锯齿啮痕录-7．“五一六”这一天

7．“五一六”这一天1966年5月16日，可悲的“五一六”，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于焉开始。愿我中华民族子子孙孙永远不要忘记了这一天。未来的董狐，未来的司马迁，我向你们致敬。对于那场奇灾大祸，请你们秉笔直书，不要为尊者讳，不要为贤者讳，不要曲笔掩饰真相。作为一个被孤立的右派分子，我的所见所闻实在可怜，我不明了真相。我只知道“五一六”那一天中国还没有红卫兵和造反派，三四个月以后，他们才粉墨登场的，怎能把罪责都推给他们？早在他们登场以前，文革不是已经宣布开始了么？早在宣布开始以前，文革不是已经事实上在进行了么？灾祸不是已经周期性地濒临华山夏水了么？这该从哪一年算起呢？1964年的四清运动？或是更早些，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还是回头说说“五一六”这一天我在做些什么事情吧。十三天前，5月3日下午，我开始拉大锯锯大木，做了解匠。在本镇北街人民剧场的空地上，我和罗师傅架起马杆，接连几天解泡杉木。解出来的板子运回木器家具社，交给木工师傅，做毛主席语录牌——本镇各个单位急需此物装点门面。这些语录牌，长方形，红漆底，黄漆字，所说的多半是无产阶级专政之必要以及阶级斗争之必要，挂在各个单位的门面上，赫然生辉，一夜之间便显得大家都在革命了。解泡杉木，进度快，很来钱，我们顶着火辣辣的太阳拚命干。我的肩膀和背胛被阳光灼伤，起泡，脱皮，露出嫩肉，红得难看，搽些凡士林，油亮亮的，像腌卤肉。“我唯愿天天解这个。”罗师傅说，笑嘻嘻的，黑脸露出白牙。他的肩背黑得像烟熏的腊肉。他不怕晒。“等嫩肉晒黑了，你就不怕晒了。”他安慰我说。不等嫩肉晒黑，我们就暂时改行，吃抬工钱去了。本镇正在建厂，需动力电，镇劳动站就抽调拉车的、打铁的、做砖瓦的、烧窑的、拉锯的，选他们中间那些身强力壮的，近五十人，编成抬工队，去青白江区（属成都市郊）抬电线杆。罗师傅被选入抬工队，我虽然身不强力不壮，也只得跟着去。抬工们怜悯我太瘦弱，不让我抬，只叫我同三位打杂的壮妇一道跟着走，上坡下坎，过桥涉水，从旁扶助那些桩子欠稳的抬工。做的是辅助性的小工，拿的是抬工的大价钱（每天两元一角），问心有愧，第二天我坚决要求做了抬工。别的抬工嫌我差劲，不愿同我联杆对抬，有个年轻的抬工还整我，趁我弯腰蹲下去准备上肩的时候，他猛地一下直起身来，让抬杆将我压翻在地，砖瓦窑的黑胖大汉杨季火就叫我去同他联杆对抬。杨季火是本镇有名的莽汉，不识字，老光棍，酗酒成癖，饭量惊人，力气极大，腿比我的腰粗，勇于斗殴，打架曾经咬掉别人一只耳朵。看见他的尊容，我就想起《水浒》上的没毛大虫牛二，暗自畏怯。他把那个整我的年轻人训斥一番，然后对我说：“我们两个一文一武，我不会让你吃亏。”他将套在抬杆中央位置上的绳圈往他那一头移动两三寸，这样就减轻了我肩上承受的重量。每逢我们走到险处，他察觉我桩子不稳，两腿颤抖，总叫我伸出手臂去搭在他的肩膀上，以便有所攀援。我们多次横涉稻田，水深没膝，遇到翻越田埂，他总放矮桩子，一腿跪在田埂上面，让我先跨过去。尽管有杨季火的照顾，十六个人抬那重量超过一吨的水泥电线杆，于我毕竟是太重了，弄得我非常狼狈，多次踩虚脚，跌倒在池，腿上胫上碰得伤痕累累，下唇碰破流血，发生进口危机。我的两肩，前些日子拉锯时晒脱皮露出的红嫩肉，如今又被压肿，进而压青压紫，最后压烂溃脓。“遭孽，文人落难！”我听见杨季火对别人这样说。此话当时属于反动言论。杨季火是文盲，不知厉害，所以这样瞎说。起自青白江区的桥梁厂，终至城厢镇的钢锉厂，以直线计，约有七公里的路程。抬完了这一路的电线杆，抬工队又动手挖窝，竖杆，架线。前前后后，忙了五十多天，都有我在。其中有一天就是“五一六”。查当时的日记，这一天看来也平平常常，在我。这一天天刚亮我就醒了，急急忙忙吃了母亲为我煮的早饭，便往正在修建的钢锉厂跑去。在那里，我和别的抬工乱纷纷地踏着车轮爬上两辆货车，双臂撑着，翻跨入车厢内。人到齐后，两辆货车相继驰向青白江区的桥梁厂。货车厢内当然没有座位，抬工们都站着，彼此攀肩附背，一任簸来簸去，正好相撞取乐。一个爱说笑话的抬工忽然吼叫：“簸箕街到了！”惹得大家轰笑。簸箕街是成都市区一条热闹的大街，大家都熟悉的。一个烧窑工，小名熊二娃，其实已经是个老大爷了，他常常成为取笑的对象，被呼为“安禄山”。还有个砖瓦工，戴眼镜的，视力不佳，被谑呼为“珍宝岛”。他姓曾，说话很“宝”，走路常跌倒，故名。这一群快乐的抬工都属下层百姓，挺能吃苦耐劳。