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中国人与神圣的一票(盎山)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5/27 06:37:33
几年前，电视剧《走向共和》曾在央视播映，成了荧屏上的一道异彩，但再未获重播。该剧虽名为“走向共和”，却只拍到民国六年的张勋复辟，而中国走向共和的实际道路还很长，甚至可以说直至今天尚未结束。这样说是需要重新厘清一下“共和”含义的。如果从政治体制的角度理解，“共和”应与英文republic相对应，含义是一个人民以选举为手段实现“人民最大”的体制，通过被选举出来的官员依照法律进行管理，官员要对人民负责——简单说就是“代议制”。在谈到民主时我们还常提到“宪政”一词，如果硬是要区分的话，“宪政”强调的是依法对政府权力进行制衡，宪法主要是用来限制政府权力的，而“共和”强调的是通过选举而实现的代议制。
民主不完全等于选举，但选举却是民主的要件之一。很多人一想到民主选举，就觉得中国人的素质还不行。但在中国走向共和的百年路上，颇有一些引入瞩目的选举，其选民参与之广是今天都比不上的，在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连不识字的农民都有选举乡长的权利。哪怕在今天，选举活动最活跃的地方也是通常被认为教育水平最低的农村，而相对“素质高”的城市却在选举上显得死气沉沉。这或许是“素质”论者始料不及的。
让我们回顾在走向共和的道路上，何时何地又是哪些人曾经有权利投下他们神圣的一票。
民国初年：第一届国会选举与宋教仁之死
如果不算清末各省咨议局的选举，那么1912年底和1913年初的第一届国会选举可以算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的选举。但并非所有人都有投票权，选民资格包括：21岁以上男子、在选区居住两年以上、当年纳直接税2元以上、不动产500元以上、至少有小学或是相当学历。哪怕有这样的限制，登记的选民也号称有四千万，占人口十分之一，是清末咨议局选举中选民数量的24倍，所选出的权力部门是省议会、国家众议院和参议院，其实权也远非“咨议局”所能比。
当时可选的政党也颇为可观。起码有300个以上形形色色的政治团体，但真正有影响的无非是国民党、共和党、统一党、民主党这几个。国民党的目标就是希望获得众议院、参议院和省议会的多数，于是积极投入了各地的竞选活动。被国民党预定为内阁总理的宋教仁更是利用自己的好口才，频频去各地发表演说。
其他政党也不甘落后。共和党视国会选举为“最注重之事”，并向选民散发《选举须知》，鼓励党员“不争做官，而争做议员”。据统一党的众议员王绍鳌回忆说：“当时的竞选活动，除了一些人暗中进行贿选外，一般人都采取公开发表演说的方式。我在江苏都督府任职期间，曾抽暇到江苏的苏、松、太带作过四十几次的竞选演说。竞选者作竞选演说，大多是在茶馆里或者在其他公共场所里。竞选者带着一些人，一面敲着锣，一面高喊‘××党××人来发表竞选演说了，欢迎大家来听呀！’听众聚集后，就开始演说。”
1912年12月选举帷幕拉开，人们欢欣鼓舞，以为“吾国今日之国势已如是，强弱兴亡，在此一举”（申报）。虽然有收买选票、虚报选民、冒投等乱象，甚至少数“列名指定”和威逼胁迫，但总的来说选举的组织还算像模像样，有不少选民既不受金钱利诱，也不受暴力胁迫，十分珍惜自己的民主权利。选举结果也反映了民望。国民党大获全胜，获得了众议院的596席中的360多席，在参议院274个议席中获得123席（未考虑跨党派人士），在两院中取得压倒性多数。孙中山未料到这样大胜，评论说：“本党竟占有过半数，……足见国民尚有辨识能力，亦可见公道自在乎人心。”
然而这样大规模的选举最终却带来了宋教仁的喋血。袁世凯本无党无派，但却密切关注选举结果，因为按照规定，总统将是由国会选举的。国民党想组成政党内阁架空袁世凯，深为袁世凯忌恨，而宋教仁则是袁心目中的“梁山匪魁”。1913年3月20日晚，宋教仁与黄兴到上海火车站乘车赴南京，宋被人连放三枪，击中要害，至22日凌晨绝命。
