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董必武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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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必武(1886—1975)，字贤琮，号壁伍，又名用威。湖北红安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之一。早年加入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1920年在湖北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出席党的“一大”。建国后曾任政务院副总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主席等职，他是党的第六至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七至十届政治局委员，第十届政治局常委。
我想，我已经度过了中国生活中的许多个时代。在清朝统治下，我用古文写“八股文”应试。现在，我用拉丁化字母写中国字。自从中国革命1911年10月10日在武昌爆发以来，我的每一天生活一直是在革命工作中度过。
我1886年在湖北省黄安县(今红安)出生，虽然这个地方离武汉不很远，但却十分落后，只有少数人进学校。虽然这样，我还是决心接受现代教育，于是我到武昌去，在那里，我的考试成绩很好，接着就进入中学就读了。
我15岁时成了清朝的秀才。我父亲也是一个秀才，在一家富户当塾师。我的叔父和一个哥哥同样在城里当教员。少年时我没劳动过，因为我家里没有地。我们一大家30人，一块儿住在一座大屋里，这个大家庭所有挣钱的成员，都是自由职业者。我的直接家庭有一个哥哥、两个妹妹以及我双亲。
我到达武昌后，住在一个名叫“日知会”的著名团体的宿舍里。这里是领导辛亥革命的湖北省的初期革命中心。这个团体由一个姓刘的人创办起来，他是湖北人，约在1906年或1907年被捕，1909年或1906年死于狱中。刘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其他的一些会员也是基督教徒。这个团体规模虽小，但却产生巨大的影响，特别是因了刘的人格而这样。
“日知会”有一个广泛地传播知识的阅览室。
那时候，我虽然对革命思想有好感，但不想用大部分时间来搞它。我的志向是要以受称许的惯例来养家，提高家人的生活水平。这时，我的一些朋友组织了一个秘密的新团体，但我不想参加。可是我是一个好学生，总是阅读我能够弄到手的新杂志和报纸，虽然这样的印刷品是要秘密地购买的。我从梁启超主编的《新民报》那里得到了许多良好的影响。后来，《新民报》由同盟会会员主编。
那时候，学制分为初中五年和高中三年。我读完初中后，家里就没有钱供我继续读下去了，但校长喜欢我，安插我做批改学生作文的工作。因此我可以挣到钱读下去。批改作文的工作不易做，因为我批改好以后，校长总是要进行检查，大致看一看，什么地方批改错了，得要我负责。我在高中读了几个月以后，就在黄州的一所中学里获得一个教职了。那时候我23岁左右。
我在新职位上只教了两个星期的书，革命就于1911年10月10日在武昌爆发了。我尽快地赶去参加起义，三天后我到达武昌，就打定主意参加工作了。从那天起，我就一直持续不断地以从事革命工作为职志了。
在武昌，我弄清楚了事情是怎样发生的。那里的清朝驻军有了革命思想，其中的一个师，清政府认为它的忠诚可疑，于是抽调其中一部分到四川去镇压铁路风潮，那是由清政府一心要在那里搞“铁路国有”引起的。这次风潮成了武昌起义的信号。没有被调到四川去的一部分军队，于是在10月10日晚上高举造反大旗，攻打督署，但却发现总督和驻军司令已经逃遁。夜间，他们占领了整个武昌市。这次起义是自发的，最初没有领导。它是提早发动的，因为在10月9日下午，汉口俄租界同盟会的一个秘密仓库制炸药不慎发生爆炸。俄租界巡捕寻声而至，搜去预先准备好的革命文告、印信、旗帜、符号和计划，并将情况向湖广总督瑞澂报告。瑞澂随即下令关闭城门，抄查武昌同盟会总部。同盟会的起义分子名册被搜去。因此，驻军不得不立即起事，以阻止镇压。当时，因为武昌的革命分子没有军事经验，决定请当清军协统的黎元洪出任临时指挥。他们到黎元洪家里去商议此事时，他吓破了胆，以为将被捕杀，慌忙躲藏到他妻子的睡床底下去。但他的一个脚后跟露了出来，于是给从床底下拖出去。他同意出任指挥，把他带的那一旅兵拉过来，而在黄兴将军于10月20日到达武昌担任最高指挥时，则同黄兴合作组织革命军事政府。
