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芦笛曾是未遂姚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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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曾是未遂姚文元
作者：芦笛
9年前，我曾写下这段话：
“遥想老芦当年﹐‘X选’初学了﹐兽性大发。青面獠牙﹐口号间﹐生灵
灰飞烟灭。犹记当年由‘市革委’组织人民群众讨论﹐给被抓的各种各样
的‘阶级敌人’量刑﹐小芦和同志们一道﹐每听到一个名字就激昂地高呼﹕
‘枪毙﹗’
三十余年﹐梦中犹记﹐逼人黄泉路﹗可堪回首﹐X某祠下﹐一片神鸦社鼓﹗
如今在远离噩梦的地方﹐我又听到了人民的吶喊。”
那大概是71年还是72年的事吧，其时流行“群众专政”，批判公检法的“专业主义”，改由市革委将各种“罪犯”的材料下发给各单位，作为政治学习内容，让群众讨论量刑。我们车间尽是文盲，只有我一个人能写写画画，于是每周出“大批判专栏”（大字报形式的车间墙报）和黑板报就是我的事，开会时则负责朗读上面发下来的学习材料，加以适当讲解，并负责记录。那次讨论量刑也是这样，由我念那些烂材料，并记录讨论结果。当时已经下班了，大家急于回家，我每念完一个人的材料，大家便急不可待地异口同声地说：“枪毙！”我自己倒没喊，因为我是记录员，但我负责把讨论结果记录了下来。当然这也没起什么作用，该怎么处理，上头早就定了，最后也不是所有的人都给枪毙了。其中有个人还是我车间某学徒的哥哥，给判了20年，后来又做了减刑处理，最后似乎给平反了。
真实的情况就是如此，以后我写这段往事时很激动，泪水流满了面颊，其中 “遥想老芦当年，‘X选’初学了﹐兽性大发”中的“老芦”其实是泛指包括我在内的整整一代青少年。至于我本人的狂热到1966年的“红色恐怖”就结束了。等到71年回城进厂当了工人，我早就开始清算这些思想了，基本已经觉醒，应该是同代人里的先知先觉吧。
不过这并不能说明我的良心清白。老实说，虽然早在70年代初，我就通过秘密阅读，得出了“极左社会乃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最反动、最血腥的社会”，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奴隶社会的结论，但我当时并没有什么西式人道主义情怀，对“国人皆曰可杀” 并无反感。我在记录讨论结果时写下“一致同意枪毙”时，当然也包括我自己。那些人是死是活，我根本就不在乎。如果不是后来来到西方，耳濡目染人家的人道主义传统，这事压根儿就不会重新回到我的记忆中，就此压在我的良心上。当然我也知道，所谓“群专”不过是走过场，群众并非西式陪审团，不管有没有他们的同意，那些人的命运早就给注定了。然而这丝毫不能减轻我的罪孽，因为我根本就不在乎人家的死活，而且我对大众如此迅速地结束讨论，使我能及时回家，还感到很满意！
这TND是人干的事么？那个时代的过来人，到底有谁敢出来拍着胸脯说一句：我是清白的？
这还不是我犯下的唯一罪孽。已经在回忆文章里交代过了，1963年到1964年期间开展的“阶级教育”与学毛著活动，从感情上和“理智”上彻底俘获了我，使我变成了一个狂热的极左分子。到64年底，我已经通读了四遍《毛选》，其“理论造诣”要远远高于现代毛左。我首先犯下的罪孽便是“背叛家庭”，天天用“阶级观点”分析批判母亲的教诲，和她老人家吵闹，甚至为了摆脱“剥削阶级影响”毅然搬到学校里去住，有时连礼拜天都不回家。
