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江：与香港友人谈邓小平的理论贡献

与香港友人谈邓小平的理论贡献
吴　江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
吴江同志的《社会主义前途与马克思主义的命运》一书，最近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作者就其认识，在书中着重讨论了两个问题：一是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来龙去脉；二是重新认识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该书汇集了作者的13篇文章，其中有一篇题为《今天怎样看待马克思主义——与一位香港友人的谈话》，内分11个部分，最后两部分的小标题是：《邓小平的理论贡献及其社会主义事功》、《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搞好社会主义》。本刊征得作者同意，将这两部分冠以《与香港友人谈邓小平的理论贡献》的总题发表，以飨读者。文中“甲”为友人，“乙”为吴江同志。
——编者
邓小平的理论贡献及其社会主义事功
甲：我接触国内理论界不多，但也翻阅一些刊物杂志，给我的印象是，内地在理论上还是四平八稳，不敢进行认真的反思，不敢重新审视那些写在书本上的条条，有人甚至还没有放下教条主义的棍子。自从邓小平提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重大命题以来，理论界似乎仍然滞后。奉命写作者多，或者竟相构建邓小平理论体系，但真正有研究的论著很少。这究竟是什么缘故呢？
乙：原因不容易说清，大概是因为要改变过去那种教条式的理论思维定势很难吧。我想，刚才我们所谈的，可能对于理解邓小平的理论有些帮助。因为在今天想要真正弄清马克思主义的真面目，或者说重振马克思主义，只有严格的自我反思、自我创新、自我发展一途，并且从历史上追根究底，弄清是非功过，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也唯有如此，才能弄懂什么是邓小平的理论思想及其价值。现在我们就可以来谈邓小平的理论贡献和他的社会主义事功了。“文革”后，邓小平面临着空前艰巨的任务：极左思潮根深蒂固，“文革”的残余势力到处存在，“文革”后的党要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中国的社会主义在许多方面实际上要从头做起，而苏联当时对中国的改革又采取反对态度。如果没有足够的政治智慧和理论勇气，改革的任务是难以启动的。完成这样一个任务就是为社会主义开创一个新时代。
甲：邓小平并没有留下专门的理论著作，像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那样，他本人好像也没有这种打算。邓逝世后，世界上几乎异口同声地称他为当代伟大的政治家，他对社会主义的改革是成功的；但是，很少有人谈他在理论上的建树，香港也一样。内地一般将邓小平的理论观点称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围绕着这个提法做文章。现在官方又正式提出“邓小平理论”这个概念，并将邓小平的理论称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而香港人只知道邓小平有一个“猫论”。
乙：我以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法并没有能够概括邓小平在理论政策上提出的新东西，但这个提法是邓小平同志自己认可的，本意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应采取适合中国国情的理论与政策，走自己的路。我个人认为，即使照此本意，这个提法应改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与政策”比较全面些。因为邓小平本人着重于政策与实际事功。他将“实事求是”四字视为马克思主义的精义，也就是最高原则。他并不空谈理论，不受条条的束缚（有人宣传邓小平构建了自己的理论体系，有人不同意这种说法，说邓小平倒是着意打破旧的教条主义理论体系）。他对于当时来自苏联的反对声音也置之不理，他的理论观点常通过他的政策表述和简单的论断表示出来。在邓小平同志那里，理论与政策（也就是理论与实际）浑然一体，这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特色。
举两个例子来说，邓小平同志提出当前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这一提法奠定了中国内外政策的基础（例如，中国宣布不搞霸权主义，不搞军备竞赛），在理论上（依我看来）却要胜地过整部《帝国主义论》。我说胜过，当然是在一定意义上说的，是指《帝国主义论》虽是煌煌理论巨著，但邓小平只用简单一句话，并没有附加多少论证，就正确点明了当前时代的特征及世界形势的特点，并且不声不响地修正了《帝国主义论》用千言万语阐明的那个至今尚被一部分“左”倾空想共产主义者奉为“经典”的所谓“帝国主义时代即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时代”的论断，意义重大。邓小平的话当然也不是句句是真理，但这句话无疑是真理，它对建立当前世界新秩序和对当前的社会主义运动都有深远的意义。