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与义和团的运动的失败（二）（426）

二、沙俄侵略东北及其暴行

沙俄早就蓄谋吞并东北。在义和团运动期间，它除派兵参加八国联军对中国的侵略外，还单独出兵中国东北，侵略中国大片领土，制造一系列惨绝人寰的惨案，犯下了滔天的罪行。

义和团运动发展到东北地区以后，1900年7月，沙俄以保护中东铁路为名，调集15万军队，分兵七路，从北、东、南大举进犯黑龙江、吉林、奉天等地。10月初，俄军占领了东北的主要城市和交通线，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完全控制了东北三省。俄国侵略军到处烧杀抢掠，先后制造了血洗海兰泡、强占江东六十四屯、火烧瑷珲城等一系列惨案。

海兰泡位于黑龙江省瑷珲县黑河镇对岸，原是中国的一个居民村。俄军占领黑龙江左岸以后，在此建立了城市，并于1858年改为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有居民3万人，半数以上是中国人。1900年7月16日至21日，俄军把这里的中国居民赶到黑龙江边，用枪杀、刀砍、推入江中溺死等残酷手段，杀害中国居民5000余人，制造了20世纪震惊世界的“黑龙江上的悲剧”。江东六十四屯在黑龙江东岸精奇里江以南，属中国管辖，居住着中国汉、满、达斡尔等族人。在血洗海兰泡的同时，俄军又屠杀江东六十四屯的中国居民，2000余人不是被水淹死，就是死在俄军的屠刀之下。大屠杀后，俄军霸占了江东六十四屯。瑷珲位于黑龙江西岸，属中国领土。1900年8月4日，俄军强行占领瑷珲城，并“纵火焚城，火光烛天，数日不熄”。数千名中国居民被烧死，家园财产均被烧毁。

俄军在东北其它地区，也制造了一系列屠杀事件，还对俄境内的中国侨民肆意屠杀，“枪毙、水淹、火焚不下二十余万”。

为了达到独霸东北的目的，沙俄于1900年11月胁迫盛京将军增祺签订《奉天交地暂行条约》，规定：俄军驻兵盛京及其各地，奉天省遣散军队，交出军火，拆毁炮台，沙俄在盛京设总管等。接着沙俄又炮制了《俄国政府监理满洲原则》，表面上承认东北三省是中国领土，实际上东北三省一切听命于俄国，成了沙俄独占的殖民地。1901年，沙俄要求清政府缔结正式条约，企图使其占领东北合法化。清政府指定驻俄公使杨儒为“与俄商界交涉东北三省事宜”全权大臣，在彼得堡与俄谈判。由于杨儒维护国家主权，拒不在沙俄拟定的条约上签字，使沙俄侵吞东北的野心未能得逞。

三、《辛丑条约》的签订

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为了能够从中国攫取最大的利益，各国之间过去潜伏着的错综复杂的矛盾开始暴露出来，互相进行着异常激烈的争夺。俄国为了达到吞并已经在它控制下的中国东北领土，故意向清政府示好，单独撤走了它在北京的军队。但引起其它国家的不满，由此列强展开了激烈的争吵。他们争吵的焦点为是否接受李鸿章为和谈全权大臣。李鸿章是清政府中的亲俄派，1896年的《中俄密约》就是他经手签订的。但是，英国反对承认李鸿章。因为如果承认李鸿章为全权大臣，那么就等于承认了慈禧太后的清政府，承认了慈禧太后的清政府，就是承认中国的亲俄政权。为了争取德国的支持，英国王储还特意赴德访问，向德皇威廉二世提出逮捕李鸿章以作人质的计划，德国支持英国的主张。日本因与俄国争夺中国东北有矛盾，也支持英国。法国是俄国在欧洲的天然盟友，而且为了反对英国在两广地区的扩张而同意俄军的建议。美国担心继续使用武力会导致中国人民的反抗，希望尽快结束军事行动，因此支持俄国的主张。经过一番争吵，结果承认慈禧太后的政权是合法的，接受李鸿章为议和代表，条件是清政府必须接受各国提出的全部条件。1900年10月5日，李鸿章以全权代表的身份抵达北京。11月9日，李鸿章在西苑内的仪鸾殿配阁与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相见。对于赔款的数额与方式，驻华公使团决定成立一个由英、德、比、荷四国组织的“赔款委员会”，研究赔款的标准和范围；日、美、德、法四国组成“财源调查委员会”，负责调查中国的赔偿能力，确定赔偿的担保等。12月24日，除了参加八国联军侵华的俄、英、美、日、德、法、意、奥外，又加上比利时、西班牙和荷兰，将拟就的“议和大纲十二条”照会清政府，即后来《辛丑条约》的内容。李鸿章将这个照会向远逃至西安的慈禧太后报告，慈禧太后见列强承认其合法地位，没有将她送上断头台，当即予以承认。并且宣称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甘愿充当帝国主义势力统治中国的工具。1901年1月16日，李鸿章把清政府对列强提出的“议和大纲十二条”的批准书转交各国。9月7日，奕劻、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11国在最后议定书上签字画押。条约除了正约外，还有19个附件。由于1901年是中国旧历辛丑年，因此这个空前屈辱的条约就被称为《辛丑条约》。其主要内容是：