国民党取得了国会选举的胜利，却最终没能收获胜利的果实。1913年10月，国会在袁世凯的威逼下，选出了袁大总统。从袁世凯“逼选”开始，又相继上演徐世昌“拉选”（1918）、曹锟“贿选”（1922）的选举闹剧。
宋教仁被刺，已经预示了民国初年万象更新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
陕甘宁边区：“豆选”的红色回忆
“金豆豆，银豆豆，豆豆不能随便投，选好人，办好事，投在好人碗里头。”这说的是陕甘宁边区“豆选”的故事。
蒋介石时期的国民党没有宋教仁时期的国民党那么“相信群众”，他们认为中国需经过“军政”，再到“训政”，最后“宪政”。正当他们还在“训政”时——训练人民行使选举、罢免、创智、复决四种权利，领导陕甘宁边区的共产党显然更知道“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道理，开始了一系列有名有实的新民主主义实践。选举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从1937年底开始，陕甘宁边区就实行了选举制度，并制定《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虽然大多数选民文化程度不高，而且很多人不识字，但群众的创造力是不能低估的，他们想出了多种投票方法：识字多的选民用票选法，识字不多的选民用画圈法、划杠法，完全不识字的选民就投豆——这就是“豆选”的由来。虽然候选人还是要由各党派团体推荐（主要是共产党），但起码不是“等额选举”，能用自己的“豆”直接投出乡长、副乡长和村长总是好的。选民热情很高，边区的投票率总能维持在百分之八十以上。
“在抗日局面最艰难、党的生存空间最狭窄、民众的物质生活条件最艰苦的时候，共产党坚决地唤起了民众”。在那时，持“素质论”的是国民党，他们对边区的选举冷言冷语：“谁不知道，中国人民有百分之八十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出，他们既不能记自己的名，更不会记共产党所指派那一群大小官吏的名了。这种政府只能叫做‘魔术政府’，不能叫做‘民主政府’。”
然而国民党的冷嘲热讽却无法阻碍延安成了当时社会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的精神圣地。不少开明绅士都参与了“三三制”的边区政权（即共产党员、无党派中的左翼人士、中间人士和其他方面人士各占三分之一）。选举也促进了民心的包容，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一个反战的日本兵森健居然被选为参议员。
曾几何时，从文盲都能用投豆来表达意见的选举，慢慢地变成了少数人在会议上的举手，甚至只是鼓掌，中华民族又一次失去了活力——这是后话。但1945年2月《新华日报》的一篇社论——“民主的才是合法的”，那时候说的还是理直气壮的。
抗战前后：“制宪”、“行宪”的两次全国选举
抗战结束后，蒋介石再不能拖延民主的许诺。虽然和共产党尚未谈拢，国民党还是联同青年党、民社党单方面召开了“制宪”（1946）国民大会，并进行“行宪”（1947）国民大会代表的全国选举。
“制宪”国大代表，顾名思义，选出来就是制定宪法的（当时已有《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即“五五宪草”）。制宪国大是1946年开的，大部分代表却是10年前“五五宪草”宣布后选出的。但本该1936年召开的国大却由于西安事变和抗日战争推迟了十年。到1946年召开时，又补充了近三分之一（700人）的各政党推举人以及“社会贤达”，其余仍是十年前各选区选民直接选出的代表。制宪大会在1946年12月通过《中华民国宪法》后，就该“行宪”——全国选举“行宪”国大代表，并通过这些代表选举总统和副总统。
“行宪”国大代表名额按县分配——每县选出一人、人口超过百万的县选出两人，然而却限制了候选人的资格，必须要由党派提名，否则要“经500名以上选举人（即选民）之签署”。蒋介石发表很大度的讲话，说：“这次国民代表选举的结果，如果本党同志只占半数，则可以说是我们的成功，若是超过半数甚远，甚至占百分之八十或九十，则是本党的失败，而非建国的成功。”然而，国民党却私下里和青年党、民社党分配了名额，最终导致了一场选举纠纷。选民并不配合他们的私分。选举结果出来后，青年党和民社党所得席位远少于原先拟定的数目，于是便把矛头指向夺了他们名额的国民党或是“签署”的候选人。国民党为了搞平衡，竟称“签署”代表无效，于是引发了“签署”代表抗议、绝食，终于获认其代表资格。
