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大同的中国大古都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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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9-26

  安大钧

    首先声明，这篇拙作不是一篇论文。一是因为文章中的诸多观点都是全国一些著名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二是因为我没有写这方面论文的能力，在古都学方面我还是个外行，这篇拙作只是资料的堆积。如果说我的作用，在这篇文章中顶多只是做了些整理、综合与概括的工作。
    中国古都学会为大古都制定了这样一个学术标准：1.它应是中国历史上主流（或主体、主干）王朝或政权的都城；2.它有着较长的作为都城的时间，一般而言应在200年以上；3.它有着相当大的城址规模；4.在它的遗址上或近旁存在后续城市，且应是国家级或较高级别规格的区域性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按照这个标准衡量古都大同：1.大同是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的主流（或主体、主干）王朝的都城（北魏平城），这在魏书和北史中均有专门记载，在二十四史的其他几本书中亦有记载；大同是辽和金的西京，这在二十四史中的辽史和金史里也有专门记载。2.大同有着较长的都城的时间，北魏在此建都96年，之前作为大代（313至376年）之南都63年，连同拓跋珪未入平城前（386至398年）12年，迁都洛阳后作为北京的49年；作为辽和金之西京190年；共410年。3.它有着相当大的城址规模，史书记载和考古发掘证明，它的中城周回20里，郭城周回32里，西宫城也有20里（注：这里均为当时尺度）。辽金西京周回均为20里。北魏平城如加上周边的东、西、南、北四苑中的行宫，那就比现在的大同还要大许多。据史载，北魏时迁入平城京畿地区的人口有百万之多。4.在它的遗址上或近旁存在大的后续城市。大同作为城市自赵武灵王建城以来，至汉平城、北魏平城，至辽金西京、明清大同镇，至今，其城址从未发生过位移，城市的南北中轴线始终未变。这在我国众多古都中是少见的。当今的大同是国务院首批批准的全国13个较大城市之一，是山西省的第二大城市，如按人口计算则是城市人口在百万以上的特大城市。这四个方面说明，大同作为大古都是符合中国古都学会制定的学术标准的。
    此外，作为国务院首批批准的24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的古都大同，自北魏建都平城至今已逾1600多年，但仍保存着丰厚的古都历史文化遗存，体现着皇城气象。它有体现佛教政治化、本土化，体现中外文化、汉夷文化相融合，体现北魏前、中期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云冈石窟；有体现北魏皇帝皇后陵寝文化的北魏金陵、方山文明太后陵；有体现北魏礼制文化的明堂遗址；有体现北魏宮城文化的平城一、二、三号遗址和灵泉宫、灵泉池遗址；有承载着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北魏遗存北岳恒山悬空寺；有战国、汉、北魏、隋唐、辽金元、明清多个历史文化层叠加的古城墙；有梁思成先生考证、测绘并高度评价的辽金西京的古建筑善化寺大雄宝殿、天王殿、普贤阁和华严寺薄伽教藏殿、大雄宝殿；有明朝代王府九龙壁、广智门和宮殿遗址；还有从众多北魏、辽金墓葬中出土的国家一级文物。市区、市郊就有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七处。作为北魏京华、辽金“非亲王不得主之”陪都和明代九边重镇之一的大同，有着这么多的古都文化遗存，这在我国古都包括现有八大古都中都是少见的。
    再从古都大同的品格及贡献上看：
    大同的品格就是煤炭的品格：牺牲自我，奉献光热。
    大同文化的精髓就是：自强不息，改革创新，厚德载物，包容和合。