① 清政府向各国赔款白银4.5亿两，其中沙俄130371120两，德国900705115两，英国70878240两，法国50712795两，日本34793100两，美国32939055两，意大利26617005两，比利时8984345两，奥地利4003920两，荷兰782100两，西班牙、葡萄牙、瑞典挪威212490两，杂费149570两。这些赔款以关税、盐税和常关税为担保，年息4厘，分39年还清，本息合计共计982238150两。此外还有各省地方赔款2000多万两，总数超过10亿两。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有5国并未参加战争，即比利时、荷兰、西班牙、葡萄牙及瑞典挪威。因为慈禧太后已经同各国“宣战”，因此，名义上也为交战国，因而也一体分肥。这时的瑞典挪威是一个国家，直到1905年以后才会成两个国家。所谓的“杂项”，实际上是为了凑成4.5亿两整数而生出来的一个尾数。② 北京东交民巷划为使馆区，允许各国派兵保护，不准中国人居住。这样，使馆区无疑成了“国中之国”，世界上任何一个主权国家不可能出现的景象此时在中国出现了。③ 拆毁大沽炮台，从北京到大沽沿途的炮台一律削平；从北京到山海关铁路沿线的重要地区，即黄村、廊坊、杨村、天津、军粮城、塘沽、芦台、唐山、滦州、昌黎、秦皇岛、山海关允许外国军队驻守；在天津周围20里内，不准驻扎中国军队。④ 清廷向各国认错道歉，惩办“祸首”大臣，即对在义和团运动中曾经支持或主张支持义和团的官员分别处以重刑，并保证永远禁止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的组织和行为，地方官管辖地区内如出现此类事件，必须立即“惩办弹压”，否则“即行革职，永不叙用”。1901年2月，清廷发布上谕，惩处列强商定的“凶犯”：端郡王载漪、辅国公载澜定为斩监候，后加固发往新疆永远监禁；赐庄亲王载勋自尽；毓贤即行正法；赵舒翘、英年赐令自尽；刚毅应斩立决，以病故免议；启秀、徐承煜正法；徐桐、李秉衡已自尽，革职撤销恤典；董福祥革职远调；载滢、载濂撤去职爵。⑤ 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

另外，对于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一事，规定由中国派出头等专使到德国，代表清朝皇帝谢罪，并在克林德被杀的地方东牌楼立碑纪念。为此，1901年7月，醇亲王载沣与侍读学士张翼、副都统荫昌乘坐德国“巴伐利亚”号船赴德，开始了他们屈辱的谢罪使命。杀害日本书记官杉山彬一事，则派户部右侍郎那桐为特使到日本谢罪。

《辛丑条约》是帝国主义强加在中国人民身上的沉重枷锁。巨额的赔款严重破坏了中国的社会经济，不仅加剧了清廷财政危机，而且使列强得以控制清廷除田赋之外的主要财政来源；使馆区的设立，炮台的拆除，军队的驻扎等，使列强进一步强化了对清廷政治和军事控制。它又一次使中国的主权受到严重的破坏，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程度，给中国人民造成深重的灾难。

