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批“黑画”运动始末

“四人帮”批“黑画”运动始末
2008年08月26日 14:38文摘
“文化大革命”后期,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批林批孔运动。“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阴谋的需要,借机在美术界掀起了所谓的批“黑画”运动,声称要反击所谓“美术领域黑线回潮的复辟逆流”。这些批判无中生有、牵强附会、歪曲篡改,十分荒唐可笑。
矛头对准周恩来
在“文化大革命”中,自封为“文化旗手”的江青在美术界兴风作浪。她的一句话既可以使一幅美术作品一炮走红,使其作者马上名扬天下,也可以使一件美术作品遭到封杀,将一位画家打入十八层地狱。在各种运动中,江青大肆迫害美术工作者,制造了大批的冤假错案,一大批知名的画家被打倒,很多优秀的美术作品,被扣上了各种各样的“莫须有”的政治罪名而遭到批判,我国的美术事业因此遭受严重的摧残和破坏,整个美术界百花凋零,出口工艺美术品与对外宣传中国画等方面一度处于停滞状态。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周恩来遵照毛泽东在对外宣传中“不要强加于人”和“内外有别”等重要指示,明确指示要扩大工艺美术品的出口,在宾馆中要布置中国画,加强对外宣传工作。只要不是反动的、丑恶的、黄色的东西都可以组织生产和安排出口。周恩来还特别指出,宾馆布置要朴素大方,要能反映我国悠久的文化历史,要有民族风格和时代风格,要挂中国画,从古到今都要有。有关部门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组织全国各地的美术工作者创作了一批美术作品。
1974年春,批林批孔运动一开始,在江青的策动下,整个美术界又掀起了一股狂风巨浪。他们抓住宾馆画、出口画的问题大做文章,借题发挥,策划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批“黑画”闹剧,声称要反击所谓“美术领域黑线回潮的复辟逆流”,将矛头指向周恩来。
批判《中国画》
“四人帮”在美术界制造的所谓的批“黑画”运动是从批判《中国画》画册开始的。
《中国画》这本画册是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为了出口宣传的需要,由当时的外贸部门印制的一本出口画样本,作为工艺品出口的广告。这样做,对于扩大中国在世界的影响、促进外交工作、增加出口创汇等都是有利的。《中国画》不仅收录了一些知名的国画家当时创作的绘画作品,而且还收录了他们以前的一些代表性作品。
1974年1月2日,姚文元首先在上海发起了对《中国画》的批判。在上海市委的一次会议上,姚文元拿着这本画册,蛮横地指责是“黑山黑水”、“复辟逆流”,说它是什么“迎合西方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货色,是一本地地道道的‘克己复礼’画册”。画册里有一幅题为《迎春》的图画,画的是迎春花前引颈高鸣的公鸡,画面充满盎然生机。对此,姚文元居然写下了这样的批示:“这幅画在画幅的上端画了几枝淡淡的迎春花,整幅画突出地描绘了一只怒气冲冲的公鸡。这只公鸡嘴紧闭,冠高竖,颈羽怒张,双爪抓地,翻着白眼怒目而视,尾巴翘到了天上去,完全是一副随时准备向‘春天’飞扑过去的那种恶狠狠的神气和架势。……这哪里是在迎春,完全是对社会主义的春天,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所出现的欣欣向荣的景象的极端仇视。在这只怒气冲冲、尾巴翘到天上去了的公鸡身上,寄托了今天社会上一小撮‘复辟狂’的阴暗心理,他们不甘心自己的失败,随时随地准备同无产阶级决一死战。”四人帮”在上海的死党徐景贤紧跟姚文元,说今天社会上一小撮“复辟狂”,“不甘心自己的失败,随时随地准备同无产阶级决一死战”。一只公鸡,一丛迎春花,如此简单明了的画面,被他们一说,竟然成了对“社会主义的春天”的“极端仇视”的象征。
于是,在姚文元亲自组织和部署下,“四人帮”在上海的爪牙纷纷粉墨登场。在1974年2月25日上海美术馆的一次会议上,“四人帮”在上海的死党公开点名批判《中国画》画册以及兄弟省市的一些作品,下令“对美术领域中的复辟逆流,要进行反击”,并且用市委办公室文件的形式,抛出了所谓“市委领导同志对《中国画》画册的意见”,攻击说,画册“集中暴露了我们外贸工作和美术工作的严重问题”。“在外汇面前……右倾投降,拿出这样的作品,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作为社会主义中国人的气概跑到哪里去了呢?”
