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新运动的兴起（一）

维新运动的兴起

如果说英法联军横行京师火烧圆明园的暴行激发了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汉族督抚试办洋务的想法，那么，甲午战争的惨败便是促使康有为、梁启超等爱国士大夫高呼变法救亡、倡导政治改革的直接动因。甲午战后从1895年至1898年，中国社会出现了一股强劲的变法思潮，并形成变法运动，又称“维新运动”。维新运动作为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改革运动之一，它既是甲午中日战争后资本主义列强加紧侵略造成中国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的情况下产生的，也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的结果。

一、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

19世纪四五十年代，中国的无产阶级就已经产生了，中国近代第一代产业工人，最早是通商口岸的码头工人和外国轮船雇用的中国海员。直到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才产生。而且这些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不但数量少，而且规模小，设备简陋，技术落后，资金缺乏，因此发展很缓慢。当时在中国近代工业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洋务派兴办的企业。甲午战争的惨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洋务派已无力继续垄断近代工业。甲午战后，帝国主义资本输出和商品输出的增加，进一步破坏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面对经济侵略，一批向资产阶级转化的官僚、士绅、商人和知识分子，纷纷提出设厂、开矿、自办铁路等要求，以抵制外国的经济侵略。

在甲午战争前，外国资本实际上就在中国非法地开设了不少工厂。从1840年到1894年，中国的外资工业数量达142家。外资工业的建立地点，主要是上海。上海的外资工业资本，约占全国外资的一半。这个时期，外资在中国设立的工厂，以从事船舶修造最多，第二为缫丝业，第三为印刷业，第四为包装业，第五为制茶业。在这些行业中，除丝、茶两项对中国本土工业有较大影响外，其它工业多是为外国人设立的，对中国本土工业影响不大。同时，由于这时外资在中国设立的工厂规模不大，因此对中国工业并不构成大的威胁。对于外国在中国建立加工工厂，在19世纪80年代前，清政府并不加以限制。

外资工业和中国民族工业发生冲突，是在19世纪80年代洋务派兴办民用工业，特别是棉纺织业。鸦片战争后，外国商品进入中国的数量日多。在众多进口商品中，棉纱的数量日大。1882年，在和外国商品进行竞争的思想支配下，李鸿章等人在上海创设上海机器织布局。它规定的“专利”中，有十年内禁止外商在附近建立类似工厂的规定。但很快便有美国商人准备在上海建立纺纱厂，进行竞争。美国丰泰洋行经理魏特摩等成立上海纺纱公司，并委托华商王克明、俞少山招集股份。事情还牵涉上海机器织布局官方总办龚寿图。左宗棠闻讯后，立即寻找借口让江海关道查办王克明。美国驻上海领事屡次与清地方官员进行交涉，但是毫无结果，王克明叉被查办。美国商人也终于认识到，外商在上海“提倡的企业所以非法，因为它和一个取得制造棉布垄断权利的中国公司有冲突。”只得作罢。上海机器织布局官方总办龚寿图因受牵连，事后被免职。拒绝外商开办加工企业的成功，暂时阻止了列强在中国开设工厂的企图。直到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前，清政府仍然坚持阻止外商在中国开办纺织工厂的立场。但在甲午战争前，清政府抵制的外资工业，主要是使用机器大规模经营的工业，对于小厂以及用土法经营的工厂，则不加限制。在棉纺织业之外的其它行业，类似的抵制不多。

根据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的规定，“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又得将各项机器任便进口，只交所定进口税”。这样，甲午战争后，日本获得在中国建立加工工厂的权力。而其他列强也援引最惠国条款，通过“利益均沾”的规定，纷纷获得此项权利。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也就不便再限制本国商人投资新式企业，反而采取一些有利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措施，例如成立了商务局。1896年，清政府令各省督抚分别在省会设立商务局，由绅商充当董事。不久，各地商务局成立，比较有成效的，是苏州和南通两处。苏州商务局兴建苏纶纱厂，南通商务局兴建大生纱厂。其他各地的商务局或者因为主持人不得力，没有办成；或者因为没有巨额资金，办不了大厂，只能办一些小规模的工厂，略作点缀。

