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之限

经过30年的经济自由化和快速发展，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和第四大经济体。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的一项最新研究中，资深研究员、前美国财政部官员盖保德（Albert Keidel）预测，中国在2035年之前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2050年之前，中国经济总量将是美国的2倍。
盖保德在他的新书《中国经济崛起的现实与虚构》（China’s Economic Rise: Fact and Fiction）中揭开了中国崛起的神秘面纱，并以有力的证据支持了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同时，他还为中美间的合作政策举出有说服力的例证，并淡化了人民币大幅升值的要求。
盖保德总结道，“北京现在很可能能克服如经济不稳定、污染、不平等、腐败和迟滞的政治改革等种种潜在障碍”，发展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笔者大致同意他的分析。但有几点需要指出：
第一，预测经济的长期走势是很困难的，因为其间可能发生很多无法预料的问题，包括政策转向、自然灾害等。阿根廷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在20世纪初时，它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但在20世纪末期却变成了经济自由化程度最低的国家之一，不再富有。决定中国经济发展路径的主要因素，将是中国政府是否能一如既往地坚持经济自由的政策，而非背道而驰。
第二，笔者认为，盖保德对中国当前的市场社会主义体制、及其受管制的资本市场过于乐观。他认为“与其说中国的金融体系是一个义务，不如将它当作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乐观的信心来源”。但是，这一肯定的评价忽略了“强制储蓄”的存在，并认可了一个结论，决策者比自由市场的参与者更明白如何最佳配置资源。
中国有很高的储蓄率，并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分配了大量资金。不过，这些投资决策的政治色彩往往很浓，个人自由在“发展”过程中经常会被侵犯。更重要的是，正如已故的英国经济学家彼得·鲍尔（Peter Bauer）经常说的，“与其说资本积累是经济发展的推动力，不如说资本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积累起来的。”
通过吸引外资参与基础设施建设，中国可以节约稀缺的资本。正如美国在其发展初期所做的那样。资本市场自由化有助于中国缩小国内储蓄和投资之间的缺口，从而使国际收支正常化。身为资本稀缺国，做一个资本净输出国并不符合中国的利益。中国有1.8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其中大部分投资于美国的政府债券，包括目前备受质疑的房利美、房地美债券。
中国的资本市场要达到“世界级别”，首先必须结束金融抑制，走向资本自由化、以及广泛的私有产权和配套法律。中国的利率和资本管制、盯住汇率制、个人投资选择的缺乏、对信息自由传播的干涉、较差的会计环境以及政府在配置投资资金过程中的过度干预（及应运而生的腐败问题）都意味着，中国市场要达到香港市场那样的透明、高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不过，我们也要看到光明的一面。2000年开始的银行体系的改革，以及自2005年6月起，以市场为主导的汇率体系的逐步建立，都包含了中国政府的大量努力。同样，中国政府正逐渐放松对资本和利率的管制。因此，中国的金融抑制在未来10年到20年里有望逐渐消失，上海也可能成为主要的全球金融中心。
第三，盖保德的预测都基于对美国和中国通货膨胀的良性假设。但是，眼下货币发行许可由政府批准，中央银行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而政治家们仍然相信，轻微的通胀正是实现增长必需的代价。在这样的现实下，盖保德的假设恐难成立。
事实上，即使是每年2到3个百分点的温和通货膨胀，也可能在较短时间内腐蚀一国的货币价值——如今中美两国的通货膨胀都在加速。更重要的是，大部分经济学家现在意识到，通货膨胀和失业率之间并不存在一种长期的此消彼长，也就是说，通货膨胀率稍高，也不会带来失业率的永久性下降。其实，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似乎存在一种正相关，正如上世纪70年代发生的滞胀局面。在通货膨胀期间采取价格管制和信贷定额配给，也会伤及经济自由。
发生通货膨胀的原因，并非能源和食品相对价格的上涨，而是国内的货币与信贷发行量相对于真实产出的过度增长。就中国而言，通胀部分是由人民币被低估引起的。基于中国庞大的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流入，央行为了维持较低的汇率水平，就通过发行人民币，大量买入美元和其他外国货币。而国内特别是来自于国有企业的信贷需求，又刺激了投资，从而给央行带来了更大的压力。许多经济学家现在预测，中国2008年的通胀率将比4.8％的官方目标至少高出2个百分点。
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是要保证由市场决定价格并使其反映全球需求水平，同时治理通货膨胀。然而，要控制通胀，就需要货币政策更为独立、人民币名义汇率加速升值——这两点在政治上可能都较难实现。
美国经济放缓与金融市场的动荡如果持续下去，将会减弱对中国产品的需求，从而拖累中国的经济增长。而中国也需要消化过剩的产能，并放慢货币和信贷增长，以稳定价格，并增强长期发展的预期。
最后，政治对于中国发展路径的决定性不亚于经济。我同意盖保德的观点：美国和中国作为维护和培育世界经济和谐发展的关键因素，双方的协同合作蔚为重要。而每向保护主义多走一步，都是对相关各方的灾难，也会减少双方的国家财富——也许，其对中国的损害较之于盖保德的假设更甚。
只要改革者让市场成长，并接受“自发秩序”（spontaneous order）这一观念，那么市场自由主义最终会取代市场社会主义。到那时，中国人民将拥有更为广泛的选择，从而体验到真正意义的发展。
然而，要增加个人的选择，就需要政治改革。这就会威胁到中国共产党的权力垄断。这一两难如何解决，是中国未来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我希望“和平发展”的目标能够压倒其他因素的影响；也希望到2035年的时候，中国不仅是世界的最大经济体，也跻身最自由经济体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