1974年3月20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同时在第二版刊登了题为《一本地地道道的“复礼”、翻案的画册》的长篇文章,这是批判《中国画》的所谓“重磅炮弹”。
3月28日,“四人帮”在上海的死党给《解放日报》和《文汇报》下了这样的批示:“批判《中国画》的版面还要继续搞几版,版面可标通栏《深批‘克己复礼’,击退美术领域的复辟逆流》,以和北京即将展开的批判相衔接。”嗣后,两报连篇累牍地发表大量批判文章。4月7日,这位负责人又在一个内部情况上批示:“请工艺美术研究室和文化局一起将坏画收集起来展出,供批判。”然后,又亲自下令,指定上海市总工会、团市委、市妇联、出版社和文化局一起,召开几千人的跨行业、跨系统的批判大会。
《中国画》画册被“四人帮”攻击为“毒草画册”。有一篇题为《赞香花,除毒草》的批判文章写道:“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和广大群众唱着相反的调子,说什么‘文化大革命以后的美展,没有一幅好作品’呀;‘工农兵的画政治内容虽好,但艺术水平太差’呀,等等。对美术战线的丰硕成果,视而不见,对工农兵的创作,横加指责。可是,他们对那些散发封、资、修艺术臭气,抒发没落阶级的感情,满纸都是‘野、乱、怪、黑’的所谓作品,却兴致勃勃,十分爱好,满口称赞,甚至捧上了天!最近,我们看到了一本题为《中国画》的画册,是由轻工业进出口公司上海市工艺品分公司某些人新编的,其中大部分作品就是‘野、乱、怪、黑’的典型代表。画册前面的《出版说明》说:‘新中国诞生后,广大中国画作者在毛主席“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指引下,批判地继承和发挥了中国画传统,使作品具有新思想、新内容和新风格,颇受国内外中国画爱好者欢迎。’这里只字不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好像建国以来,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我们不禁要问这本画册的编印者,你们到底承认不承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承认不承认文化大革命以前的17年,文艺界是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专政这个事实?难道新中国诞生后,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不存在了吗?这本画册的编印者把这些所谓‘三新’,实为‘三怪’的黑货拿来上市,并介绍给外国人,试问,作为伟大社会主义中国人的气概,跑到哪儿去了呢?”
这篇文章居然还进一步说:“而毒草画册中的作品,又画了些什么?抒发了哪个阶级的感情?只要略举几幅就清楚了。首先,我们看看题为《迎春》的那幅吧。作者画了一只翘着尾巴、翻着白眼、张牙舞爪、怒不可遏的好斗的公鸡,站在凌乱、苍白的迎春花下‘迎春’。它要迎的是哪个阶级的‘春’?我们知道,一幅美术作品,都是通过具体的艺术形象,直接或间接地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的。那么《迎春》的作者不正是通过他笔下的公鸡这一特定的艺术形象,来发泄他对社会主义现实、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不满之情吗?画公鸡白眼,和强调它的气势汹汹,寓意什么呢?这只公鸡的形象,不是象征一小撮牛鬼蛇神,又象征谁呢?这哪里是什么‘迎春’,分明是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立场,代表帝、修、反和国内被打倒的阶级,在咒骂社会主义的春天。再看另一幅题为《秋》的作品,又到底画了些什么吧:一堆奇形怪状、不死不活的牛群;一个戴镯持花、蓬头散发、眼神迷离的放牛女娃;在一头伸着懒腰的牛背上停着一对谈情的小鸟。这是哪个时代的秋天?这是哪个阶级的现实?显然,作者是用抽象派的手法,用封建士大夫的情调,臆想出来的情节,来百般丑化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这幅画是1973年作于‘黄浦西岸’的。这是对我们浦江两岸欣欣向荣的、金色的秋天的歪曲,也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否定和诬蔑!无独有偶,在这本毒草画册中,还有一幅题为《山区》的东西,也是画的农村秋景,可是在阴暗漆黑的画面上不见一个人影,几座惨白的房子,好似中世纪的修道院,层层的怪山,丛丛的奇树,又黑又冷,阴森可怖。原来这是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作品,在文化大革命中曾受到革命群众的严肃批判,画册的编印者又在今天抛了出来,究竟想干什么?岂不发人深省吗?”
