社晋察冀分社做英语工作。我住的隔壁是一位周参谋，他是傅作义派来谈判的，谈判的目的是不打内战、讲和。之后我被调到延安，步行走过四个省、经过几道封锁线才到达。在延安我参加了新华总社的工作，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延安转移出来后，我到太行山继续做新闻工作。
没想到，在太行山突然有一天把我抓起来了，宣布说：“我们接受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来逮捕你，你接受了美帝国主义的命令来破坏中国革命。”大家可以想到，当时我听到这个话时天旋地转，我这么热爱中国，怎么可能怀疑我是敌人。有一段时间精神上完全崩溃，完全进入了一种恶梦的生活，大概有大半年。后来我慢慢转出来了，那时候我脑子里开了一个灯。当时我想，这个审查冤案的事情自己解决不了。把你抓起来，如果你是特务，有证据可以证明；如果你不是特务，怎么能证明？你得能够证明自己每天每小时的所作所为，多少年了，无法证明。但是，有个问题应该可以解决，就是我自己的人生观，因为在延安和到延安以前，我作为一个革命者已经暴露出许多问题和缺点。比如敌机来袭击，我就非常惶恐不安，拼命跑，害怕。在延安，除了我，没有见到任何人表示有这种畏惧，无论是男的女的、大人小孩，都是稳坐钓鱼船。他们是另外一类人，不是一般的人。我跟他们比，学习、反省、提高觉悟，这个问题我可以解决。如果审查问题也能够解决，那我出来以后能够更好地工作。现在审查问题解决不了，至少我尽到了我的能力。
关在黑屋子里一年后，我有书可以学习，学《实践论》。我特别重视学习毛主席《论持久战》。在那里面，他分析了日本和中国两方各有什么长处、短处，有哪些强项、弱点，以及如何用自己的优点来攻别人的弱点，用自己的弱点避开敌人的强点，慢慢扭转形势，由劣势变成优势，最后取得胜利。这篇文章写在八年抗战的第一年头十个月以后，但读起来大体上可以说是像战争胜利后的总结，把具体的战略、策略都摆出来了，特别是关于如何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分析矛盾、找到处理矛盾的方法。在任何情况下，人都可以发挥这样的主观能动性，这是我们和动物的本质区别。我们的脑子可以反映现实，谋出办法改变现实、对付现实，同时也改变自己。就此我悟到一个真理，就是人一生的目的怎么定，决定你这个人的本质。而且根据我的体会，人生的目的也决定你这个人一生是不是真正幸福。
我现在在美国大学教书，讲中国思想史、中国政治思想、中国哲学等等。我每年给我的学生提一个问题，我说，如果要买一部汽车，你会怎么做？他们踊跃发言说，会试开各种车，会看看资料，会跟开过车的人谈一谈，最后决定我要这样的车、不要那样的车。下一次上课，我给他提另外一个问题，设想20年后，作为一个成功幸福的人，你自己是什么样的形象？究竟你想的幸福、成功是什么样子？结果全体都哑巴了，没有想这个问题，每天都想着当天的事，想分数、怎么毕业、找工作。我跟他们讲，你看你们这一辈子汽车大概会有二十几部，但是命只有一条，你都不考虑人生怎么过，不考虑怎么能做一个成功幸福的人，只重视买汽车、不重视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不合理。
3
在延安窑洞时，我每天的活动几乎一成不变，我大约早上七点半从我住的窑洞到我上班的窑洞，跟大伙儿打完招呼，便坐在我的写字桌前开始读新华社的英文稿。这些急件大都模糊地印在土法炮制的纸上，而这土纸是需要贴在墙上晾干方可使用的。
我为自己在这场革命中扮演的角色感到骄傲。只有像我这样的人才能扮演好这个角色——一个美国人并且是马克思主义信徒，懂中文并且全心全意地认同中国共产党的信仰和目标。不管被派到什么任务，我都会骄傲地认为，解放的新福音是经过我的双手到达外面的世界，我也在尽一己之力。