他们说起笑话来，无所顾忌，就是不肯议政。严酷的政治运动，闭塞的社会生活，粗俗的文化趣味，天长日久，养成他们怕官怕斗，知足常乐，休谈国事的人生态度。他们怎么也想不到这一天，这平平常常的一天，一场历史上罕见的奇灾大祸已经宣布开始。他们怎么也想不到不久以后他们竟会突然发作政治疟疾，奉诏去“关心国家大事”，奉诏去“造反”，奉诏去砸烂这个和那个，去唱语录歌，去揪当官的，去成立“革命组织”，去参加“大辩论”，去“保卫毛主席”，去打人，去挨打，去被另一派打成“反革命”，去跪着“请罪”，去哭，去戴大红花“平反”，去“文攻武卫”，去“解放中江”，去上战场，去杀人，去被杀，去同“保皇狗”“大联合”，去“清理阶级队伍”，去被“清理”出来，去入“牛棚”，去批林彪，去批孔老二，去“反击右倾翻案风”，去评《水浒》兼骂所谓的投降派，去批邓……这些政治魔术，他们都想不到，在“五一六”的早晨。想不到未来的这一切，所以他们现在都很快乐，挤在车上簸来簸去，大讲笑话，不论荤索。每天二元一角，这在本镇该是最高的工资标准了，他们很满意。恐怕只有我一个人不快乐。我头晕，想呕吐。我昨夜失眠了，因为我家中出了使我忧伤的事情。三天前，5月13日，在我家中，大弟再次殴打十六岁的幺弟，居然操刀要砍。我跳出去挡住大弟，幸末发生流血事件。我回老家以来，当木匠的大弟一直认为是我这个“大右派”影响了他的前程，使他在社会上抬不起头，所以恨我，一向不理睬我。幺弟对我很好，听我的话，夜夜还要我教他识别北天的星座，听我讲希腊神话中这些星座的故事。大弟骂幺弟“中了右派分子的毒”。幺弟不眼，同他吵起来，他便大打出手。夜晚，本镇第三段居民委员会开会调解我家的纠纷。大弟常看报纸，了解近期风向，他坚信他自己和一个“大右派”划清界限，并帮助幺弟划清界限，乃是革命壮举，绝不会错。殊不知居委会的干部不看报，思想落后于形势，不但不表扬他，反而把他臭骂一顿，还要他写检讨，保证以后决不操刀。受了这番羞辱，大弟回到家中，愤然扬言：“我要斗争到底！”两天后他去木器家具社投诉于我的监督小组组长，一个绰号白脸鸡的木匠。白脸鸡的革命觉悟很高，鼓励大弟今后多多向他告密。我知悉了此事，所以忧伤失眠。同车一位壮妇给我几粒仁丹，噙在嘴里，头晕稍减。到桥梁厂，下车。幸好这一天的活路不重，尚能支持，虽然头重脚飘，背脊寒颤，常打喷嚏。上午抬的都是短型的电线杆，较轻。下午两组轮换抬一根长型的电线杆，也还可以。中午照例借农家的锅灶，付农家的柴钱，由三位壮妇下厨，煮洋芋面皮稀饭两大锅，随大家舀。抬工们饿极了，也不择席，三三五五蹲在遍地鸡屎鹅粪的农家院子里，吃得霍霍有声，笑语喧哗。有那些带了辣豆瓣酱来的，带了泡酸菜来的，带了腊肉来的，大家就一窝蜂拥上去吃。闷恹恹的我只吃了半碗，便在院角的竹篱边坐下，看杨季火一碗又一碗地埋头大嚼，吃得好香。他的门齿因打架被撞落，致使狗窦大开，有利于喝稀饭。他的身边放了半瓶酒，不时地拿起来灌两口，满意地舒一口长气，接着又喝稀饭。他的胖脸和肥胸被汗水浸出了油光闪闪的橄榄色。他吃一会松一松裤腰带，旁若无人。“你吃几碗了？”我问。他不应声，张开拇指和食指，比了个八。想是半醉了吧，他一边灌酒一边谈起旧事来。我这才知道，年轻时他在广汉机场给美国兵当过炊事员，也是见过大世面来的。使我惊奇的是他说五十年代初他在《川西日报》食堂又当过炊事员。难怪有些面熟，我早就见过他！“我们那位家门社长对我很好！”他说。我知道他指的是社长杨效农，一位很有学识的老干部。我曾经是杨社长的下级的下级，在五十年代初期。如今我面对着杨季火，忽然怀起旧来，好像杜甫江南逢李龟年一般，暗自感伤不已。问杨季火为什么后来又离开了报社食堂，他不肯回答我，吞吞吐吐，面有愧色。三年以后“清理阶级队伍”他被揪了出来，我才知道他有过小小的贪污劣迹。他在会上认罪交代，一开口就惹人哂笑：“我不说大家都晓得，我这个人从小就是无产阶级……”文革结束以后又过了好几年，砖瓦厂的莽汉杨季火死于酗酒伤肝。愿他夜台常有冥钱买醉，呜呼！抬工们吃完午饭，纷纷到竹林间去小睡。我独自坐在院角的竹篱下望着青翠的田野发呆，看见几条田埂上走着三三两两的农民，手提木凳和竹椅，各自回家去。一位老农走向我们所在的这一座院子，想是这儿的主人吧。一位农妇站在门前问他：“今天队上又开什么会哟？”“廖馍馍不咸挨了秤砣。”那位老农说笑话作回答。我懂，他说的是“廖沫沙吴晗还有邓拓”。连我们这里的乡下也在批“三家村”了，在“五一六”这一天。两天以后，邓拓自杀身死，做了文革的第一个冤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