清廷放松民间自办近代企业限制政策的转变，进一步刺激了民间投资的积极性。因此，甲午战后的几年间，中国出现了兴办工业的高潮，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初步发展。据统计，甲午战前20多年间，商办的近代工厂企业（不包括采矿业）共53家，资本总额约为470万元。甲午战后，从1895至1898年的4年间，新增加的商办企业，其资本在万元以上的约有62家，资本总额约为1247万元。甲午战争前，官办、官督商办企业的资本额远远超过商办企业，占有压倒优势。甲午战争后，这种情况有所改变，官办、官督商办企业的资本额由77.6%下降到30%，而商办企业的资本额则由22.4%上升到70%，增长了近三倍。在纺织等轻工业部门，商办企业更是遥遥领先。

战后，民族资本主义虽然有了初步发展，但是由于它受到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仍然步履艰难。因为它遇到了一系列的阻力。

首先，当时国货的税率远比洋货高。洋货输入中国时，交纳进口税5%，从通商口岸运到内地销售，只要再交纳2.5%的子口税后，就不必再交纳其他内地税。而国货必须“逢卡纳税，过卡抽厘”。因此，在通商口岸制造的国货运到内地销售，应交纳的税要比洋货多。

其次，西方列强在中国投资设厂，中国的民族资本工业受到帝国主义的排挤，有些企业被外资企业吞并挤垮。

再次，帝国主义除在中国投资设厂外，还修建铁路、开发矿产。发展工业不可缺少的煤炭和铁资源，大部分为帝国主义所掠夺。交通运输也为帝国主义控制，这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很大障碍。

尽管如此，战后民族资本主义毕竟获得了初步发展。随着它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种社会政治力量也开始走上政治舞台。它不满意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要求参与政权以保护自己的利益，并渴望通过独立发展资本主义以解救严重的民族危机。但是，主要由官僚、地主、商人、买办转化来的民族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又保持着各式各样的联系，因此它便选择了改良这一温和的政治变革的范式。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是它的政治代表。

二、康有为的早期活动和思想

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前出现的要求改变现状的早期维新思想，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在战后迅速发展起来，并形成一股新的社会思潮。作为新思潮的鼓吹者，资产阶级维新派从救亡图存的爱国要求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以西方资产阶级的进化论和社会政治学说为武器，对封建的专制制度和纲常伦理进行了尖锐的抨击，并对洋务运动的缺陷与弊端，给予了揭露和反思。他们认为：只有维新变法，走西方资本主义的道路，才能够挽救民族危机，实现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富强。维新思潮经过几年的酝酿和发展，终于催生了一场带有一定群众性的政治运动。这个运动的领导者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他们提出了维新变法的主张，所以也称为“维新派”。

1、维新思想的产生

康有为，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因此人们也尊称他为“康南海”或“南海先生”，他是维新理论的创造者和变法运动的主要领导者。康有为自幼接受严格的儒家传统教育。19岁时，投在广东著名理学大师朱次琦的门下，在朱次琦主济人经世而不为空谈高论治学风格的影响下，康有为开始主张阐述儒家经典的义理，提倡独立思考、关注现实的社会人生。在白云洞读书期间，康有为偶然结识了来自北京的翰林院编修张鼎华，张向这位埋首经书的书生介绍了某些他前所未闻的进行政治内幕，更重要的是向他介绍了崭新的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循着张鼎华的指点，康有为阅读了一些有关西学的书籍，如《西国近世汇编》、《环游地球新录》等，从而极大地开阔了视野，有关西方的国家政治、经济制度，独特的文化风貌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康有为相信眼见为实，1879年，他决定亲自到离家不远的英国统治下的香港走一走，看一看。据他自己在《康南海自编年谱》中说，香港之行，“览西人官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从此，他打消了原有的疑虑，萌发出进一步了解西方、向西方学习的念头。于是，他开始注意收集有关西学书籍，举凡介绍西方资木主义国家史地、政治、以及世界大势和近代科技工艺之书。回到家乡，重新从书柜中找出鸦片战争后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畬的《瀛环志略》等介绍西方的书籍，又仔细研读一遍。