举办“批黑画”展览
1974年2月15日,批“黑画”展览在中国美术馆和人民大会堂展出,名曰“批林批孔联系美术战线实际”,共展出18位画家的215幅作品。这些所谓的“黑画”都是“四人帮”派人去全国十几个省、市,去国际俱乐部、北京饭店、荣宝斋、文物商店、北京画院、美术学院等处连骗带诈收罗来的。
《黑画展前言》这样写道:“这批黑画严重歪曲了社会主义新面貌,丑化了工农兵形象。有些不断含沙射影,是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毒草,有的甚至公开为叛徒林彪翻案,而它们的产生是得到某些人公开鼓励和支持的。至于作者情况也不尽相同,有些是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和对社会主义心怀不满的人,有些是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还有些是崇拜资产阶级专家,盲求野、乱、怪、黑的青年人。这些坏画作为刘少奇、林彪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典型事例被揭发出来,说明在大好形势下美术领域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仍十分尖锐激烈。反动阶级并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他们在拉拢腐蚀美术队伍,争夺思想阵地等方面,向无产阶级发动进攻,这是一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占领和反占领、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而这一切是发生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今天,特别值得我们深思。”
接着,江青卵翼下的写作班子以“初澜”的笔名,发表了一篇题为《坚持文艺革命,反对复辟倒退——反击美术领域文艺黑线回潮》的文章,赤裸裸地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反动倾向十分露骨的黑画,竟然得到了某些人的鼓励和支持,为之开绿灯。”
这次展览被认为“黑画”的作品,主要是那些为北京各大宾馆制作的中国画。例如,1969年和1973年北京饭店两次布置的宾馆画,都是北京饭店党委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组织一些美术工作者遵循毛泽东的革命外交路线和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制作的,在制作过程中曾多次得到周恩来亲切关怀。这些美术作品当时也是经“四人帮”的死党们事先看过的,并且也曾表过态说多少幅能用,多少幅不能用。然而,到了1974年初,他们为了配合批林批孔,另搞一套,又采取阴谋手段,谎称借用,连夜布置了一个“黑画展”,进行“批判”。
黄永玉的《猫头鹰》被列为“黑画展览会”的榜首。为了搜罗“黑画”的行踪,“四人帮”的黑干将还派人去上海调查黄永玉等人在上海大厦画画的情况,并向组织上写了一篇调查材料。其中有这样的内容:“黄画了一张国画,在一只鸟的眼圈上有十二个白点,很像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当地有人指出这个问题。”“黄在上海专门去找一位老画家,要了一幅有麻雀的画,黄要求要画很多麻雀,这是影射1958年打麻雀运动……”
宗其香所画的画面上有3只虎,硬是被说成是3只虎构成一个“彪”字,虎虎有生气,画的自然是林彪无疑了。林彪早在蒙古温都尔汗自我爆炸,你还说他虎虎有生气,明目张胆地为叛国分子招魂,这还了得,砸烂你的狗头!
李苦禅画的《残荷图》画了8朵荷花,画面右侧的墨荷下,露有半截青石,青石上站着一只翠鸟,结果,硬被加上了“恶毒攻击”的罪名:“四人帮”及其同伙硬说那只鸟是暗讽“江青称霸”;至于那8朵荷花,则是影射8个“样板戏”没人看……
著名版画家彦涵也有不少的国画小品被列入“黑画”之林。李斛的两幅水墨小品也被挂在“黑画展览会”上,其中一幅《三峡夜航》本是歌颂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伟大成就的,表现作为“蜀道难”的三峡由于疏浚了航道,夜间也能行驶了。可是,由于画面表现的时间是在晚上,自然是在黑黢黢的背景下出现灯光和正在航行的船只,于是也被列入“黑画”的队伍,真是荒谬至极!