    大同的历史性贡献就是：促进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促进了多源汇流、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具体地说，作为北魏京华、辽金陪都、明清重镇的古都大同为人类、为世界作出了以下巨大的历史性贡献：
    一、民族融合的大平台，在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壮大中，贡献卓著
    大同地处塞上，历史上是少数民族和汉族杂居之地，是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交汇融合之处。研究中国民族融合史的专家、学者普遍认为，历史上的民族大融合共有四次，分别发生在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辽金、元清。前三次大同都是大平台，后一次也与大同有关。两院院士、全国著名城市规划建设专家周干峙指出：“在中国历史上，大同为抗击外来干扰，促进民族大融合，促成汉民族最初形成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作出过重大贡献。”刘庆柱先生在大同考察时也说，在中华民族的形成历史上，大同是重要的节点。
    据魏书记载，拓跋鲜卑建立大代和北魏政权前后在桑干河上游地区，一万人以上的人口迁徙就有11次。
    穆帝二年（晋永嘉四年、公元310年）代公拓跋猗卢占有桑干河上游，南徙十万家、40至50万人居于东接代郡，西至西河之间。
    天兴元年（公元398年）徙山东六州民吏及徒何、高丽杂夷36万，百工伎巧十万余口于京师平城。
    ……
    北魏平城时期，是汉人与北方匈奴、东胡、西胡快速融合的时期，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最初形成的时期。作为辽和金的陪都，大同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壮大的进程中再次起到了大熔炉的作用。
    二、都城建设的里程碑。在都城发展史上，规划科学，文化交融，师法自然，天人合一，宫城坐北面南，中轴对称，首开规范的坊里制、三城制，路网棋盘交错，九衢通达，独具特色，影响深远
    早在1600多年前，郦道元就在《水经注·氵纍水》中生动地描绘过平城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
   唐代张嵩和吕令问在《云中古城赋》中是这样描述平城的：张嵩曰：“灵台山立，壁水池圆；双阙万仞，九衢四达；羽旄林森，堂殿交葛”。吕令问曰：“百堵齐矗，九衢相望；歌台舞榭，月殿云堂。”
    周干峙先生在评价北魏平城时指出：“公元5世纪初，北魏平城的规划建设也曾在世界上独领风骚。平城时代积累的比较完备的规划理念及方法，对于我国后来规划建设的北魏洛阳、隋唐长安、元大都和明清北京城，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国城市发展史上一座重要的里程碑。”
    定都平城之初，开国皇帝拓跋珪一改“居无定所”的习惯，高度重视都城的规划与建设。不仅亲自到邺城考察，“巡登台榭，遍览宫城，将有定都之意，乃置行宫。”（ 《 魏书·莫含·附孙莫题》） 还派能工巧匠到邺城学习，“太祖欲广宫室，规度平城四方数十里，将模邺、洛、长安之制。（ 《 魏书·莫含传》）“天兴元年（398年）始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
    平城在规划理念上，祟尚先进，文化融合；空间布局上，宫城居北，中轴对称；路网架构上，棋盘交错，经纬分明；建设用地上，功能清晰，结构严谨；生态环境上，师法自然，天人合一；城市建筑上，殿堂宫阙，楼阁观亭，苑囿台榭，各具特色，结构奇巧，造型多样。
    平城首开宫城、中城、郭城三城制。首开规范的里坊制，“其郭城绕宫城南，悉筑为坊，坊开巷。坊大者容四五百家，小者六七十家。每闭坊搜检，以备奸巧。” （《南齐书·魏虏传》）首开农耕、游牧两种文化结合的苑囿制。首开京城建孔子庙的祭孔制。