早在文革前我就跃跃欲试，不但仔细攻读戚本禹、姚文元等人发表在报上的大批判文章，更做梦都想像他们那样轰动全国。文革前夕，我读了一本东德小说《十字奖章与箭火》，准备加以批判，但因为临近毕业，考试很多，写了一半便扔下了。停课后，我又准备批判邓拓的《燕山夜话》，从学校图书馆借出该书，仔细重读，摘录了许多“反动语录”。等我把提纲拟出来，报上却登出了姚文元的《评三家村》。我一看傻了眼：敢情“马南邨”（邓拓的笔名）是北京市委书记啊？人家揭发出来的“黑幕”和“罪恶用心”根本不是我能梦见的，于是废然作罢。
这是想轰动全国的未遂大手笔，此外还有轰动全校的小手笔。高三上学期下乡劳动，有位低年级的英语教师和我们在一起。此人原是部队的文化教员，水平很低，我非常看不起。记得他曾给我们说过个顺口溜：“今天是Sunday，本想出去play，摸摸袋中no money，你说sorry不sorry？”我心想，TMD，这不是公开向学生宣扬吃喝玩乐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么？还有个顺口溜更糟糕：“生在苏州，玩在杭州，吃在广州，死在柳州。”我觉得更是腐败透顶的资产阶级人生哲学。回来后我便把后一个顺口溜写在作文里，不但上纲上线，而且使出鲁师爷的刀笔功夫来恶毒嘲讽。语文教师看后如获至宝，不但当成范文在班上宣讲夸赞，而且还让我誊抄出来，让她贴到公告栏里去，作为范文供全校学生观摩。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把私下场合的闲谈拿来作诽谤文章的黑材料，这位教师却毫不反感，而正是这位教师和我的私人谈话，被我在文革中捅了出来。
文革初期，工作组发动咱们写大字报，我自然又是笔杆子。我们是高三的“大哥哥大姐姐”，写的大字报可不是初中生的水平，而是如同现在的网上帖子一样，有大标题和小标题。当时全班按小组划分，每个组负责写一篇大字报，我们组的大字报记得是两个人写的，大小标题都是我拟定，记得有什么“如此先进教师”，“白专路线要把接班人引向何方”等等，我自己也负责写一部分，那大字报是跟原来的班主任过不去。幸亏人家是党员，是工作组的依靠对象，并未因那大字报倒霉。
这还算是完成团干、班干布置的活。但我还给语文教师写了份大字报，那完全是出自我的主动积极性，从来没谁向我布置过。此前我是班上的语文科代表，经常和这位教师接触。我对她颇有成见，觉得她毫无水平，但这并不是大字报的内容。我在大字报中披露了她和我的一些私人谈话，特别是她对不学无术的干部子弟的鄙视，据此上纲上线，污蔑她“违反党的阶级路线，贬低革命后代”。这完全是无耻的告密行为。幸亏那阵子大字报贴到全校到处都是，我实在找不到贴的地方，文章又比较长（大概写了四五篇纸吧），于是只好贴在一个很不起眼的角落里，没有多少人看到。她的出身很好，也是工作组的依靠对象，因此也没挨整。但那份告密大字报她本人肯定看过，肯定给她带来了极大的精神困扰。
幸亏没多久“红色恐怖”就来了。作为“狗崽子”，我和其他“出身不好”的同学一样备受侮辱。我这才悟出，这是人家的革命，没咱们什么事。无论我对“革命”何等痴情，都是单相思，热脸绝对贴不上冷屁股，何必犯贱？哪怕我把心真的掏出来，也绝不会得到信任，盖它simply没有接纳我的capacity。于是我就此从精神上脱离了革命。因此，是“红色恐怖”救了我，使得我此后再没有为了显示自己的觉悟去主动整人。但我的得救并非自愿，并不是因为我具有善良的天性，而是因为我没有其他黑崽子那么傻，如此而已。