在延安工作期间，周围人老是张罗着帮我找对象。马海德的中国夫人苏菲，有次便假借吃饭的名义介绍我和王光美认识。事实上我以前见过王光美，这位叶剑英的秘书身材苗条，活力四射。之前我在北京见叶剑英时，便是王光美引见的，但是在延安，“介绍”两字可不仅仅表示介绍，它表示亲朋好友的认同。
王光美和我对此次介绍都很认真。她接受了和我共进晚餐的邀请，而这在延安意味着顶着寒风走下山坡，到炸平了的村子里的某个饭馆吃回锅肉。晚餐时，她告诉我一些她在陕北土改队的工作经验，我也说了我的工作。王光美是个很得体的年轻女子，因此到了下个周六，她在同一时间，同一间饭馆，回请我吃了一次回锅肉。我觉得她不错，也值得交往，但要想结为终身伴侣，我却没什么兴趣，我想她的感觉也差不多。
在延安，我迷上了孙维世，她非常迷人，我第一次见到她时是在周恩来的窑洞，当时周恩来正在接受斯特朗的采访，我对她一见倾心。她有张非常甜美的脸，漂亮的头发，大眼睛充满了幽默和智慧的光芒。她善良机智，红润健康，又有点男孩子气。我怕她拒绝，所以尽力与她建立起脱俗的柏拉图式的友谊。
——摘自《李敦白回忆录》
李敦白：最近王光美去世了，她也是一个很高尚的人物，跟我同岁，1921年生的。在文革时，她的案件跟我的案件掺在一起，因为在延安我们到镇上一起吃过两次饭，两次都点了回锅肉。当时专案组追问，为什么两次吃回锅肉，这有什么暗号。
那一代的人，不单是领袖，就是一般的人，回忆起来好像都是很高大的人。我曾经生活在许多英雄人物之中，我自己不是英雄人物，但生活在他们之间，受他们的益处很深。
4
在狱中，我利用报纸上的新闻时事来记录时间。1953年初，报纸以头版头条宣布了斯大林的死讯，接着又报道了赫鲁晓夫掌权的消息。好多年以后，中国官员才告诉我，我的被捕是出于苏联的命令，与同时期斯特朗在莫斯科被捕有牵连，是斯大林下令将我和斯特朗以间谍罪逮捕。
李敦白：关了几年后，突然有一天，我想，我一个人孤立过了这么长时间，即使有一天能出去的话，我也不能作为一个正常的人了，因为我已经不习惯跟别人交流、谈话了。所以，放我的话，我就坏了，情绪很低沉。后来，好像脑后面有一个小声音说，你什么时候开始变得这样悲观了？不是从把你关起来的时候，而是从你自己给自己编了这么一套故事，你跟自己说你不能做正常人，从这时候就丧气了，是你自己庸人自扰。这一分析就化解了，不再有这个顾虑了。
有一天专案组跟我讲，如果你交待、自首，你的生活情况会改善，也可以参加集体学习，还可以在院子里工作，但是永远不会离开这个监狱，永远都不会把你放走。我也捉摸不定，为什么要对我那么讲。那天晚上，我回到牢房躺着想，如果真是这样，我永远不能出来，活下去有什么意思？那个小声音又说了，你这个人原来宣称决心为人民的自由和幸福贡献自己的力量，现在还有许多人受罪比你厉害多了，可你把别人全都忘了，只关心自我，根本不关心别人，这跟你原来宣布的目的不一致。这样，观点转过来了。一转过来就奇怪了，我对他们的话判断能力一时就变了，我知道他们是吓唬我，不可能问题弄清楚了我还出不来的。再说，文化大革命里，这种残暴的现实不可能长久存在下去，只要我能维持自己的健康，还是有前途的，还可以出来，还可以做事。我悟到了这么一个真理，你的根本立场也就决定了你判断问题的能力。