“行宪”国大虽然在1948选出了总统蒋介石和副总统李宗仁，但其后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中华民国宪法》终于只能在台湾生根发芽，经过十多次的修改，特别是经过1991年后宪政改革时期后，台湾人民终于有了宪法保证的民主政治。
大陆高校：风起云涌的八十年代
中国高校的堕落是90年代的事，在80年代初，被文革压抑的能量不断逐渐释放，而新的激情尚未遭到重大挫折，也没有多少出国或是商品社会的诱惑——大学是新思想的孵化器，大学生是政治的积极参与者。
1979年下半年，国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把县级的间接选举改为直接选举，其中还规定：“任何选民或者代表，有三人以上附议，也可以推荐代表候选人”。这样的条款几乎是向所有人敞开了大门，高校的师生员工积极地投入了1980年的选举活动，学生自荐为人大代表的候选人。这股大学生选举风潮源于上海，随后扩展到湖南、贵州、最后移至北京，一浪高于一浪。文革后恢复高考招收的77、78届学生在入学前已经有不少社会经历，对社会现状有自己的看法，其中不少人自荐参选。这些自荐候选人在竞选中都提出了个人对改革中国社会的政见或政纲，还在校园里公开答辩。其中，复旦大学的徐邦泰选上了上海市宝山县人民代表，成了解放后大陆第一个民选代表；由于湖南师院内定当选人，还引起了当地师生罢课、绝食进行抗议；北京也有19所高校开展了有声有色的竞选，也选出了一些自荐候选人。
然而，这一短暂的热潮很快就被浇上冷水。所有参加竞选的人全部被列入不可信任和使用的“新三种人”名单，进行内控、追查、批判，确定了对其不予信任和重用的政策。1982 年12 月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修改了《选举法》，将代表候选人推介重新集中到各级党组织手中，不再允许“竞选”代表。普选的一丝希望之光破灭了，体制刚刚露出一个小缝隙，群众的热情刚刚被激发，门却又很快关上了。
农村的故事——“海选”
文革后的农民以他们自己的智慧写出了和大学生们不同的一段故事。安徽小岗村在1978年秘密包产到户；没有任何政策支持，广西合寨村在1980年选举成立了全国第一个村委会。同样，吉林北老壕村在1986年进行了一次特别的村委会选举，从而使“海选”一词载入史册。
1986年12月，吉林梨树县选择问题较多的北老壕村，进行基层政权建设试点工作，成立了村委会整顿补课试点领导小组。活动开始后，北老壕村每10户选一个代表去村里开会，学习文件，然后要求村委会干部述职接受这些代表的评议。村民代表对当时的村委会副主任很不满意，有些村民代表直接提出，下次选村干部，乡党委不要再指派了，希望上面撒手让老百姓自己整一把。
村委会整顿补课试点领导小组向上级请示后，说可以尊重村里代表的意见，让老百姓不计名投票。县里特别明确了“三不原则”：不定调子，不划框子，上级不提名候选人。就这样，经过三轮选举，北老壕村选出9人村委会——成了“海选”的雏形。随着“海选”在梨树县其他村的开展，形式越来越成熟，其特色是村民自荐参选、举行竞选演讲、多轮不记名投票。
吉林省总结推广了梨树县的经验。1993年，首都十几家新闻单位对梨树县老壕村村委会的海选联合采访、集中宣传，产生了强烈的辐射效应。1998年正式通过并颁布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将“海选”原则写入其中。虽然有法律规定，但全国执行起来却是另一回事。直到2008年，仍能在报上能看到某某村不再由上级指定或推荐、直接“海选”村干部的新闻，可见就这么一点点法定权利都是来之不易的。
不管怎么说，村委会选举都是目前中国唯一像点模样的选举。然而，在西方成熟的选举中都尚有不少可诟病的地方，中国施行村委会选举年头尚短，问题自然多多。在村委会和村党委的关系上、在村委会和基层政权的关系上都有理不清的头绪，关键问题仍在于村委会本身的法律定位不清晰——它到底是村民自治的代理人，还是行政命令的执行者。