当然，也不是说自幼接受的家教和可能具有的祖传“善良基因”就一点用处都没有。高二那阵子，我暗恋可可发了昏，夜里睡不着，经常到操场上去跑步，跑完又到教室里，坐在她的椅子上遥想芳容。有一次正在月光下跑步时，遇到了化学老师。这位老师非常喜欢我，起因相当有趣。
刚上高一时，学的化学内容似乎比初中的难度陡增了一截。有次上课前先发下作业本来，我打开一看，上面几乎所有的题都打上了红叉叉。这对我来说还是第一次，我非常不快，于是就从头细看之，很快就明白了是怎么出的错。接着便上课了，那老师第一件事就是把我叫起来，板着脸问那几道题，我立即说出了正确答案。他又给出我原先的错误答案来，问我错在哪里，我立即讲了出来，而且讲得非常清晰。他大概没料到我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悟出错误何在，而且悟得如此彻底，very impressed，以后便对我青眼有加，我在课堂上打瞌睡，讲小话什么的，他也装作没看见，与对别人的严厉态度迥然有别。
却说那天晚上他在月光下见到我跑步，便把我叫住，和我在校园里漫步谈心。那时他已经不教我们了，但对我好感犹存，除了向我传授学习经验，鼓励我奋发有为之外，还和我什么都聊过来，讲到他自己当年在中学是怎么学习的，有些什么遗憾，足足聊了约两个小时，才各自回去睡觉。
文革一来，他就被工作组列为“牛鬼蛇神”，因为他参加过国民党，乃是“历史反革命”。因为他教过我们班，工作组便号召我们揭发他。他和我半夜聊天说的许多话完全可以用来上纲上线，乃是典型的“毒害青少年”。我也曾想过是否要揭发出来，但我立刻就想到，X老师对你这么好，把心里话告诉你，你能害人家么？于是我始终守口如瓶，从未向任何人透露过此事。
这完全是超脱了功利考虑的纯粹的“不忍人之心”，并不是“不准革命”造成的“被动善良”，盖那时“红恐”还没来，我还处在狂热状态中。当然，这么做，可能是因为我敏锐地察觉到那位老师对我的善意，而且他很有水平。若是他像那两位我看不上的英语教师和语文教师，对我又不是很好，兴许我会出卖了人家也未可知。
另外一个善良天性就是我对暴力非常反感。“红色恐怖”期间，干部子弟组成的“老红卫兵”发扬革命家风，先在校园内毒打教师，迅即又把刑事犯罪扩大到全社会的规模，半夜三更去抄守法公民的家，除了毒打受害人外，还把人家的文物古玩、金银财宝抢劫一空，甚至使用探雷器寻找埋藏的金银。这股妖风刮到我市后，我校那些红色烂仔立即群起效法，毒打本校教师，发明了无数匪夷所思的毒刑：强令吃尿拌饭；剥去男教员的衣服，令其张开两腿坐在木凳上，轮番用脚去踢人家的下身；在人家的阴茎上捆上爆竹或在阴道里塞进鞭炮后燃放；扒光正来月经的女教师的衣服，把人家吊在大梁上毒打；在地上撒满图钉，把受害人的衣服扒光后把身体强按在钉尖上……。此外，他们还把抄家抓来的“牛鬼蛇神”与“流氓”抓进学校来毒打，而我们的教室就是刑讯室之一。
我那时尚不知道这些畜生犯下的大罪（直到1967年初批判“刘邓资反路线”，这些罪行才被受害人揭发出来），但毕竟还是朦胧地猜到了。早上进教室去（那阵每天都要在教室里学习讨论《人民被日报》社论，后来则是学习《无产阶级阶级路线万岁》、《再论无产阶级阶级路线万岁》、《红色恐怖万岁》、《三论无产阶级造反精神万岁》，而那些充满语言暴力的土匪文字，在几十年后还被人盛赞为好文章，扑面而来的就是一股令人作呕的血腥气，水泥地板是洗过的，许多地方汪着的水还泛出淡淡的暗红色，墙上也有被刮过的痕迹，刮不干净的地方仍然可见斑斑血迹。
这种暴行让我本能地反感厌恶到极点。为了压制这种反感，我一遍遍学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反复默诵“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然而仍然没有太大效力。我想，即使不是后来马上就开始迫害黑崽子，剥夺了我参加这种“革命”的“权利”，或是哪怕没有“出身问题”，我可能也不会去毒打谁谁，this kind of dirty business is simply against my nature。