四、义和团运动的性质、积极意义及历史局限

1、运动性质

一些封建的或买办资产阶级文人咒骂它为“团匪”、“拳祸”，对它的作用持全盘否定的态度。而中国共产党诞生不久，一些历史学者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近代史，对义和团给予高度的评价，称它“完全是农民群众受帝国主义的过分压迫之一种反抗运动”，代表着全民族的意识与利益，是中国国民革命精神头一次充分的表现。解放后的义和团运动史研究推翻了清朝统治者与资产阶级学者有关“义和拳匪”的种种诋毁污蔑，高度肯定义和团运动是一场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1954年，周恩来在欢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的大会上说：“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正是中国人民顽强地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表现。他们的英勇斗争是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这一认识实成为新中国义和团运动史研究的根本指导思想。关于义和团运动的性质，主要有以下五种说法：

第一种是反帝爱国运动说。这一意见为史学界大多数学者所公认。持此说者以范文澜、翦伯赞、刘大年为代表。范文澜指出：义和团运动是“以反对帝国主义为内容的群众运动”，它的“斗争锋芒，主要是指向外国侵略者。”翦伯赞认为：义和团运动运动“是一个自发的农民反帝爱国运动。”刘大年则说：“以反对帝国主义为己任”是义和团运动的“鲜明特色”。

第二种是反封建说。持此说者以朱金甫、庄建平为代表。他们认为：“义和团运动具有鲜明的反封建性质。”因为义和团运动时期的清政府已完全沦为帝国主义的走狗，所以当时人民要是反对帝国主义，就必然会首先遭到封建走狗政权的镇压。

第三种是不反封建说。持此说者以史国瑞、李侃为代表。史国瑞认为：“义和团运动是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人民自发进行的原始的反帝爱国运动”，不具有反封建的性质。李侃也认为：“义和团并不反对封建主义，也没有提出要推翻封建统治。因为它自始至终都没有提出过推翻封建政权和改变封建的土地制度问题，在如火如荼而又短暂的‘灭洋’风暴中，义和团没有也不可能对封建的社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进行冲击。义和团运动本身，也不肩负反对封建制度的历史使命。”

第四种是具体分析说。持此说者以陈振江、陈贵宗为代表。陈振江认为：义和团的“各地团坛在各个不同时期，其反封建的情况是不尽相同的。一般说来，多数团坛或多或少地具有反封建统治的表现，但也有部分团坛没有反封建的要求与活动。”因此，作者指出：我们“决不能因为义和团没有突出反封建斗争而从根本上否定它具有反对封建的性质。”陈贵宗则认为：“在义和团运动中，既有反封建，也有不反封建；同时，又一致反对封建势力的媚外投降。此外，在不同地区、不同时间，表现也不尽一样。”所以，“在义和团运动中，反封建与不反封建表现得很不统一。”

第五种认为义和团不是农民战争而是革命运动。持此说者主要以陈业强为代表。他认为：“把义和团运动称之为旧式的农民战争，总是难以成立的”，因为“义和团运动发生在帝国主义时代，”“参与了反帝斗争的国际行列，可称之为革命”；“义和团运动反封建不那么明显，但它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则是非常突出的。”所以，作者指出：“有的论著评论义和团时，要求义和团同时反帝反封建，这是不切实际的，也是不策略的。”

我们认为，既然义和团运动在当时主要是作为帝国主义对立面而产生的，它的斗争矛头无疑主要是对外的。虽然其在个别地方及个别揭帖与口号也表现了反封建的竭力和行动，但不是主要方面，它与清军作战多带自卫性质。因此，关于义和团运动性质，一般不提反封建。义和团运动主要反帝而不反清，是当时民族矛盾空前激化的结果。

至于义和团运动是否称得上是一次革命。按照马克思主义原理，严格意义上的革命，只能是新的生产方式代替旧的生产方式，进步的社会制度代替腐朽的社会制度的深刻变革。在阶级社会中，这种革命变革突出的标志，便是政权由旧的统治阶级转到新的统治阶级手里。义和团主要是旧式农民参加的，它不代表先进的生产方式，不可能对社会实行根本变革，因此称不上一次革命，只能是一次反帝爱国运动。

2、历史意义

义和团运动是中国近代大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它是19世纪末帝国主义侵略加深，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民族矛盾激化的产物。它既是被侵略者理直气壮的自卫反抗，也是洋务运动和戊戌维新运动受挫以来中国官方的顽固守旧势力与民间自发的盲目排外情绪的一次总汇合与总爆发。以农民为主体的义和团运动高举“扶清灭洋”的旗帜，用大刀、长矛，甚至赤手空拳英勇地抗击深入中国的帝国主义传教士的罪恶活动，特别是同新式武器武装起来的八国联军展开艰苦卓绝的斗争，表现了中国人民高度的爱国热情、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抗精神。