第二，邓小平提出“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当时各方评论很多，苏联的理论家反对，中国的“左”派反对，他们像你所说的那样又举起了教条主义的棍子，称之为“散布对社会主义的不信任”。然而一般头脑比较清醒的马克思主义信奉者则表示赞同，并且评价很高。邓小平提出这一问题以及他自己对这个问题所作出的答复——包括提出关于社会主义改革的种种措施，对20世纪社会主义的重新定位，是将十月革命以来的社会主义运动引上了新的轨道，也就是对于在原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里如何“创造社会主义新因素”这个问题作出正确的回答。十月革命以来，包括列宁在内的几乎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认为获得政权就是获得社会主义，或者认为在这些国家里建成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并非难事，只要经过很短的时间，十几年，数十年，就可以达到目的了。但是，事实证明这不过是空想、幻想。列宁最后也承认了这一点。
邓小平同意确立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旨在说明：获得政权并获得社会主义称号并不等于获得了真正的合格的社会主义，从这里起步到建成真正的社会主义，像中国，就从现在算起，至少需要百年以上的准备时间，包括整个21世纪甚至更长的时间，而且还要不走大的弯路。所以我曾为此打了一个比方，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好比是社会主义大学的预科，修完这个预科才能正式进入社会主义。（见《马克思主义研究》1987年第2期拙作《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在这个很长的时期内，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成分（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将和其他非社会主义成分并存。这时候，在政治上将认真补上民主革命的课，以创造自由、公平、民主的社会生活；在经济上则将长期处于商品市场经济阶段，这种市场经济虽然总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并且是和国家的宏观调控相结合的。但是，必须容纳其他各种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包括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如此等等。因此可以说，这些理论的提出和相应的政策的推行，实际上使社会主义进入了它历史上的第三个阶段。
你提到重建意识形态的问题，历史上任何生机勃勃的革命性学说，年久必生弊端，甚至被弄得面目全非。1978年开始的拨乱反正，可看作是重建意识形态的开始。邓小平为重建工作作出了贡献。但是，真理是一个过程。最优秀的人（包括马克思在内）也只能在其中的某一方面作出某种一定的贡献。时代不同了，马克思时代还是欧洲工业化初期，现在已是电脑资讯时代了。新时代，新问题，新知识，必当有新人来承担并逐步推进这项工作，并且其中还要不断地修正错误。
甲：你的这番宏论使我对邓小平的理论贡献和事功顿开视野。如此看来，邓小平提出“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有重大历史背景的，是科学地务实地回答了（或扭转了）十月革命以来社会主义运动中长期存在的问题。照有的理论家的说法，这就是向一直猖獗并制造无穷祸害的“左”倾空想共产主义势力提出挑战。邓小平回答自己提出的问题，我记得，他的反面回答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以阶级斗争为纲”不是建设社会主义，搞僵化的计划经济不是社会主义，闭关锁国不是建设社会主义，也不是真正的自力更生，等等。而他的正面回答是：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此就要始终把经济建设任务摆在首位，使人民生活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等等。我想知道的是，邓小平有没有为社会主义下过定义，国内有人写文章说邓小平为社会主义下了新的定义。
乙：据我所知，没有。估计邓小平不会这样做。恩格斯说过，一切定义只有微小的价值。下定义有时等于自缚手足，或者只是提供某种僵化教条的公式，于实践不利。邓小平只是指出社会主义（而且是特定条件下的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理想目标。我还要请你特别注意一个问题：对历史上社会主义者长期面对的如何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相互关系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涵盖面很广，这里主要是指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邓小平的回答表现出惊人的理论勇气和政治智慧。
甲：这正是教条主义所忌讳的一个问题。你几次提到这个问题，这里的困难是否在于容易混淆两者的界限？姓“社”姓“资”的争论就是这样引起来的吧？这里是不是也真的包含着某种风险？