    北魏作为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而建立的王朝，在都城建设上既崇尚先进，效法先进，学习曹魏邺城和汉长安、洛阳的经验，又将本民族的文化理念融入都城建设，有所创新，有所发展，为迁都后的洛阳的都城建设提供了范本，正如周干峙所讲，是都城建设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三、改革创新的大舞台，在北魏平城演绎了一场班禄制、三长制、均田制、租调制的波澜壮阔的活剧，影响深远，荫及盛唐
    国学大师陈寅恪指出：“隋唐之制度虽极广博纷复，然究析其因素，不岀三源：一曰（北）魏、（北）齐，二曰梁、陈，三曰（西）魏、周。”余秋雨先生说：“大唐从北魏走来”。 
    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副会长、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李书吉在评价北魏太和改制时指出：这是一次社会性的改革。就是说这次改革不是局部的、零散的，而是一次社会性的系统工程。它涉及政治、军事、经济、礼制、法律、宗教、文化、习俗等社会制度、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和诸多层次。换句话说，它是中世纪对中国封建社会制度进行的一次综合性的变革。笔者同时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改革意义重大的有三次：第一次是春秋战国时的商鞅变法。第二次就是北魏孝文帝改革。第三次是明代张居正的改革。前一次是由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变革。后一次促进了资本主义在中国的萌芽。而中间这次改革是由中国的民族问题引起的。这三次改革都极具典型性，它是由中国社会发展的自身过渡和多民族融合的客观条件造成的。‘它’不是简单的汉化。具体地说，它既不是汉代制度化，也不是魏晋制度化，更非南朝化。虽然这次改革是伴随拓跋族及其他北来的少数民族完成由游牧经济到农耕经济，由部落联盟或酋邦组织到皇权政治，由草原文化到华夏文明的过渡而展开的，但同时在此三个过渡中也实际上触及到自秦以来汉族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社会性弊端和顽症。而其改革的结果是在以拓跋族为代表的少数民族在完成自身社会阶段的过渡、跨越的基础上，也使汉族的正在走向成熟的封建制度得以相当程度上的完善。所以，孝文帝改革之所以是成功的，是因为这次改革对汉民族固有的制度和少数民族固有传统两方面的改造。这次改革是双向的、不是单向的，不是单纯的向汉族学习，单纯的汉化，实际的情况是，比较落后的游牧民族在加入先进制度行列的同时。也为汉民族输送了新的血液。‘它’所奠定的北朝社会制度是从汉到唐两个封建社会高峰之间的一个主脉。从制度上说孝文帝改革所奠定的北魏乃至北朝是一个版块。这个制度版块基本上为隋唐所因袭。”
    四、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大熔炉，在中华文明的升华中，在中华文化三大支柱的形成中，固础奠基、功不可没
    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会长、华南师大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导师李凭在提供给古都大同城市文化建设学术研讨会的论文中写道：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族的外迁与草原民族的内徙，引起了汹涌蓬勃的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运动，这不仅大大丰富了中华民族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而且使古老的传统文明具有了强劲的新鲜活力。处在秦汉和隋唐两大统一帝国之间的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中承上启下的时代，它与大一统的时代同样辉煌、伟大。处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转折节点者，则是北魏平城时代。