星星之火
村委会常常被称为“村官”，但法律意义上，村委会不属于一级政权，只能算村民自治组织。中国基层的政权是乡镇一级和城市里的区级，在这个级别的选举上，仍旧是农民显示出了非凡的创造力。
对于不那么关注选举的人来说，几乎没听说过四川省还有个遂宁县步云乡，然而这个乡却有着“中国直选第一乡”的骄傲。1998年12月，步云乡进行了直选乡长的改革。全乡选民共推荐出初步候选人15名，经选区联席会议预选，得票最多的步云乡中学教师周兴义和10村村委会主任蔡荣辉两人成为正式候选人，再加上由地方政府提名的候选人乡党委副书记谭晓秋，共3位候选人进入最后的乡长直选。3位候选人到全乡10个村和1个居委会举行了13场竞选演说答辩会。最后经全体选民投票，谭晓秋以50％的得票率当选为步云乡第12届乡长。这场选举是由时任区委书记张锦明支持的，但事先都没向上级党委请示，因为“若层层请示，谁来拍板？”
步云的选举实践一直受着“违宪”的质疑，没有得到推广。深圳大鹏镇曾在1999年举行了“两推一选”式镇长选举，但3年后又悄无声息地回到旧的做法。这顶“违宪”的帽子太大，其它一些进行选举试点的地方都采用了不那么彻底的“公开推荐、差额选举”，虽然试点并不多，但总能吸引公众的注意力。
城市里也有一些有限度的试验。2003年，深圳有12个平民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加区人大竞选，其中2名当选。顶尖大学所在的北京海淀区，有更多的独立候选人参加区人大的选举。2004年10月下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选举法》修正案，恢复了预选制度，又给“竞选”打开一丝缝隙。几乎绝大部分人大独立候选人都没能当选，但独立参选人的数目却由03年不到100发展到06-07年的4万。
还有很多人认为先实现党内民主更为可行，引入党内民主的一个方式就是差额选举。15%的17届党代会提名被投票否决。在2006-2007的全国选举阶段，有一个试点项目——16个省里的296个乡镇党委领导由党内直接选举产生，在有些地方县党委书记也由党内直接选举产生。
在今年11月美国大选紧锣密鼓的同时，中山大学的大学生也进行了一次民主操练，他们投下选票选出了自己的学生会主席，投票率达到61.3%。虽然仅仅是校园选举，但由于选举在中国的罕见，还是吸引了不少媒体。中国人从来不缺少对选举的热情——等额选举除外，连居委会选举都是值得重视的事情。如同村委会一样，居委会、学生会等类似组织在中国尚无明确的法律定位，这些本该是自治的社团组织却运作得像行政部门的最后一公里延伸，这就难怪连这样的“社团”选举都值得大书特书了。
这些星星之火点燃了人们的希望，虽然尚未形成燎原之势，但那些敢为天下先的人们给中国的民主带来了曙光，使我们看到中国人的活力虽经多年压抑，但仍旧蕴涵巨大的能量。
如果说一切权力属于全体人民，那么选票则是全体人民行使权力的最主要手段。从清末新政到如今，中国走向共和的路上已经有百多年，选票曾几度和中国人民擦肩而过，可直到今天仍显得可望而不可即。2008年11月4日，美国共和党候选人麦凯恩在总统竞选中大票数落败，他在败选演说里说：“人民说话了，说得十分清楚。”选票就是人民说话最直接的途经，比媒体、网络言论更全面，比民意调查都更准确，比一切空降的“代表”更权威。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不少人也富起来了，可他们什么时候能清楚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呢，中国人离那“神圣的一票”究竟还有多远？邓小平在87年时曾说“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近日接受采访时又把目标提前了，说中国在12年内逐步走向民主。1908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宣布“九年后实行立宪”，那时的人们恐怕怎么也想不到100年后这个宪还没立起来，还要等十二年或是更久。谁能不感叹中国人命途多舛？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