乙：马克思的解放“新社会因素”，是从资本主义的胎胞中解放出来，是在资本主义胎胞中孕育成熟的。列宁的“创造新社会因素”也不是凭空创造的，更不是用“土法”创造出来的，这里首先要继承、吸收人类社会（首先是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创造出来的那些发展生产力的办法、形式及其先进管理经验以及先进科学技术等。而这又必须依靠发展商品市场经济，排除自然经济遗留下来的一切旧因素。这里我想说明一点：商品市场经济是在自然经济之后的一个必经的自然发展阶段，并不是资本主义或资产阶级创造了商品市场经济，而是西方封建社会中的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才产生了占优势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因此，不能将商品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看成一个东西（虽然资本主义是将商品市场经济大大地推进了），商品市场经济可以为资本主义所用，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所用。
从苏联开始，公有制一直采取国家所有制的形式，这一形式如果不在政治上、经济上作出严格限制并正确加以规范，往往容易轻而易举地蜕化为特权或特权阶层所有制，阻止向社会所有制过渡。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企分开，有可能摸索出向社会所有制过渡的某种形式、途径——这是摆在我们面前为摆脱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旧模式所提供的一种可能的演变途径，是值得经济学家研究的。
我们改变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外开放，吸引大量外资、先进技术到国内来，开办合资企业、三资企业、外国独资企业等，大胆融入经济全球化潮流而又与经济霸权势力作斗争，并在国内一些特别地区（港、澳、台）长期采取“一国两制”政策，即中国的主体是社会主义制度，但是在个别地区可以长期保留资本主义制度及生活方式，两种制度在政治上和平共处，在经济上收互补互助之效。总之，举凡资本主义经济一切好东西，无论市场、计算机、股份制、跨国公司等等，只要有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有助于提高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有助于提高社会主义的综合国力的，都应当拿过来，经过吸收与改造，使之为社会主义所用。这样做自然也会有某种风险，但比起闭关锁国以及“左”倾共产主义造成的风险来要小得多。
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搞好社会主义
甲：“一国两制”问题，我们过去从政治方面着眼，而未从经济方面着眼。像你所说的，“一国两制”的前提固然首先在政治上、主权上，但同时也在经济上。大陆与香港的经济原先就有紧密的关系，实现“一国两制”后，香港的具有重要国际地位的经济无疑将会对祖国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同时，这样做也可以消除世界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的疑虑（像列宁时候那样），以便吸引大量外资注入国内，中国的经济也容易进入国际市场。所以“一国两制”是邓小平创造性地处理现代社会主义与现代资本主义关系的重要表现之一。这一点，我想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应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乙：再拿内地的私营企业来说吧，我们对私营企业（亦称民营企业）采取扶持发展的政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自然不是为了资本主义而搞资本主义，其方向最终还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不妨计算一下，中国现有的私营企业已吸收了多少剩余劳动力，向国家缴纳多少税金；而在私营企业中从事劳动的人又并不是马克思书上所说的一无所有的无产者，大多数是家有生产资料又有余力出外打工挣钱的人。我想，如果国家能够对于私营企业的利润分配规定一个合理的办法，并监督其依法纳税，积极引导其发展方向，例如，发展容纳国家资本股份制企业等，那么，这些私营企业在性质上也就不应看作就是《资本论》所说的那种纯粹的私人资本吧？这是我的看法。我认为，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也要跳出框框想问题。
甲：现在，无论香港也好，国外也好，内地也好，都有一些人异口同声地说：“中国是在共产党领导下搞羞答答的资本主义”，“挂社会主义的羊头，卖资本主义的狗肉”。内地的“左”派朋友则直说现在还有“走资派”——这是一条最凶狠的棍子。我看内地理论界也似乎在回避这个问题，回避正面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所以被人称为“羞答答”。可不可以说，这是邓小平的理论思想研究方面的一个空缺，至少是一个弱点。