起义使武汉的清政府官员非常惊慌和沮丧，因此在10月12日，革命分子得以占领汉口和汉阳，包括军械库在内。
当时，别人给我在武昌革命军军需部中安排了—个职位，而武昌革命军的总指挥是蒋翊武。人民给了我们革命军很多的帮助，送来了食物，送来了茶水，特别是在重要的战斗中，更是这样。
我们同驻守在长江北岸的清军作战几个星期，那恰好是在南岸武昌的对面。我们一共只有7000人，由一个师的一部分和一个旅组成。跟我们对打的清军人数多得多。最初，革命军得胜，但是后来，清政府增援了二万四千名装备良好的军队，结果我们给打败了。10月30日，冯国璋和段祺瑞率领的清军，经过两天作战，夺回了汉口，并放火烧城，将近烧了半个汉口，外国租界是不烧的。11月27日，敌军也攻夺了汉阳，虽则伟大的战士黄兴将军以3000人对敌2万之众，守住汉阳两星期。尽管我们处境困难，但还固守着武昌，后来，清政府派来一艘军舰，从江岸发动进攻，终于把我们打败。
汉阳陷落后，黄兴到了上海去。在他的领导下，革命军攻夺了南京。他离去时，武昌的留余部队交由我的前上司蒋翊武指挥。蒋翊武是武昌起义的实际中心人物。后来，在 1913年“二次革命”过后，在广西桂林被袁世凯下令杀害，“二次革命”是为倒袁而发动的。
其间，我曾在武昌军事政府财政部工作。
武昌的革命运动是由三个团体组织的，它们是：蒋翊武领导的文学社，同盟会和孙武领导的共进会组织。我在武昌政府财政部任职时参加了同盟会，那是1911年年底。同盟会在湖北设有一个委员会和一个执行委员会。我当选为同盟会20人委员会的委员。
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以后，革命运动迅速开展。黄兴将军在汉阳失败后到达上海时，就指挥革命军攻打南京，并于12月3日顺利地夺取了这个重要阵地。好几个地方的清军发生兵变，参加造反，各省拒绝向清廷进贡纳款，甚至朝中高官也显示出了参加造反的倾向。革命军打下南京后，安排了停火，并开始同到达上海的清政府代表团进行谈判。当时，革命军领导人没有调合一致的计划。黄兴和黎元洪正在争夺控制权，而孙中山则在从美国回国途中。12月21日，孙中山终于到达香港并首途南京。12月29日，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宣誓就职，黄兴则出任陆军总长。后来，为了毫不迟延地把北方的全部中国人争取过来，孙中山自动把大总统职位让予袁世凯(他统率着大部分清军)，如果袁赞成共和的话。袁表示赞成。孙中山于是辞职，虽然他不信任袁世凯，而在2月15日，袁得到了大总统的位子，把首都迁往北京。
革命党人为他们自己同袁世凯订约付出了昂贵的代价。1913年，袁向孙中山宣战，并倚仗列强的贷款把他打败。1915年12月11日，蔡锷(一位好革命党人，朱德和他共事)宣布云南脱离袁世凯政权而独立。接着，贵州、广西和广东也步其后尘，而到了1916年春天，起义就在各地爆发了。3月22日，袁世凯被迫退位。在他6月6日死去以前，他推举前副总统黎元洪为大总统。黎担任了这个职位。在那些年月里，孙中山已经到了日本组织他的活动。
其间，我一直在湖北省从事政治工作。我在宜昌做了短暂时间的盐税局长，但我不想当官。我认为，我需要积累更多的知识，以备将来之用。黎元洪投向袁世凯时，同盟会会员都反对他。我们在湖北发动了一次小规模起义，但袁世凯把军队派到湖北来，起义就失败了。这时，同盟会会员不得不亡命他方，我和一位同志乃于1913年到日本去，同孙中山会合。1913年，孙中山已经把同盟会改组成为中华革命党。“革命”是一个古老的字眼，最早见于《易经》。以前是极少用的，孙中山第一次赋这个词以新义。1924年，这个中华革命党改组成为国民党。
我在东京参加了新成立的中华革命党，并在那里同孙中山、廖仲恺等共事，与此同时，我还在日本法政大学学习。1915年，日本向袁世凯提出了“二十一条”要求，在日本，我们中国学生强烈反对这个。这时，我奉命回国，在军队中从事秘密工作，因为影响军队是孙中山的一贯政策。我到达武汉时，发觉我的境况非常危险，因此不得不避到我的家乡去安身。即使这样，1915年我还是在家乡被捕，下狱半年。袁世凯的政权在1916年破产后，我重临东京继续学业。
俄国革命在1917年爆发，我受到很大的影响。我热心地阅读报纸上关于俄国革命的消息，新的思想在我的头脑里翻腾起来了。