    在北魏平城时代，无论中原还是周边的文明均齐聚京师，传统的农耕文明在平城渗透入强劲的游牧文明之新鲜活力，随着安定统一局面的逐步形成而得到整体升华，成为代表全体民族的中华文明。
    处于平城时代中心的平城，从介于农耕区与草原区的兵家必争之地，一跃而占据京师地位；经过将近一个世纪的融汇和提升，从此跻身于中华历史长河中的九大古都，乃是中华文明发展的必然。
    平城因历史的契机确立了崇高的文明古都地位，又因多姿的历史文化影响至今，还因绚丽的石窟文物与艺术而辉映未来。”
    北魏平城时代，不仅促进了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融合，而且随着佛教的兴盛和佛教政治化，也促进了儒、释、道三教的激烈碰撞和快速融合。
    国学大师汤用彤在《魏晋南北朝佛教史》佛教之北统一章中描述了平城佛教之盛况，指出了平城佛教之特点，分析了儒、释、道三教之关系。   
   北魏建国家大寺四十七座，王公贵族寺八百三十九座，百姓建寺三万余座，总度僧尼二百万人。是南朝的数倍至二十多倍。
    北魏平城时代还兴盛了五台山和嵩山的佛教，对这两个佛教中心的形成起到了奠基的作用。
    北魏平城佛教开创了“佛即帝、帝即佛”的新局面，首次建立了僧官制度、寺院经济制度和僧尼外围的邑社组织。
    五、古代艺术的新模式，无论是北魏云冈石窟的五万多尊石雕，还是辽金华严寺、善化寺的彩绘泥塑，都是旷世精品，创造了“云冈模式”、“大同模式”
    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和郑振铎、冰心等大师分别在20世纪30、40年代对大同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考察，对大同的建筑艺术、雕塑艺术、壁画艺术和油饰彩绘艺术都作出了极高评价。金维诺、宿白、罗哲文、丁明夷、冯骥才等当代著名文化学者、美术史论家、考古学家也给予了同样的赞誉。
    他们是这样评价的：
    郑振铎于1934年7月和谢冰心夫妇及顾颉刚、许地山等作家一行，从北平到包头旅游时，在大同逗留了六天，先后游览了上、下华严寺、九龙壁、善化寺、云冈石窟等地，沿途写了《西行书简》一书。他写道：“过大同的人，没有一个不熟于云冈石窟之名。这是北魏时代的一个伟大的艺术宝窟。我憧憬于兹者已有好多年，到大同的目的，大半在游云冈。但并不是说，城内便没有可逛的地方。大同城内也到处都是古迹，都有伟大的建筑物和艺术品在着。在大同，便够你逛个十天八天，逛个心满意足，还使你流连徘徊，不忍即返。……”
    “走过一条街便是下华严寺。到这下寺却使我们感到走进一个保存古物的金库里去。上寺的佛像是庄严的，但这里的佛像，特别倚立着的几尊菩萨像，却是那样的美丽。那脸部，那眼睛，那耳朵，那双唇，那手指，那赤裸的双足，那婀娜的细腰，几乎无一处不是最美丽的艺术品，最漂亮的范型。那倚立着的姿态，娇媚无比啊，不是和洛夫博物馆的米洛斯的维那斯有些相同么？那衣服的褶痕、线条，那一处不是柔和着最柔软的丝布的，不像是泥塑的，是翩翩欲活的美人。”
    “（善化寺） 大殿上，正座有佛像五尊，作风和上华严寺的略同，像后的火焰也极细致，殿的东西，各有十二立像，除四大金刚外，有菩萨像，有女像。菩萨像，有怒目的，有慈祥的，有欣喜的；女像则大都端庄美好，其中有鬼子母像，也并无凶狠之态。这二十四尊像是无价之宝物；宋金时代的文臣武将，命妇闺秀的衣冠装束，几皆保存在这里。那服饰，和唐代的不同，和元以后的也不同。特别是，妇人们的穿戴，从头上直到脚下，无一不是考古者重要的资料。”
    冰心在《大同日记》 中写道：“（云冈石窟雕刻 ）万亿化身，罗刻满山，鬼斧神工，骇人心目。一如来，一世界，一翼、一蹄、一花、一叶，各具精严，写不胜写，画不胜画。后顾方作无限之留恋，前瞻又引起无量之企求，目不能注，足不能停，如偷儿骤入宝库，神魂丧失，莫知所携，事后追忆亦如梦入天宫，醒后心自知而口不能道，此时方知文字之无用了！”
    冯骥才在《大同雕塑全集·总序》中 写道：“自北魏至清代长达一千多年的岁月里，大同雕塑是一册厚重的艺术史，代无空缺。这种大同人司空见惯的艺术，渐渐潜入他们的血液，化为这个城市人人熟习的精神和审美语言，弥漫在人们的生活中；从建筑、家具、工艺装饰到日常身边各样的器物上，雕工刻艺随处可见。为此，我们不仅把雕塑看做这座城市的历史财富，更视为它的文化基因。一方面把它当做这块土地应当继承的传统，一方面将其认定为城市发展的文化原点和起点。”