但这种对单向施暴的天然憎恶与鄙视，并不能防止我以刀笔杀人，而那才是最可怕的罪恶。防止我堕落为姚文元的基本原因，还是红色烂仔们搞的“阶级路线”。即使如此，我的良心仍然不是清白的，哪怕在觉醒之后还充当过刀笔吏。
我在《“文人无行”论》中披露过，我从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中得到启发，发现骂古人能令我逃脱我深恶痛绝的整人活动，而此乃生活在那种万恶社会里的人无法解决的一大难题。极左与其他邪恶势力（如纳粹）不同，其特殊邪恶之处乃是逼着全民去整人，以此来“考验”百姓的忠诚。若你胆敢不跟着打落水狗，那就意味着你没通过这“考验”，立刻就要变成被整的“阶级敌人”。每个人都可能在瞬息之间从“人民一分子”变成“阶级敌人”，从批斗台下被抓到台上去，我不知目睹过多少次这种戏剧性场景。
好在我能写写画画，而工厂又是文化沙漠，于是我便可以借口写批判文章，画宣传画等等，逃脱没完没了的批斗会（在我记忆中，1971-74年期间，几乎每周都有批斗会，每会必以毒打批斗对象告终）。我当时早就想明白了，糟蹋古人一点良心负担都没有，盖那绝不会引出什么现实恶果，坑害不了任何人，不存在良心问题。因此，我不但大骂我本来就讨厌的孔丘，而且大骂我至今还相当尊重的孟子，甚至骂到我心爱的大诗人屈原头上去，至今照样心安理得，并不觉得那是一种必须忏悔的罪孽。
但这并不是万能的，有时我也得参加非参加不可的“重要”批斗会，跟着大家在台下呼口号。更糟糕的是，因为工人实在没文化，指定的发言人没本事写批判稿，必须由我捉刀。
最难忘的一次，是批斗厂里一个黑崽子。那是全厂规模的，在大礼堂举行。该同志和我年龄差不多，但比我黑多了。他父母在50年代被指控为放火烧厂的阶级敌人而遭到惩罚，到底是被枪决还是无期徒刑，我现在已无法记忆。其实那肯定是冤案一桩。这搞法乃是斯大林的发明——但凡出了生产事故，就必然是阶级敌人破坏。70年代初因出了重大生产事故而被冤枉枪毙的黑崽子有的是，本市就有此类案例，但是否经群众讨论我就记不住了。正因为深知这厉害，有次我当班时突然停电，几乎引起了重大生产事故，我仍然冒着生命危险坚持抢救，宁肯死于爆炸也不愿逃脱，免得死在政府的枪下，还要父母交子弹费。这也算是“自身利益最大化”吧。
那位青年从小就没了父母，在厂子里做童工长大。该同志一表人才，极度聪明，可惜没受过什么教育。他为了找对象，便日日在下班后，与那些女青工坐在车间外的大树下聊天，讲吃讲穿讲旧电影。我看在眼里，早就知道他必定倒霉，盖当时“说说笑笑里也有阶级斗争”，因此非但从来不参加他们的闲聊，而且佯狂避祸，成了全厂有名的“大傻”、“神经病”。后来我太太和我结婚时，全厂大吃一惊：怎么她那么好的出身还会去嫁给个黑崽子，而且还是个傻子和疯子？
这位青年果然因为开“春来茶馆”（那是他们给那个闲聊俱乐部取的名）被多次批斗，但他给抓起来还不是因为这事，而是因为莫须有的“叛国投敌”。这人的嘴太松，而且没多少文化，不知道什么可以说，什么绝对不能说。有次去农场劳动（当时走“五七道路”，所有的工厂都有农场），收工后一伙青工在一起喝酒聊天，有人就说起外国生活怎么怎么好。他也在其中，为了卖弄便吹嘘了一番想象中的外国生活。过后便有人举报，于是他便成了“叛国集团首犯”，被抓去劳教。抓走前先在厂里开批斗会，而那批判稿就是我捉的刀。