1882年，康有为赴京应顺天乡试，虽未考中举人，但回来途经上海的短暂停留，看到资本主义治理下上海的繁华，更坚定了他向西方学习的决心。1884年中法战争的硝烟使康有为心情难以平静，民族的危机以及西学的影响，他决心拯祖国于危难，救民众于水火。之后他将自己的思想写成书，形成了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度的维新变法思想。1888年，康有为又一次应顺天乡试。乡试一结束，他就迫不及待地到处宣传他的变法主张。他先后投书工部尚书、军机大臣潘祖荫，大学士徐桐，兵部侍郎曾纪泽，都察院左都御史祁世长、军机大臣翁同龢等。虽然投书都石沉大海，但康有为大胆倡言变法的举动，犹如在一潭死水中投下一块巨石，掀起了轩然大波。这年11月，清朝皇陵附近发生山崩，在当时盛行“天人感应”的国度里，这似乎预示着天对凡间人世有失纲常行为的警告。于是，康有为抓住这个机会，写成《国势危蹙，祖陵奇变，请下诏罪己，及时图治》的条陈，简称《上清帝第一书》。在上书中，康有为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建议。他想通过国子监代为上递，管理国子监的翁同龢很佩服他的理论，但因言辞过于激烈未敢代递。这次上书未能送到皇帝手中，但是，在当时的知识阶层和政界人士中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2、维新变法理论的构建

1890年1月，康有为回到广东。同年春，结识今文经学家廖平，受其影响，开始从今文经学中汲取可资运用的东西，用于议论时政。后来，康有为全家从南海迁居广州，开始讲学活动，致力于培养人才。在学海堂肄业的高材生陈千秋听到康有为的声名，前往拜谒，大为钦佩。他对梁启超说：此人学问博大，论说新颖，你我做梦都想不到！完全可以做我们的老师。梁启超少年中举，学问、才华出众，自视也颇不低。于是，他怀着好奇的心理和求知的欲望，同陈千秋一道去拜访康有为。初次交谈，梁启超感觉犹如冷水浇背一般。于是，举人梁启超决心舍弃旧学，正式师从当时仍是秀才的康有为，跟随康有为学习新学。不久，徐勤等也先后师从康有为，1890年底，已经达到了20余人。应梁启超、陈千秋等人之请，康有为租赁广州长兴里邱氏书屋作为校舍，于1891年春正式授徒讲学，人称长兴学舍。随着学生的增多，校址也几次迁移，1893年，最后迁居府学宫仰高祠。这里古木参天，环境幽雅，因而，康有为正式称之为“万木草堂”，培养维新运动的骨干力量。到1894年已达100多人。

万木草堂不但教学内容不同于旧式书院，教学方法也一反常规。在这里学生不分班，亦不进行严格考试。康有为一般每月给学生讲学一4次不等，主要要求学生根据所开书目自己读书，写笔记，每人发给一本“功课簿”，凡读书有疑难或心得，都一一记下，每半月呈交一次，由他加以批答。学生所读之书，除中国古籍外，还要研读有关西学著述百数十种。更为重要的是，康有为在以新法讲学的同时，挑选一些学问根底好的弟子，协助自己编撰著述，共同构造维新理论体系。为此他先行拟定论点、体例，开出参考书目，而后由弟子们分头按要求查阅资料，做出摘录，供他撰述时使用。这一教学方式既培养了弟子们的读书热情和研究兴趣，训练了一些做学问的基本方法，又把康有为的变法维新思想体会无形中灌输给了他的弟子。

在讲学的同时，康有为撰写了两部重要的理论著作：《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为变法主张奠定了理论基础。两本书的主要思想渊源是今文经学。