来源：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来源日期：2008-11-25
民主不完全等于选举，但选举却是民主的要件之一。很多人一想到民主选举，就觉得中国人的素质还不行。但在中国走向共和的百年路上，颇有一些引入瞩目的选举，其选民参与之广是今天都比不上的，在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连不识字的农民都有选举乡长的权利。哪怕在今天，选举活动最活跃的地方也是通常被认为教育水平最低的农村，而相对“素质高”的城市却在选举上显得死气沉沉。这或许是“素质”论者始料不及的。
让我们回顾在走向共和的道路上，何时何地又是哪些人曾经有权利投下他们神圣的一票。
民国初年：第一届国会选举与宋教仁之死
如果不算清末各省咨议局的选举，那么1912年底和1913年初的第一届国会选举可以算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的选举。但并非所有人都有投票权，选民资格包括：21岁以上男子、在选区居住两年以上、当年纳直接税2元以上、不动产500元以上、至少有小学或是相当学历。哪怕有这样的限制，登记的选民也号称有四千万，占人口十分之一，是清末咨议局选举中选民数量的24倍，所选出的权力部门是省议会、国家众议院和参议院，其实权也远非“咨议局”所能比。
当时可选的政党也颇为可观。起码有300个以上形形色色的政治团体，但真正有影响的无非是国民党、共和党、统一党、民主党这几个。国民党的目标就是希望获得众议院、参议院和省议会的多数，于是积极投入了各地的竞选活动。被国民党预定为内阁总理的宋教仁更是利用自己的好口才，频频去各地发表演说。
其他政党也不甘落后。共和党视国会选举为“最注重之事”，并向选民散发《选举须知》，鼓励党员“不争做官，而争做议员”。据统一党的众议员王绍鳌回忆说：“当时的竞选活动，除了一些人暗中进行贿选外，一般人都采取公开发表演说的方式。我在江苏都督府任职期间，曾抽暇到江苏的苏、松、太带作过四十几次的竞选演说。竞选者作竞选演说，大多是在茶馆里或者在其他公共场所里。竞选者带着一些人，一面敲着锣，一面高喊‘××党××人来发表竞选演说了，欢迎大家来听呀！’听众聚集后，就开始演说。”
1912年12月选举帷幕拉开，人们欢欣鼓舞，以为“吾国今日之国势已如是，强弱兴亡，在此一举”（申报）。虽然有收买选票、虚报选民、冒投等乱象，甚至少数“列名指定”和威逼胁迫，但总的来说选举的组织还算像模像样，有不少选民既不受金钱利诱，也不受暴力胁迫，十分珍惜自己的民主权利。选举结果也反映了民望。国民党大获全胜，获得了众议院的596席中的360多席，在参议院274个议席中获得123席（未考虑跨党派人士），在两院中取得压倒性多数。孙中山未料到这样大胜，评论说：“本党竟占有过半数，……足见国民尚有辨识能力，亦可见公道自在乎人心。”
然而这样大规模的选举最终却带来了宋教仁的喋血。袁世凯本无党无派，但却密切关注选举结果，因为按照规定，总统将是由国会选举的。国民党想组成政党内阁架空袁世凯，深为袁世凯忌恨，而宋教仁则是袁心目中的“梁山匪魁”。1913年3月20日晚，宋教仁与黄兴到上海火车站乘车赴南京，宋被人连放三枪，击中要害，至22日凌晨绝命。
国民党取得了国会选举的胜利，却最终没能收获胜利的果实。1913年10月，国会在袁世凯的威逼下，选出了袁大总统。从袁世凯“逼选”开始，又相继上演徐世昌“拉选”（1918）、曹锟“贿选”（1922）的选举闹剧。
宋教仁被刺，已经预示了民国初年万象更新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
陕甘宁边区：“豆选”的红色回忆
“金豆豆，银豆豆，豆豆不能随便投，选好人，办好事，投在好人碗里头。”这说的是陕甘宁边区“豆选”的故事。
