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必武在宜昌

董必武在宜昌

       今年3月5日，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董必武诞辰120周年纪念日，诞辰纪念日前夕，我国文化出版方面传来可喜信息，由撰著专班编写，最后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审定的大型史著《董必武传》于元月出版发行。我翘首以盼这部书已有些年头，捧读散发油墨芳香的伟人传记，当南沱、南津关、三游洞、东山寺这些耳熟能详的名词映入眼帘，当生于斯长于斯的宜昌城跃然于纸上，当书中盛赞他老人家当年在宜昌的丰功伟绩，我作为盯着这段历史二十年不言放弃的一名共产党员，备感兴奋和自豪。

     火药桶上的湖北政局
    1921年的夏秋之际，宜昌爆发了史称“川军援鄂之役”的一场战争，这是北洋军阀的湖北统治者酿成的恶果。王占元是袁世凯擅权篡国的老班底之一，他来湖北6年，官职由军务帮办升任督军，两湖巡阅使，对全省祸害也与日俱增。弄得民穷财尽，群怨沸腾，军队动辄为索饷哗变殃民，尤以宜昌城的兵变最为惨烈。
    在上年１１月２９日兵变过后，一场更加惨绝人寰的兵变巨祸又落到人们头上。１９２１年６月４日晚，北洋军第二十一混成旅第十八团部分士兵倾巢出动将钱庄、当铺、商号洗劫一空。对尚未从去年兵变中恢复元气、财物不多住户和家徒四壁的穷家小户，则肆意烧杀以报复。是夜千余市民被杀戮，千余间房屋被焚毁，数以千万元计货物财产损失殆尽，惨情全省之最。紧接着沙市和省城武昌也引发兵变，官府的财政金融命脉“官钱局”、“造币厂”被焚成废墟。兵变迭起，中外震惊，舆论哗然，绅商界力主驱逐王占元，公推省议会议长屈佩兰和政界耆宿周树模赴洛阳向吴佩孚请愿驱王，而湖北籍国民党人李书城、蒋作宾、孔庚等人则主张联络广州的孙中山及其领导的革命政府，武力驱逐王占元。宜昌兵变便成了战争的导火线。

孙中山运筹帷幄
    是年春孙中山奋然崛起，５月５日正式就任非常大总统，决心完成北伐大业。他的方针是先平定两广，同时派湖北的国民党同志何成浚、蒋作宾联络湘军出兵湖北。潘正道自荐赴川欲利用旧谊游说刘湘出兵相助，孙喜不自禁修书一封请潘转交刘湘。刘读信后表示愿意，帮助组建湖北籍将领指挥的军队，孙中山颇受感动，于７月１２日以大总统的名义发布命令：“任命刘湘为四川总司令，管理全省军务兼四川省省长。”同时给潘正道加委鄂军西路军总司令的名义，命他掌管这支军队。与潘一道入川的詹大悲、彭巨川深感司令部急待充实指挥力量，乃联袂给董必武写信特邀加盟。
    湘军率先部署援鄂战役，７月２０日赵恒惕在长沙的军事会议上被推举为“湘军援鄂总司令”，调４万大军向北进攻。２８日战争爆发。湖南的行动推动了四川的进程，刘湘于是月２６日就任“川军援鄂总司令”，调２万大军向湖北进攻。

董必武赴川请兵
    董必武从友人潘正道、詹大悲那里，获知他们正肩负孙中山的军事使命频频赴川，虽深表同情，但忙于建党无遐顾及。７月下旬董必武、陈潭秋在中共“一大”会议上，主张对国民党应区别对待予以合作，未被大会采纳，但是，大会通过的党的纲领第一条规定“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支援工人阶级，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除为止。”事后证明，这就成了稍后董必武从事军事活动的指导思想。
    董必武回到武昌后，收到潘正道、詹大悲的邀请信。此时湘军方面深感吃紧，董必武深感敦促川军发兵刻不容缓，与陈潭秋商议后，认为这同党纲第一条的“革命军队”的精神相一致，决定董必武以“湖北全省自治筹备处”代表的名义赴川请兵，恰逢挚友潘怡如奉命第二次赴川途经武汉，两人使命不谋而合，乃约上朱旭东结伴启程西上。
    董必武、潘怡如一行抵奉节时，听说川军已开始行动，刘湘已将自己的警卫团和肖笙、汤子模两部交潘正道组成鄂西军，由潘任总司令。董必武一行便改乘下水船到巫山鄂西军驻地，应潘正道总司令、詹大悲秘书长热忱相邀欣然留下。将公函托人转交刘湘。