《新学伪经考》刊行于1891年。“新”是指王莽的国号，“新学”指古文经学。在书中，康有为将自东汉以来一直被奉为经典的古文经《左传》、《逸礼》、《毛诗》、《易经》等都斥为“伪经”。认为是刘歆为帮助王莽篡汉而伪造的，只是新莽一朝之学，故称“新学”。康有为认为“新学”绝非孔子的“真传”，因为它们湮灭了孔子的“微言大义”和“托古改制”原意。虽然《新学伪经考》的观点并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但是康有为从根本上对维护封建统治的理论依据提出了挑战，动摇了人们对封建传统观念的迷信。他否定了古文经学认为孔子“述而不作”的主张，主张探索孔子的微言大义，是对当时保守知识分子的挑战，使知识界获得一次思想上的震动，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正因为如此，该书遭到封建顽固派的激烈攻击，清政府曾数次查禁它。

《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是姊妹篇，前者破旧，后者立新。前者否定了王莽新朝以来的儒家经典的真实可靠性，从而动摇了占统治地位的封建意识形态；后者树立了一个“托古改制”的孔子形象，为变法拉起一面作掩护的大旗。《孔子改制考》完成于1892年，刊行于1898年，是康有为在其弟子陈千秋、梁启超等人协助下完成的。如果说《新学伪经考》旨在否定历代统治者尊崇的儒家经典，那么《孔子改制考》则正面创立了维新变法的理论依据。康有为指责刘歆湮灭了孔子的微言大义，那么孔子的微言大义是什么呢？在《孔子改制考》中，康有为石破天惊地宣称：孔子的微言大义是“托古改制”。按传统说法，《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是孔子删改之作，康有为却一反传统，认为孔子以前的历史都是茫昧无稽的，先秦诸子提出伏羲、尧舜等人物都是为了宣传自己的思想主张，假托自己的主张古代曾经实施。六经是孔子为了“托古改制”而亲自写成的作品。这样，孔子就由传统中述而不作的保守的封建圣人变成了依托古制改革现行制度的“素王”。“托古改制”就是把自己想要建立的社会制度，假托古代曾经实行过，借以争取人们的信服。康有为利用“至圣先师”孔子的权威，来为他的维新变法理论辩护，并用这种理论向清朝统治者提出了变法维新的政治要求。

在书中，康有为还把西方资产阶级的进化论和中国儒家的“三世”说附会在一起，认为社会历史是沿着“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顺序逐渐前进的。所谓“三世说”，原出自古代儒家今文经学派的经典《春秋公羊传》，其内容很简单，就是主观地把人类社会划分为依次发展的“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个阶段。康有为认为三世说“为孔子非常大义”，需要重新详加阐发。他说：“乱世者，文教未明也：升平者，渐有文教，小康也；太平者，大同之世，远近大小如一，文教全备也。”又说：“《春秋》始于据乱，立君主；中至升平，为立宪，君民共主；终至太平，为民主。”他认为当时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统治的中国社会是“据乱世”，而要达到所谓的“太平世”，即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的社会，就必须先对“据乱世”进行改革，建立君主立宪制度的“升平世”。很显然，康有为的“三世说”已完全不同于《公羊传》的“三世说”，他赋于古老、简单、抽象的“三世说”以崭新、丰富、具体的内容，借以说明从地主阶级专政的君主专制制度到资产阶级得以参政的君主立宪制度、再到资产阶级取得全面统治的民主共和制度的历史发展方向。尽管康有为的这种比附并不科学，但他利用鲜明的进化论历史观，论述历史不断发展的趋势，直接冲击了顽固派“敬天法祖”的守旧思想，为变法维新提供了历史根据。

正因为《孔子改制考》书中牵强附会的奇异议论，引起顽固守旧势力的惊恐。他们攻击说，康有为托古改制理论，“明似推崇孔教，实则自申其改制之义”，是“假素王之名号，行张角之秘谋”，他们要求清政府将该书毁版，并处死康有为。最后，《孔子改制考》被清政府下令焚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