蒋介石时期的国民党没有宋教仁时期的国民党那么“相信群众”，他们认为中国需经过“军政”，再到“训政”，最后“宪政”。正当他们还在“训政”时——训练人民行使选举、罢免、创智、复决四种权利，领导陕甘宁边区的共产党显然更知道“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道理，开始了一系列有名有实的新民主主义实践。选举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从1937年底开始，陕甘宁边区就实行了选举制度，并制定《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虽然大多数选民文化程度不高，而且很多人不识字，但群众的创造力是不能低估的，他们想出了多种投票方法：识字多的选民用票选法，识字不多的选民用画圈法、划杠法，完全不识字的选民就投豆——这就是“豆选”的由来。虽然候选人还是要由各党派团体推荐（主要是共产党），但起码不是“等额选举”，能用自己的“豆”直接投出乡长、副乡长和村长总是好的。选民热情很高，边区的投票率总能维持在百分之八十以上。
“在抗日局面最艰难、党的生存空间最狭窄、民众的物质生活条件最艰苦的时候，共产党坚决地唤起了民众”。在那时，持“素质论”的是国民党，他们对边区的选举冷言冷语：“谁不知道，中国人民有百分之八十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出，他们既不能记自己的名，更不会记共产党所指派那一群大小官吏的名了。这种政府只能叫做‘魔术政府’，不能叫做‘民主政府’。”
然而国民党的冷嘲热讽却无法阻碍延安成了当时社会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的精神圣地。不少开明绅士都参与了“三三制”的边区政权（即共产党员、无党派中的左翼人士、中间人士和其他方面人士各占三分之一）。选举也促进了民心的包容，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一个反战的日本兵森健居然被选为参议员。
曾几何时，从文盲都能用投豆来表达意见的选举，慢慢地变成了少数人在会议上的举手，甚至只是鼓掌，中华民族又一次失去了活力——这是后话。但1945年2月《新华日报》的一篇社论——“民主的才是合法的”，那时候说的还是理直气壮的。
抗战前后：“制宪”、“行宪”的两次全国选举
抗战结束后，蒋介石再不能拖延民主的许诺。虽然和共产党尚未谈拢，国民党还是联同青年党、民社党单方面召开了“制宪”（1946）国民大会，并进行“行宪”（1947）国民大会代表的全国选举。
“制宪”国大代表，顾名思义，选出来就是制定宪法的（当时已有《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即“五五宪草”）。制宪国大是1946年开的，大部分代表却是10年前“五五宪草”宣布后选出的。但本该1936年召开的国大却由于西安事变和抗日战争推迟了十年。到1946年召开时，又补充了近三分之一（700人）的各政党推举人以及“社会贤达”，其余仍是十年前各选区选民直接选出的代表。制宪大会在1946年12月通过《中华民国宪法》后，就该“行宪”——全国选举“行宪”国大代表，并通过这些代表选举总统和副总统。
“行宪”国大代表名额按县分配——每县选出一人、人口超过百万的县选出两人，然而却限制了候选人的资格，必须要由党派提名，否则要“经500名以上选举人（即选民）之签署”。蒋介石发表很大度的讲话，说：“这次国民代表选举的结果，如果本党同志只占半数，则可以说是我们的成功，若是超过半数甚远，甚至占百分之八十或九十，则是本党的失败，而非建国的成功。”然而，国民党却私下里和青年党、民社党分配了名额，最终导致了一场选举纠纷。选民并不配合他们的私分。选举结果出来后，青年党和民社党所得席位远少于原先拟定的数目，于是便把矛头指向夺了他们名额的国民党或是“签署”的候选人。国民党为了搞平衡，竟称“签署”代表无效，于是引发了“签署”代表抗议、绝食，终于获认其代表资格。
“行宪”国大虽然在1948选出了总统蒋介石和副总统李宗仁，但其后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中华民国宪法》终于只能在台湾生根发芽，经过十多次的修改，特别是经过1991年后宪政改革时期后，台湾人民终于有了宪法保证的民主政治。