倒是邓小平本人旗帜鲜明，他屡次直接论述了这个问题，回答从各方面来的挑战。1997年，香港一家杂志有一篇文章，记述邓小平在接见香港某知名人士时曾提到他在1992年6月间（那正是南方谈话以后）在上海的一次讲话，他说：“我叫一些人把帽子工厂快些关闭，帽子拿给我来戴。如果说把经济建设列为党的基本路线和中心工作，就是走资派，那我就是最大的走资派，而且是走定了的。如果学习和借鉴工业国家的先进管理、先进经验、先进技术，扩大和搞活市场经济是搞资本主义，那我就是最大的走资派。其实，我是马克思主义信仰者，是学资本主义来搞好自己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是抽象的。落后、贫穷的社会制度是不能长期生存下去的，是要垮台的，必定要垮台的。我要请教那些‘马列主义理论权威’、‘经济学权威’、‘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捍卫者’，你们到底读了多少马列的书，研究了多少马列主义理论？为什么不走出圈子看一看整个国家、整个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为什么不回顾一下建国以来我们党犯的那些极严重的错误？”
乙：没有坚强意志和非凡气魄的人讲不出这样一篇话来。这是回应1990年和1991年那次“批邓”风潮的。批判针对邓小平提出的重新认识社会主义以及市场和计划的关系问题，其目的是要将中国重新拉回到“计划经济为主”的道路上去。邓小平不得已亲自上阵，南方谈话。谈话的重点就是指出市场经济本身并不是目的而只是手段，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指出社会主义必须学习资本主义的长处，不要害怕提“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不要有“恐资病”——这不是一个有出息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应为。邓小平不客气地教训那些“马列主义理论权威”闭上嘴，不要在市场经济问题上争论姓“社”姓“资”。这场斗争表现了邓小平的政治强势，也表现了邓小平的理论勇气，这种勇气来源于面对现实，即面对邓小平所说的“建国以来我们党所犯的极严重的错误”。从自己的严重错误中学习，邓小平开拓了一条正确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新道路。以我为主，资为社用，“学资本主义来搞好自己的社会主义”——当年列宁曾这样想过但没有做到，如今邓小平做到了。是否会冒风险，全看是否做到了“以我为主”（这里包括主权不容侵犯、独立自主以及以社会主义为主体等项原则）。看来，现在不仅应当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也应当弄清世界资本主义的情况。近几年，中国突然涌现了一批“著名的经济学家”。他们常到香港去，你如果有机会同他们接触，不妨向他们请教，问问他们：究竟研究清楚香港的自由经济没有？进而也可以问问他们：是否到过不同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像马克思一样深入研究过它们的经济？譬如，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英美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法国社民党的“新中间派”经济，等等。
甲：现在西方的经济学研究，大都以市场经济为对象。我请教过一位经济学家：究竟什么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听了后仍不得要领。
乙：我们已经谈得不少了，时间不多了。说到理论问题，我想还应当补充一点，就是我们的老一辈在有些问题上也很难和旧的一套完全脱钩。例如，明知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有弊病，仍无法下手进行改革，也许认为目前尚非时机，目前首要任务是经济改革。然而有一点也很清楚，就是他们（尽管他们是一些非常杰出的领袖人物）大都没有能够从马克思、列宁的国家学说着眼来弄清这些弊病的根源所在，他们自己也没有能够从这个空想成分较多的领域中跳出来。
甲：对不起，最后我还想冒昧问一句：为研究马克思主义你奉献了大半生，不知道现在能不能谈谈你的感想？
乙：实际上我只是一个业余研究者。我曾在我写的一本书的前言中说过：自从30年代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至今我无悔亦无愧于我的选择，我认为我的选择并没有错。马克思主义也不会成为绝响。但我在研究中亦曾人云亦云，受教条之累，在一些问题上误导读者。为此，我在一个场合用苏东坡的两句话来表达我的歉意：“垂死初悟道，平生误读书。”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他们的学说已经有一个半世纪以上的时间了。马克思主义有许多信奉者和阐释者，各人有各人的说法，或者说，各有各的侧重点。我想现在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应当重新认识，我们的思考应当达到一种新的自由的境界，自我反思，独立判断。没有思考的自由，马克思主义是不能发展的。在马克思主义范围内应当允许有不同的见解存在，也应当允许有不同的学派存在（历史上曾经存在过）。如果要说有什么感想的话，这就是我的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