草草收场
这场以批判《中国画》画册为开端的批“黑画”运动波及全国,殃及整个美术界,其范围之广、程度之深,可以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除北京、上海外,陕西也是“重灾区”,有20多位画家被扣上了“黑画家”、“反动画家”的帽子。曾担任“美协”西安分会主席、长安画派的主将石鲁遭到了“莫须有”的批判。陕西省有关部门专门成立了批判“反动画家”石鲁筹备组,还调集西安大专院校几十名政治、文学、历史和美术界的学者批注石鲁“黑画”,搞出了一本《石鲁反动字画批注》。一份报送这个批判材料的请示报告中说:“1973年,石鲁趁征集国画、书法出口之机,通过西安外贸部门和外贸部门的个别干部,将《猫虎镇宅图》、《文康载道》等一批反动字画相继抛出。这些反动字画中,有的托物寓意,借题发挥,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有的横涂乱抹,用‘野、怪、乱、黑’的画法,歪曲和丑化社会主义现实,有的狂热地宣扬反动没落的孔孟之道。”在《石鲁反动字画批注》中,石鲁画的一幅梅图及题写的咏梅诗(“梅为雪而娇,寒宵更放豪。惟余风漫舞,还看春正高。”)被批注为:“倒梅者,倒霉也。石鲁此画以攻击文化大革命。但是他并不甘心倒霉,他要在忍受中求得重生,傲寒风,‘更放豪’,等待来日‘春正高’,这就是要继续和无产阶级进行较量。”《猫虎镇宅图》被批注道:“石鲁别有用心地在1971年冬将过去的‘猛虎镇宅’改为‘猫虎镇宅’,其罪恶目的就是攻击无产阶级专政。”《风流千载》被扣上了“无耻地吹捧林彪是芳名流传千载的风流人物”的帽子。《富贵于我如浮云,凡华粉色伤精神》被指责为“对于文艺黑线赏赐的富贵荣华感恩戴德,现在又借孔老二之口指桑骂槐地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和新生事物是庸俗的荣华‘富贵’、大‘伤精神’的‘凡华粉色’,其反动立场何等鲜明”。
江青在美术界的亲信王曼恬还组织了一班秀才,炮制出一系列批判“黑画”的文章,还将一大叠“黑画”的照片带来请毛泽东过目,一俟获得“恩准”,准备立即在“两报一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的简称)上掀起批判的高潮。毛泽东不慌不忙地翻看着这些照片,脸上时而露出微笑,时而显出欣赏之意,甚至称赞画得不错。站在一旁的王曼恬忍不住了,提醒说:“主席,这都是些黑画呀!”“黑?这不算黑?那还有泼墨呢。”毛泽东漫不经心地说。王曼恬一听更急了:“您再看看这幅猫头鹰,是一眼睁一眼闭的呀!安的是什么心么……”毛泽东接过她的话头说:“是呀,这种鸟就是这样的,总是一只眼休息一只眼工作。劳逸结合哟!”王曼恬仍不甘心,又凑到近前:“主席,您看还有这幅李苦禅画的残荷……”毛泽东眼睛忽然一亮,恍然说:“苦禅?噢,我记起来了。建国初期,他生活很困难喽,还给我写过一封好长的信哩!”说着,他又侧过脸来问道:“那么现在他的工作安排得好吗?生活得怎么样啊?”王曼恬本想让毛泽东对李苦禅等画家的画说几句否定的话,以便回去组织对这些画家进行更严厉的批判,不料,毛泽东非但不批判,反倒关心起李苦禅的工作和生活来了。王曼恬自讨没趣,碰了一鼻子灰,只得乖乖地告辞退下。那个刚搭起来的秀才班子,也只好收摊散伙了。
这场由“四人帮”策划和发动的针对周恩来的批判“黑画”运动,尽管造成了一些恶劣的影响,但是由于没有得到毛泽东的支持,而且遭到广大美术工作者的抵制,最后不得不草草收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