我在日本法政大学毕业后，再次回国从事秘密的军事工作。我的任务是要影响驻在鄂川边境的一支由一个姓蔡的人率领的军队，这支军队曾经参加辛亥革命，但他的战斗力不是很好，因为士兵中有许多人是土匪。我做这些士兵的工作，取得相当的成功。(后来，他们当中约有3000人保卫了孙中山在广州成立的政府。)
蔡的这支军队没有多少饷银，于是我在1918年四处努力替它筹款。我离开以后十天，蔡决定同另外一支由一个姓谭的人率领的所谓“革命”军联合。结果，谭的一些士兵把蔡杀了，谭军的一部分也是土匪，于是我到上海去向孙中山报告这些突发事件。那时候，南北政府的和平谈判正在进行中，因此我有了一点学习时间。我阅读了所有找得到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并饶有兴味地研究了凡尔赛会议的问题。在这当中，我不得不读英文版的书，我是在中学时学了英语的(后来，我在苏联继续学习英语)。
这时，《新青年》等杂志震动了中国，而不久，五四运动就在1919年掀起了。我没有参加这个运动。孙中山是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的，但不活跃。
五四运动后，我因革命工作的新策略新方法而纳闷，于是同朋友们商议这些问题。那时候，有一个名叫李汉俊的中国留学生刚从日本回来，在日本，他曾经读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书。他跟我谈了这些问题，因此我对马克思主义变得非常关心了。从我自己的经验出发，我断定在军队中做秘密工作是无用的，必须为人民运动打下基础。我们总是做军事将领的工作，而军事将领通常都变节背叛，因为他们对革命无所理解。我们从来不去做普通士兵的工作，甚至也不去做普通土匪的工作。我们的政策是机会主义的，是没有基础的。尽管整个辛亥革命有着士兵的良好支持，但它或多或少是一种军阀策动。我断定，革命必须有一个真正的群众基础，为此想要办一张报纸或开一所学校。
于是我到武汉去，同其他七位教员一道协助创办了武汉中学，我们个个都没有钱。我们利用属于政府教育部的一座旧建筑物里的两个房间作教室。我们办的学校1920年开学，是第一所教白话的学校。我教学生文言和白话，并指望白话会在人民当中产生一种新意识。我不使用教科书，而是选用时评作教材，学生们都乐意使用白话。
那时候，像我们这样的教员，不仅不受薪，而且要筹款来维持学校，所以我也在一所女子学校任教，以挣得这些所需款项。学校开办时，有学生120名。后来，每一个学期都增加一个新班。
到这时为止，中国只有几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其后在1920年，李汉俊打算在上海协助创立共产党，到武汉来跟我商量此事。我决定参加，并负责湖北党支部的建立工作，湖北支部在1921年9月成立。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1年7月在上海举行。(建立了支部的)每一省派两名代表参加，日本留学生派一名代表－－周佛海，他后来叛党，加入国民党。湖北省派陈潭秋和我。湖南派何叔衡(后来他在红军中工作时牺牲，时间约为1935年)和毛泽东。北京派张国焘和刘仁静，刘现在是托派。上海派李汉俊和李达，李汉俊1927年在汉口被敌人杀害，李达现在当了大学教授。广东派陈公博和包惠僧，陈公博后来叛党，成了南京政府的工业部长，包惠僧也成了国民党官员－－在内政部任职。山东派邓恩铭和王烬美－－他们两人后来都被敌人杀害。共产国际的两位代表，也出席了这次大会。一位是荷兰人－－我们叫他马赫，那是他的中文名。另一位是俄国人，他的名字我已经忘记了。
这第一次大会的全部历史资料，都已失去了。我们决定了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宣言，可是现在我们连党的这个最重要文件的抄本也没有。
那时候，武汉中学是湖北省的共产主义中心。我们五个人成立了党支部，不久，在我的最进步的学生中，有十人组织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在党支部的五位发起人中，有三人后来脱离了党。一个成了自由主义者，一个现在在南京，还有一个在汉口当律师。只有陈潭秋和我保持着信仰。我不晓得陈潭秋现在下落如何，但我相信他仍在人世。
没多时，武汉就成为一个重要的共产主义据点了。我们计划开办所外语学校，作为一个开展宣传工作的中心，一位名叫马马耶夫的俄国共产党员和他妻子到武汉来教外浯，但这个计划没法实现，所以他们回上海去了。