宜昌城两军鏖战
   　鄂西军和援鄂川军征用大量船只运载大军东下，一路由张冲、喻华伟两部组成，刘伯承任其先遣支队指挥官；一路由唐式遵全师组成，担任北岸攻城任务。鄂西军协同北岸的唐部实施攻城作战。逼近宜昌时，川军援鄂总部宜昌前敌总指挥唐式遵命令张冲、刘伯承率所部从三斗坪上岸追歼南岸之敌。
    鄂西军协同援鄂川军主力相继扫清宜昌外围之敌，占领平善坝、南津关、珠宝山、西宝塔、鸡冠山等雄关要隘，兵临城下。鄂西军司令部由南沱向前移至三游洞，董必武协助潘总司令坐镇指挥，潘怡如、詹大悲则轮番赴火线督战。
    北洋军主帅吴佩孚紧急命令宜昌驻军主将卢金山任鄂西防务总司令，从川鄂边界前线撤回的赵荣华为鄂西前敌总指挥，务必死保宜昌。援鄂大军夺取城外东山寺制高点，于９月１日发动第一次攻城。卢金山、赵荣华火速向大帅求援。焦头烂额的吴佩孚收到卢、赵急电后，只得密遣他的心腹周骏，利用与川军的历史渊源，赴宜昌以“和谈”为名施以缓兵之计。９月５日，英、美、日三国驻宜领事，派兵舰护送吴佩孚的全权代表周骏，赴夔府（今奉节）同川军前敌总指挥唐式遵举行停火谈判。唐也欲让部下短暂休整歇口气，故向宜昌攻城部队下令缓攻。这次和谈虽破裂，北洋军却争取了喘息的机会。[Page]
    北岸援鄂大军势如破竹，长驱直入的同时，南岸刘伯承一支劲旅大获全胜。９月２日攻占曹家畈后被敌人乘大雾偷袭，幸亏刘伯承指挥得当转危为安。９月３日挺进至偏岩子受大雨所阻，连夜精心部署后，于４日凌晨发动向南岸敌军的大本营安安庙的总攻。这里背山面水地形险要，易守难攻，敌军段其澍团欲作背水一战。
    敌人酣睡中被枪声惊醒仓皇跳下床应战，刘部官兵一阵冲杀，敌人已溃不成军，纷纷交枪当了俘虏。妄图逃命的敌人涌到江边，一窝蜂争抢上了船，却被扫落江中葬身鱼腹。是役全歼敌军一个团，共俘敌７００余名，缴获各种枪支六七百支，大炮一门和弹药、军米等辎重物资。打扫战场、清点俘虏时出现一个小插曲：俘虏人群中一个胖胖的司务长吓得跪在刘伯承面前求免一死，刘轻蔑地叫他别在这里丢丑赶快走开。不曾料到这个人就是多年后的国民党江苏省主席，人称“反共摩擦专家”的韩德勤。４０年代再次惨败在陈毅司令员手下。

吴佩孚火速驰援
    鄂西军、援鄂川军休整几天后于９月１２日发动第二次攻城战。这次攻势更加凌厉，小部队曾三次攻入城内，宜昌几乎易手，正在岳阳与湘军达成休战的吴佩孚，连接宜昌三通求援急电，立即下令调劲旅和海军第二舰队驰援宜昌，吴本人乘坐旗舰“楚振”号驰抵宜昌督战。吴氏一上岸就见守城军队四处溃逃，忙命令随员相助拼死稳住阵地，贴身副官张玉亭站在他的身旁护住大帅，竟被流弹击中殒命。潘怡如深入鄂西军前沿阵地督战，事后追忆所部沿川汉铁路地盘线的争夺战“血战约十余日，屡进屡退，旋仆旋起，尸横遍野，血肉狼藉”。
    董必武与潘正道、詹大悲商量后，由詹以鄂西军秘书长身份渡江向张冲旅长求援，张尚犹豫不定，刘伯承极力主张北渡增援，请示军长但懋辛获回电照准后，９月１８日刘伯承率先渡江加强北岸阵地。北洋军得到整师、整旅的兵员、弹药、给养的补充，又得军舰重炮的远射程炮火的支援，气焰嚣张。鄂西军和援鄂川军孤立无援、弹尽粮绝又遭遇强敌而转胜为败，拼死激战至９月２５日，被迫全线放弃阵地后撤。

退鄂西转战支撑
    董必武和他的战友带领部队沿江西撤，翻越天柱山，攀爬高耸入云的铲子崖，崇山峻岭中风雨跋涉，行军异常艰苦。董必武生动的描述“那时天下大雨，我们赤脚草鞋，都像雨淋了的鸡。”巴东不可久留，“遂由火烽界岭退巫山。”鄂西军领导人深知这里难有湖北军队的立足之地，只得裁去老弱冗员后开到施南（恩施）再谋出路。此时总司令潘正道已去重庆找刘湘交涉粮饷给养问题，秘书长詹大悲又返粤复命，司令部群龙无首，部队处境又异常艰险，于是，众人力推董必武秘书长，董执意推却不成，最后只好代理秘书长一职，日常军务和地方行政事务，则由董必武、潘怡如、王守愚三人轮流负责。
    历时一个月的谈判，刘湘的代表张梓芳同吴佩孚的代表孙传芳于翌年1月１３日，在宜昌签订《川鄂和约》，援鄂川军全部退出湖北。鄂西军更是处境维艰，支撑到１９２２年５月只得解散，董必武等回到武汉。这次军事行动虽然失败了，正如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专家们通过《董必武传》作为载体和窗口，对这一事件高度评价那样：“实际上这是他为刚刚建立的中国共产党争取军队的一次尝试，也是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派进行合作，反对北洋军阀的一次军事行动。”在新的征途上，潘、詹、潘等战友，继续与董必武并肩战斗。
   （作者系市政协文史编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