我再讲另外一个例子。我第一次坐牢，在黑屋子里神经失常，留下了后遗症。1955年，我出来以后，病痛有时候会突然发作，心脏乱跳、跳得特快，身上冒冷汗，前额好像猴王上了紧箍咒似的，觉得压力很大，特别是我非常怕内乱，怕他们再回来抓我。我当时已经有分析能力了。小声音又出来说，你看看到底实实在在地发生了什么事，你的心率快一些，你在出汗，你神经紧张，再加上你害怕，就是这么些东西，没有什么魔鬼要回来抓你，只有这些物质上的现象，肉体上、神经上的现象，没什么好怕的。症状立刻就化解了，以后再没发生这样的事情。通过一次一次的小战役来锻炼自己的意志，一次比一次强一点，后来自己有信心，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的理性能够管好我们的感情，调解好我们的情绪。如果确定了一个崇高、明确的目的，那么你不会今天有一点收获、好事就觉得非常开心；明天一错、碰到困难又落下来，觉得很失望，能够稳稳当当地过日子。
可以说，在中国学的这套东西真的是管用的。1980年，我们夫妇俩回到美国开始做咨询工作、教书。在美国我开了两次刀，一次是前列腺癌开刀，已经11年了。一次是5年前，心脏开刀，搭了两个桥。我在这两次大手术前，不害怕，不担心。相反，我觉得这是个新的体验，想躺在手术台上看医生、护士们怎么准备。进去之前，他们给我打了个小针睡过去了，好像几秒钟以后醒过来就完了。我原来是非常怕事的、非常怯弱的人，现在没有怕，这都是学的。如果我能学，任何人都能学。
人能不能不朽？好像不能不朽，人死了完了。这话不完全。如果你能在人类历史这条长河里放进去自己一滴水，一点点贡献，让事情起变化，有利于人类的自由、福利，你这滴水就是永恒的、不朽的。
我太太王玉琳不肯揭发我，后来被送去做苦重的劳动。我在监狱里担心，因为我知道她骨头很硬、很正直，怕她不合作，人家会把她打死，但她活过来了。我觉得，今天我们的幸福跟当年经受的折磨是分不开的。当然，我不是主张大家为了过幸福有意义的生活去坐牢，但是认认真真地学习人生观，树立一个明确的、自己全心全意能够接受的理念还是很重要的，这个理念是你一生的北斗星，它不会放弃你，能保证你过一个幸福有意义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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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人们的精神价值是什么样的？我就担心这个问题。
李敦白：我是有那些理想才能坚持下来，否则那样的狱中生活没有任何意思，很难熬。
我觉得，理想问题是今天面临的第一大问题，精神价值今天是什么样的？我就担心这个问题。不少人因为市场经济，一心就知道追求眼前的快感，追求别墅、出国旅游，关心高官厚禄。这些东西我认为是虚的，虚荣的。得不到人类的幸福你的生活不会有意义，你去世的时候不会感觉到我这个人没有白活。
现在，好多好的经验、好的思想都丢了，是不是今天的人们就不能接受那种好的理念呢？绝对不是。两年前，我在上海参加一个外国投资银行召开的投资者大会，会后，有位上海投资基金的董事长对我们说，能不能一起吃顿午饭，有问题想谈谈。这是个49岁的人，原来是北京人，后来到美国学习考了一个商学硕士MBA，在美国大金融公司工作很成功，回到上海成立了投资基金，当老板也很成功。吃饭的时候，他对我们说，我现在什么都有了，过去梦想有的东西我都有，过去梦想不到的东西我也都有，问题是我心里空虚，不知道信什么。没有信仰也就没有灵魂，你可以多搞一点刺激，去跳舞、喝啤酒、看电视、旅游，但是灵魂空虚终究会跟你算账。我们在美国跟许多大公司的头头很熟，有的人财富就算浪费也浪费不完，但这个人怎样？他几个地方有别墅，有私人的飞机，有私人很大的游艇，什么都有，可他每周还要拜访两个不同的精神病大夫，心理空虚，难道人生就是这些东西吗？有时候心里不能不想着，于是就痛苦。现在，美国医院里的一半以上的病床躺的是精神病人，大部分是抑郁症，所以光追求那些物质的东西是空的。