大陆高校：风起云涌的八十年代
中国高校的堕落是90年代的事，在80年代初，被文革压抑的能量不断逐渐释放，而新的激情尚未遭到重大挫折，也没有多少出国或是商品社会的诱惑——大学是新思想的孵化器，大学生是政治的积极参与者。
1979年下半年，国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把县级的间接选举改为直接选举，其中还规定：“任何选民或者代表，有三人以上附议，也可以推荐代表候选人”。这样的条款几乎是向所有人敞开了大门，高校的师生员工积极地投入了1980年的选举活动，学生自荐为人大代表的候选人。这股大学生选举风潮源于上海，随后扩展到湖南、贵州、最后移至北京，一浪高于一浪。文革后恢复高考招收的77、78届学生在入学前已经有不少社会经历，对社会现状有自己的看法，其中不少人自荐参选。这些自荐候选人在竞选中都提出了个人对改革中国社会的政见或政纲，还在校园里公开答辩。其中，复旦大学的徐邦泰选上了上海市宝山县人民代表，成了解放后大陆第一个民选代表；由于湖南师院内定当选人，还引起了当地师生罢课、绝食进行抗议；北京也有19所高校开展了有声有色的竞选，也选出了一些自荐候选人。
然而，这一短暂的热潮很快就被浇上冷水。所有参加竞选的人全部被列入不可信任和使用的“新三种人”名单，进行内控、追查、批判，确定了对其不予信任和重用的政策。1982 年12 月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修改了《选举法》，将代表候选人推介重新集中到各级党组织手中，不再允许“竞选”代表。普选的一丝希望之光破灭了，体制刚刚露出一个小缝隙，群众的热情刚刚被激发，门却又很快关上了。
农村的故事——“海选”
文革后的农民以他们自己的智慧写出了和大学生们不同的一段故事。安徽小岗村在1978年秘密包产到户；没有任何政策支持，广西合寨村在1980年选举成立了全国第一个村委会。同样，吉林北老壕村在1986年进行了一次特别的村委会选举，从而使“海选”一词载入史册。
1986年12月，吉林梨树县选择问题较多的北老壕村，进行基层政权建设试点工作，成立了村委会整顿补课试点领导小组。活动开始后，北老壕村每10户选一个代表去村里开会，学习文件，然后要求村委会干部述职接受这些代表的评议。村民代表对当时的村委会副主任很不满意，有些村民代表直接提出，下次选村干部，乡党委不要再指派了，希望上面撒手让老百姓自己整一把。
村委会整顿补课试点领导小组向上级请示后，说可以尊重村里代表的意见，让老百姓不计名投票。县里特别明确了“三不原则”：不定调子，不划框子，上级不提名候选人。就这样，经过三轮选举，北老壕村选出9人村委会——成了“海选”的雏形。随着“海选”在梨树县其他村的开展，形式越来越成熟，其特色是村民自荐参选、举行竞选演讲、多轮不记名投票。
吉林省总结推广了梨树县的经验。1993年，首都十几家新闻单位对梨树县老壕村村委会的海选联合采访、集中宣传，产生了强烈的辐射效应。1998年正式通过并颁布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将“海选”原则写入其中。虽然有法律规定，但全国执行起来却是另一回事。直到2008年，仍能在报上能看到某某村不再由上级指定或推荐、直接“海选”村干部的新闻，可见就这么一点点法定权利都是来之不易的。
不管怎么说，村委会选举都是目前中国唯一像点模样的选举。然而，在西方成熟的选举中都尚有不少可诟病的地方，中国施行村委会选举年头尚短，问题自然多多。在村委会和村党委的关系上、在村委会和基层政权的关系上都有理不清的头绪，关键问题仍在于村委会本身的法律定位不清晰——它到底是村民自治的代理人，还是行政命令的执行者。
星星之火
村委会常常被称为“村官”，但法律意义上，村委会不属于一级政权，只能算村民自治组织。中国基层的政权是乡镇一级和城市里的区级，在这个级别的选举上，仍旧是农民显示出了非凡的创造力。