我明知那是冤案，对那青工也不乏同情，当然更有鄙视心理——那时我觉得他太蠢，为了虚荣心炫耀自己，屡次因此罹祸还不吸取教训，直到进去了才了账。我本来也不想写什么批判稿，无奈那人是本车间的，上头指定要由本车间的“受害”青工 “反戈一击”，那些人又因文革失学，写不出批判稿来，于是书记便再次指定我捉刀。
那大概是我写得最痛苦的一次。批判他用文革前的“毒草电影”《五朵金花》、《柯山红日》等等毒害青年倒还容易，集中去骂那些电影就是了。但这可是要批判人家叛国投敌，明知是冤案，还要跟着摇旗呐喊，这TMD是人干的事么？这比在批斗会上跟着打人还丧天良。皮肉之伤可以愈合，这可是坐牢的事啊！
我第一次写出的稿子注重于揭露资本主义世界的暗无天日，歌颂咱们“泡在糖罐里”的甜，只在结尾谴责了一下他“企图叛国投敌”，一边写心里一边骂：NND，连“企图”都是罪，大爷我不知道在梦里“企图”过多少次了！但书记看后很不满意，指示我要深挖他的阶级烙印，从他反动的家庭出身上入手，揭示他的一贯反动本质，云云。
这我可就再也受不了了，但不写是不行的。于是我只好在精神上重复了我最痛恨的红色烂仔们说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说他父母是现行反革命，因此他对新中国充满深仇大恨，企图叛国投敌，云云，最后终于过了关。
这事一直压在我心上，哪怕没出国，也一直是我的良心负担。倒不是说我那篇批判稿坑害了他，早在批斗会召开前他就给判了劳教，那批判稿不过是羞辱手段，并不是据以定案的揭发材料。论卑鄙程度似乎还不如我引用语文教师的私人谈话诬陷人家。但那特殊的卑鄙之处在于，我自己也是个黑崽子，却要昧着良心说黑崽子天生有反骨！
人老后，难免时时回顾往事，追悔当初犯下的一切罪孽。我常常想，如果不是文革，或是没有红色恐怖打破我的单相思，或是我有个“好出身”，则我变成姚文元的可能性相当之大。更糟糕的是，我有时问自己，如果时光倒回去，你又有现在的觉悟，会怎么做？想来想去，我的结论是：我绝不会再主动给谁写大字报，甚至揭发私人谈话，但我仍然无法逃避代人捉刀写批判稿。这是无从逃避的罪孽：要么你不露文才，那就得去参加批斗会，在会上表现自己的武勇，以免落到同样下场；要么你靠写文章辱骂古人，逃脱这种烂事，但你就无法逃脱代人捉刀。不管走哪条路，我这天生就比别人vulnerable的黑崽子想在无比险恶的生存环境中自保，良心就绝无可能是清白的。
这就是我为何认定极左社会乃是人类历史上有过的最邪恶的社会，以我贫乏的想象力，实在想不出人类还能有比这更恶毒的设计。一个社会若不但以仇恨立国，把人类的邪恶兽性当成宗教美德，强制性灌输给全民特别是青少年，千方百计诱使青少年犯罪，而且竟然以整人为纲（所谓“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全民性的整人运动当成根本国政，更以《水浒传》上的土匪的“投名状”为国策，以国家暴力强迫全民去犯罪，无情惩罚拒绝犯罪的人，或甚至是犯罪不那么踊跃的人，使得犯罪成了每个公民的生存前提，从而有效杜绝了不犯罪的一切可能，以致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良心的绝对清白，那么，这种社会就是人类能够遇到的最大噩梦。
芦笛 发表于：
来源：凯迪社区>>芦笛的博客 2009.3.17.发布
来源网址：http://blog.cat898.com/boke.asp?ludi.showtopic.23275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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