1946年我到延安，经历了解放战争。想想那时候，国民党的军队从人力方面讲大于解放军好几倍，他们有坦克、飞机、大炮，解放军一门大炮都没有，也没有坦克，更没有飞机。在延安我看到王震率领的三五九旅从南方转移到延安，准备南下反攻。我们出延安，在一个叫四十里铺的地方迎接这支部队，那都是些非常年轻的农村小孩，一个班90个人可能有四五个人穿着布鞋，其余的人都穿着草鞋。另外一个班里，大概五六个人有缴获的三八式的老步枪，其余的人没有枪，只有棍子、红樱枪。毛主席发布战略部署说，今年每月要消灭国民党军队十个旅，一年以后力量对比就会转变。我看了他们以后，一心是同情，一心是希望能够胜利，但我实在不能相信，解放军怎么能够打败国民党军队。蒋介石自己的兵吃得胖胖的，武器精良，很多部队还受了美军的培训，很精锐，这个部队怎么可能被打败？但实际结果比毛主席预计的还要早地把力量对比转换过来了。这结果靠的是什么？大家想想，那时的我们有什么优势？一切都是劣势，优势就是思想，是哲学思想，不是谈空话的哲学，是脚踏实地的实用哲学。
当年，中央发了一个关于解放区土改四十条的指示，我把它翻译成英文，新华社发表了。我记得很清楚，第40条是毛主席自己写的，说如果在县里、区里、村里，有些同志不赞成我们中央的条条想破坏它，那么最有效的办法是在你的村子里完全照我们写的去落实，不要调查实际情况，不要考虑怎么样适合自己的具体情况，就是不要实事求是，你就照我们的条条完全来套，那就肯定坏了。我们拿“实事求是，一分为二，一切从调查研究出发”的思想来武装干部，也尽量地武装群众，人就不一样了。所以，科学思想的优势不能丢。
(本文系根据李敦白先生在“东方讲坛·高端讲座系列之33”所作报告整理)
——1943年，我在斯坦福大学学习哲学，后又学习中文，当时的想法是去中国走一圈，等战后回美国。而到了中国后的所见所闻，却让我决心加入中国共产党(我是当时惟一得到入党许可的美国公民)。
——1946年6月，我作为联合国观察员访问了华北解放区。聂荣臻司令员敦请我留在中国，协助中国人民架起一座通向美国人民的广播桥梁。没有想到，这就开始了一次万里长征。
——我在中国生活了35年，而其中16年是监狱单独监禁的苦难日子。那是因为对我的背景来历不熟悉，误以为我是美国间谍，对我施行隔离反省。我认为尽管对我的怀疑是冤枉的，但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我应该经得起这种考验。
——我受的是美国教育，但是中国使我有机会真正体验到人生的意义，在中国，我找到了自己通向稳定的、实在的、幸福的道路，它从来没有令我失望。
——61年前我去中国时是独身一人，回到美国却是和我心爱的夫人在一起。她是典型的北京人，在和我结婚的50年中，共同度过了上下起伏的生活，她就是我梦寐以求的最完美的生活伴侣。现在我们回到美国，并不是背离了中国，我同中国的缘分，从60多年前就开始了，我当时就下了决心：要为修建两国伙伴关系的桥梁努力一辈子。
公安部的结论中指明：李敦白“对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是有重要  贡  献的”，并将1968年入狱  定  为“被错误关押审查”、“纯属冤案”。
作为“文革”风云人物，1966年10月1日，李敦白受邀与其他中共高级领导一起参加国庆庆典。毛泽东在他的红宝书上签了名。
李敦白和夫人王玉琳拥着三个女儿在北京的寓所。由于李敦白当时的地位，他们享有特殊的高级待遇。他们的寓所中摆放了李敦白收藏的明代古董家具，这些家具后来被他捐赠给了故宫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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