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香港友人谈邓小平的理论贡献

吴　江
2001年第8期 炎黄春秋杂志2080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
吴江同志的《社会主义前途与马克思主义的命运》一书，最近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作者就其认识，在书中着重讨论了两个问题：一是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来龙去脉；二是重新认识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该书汇集了作者的13篇文章，其中有一篇题为《今天怎样看待马克思主义——与一位香港友人的谈话》，内分11个部分，最后两部分的小标题是：《邓小平的理论贡献及其社会主义事功》、《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搞好社会主义》。本刊征得作者同意，将这两部分冠以《与香港友人谈邓小平的理论贡献》的总题发表，以飨读者。文中“甲”为友人，“乙”为吴江同志。
——编者
邓小平的理论贡献及其社会主义事功
甲：我接触国内理论界不多，但也翻阅一些刊物杂志，给我的印象是，内地在理论上还是四平八稳，不敢进行认真的反思，不敢重新审视那些写在书本上的条条，有人甚至还没有放下教条主义的棍子。自从邓小平提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重大命题以来，理论界似乎仍然滞后。奉命写作者多，或者竟相构建邓小平理论体系，但真正有研究的论著很少。这究竟是什么缘故呢？
乙：原因不容易说清，大概是因为要改变过去那种教条式的理论思维定势很难吧。我想，刚才我们所谈的，可能对于理解邓小平的理论有些帮助。因为在今天想要真正弄清马克思主义的真面目，或者说重振马克思主义，只有严格的自我反思、自我创新、自我发展一途，并且从历史上追根究底，弄清是非功过，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也唯有如此，才能弄懂什么是邓小平的理论思想及其价值。现在我们就可以来谈邓小平的理论贡献和他的社会主义事功了。“文革”后，邓小平面临着空前艰巨的任务：极左思潮根深蒂固，“文革”的残余势力到处存在，“文革”后的党要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中国的社会主义在许多方面实际上要从头做起，而苏联当时对中国的改革又采取反对态度。如果没有足够的政治智慧和理论勇气，改革的任务是难以启动的。完成这样一个任务就是为社会主义开创一个新时代。
甲：邓小平并没有留下专门的理论著作，像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那样，他本人好像也没有这种打算。邓逝世后，世界上几乎异口同声地称他为当代伟大的政治家，他对社会主义的改革是成功的；但是，很少有人谈他在理论上的建树，香港也一样。内地一般将邓小平的理论观点称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围绕着这个提法做文章。现在官方又正式提出“邓小平理论”这个概念，并将邓小平的理论称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而香港人只知道邓小平有一个“猫论”。
乙：我以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法并没有能够概括邓小平在理论政策上提出的新东西，但这个提法是邓小平同志自己认可的，本意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应采取适合中国国情的理论与政策，走自己的路。我个人认为，即使照此本意，这个提法应改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与政策”比较全面些。因为邓小平本人着重于政策与实际事功。他将“实事求是”四字视为马克思主义的精义，也就是最高原则。他并不空谈理论，不受条条的束缚（有人宣传邓小平构建了自己的理论体系，有人不同意这种说法，说邓小平倒是着意打破旧的教条主义理论体系）。他对于当时来自苏联的反对声音也置之不理，他的理论观点常通过他的政策表述和简单的论断表示出来。在邓小平同志那里，理论与政策（也就是理论与实际）浑然一体，这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特色。
举两个例子来说，邓小平同志提出当前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这一提法奠定了中国内外政策的基础（例如，中国宣布不搞霸权主义，不搞军备竞赛），在理论上（依我看来）却要胜地过整部《帝国主义论》。我说胜过，当然是在一定意义上说的，是指《帝国主义论》虽是煌煌理论巨著，但邓小平只用简单一句话，并没有附加多少论证，就正确点明了当前时代的特征及世界形势的特点，并且不声不响地修正了《帝国主义论》用千言万语阐明的那个至今尚被一部分“左”倾空想共产主义者奉为“经典”的所谓“帝国主义时代即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时代”的论断，意义重大。邓小平的话当然也不是句句是真理，但这句话无疑是真理，它对建立当前世界新秩序和对当前的社会主义运动都有深远的意义。第二，邓小平提出“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当时各方评论很多，苏联的理论家反对，中国的“左”派反对，他们像你所说的那样又举起了教条主义的棍子，称之为“散布对社会主义的不信任”。然而一般头脑比较清醒的马克思主义信奉者则表示赞同，并且评价很高。邓小平提出这一问题以及他自己对这个问题所作出的答复——包括提出关于社会主义改革的种种措施，对20世纪社会主义的重新定位，是将十月革命以来的社会主义运动引上了新的轨道，也就是对于在原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里如何“创造社会主义新因素”这个问题作出正确的回答。十月革命以来，包括列宁在内的几乎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认为获得政权就是获得社会主义，或者认为在这些国家里建成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并非难事，只要经过很短的时间，十几年，数十年，就可以达到目的了。但是，事实证明这不过是空想、幻想。列宁最后也承认了这一点。