1921年，党扩展到工业中去。
那时候，武汉有一批激进年轻人，他们在思想意识上是空想的社会改良主义者和半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对新农村运动发生兴趣。这个运动以中华专科学校为中心，而这批人则创办了一个图书公司。他们的领导人是一位名叫恽代英的才气焕发的年轻人，他对学生有着很大的影响，并且是中国最优秀的青年领袖之一。这些“新农村运动的拥护者”不相信马克思主义，但是不久他们就讨论起马克思主义来了，许多人并且加入了共产主义者的组织。后来，恽代英在四川参加了党，而于1932年被敌人杀害。
我们湖北的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有30名代表出席。我们派学生深入农村，组织农民协会并开展宣传工作，并且在1923年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中，他们所做的工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我其次要做的工作是前往四川，再次施行我的一些旧策略，把军队争取到革命方面来。那时候，四川某些军队有反对军阀的倾向，于是我到了那里去发展这个运动。这项工作我干了一年时间，随后党命令我回到湖北来。加以武汉中学需款也急，我要回来想办法筹款。
我回到湖北来时，看到党在学校和工厂中的工作进行得很好，感到满心高兴。那时候，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以京汉铁路工人为中心，我们在长辛店设有劳动组合书记部。
这时，在武昌教书的父亲病倒了，我要安排他回到家乡去，不久他就去世了。我从家乡回到武汉时，1923年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就爆发了。
当时，我还可以留在武昌，因为大家只知道我是国民党员，不晓得我是共产党员。哪怕是我的家人也不知道我是共产党员，直到1925—1927年大革命时期我的妻子到武汉来，才给猜着了。
1925年春天，我再次被委派到军队中去从事秘密工作。我的一位国民党朋友要我同他一道到四川去做这种工作。2月份，我们是在四川度过的，接着在三月到了东北的辽宁，随后回到察哈尔、张家口和北京来。我在北京时，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我接到了党寄来的一封信，命令我到武汉去。这是国共两党成立“统一战线”时期，由于我有着良好的国民党关系，我受委托在湖北负责这种联络工作。当时，在武汉，国民党依然是一个隐蔽的政党，恐怖气氛很强烈。没多久，我到上海去讨论统一战线的工作，接着就前往广州。
那时候，国民党已经发出了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通知，并打了一封电报给我，要我作为湖北代表出席大会。这次全国代表大会在1926年1月举行。当时，由于廖仲恺已经被暗杀，而胡汉民则亡命国外，因此这次代表大会由汪精卫、谭延闿、邓泽如、谭平山、林伯渠、陈公博和甘乃光支配－－内有五人都是共产党员。在这次大会中，蒋介石被选入中央执行委员会－－这是他第一次受到国民党承认。
这次代表大会完全处于左派的影响下，大会的决议极好。我们的重要决议是要加强统一战线，发展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发展各被压迫民族之间的联盟，以及加强农民运动。
有几个右派被开除出国民党，而国民党左派则希望有很多共产党人会被选入中央执行委员会，以便巩固统一战线。被选入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共产党员有：谭平山，后来，在 1927年南昌起义以后，他被开除出共产党，成了第三党的首领；林伯渠；恽代英，他是青年领袖；于树德，他后来脱离共产党，在燕京大学当教授；吴玉章，现在在莫斯科。毛泽东和我则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
我出席了1926年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就到武汉去办报了。我在武汉呆了四个月，即前往长沙从事一些重要的统一战线工作。我的任务是要把唐生智及其军队争取到统一战线方面来。