对于不那么关注选举的人来说，几乎没听说过四川省还有个遂宁县步云乡，然而这个乡却有着“中国直选第一乡”的骄傲。1998年12月，步云乡进行了直选乡长的改革。全乡选民共推荐出初步候选人15名，经选区联席会议预选，得票最多的步云乡中学教师周兴义和10村村委会主任蔡荣辉两人成为正式候选人，再加上由地方政府提名的候选人乡党委副书记谭晓秋，共3位候选人进入最后的乡长直选。3位候选人到全乡10个村和1个居委会举行了13场竞选演说答辩会。最后经全体选民投票，谭晓秋以50％的得票率当选为步云乡第12届乡长。这场选举是由时任区委书记张锦明支持的，但事先都没向上级党委请示，因为“若层层请示，谁来拍板？”
步云的选举实践一直受着“违宪”的质疑，没有得到推广。深圳大鹏镇曾在1999年举行了“两推一选”式镇长选举，但3年后又悄无声息地回到旧的做法。这顶“违宪”的帽子太大，其它一些进行选举试点的地方都采用了不那么彻底的“公开推荐、差额选举”，虽然试点并不多，但总能吸引公众的注意力。
城市里也有一些有限度的试验。2003年，深圳有12个平民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加区人大竞选，其中2名当选。顶尖大学所在的北京海淀区，有更多的独立候选人参加区人大的选举。2004年10月下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选举法》修正案，恢复了预选制度，又给“竞选”打开一丝缝隙。几乎绝大部分人大独立候选人都没能当选，但独立参选人的数目却由03年不到100发展到06-07年的4万。
还有很多人认为先实现党内民主更为可行，引入党内民主的一个方式就是差额选举。15%的17届党代会提名被投票否决。在2006-2007的全国选举阶段，有一个试点项目——16个省里的296个乡镇党委领导由党内直接选举产生，在有些地方县党委书记也由党内直接选举产生。
在今年11月美国大选紧锣密鼓的同时，中山大学的大学生也进行了一次民主操练，他们投下选票选出了自己的学生会主席，投票率达到61.3%。虽然仅仅是校园选举，但由于选举在中国的罕见，还是吸引了不少媒体。中国人从来不缺少对选举的热情——等额选举除外，连居委会选举都是值得重视的事情。如同村委会一样，居委会、学生会等类似组织在中国尚无明确的法律定位，这些本该是自治的社团组织却运作得像行政部门的最后一公里延伸，这就难怪连这样的“社团”选举都值得大书特书了。
这些星星之火点燃了人们的希望，虽然尚未形成燎原之势，但那些敢为天下先的人们给中国的民主带来了曙光，使我们看到中国人的活力虽经多年压抑，但仍旧蕴涵巨大的能量。
如果说一切权力属于全体人民，那么选票则是全体人民行使权力的最主要手段。从清末新政到如今，中国走向共和的路上已经有百多年，选票曾几度和中国人民擦肩而过，可直到今天仍显得可望而不可即。2008年11月4日，美国共和党候选人麦凯恩在总统竞选中大票数落败，他在败选演说里说：“人民说话了，说得十分清楚。”选票就是人民说话最直接的途经，比媒体、网络言论更全面，比民意调查都更准确，比一切空降的“代表”更权威。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不少人也富起来了，可他们什么时候能清楚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呢，中国人离那“神圣的一票”究竟还有多远？邓小平在87年时曾说“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近日接受采访时又把目标提前了，说中国在12年内逐步走向民主。1908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宣布“九年后实行立宪”，那时的人们恐怕怎么也想不到100年后这个宪还没立起来，还要等十二年或是更久。谁能不感叹中国人命途多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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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来源日期：2008-1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