    丁明夷在《大同雕塑的国家性格和民族性格》中写道：“大同是国都、佛都和雕塑之都（艺都）三位一体之所在。国都之佛教及其造像，影响遍及全国。佛教中心同是造像中心。一千多年来大同积聚了浓厚的造像传统和人才的储备，其造像形式及风格，历来是引领时尚，标榜创新的典型和模式。……至于辽、金时期大同佛寺的彩塑作品，以其别开生面的造型和风格称誉全国，契丹和女真族的造像艺术家，以其独特的视角和体验，创造出新的作品。擅于雕造御容和大量影堂的他们，作品清新朴实，具有浓郁的写真作风。在这里，减弱的是超凡入圣的佛堂氛围，强化的是贴近生活的人间生气。这是民族雕塑大师在继承先贤之上的潜心运作。”
    六、军事防御的大前沿，在都城建设上，首开宫城、中城、郭城三城制，在都城外围上首开城墙、塞围、长城“三线制”
    大同位于山西省北部，居晋、冀、内蒙古三省（区）交界之地，介于内外长城之间。历史上，发生在这里的大小战役战斗达1000次以上，著名的战役如白登之战、参合陂之战等有八次之多，震惊中外的平型关大捷也发生在这里。
    战国时赵武灵王在此建城，胡服骑射，北破林胡。赵之名将李牧“常居云中、雁门，备匈奴”，统帅十万人的军队。汉大将蒙恬“筑城武周塞内，以备胡”。
    北魏平城规划有京畿和郊甸。京畿地区为：东至代郡（河北蔚县暖泉镇西）、西及善无（右玉南古城村）、南及阴馆（朔县东南夏官村）、北尽参合（阳高县东北）。 郊甸范围为：东至上谷军都关（北京昌平北）、西至黄河、南至中山隘门塞（灵丘县东南）、北至五原（包头市西）。北魏平城的京城设有宫、外、郭三道城墙，京畿设塞围，郊甸筑一千四百多里长城。
    大同“山环采凉，水抱桑干，为京师之藩屏，自昔用武地也”。“长城界其北，雁塞峙其南，西眺朔漠，东瞻白登，屏全晋而拱神京，巍然重镇”。“东连上谷，南达并恒，西界黄河，北控沙漠，居边疆之要害”大同于京师，“尤为建瓴之势，朝发白登，暮叩紫荆，则国门以外，皆战场也”。明代作为九边重镇之首更筑起了高十四米的砖包城墙。大同作为边防重心，兵力达到全国总兵力的十二分之一。《读史方舆纪要》分析说，土木之变时，外敌虽然逼近北京近郊，但由于“大同犄其后”，进行牵制，才使京城未陷。从此，“关门告惊，未尝不以大同为锁钥之寄”纵观大同全境，“山川险固，关隘深严，控燕晋之要冲，为边陲之屏蔽”，“屹为要区”。 
    一个人、一群体，一朝代、一城市，其历史地位取决于它的作为、它的成就、它的影响，取决于他对人类、对世界的贡献。作为古都、佛都、艺都、军都、融合之都、改革之都的大同，特殊的地理位置、特殊的人类族群、特殊的历史成就和贡献，决定了他的历史地位和特殊价值。大同是个大古都，这是对它巨大贡献的回报，是对它应有的名分的承认，也是对最伟大、最具有牺牲奉献精神的拓跋鲜卑的奖赏！大同是大古都，而且是特殊的、具有重要意义的大古都，是名实相符、实至名归的大古都！
   我们应该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上，站在中华文化的立场上，看待拓跋鲜卑主政中原的北魏，看待契丹、女真主政中原的辽、金，放弃重汉轻夷、重中轻边的观念，放弃封建正统思想。无论是科学的基因分析，还是全面的肤纹考察，纯种的汉族已不复存在，中华56个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是历史演进的必然！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中华文明的生生不息，因为它是多源汇流的。尧与舜、华与夏、汉与夷的融合，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融合，儒、释、道三教的融合，才造就了五千年不朽的中华文化。这就是中华文明与古印度、古埃及、古巴比伦文明的根本差异！全面、客观、科学、准确地看待历史，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作者系中国古都学会副会长、大同古城保护和修复研究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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