① 义和团运动显示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外来侵略势力的英勇斗争精神，和敢于同帝国主义侵略者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打破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狂妄企图，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进程。义和团运动给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不得不承认中国尚“含有无限蓬勃的民气”，使他们认识到中国人民是不好惹的，瓜分中国是行不通的。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说：“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也，……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如欲实行此下策，则后患又不可不防矣。”法国曾积极主张瓜分中国，义和团运动兴起后，法国一位议员说：“瓜分中国，不啻梦呓”。

② 义和团运动沉重地打击了清朝的反动统治，在客观上有利于了清末的社会改革。虽然义和团运动提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其主要斗争矛头不是指向清政府，但是由于农民在阶级本质上是反对官府压迫的。因此，凡是有义和团运动活动的地方，清朝官府和统治秩序都受到了不同的冲击的扫荡，特别是义和团运动活跃地区出现“纲纪法度，荡然无存”的局面。在抗击八国联军入侵的民族战争中，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极端无耻暴露无遗。《辛丑条约》签订后，清廷面临着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为了争取民心，继续维系统治，不得不重新打出变法的旗号，宣布实行新政改革。从其内容上来看，大体上是戊戌变法时期的继续。虽然不彻底，但其中某些内容对历史发展是有利的，这是义和团运动推动的结果。而且，义和团运动失败后，把持朝政的顽固派集团被摧毁，在客观上为社会改革扫除了阻力。

③ 加速了民主革命的进程和清王朝的崩溃。在义和团运动中，义和团英勇顽强的反帝斗争及其被中外反动势力联合绞杀的严酷现实，不仅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而且大大震动了资产阶级革命派，使他们清醒认识到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清政府充当了帝国主义可耻的帮凶。而义和团是反帝反清斗争和争取国家独立的可靠力量，这一主导思想的提出和确立，开创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新局面。

3、局限性

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以农民为主体的义和团运动还有着明显的小生产者的特点，在指导思想、组织形式、斗争方式等方面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局限性和落后性，最终导致了斗争的失败。

① 义和团没有统一的组织领导，呈现分散性。义和团的一个坛口就是一个独立的单位，即使战时也各自为战，总坛口和坛口之间也没有严格的统属关系。各坛口之间虽以“传帖”、“上香”的方式联络，但这种联系十分松散，具有很大的随意性。由于缺乏统一的组织领导，在斗争过程难以形成强大的力量集中打击侵略者。义和团的这种分散性是农民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分散性的反映。

② 义和团带有深厚的宗教迷信色彩，具有落后性。义和团供奉神位，在练习拳棒时，要举行宗教迷信活动，例如“唱符念咒”、“降神附体”等，宣称可以刀枪不入。这种宗教迷信活动使义和团在与外国侵略者对抗过程中付出了高昂的代价，造成许多无谓的伤亡。义和团宗教迷信的落后性，表明农民不能超越他们所处的经济条件，形成先进的科学的指导思想。

③ 义和团存在着盲目排外的倾向，带有绝对性。从“灭洋”口号到砸教堂、杀洋人等都有笼统排外的问题，这是义和团受封建迷信影响造成的蒙昧主义的表现，也是义和团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们对帝国主义的认识还停留在感性阶段，不能把帝国主义政府和人民相区别，也不能把投靠帝国主义的洋奴和为生活所迫被洋人雇佣的劳动者相区别，甚至不知道将帝国主义的掠夺政策和经济掠夺工具——铁路、电线、轮船等区分开。他们对外国人及与外国有关系的一切人和事统统加以反对，连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也在排斥之列。义和团在憎恨列强侵略的感情支配下，盲目地做出过火行动，失去了守法外国人的支持，为列强的侵略和镇压提供了口实。义和团的盲目排外是错误的，但又是不可避免的。

④ 义和团对清政府缺乏应有的警惕，具有幼稚性。由于没有认清清政府的反动本质，模糊了阶级界限和反封建的意识，对其抱有幻想，在复杂的阶级斗争中，受到封建统治阶级反革命两手的迷惑，放松了清政府的警惕，结果被其操纵和利用，沦为清政府的附庸，最终被清政府出卖，遭到屠杀，导致运动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