邓小平同意确立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旨在说明：获得政权并获得社会主义称号并不等于获得了真正的合格的社会主义，从这里起步到建成真正的社会主义，像中国，就从现在算起，至少需要百年以上的准备时间，包括整个21世纪甚至更长的时间，而且还要不走大的弯路。所以我曾为此打了一个比方，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好比是社会主义大学的预科，修完这个预科才能正式进入社会主义。（见《马克思主义研究》1987年第2期拙作《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在这个很长的时期内，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成分（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将和其他非社会主义成分并存。这时候，在政治上将认真补上民主革命的课，以创造自由、公平、民主的社会生活；在经济上则将长期处于商品市场经济阶段，这种市场经济虽然总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并且是和国家的宏观调控相结合的。但是，必须容纳其他各种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包括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如此等等。因此可以说，这些理论的提出和相应的政策的推行，实际上使社会主义进入了它历史上的第三个阶段。
你提到重建意识形态的问题，历史上任何生机勃勃的革命性学说，年久必生弊端，甚至被弄得面目全非。1978年开始的拨乱反正，可看作是重建意识形态的开始。邓小平为重建工作作出了贡献。但是，真理是一个过程。最优秀的人（包括马克思在内）也只能在其中的某一方面作出某种一定的贡献。时代不同了，马克思时代还是欧洲工业化初期，现在已是电脑资讯时代了。新时代，新问题，新知识，必当有新人来承担并逐步推进这项工作，并且其中还要不断地修正错误。
甲：你的这番宏论使我对邓小平的理论贡献和事功顿开视野。如此看来，邓小平提出“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有重大历史背景的，是科学地务实地回答了（或扭转了）十月革命以来社会主义运动中长期存在的问题。照有的理论家的说法，这就是向一直猖獗并制造无穷祸害的“左”倾空想共产主义势力提出挑战。邓小平回答自己提出的问题，我记得，他的反面回答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以阶级斗争为纲”不是建设社会主义，搞僵化的计划经济不是社会主义，闭关锁国不是建设社会主义，也不是真正的自力更生，等等。而他的正面回答是：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此就要始终把经济建设任务摆在首位，使人民生活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等等。我想知道的是，邓小平有没有为社会主义下过定义，国内有人写文章说邓小平为社会主义下了新的定义。
乙：据我所知，没有。估计邓小平不会这样做。恩格斯说过，一切定义只有微小的价值。下定义有时等于自缚手足，或者只是提供某种僵化教条的公式，于实践不利。邓小平只是指出社会主义（而且是特定条件下的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理想目标。我还要请你特别注意一个问题：对历史上社会主义者长期面对的如何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相互关系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涵盖面很广，这里主要是指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邓小平的回答表现出惊人的理论勇气和政治智慧。
甲：这正是教条主义所忌讳的一个问题。你几次提到这个问题，这里的困难是否在于容易混淆两者的界限？姓“社”姓“资”的争论就是这样引起来的吧？这里是不是也真的包含着某种风险？
乙：马克思的解放“新社会因素”，是从资本主义的胎胞中解放出来，是在资本主义胎胞中孕育成熟的。列宁的“创造新社会因素”也不是凭空创造的，更不是用“土法”创造出来的，这里首先要继承、吸收人类社会（首先是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创造出来的那些发展生产力的办法、形式及其先进管理经验以及先进科学技术等。而这又必须依靠发展商品市场经济，排除自然经济遗留下来的一切旧因素。这里我想说明一点：商品市场经济是在自然经济之后的一个必经的自然发展阶段，并不是资本主义或资产阶级创造了商品市场经济，而是西方封建社会中的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才产生了占优势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因此，不能将商品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看成一个东西（虽然资本主义是将商品市场经济大大地推进了），商品市场经济可以为资本主义所用，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所用。
从苏联开始，公有制一直采取国家所有制的形式，这一形式如果不在政治上、经济上作出严格限制并正确加以规范，往往容易轻而易举地蜕化为特权或特权阶层所有制，阻止向社会所有制过渡。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企分开，有可能摸索出向社会所有制过渡的某种形式、途径——这是摆在我们面前为摆脱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旧模式所提供的一种可能的演变途径，是值得经济学家研究的。
我们改变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外开放，吸引大量外资、先进技术到国内来，开办合资企业、三资企业、外国独资企业等，大胆融入经济全球化潮流而又与 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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