我是以国民党代表身份，同白崇禧和陈铭枢一道给派去的。我们取得了成功，唐生智 (那时候控制着湖南省)及其军队即时成了大革命的先锋。
我在3月到达长沙，而在4月，就接到国民党打来的电报，要我以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的资格出席在广州举行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开过以后，我再在武汉办报，同时继续我的旨在破坏敌人后方的秘密军事工作。
1926年7月9日，反对北方军阀的北伐开始了，北伐军胜利地席卷了中国南方。唐生智占领了长沙，而蒋介石也到了那里。我到长沙去同蒋商谈各种军事问题。照老习惯，他只是听着，时不常地嗯嗯连声。
我从长沙回到武汉时，那张报纸已经被禁止发行了，我不得不隐匿外国租界，因为吴佩孚已经占领了这个城市。
那时候，我的工作是要破坏敌军。我组织了破坏汀泗桥的工作，好比我军能够获得一个占领该地的良好战略地位。
8月，我军占领了汉口，我的工作于是转移到国民党省总部去。但是，武昌依然在吴佩孚手中。我们占领武昌之前，蒋介石到汉口呆了几天，接着就到南昌去打孙传芳。
一拿下汉口，武汉三镇的工人运动就非常迅速地发展了，各地的农民运动也是这样，而攻下武昌后，我们就着手建立国民党组织，并把给打败的吴佩孚的军队改组成为革命军。当时，蒋介石一心要成立一个新的国民党湖北省委员会，并请我当委员。我表示迟疑－－由于我的态度，蒋介石知道我是共产党员。蒋介石离开武汉后，政府就在11月决定从广州迁往武汉了。
那时候，唐生智和陈铭枢都在武汉，并且在同情群众运动上表现得很左。蒋介石则给兴起中的群众运动吓破了胆，并害怕共产党会在武汉掌权，因此他一心要改变新政府的所在地，把它迁往南昌－－他自己的根据地。蒋到达江西九江时，国民党派我为代表到那里去要他前来武汉，因为国民党将在武汉召开一个会议。蒋不赞成在武汉举行这个会议，但最后还是决定来。蒋来到武汉后，在武昌和汉口四处走了一趟，察看了情况，而他所看到的使他感到非常忧愁，所以他走开了。对于在左派影响下发展中的伟大群众运动，他感到烦闷，然而，当汉口英租界归还武汉政府时，蒋不能不承认武汉政府的权威，但他等机会要从华中搞袭击。
蒋介石从武汉回到江西时，就在吉安杀害了许多共产党人了。
(1927年)4月，蒋介石占领了南京，与此同时，他的军事上的另一翼由何应钦率领，从浙江直趋上海，并在3月占领了上海。
蒋占领南京的时候，湖南和湖北的工农运动非常富于战斗性，上海的工人运动也是这样。这时，有几艘炮舰准备袭击南京，而日本人则派密使同蒋商谈，就是这样，他背叛了革命，建立了亲帝国主义的新南京政府。
在这几个月中，我身在武汉。当时，共产党决定参加武汉政府，而我则成为湖北省政府的成员－－农工局局长。
接着，分裂就开始了。由于南京方面和帝国主义者的封锁，武汉的财政情况非常恶劣。此外，武汉政府的军队还要同奉军作战。
5月21日，反动实实在在地开始了，当时，夏斗寅、许克祥(在湖南)和杨森开始屠杀革命者。夏斗寅的军队接近武汉。武汉政府派军队同夏斗寅作战，并消灭了他的军队。
接着，革命军讨奉军胜利归来，而在1927年5月，全国农工代表大会就在武汉开幕了。与会代表代表着200万农会会员和大约40万中国工会会员。
武汉的工人、店员和徒工都要求增加工资，显示出了他们的新力量。这些要求引起了巨大的恐慌，由于这种情况和封锁，武汉国民党忧虑起局势来了。此外，冯玉祥也显示出了背叛的迹象。
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分裂，终于在7月15日发生。工人的要求，农民要求土地的压力，政府的恶劣经济情况，以及革命的全面高潮，已经使许多国民党员向右转了。
白色恐怖开始后，我不得不躲起来。我只同一位同志保持着联系。无论是南京方面还是武汉方面，都发出特别命令，要把我逮捕起来。我没有参加南昌起义，但在随后成立的革命委员会里，我还是当选为委员。8月7日，党抛弃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从而开始一个新的时代。
不久，南京方面和武汉方面决定合流。然而，唐生智指望控制武汉，因此蒋介打派陈诚带军队打他。其间，共产党在湖南和湖北组织了秋收起义。
蒋介石和唐生智厮打期间，我的家乡黄安县爆发了起义，县长给杀掉了。
白崇禧和李宗仁占领了武汉后，许多共产党员遭到了杀害。我摸不清有多少共产党员被杀害－－至少有几千人。当时，我隐匿在日本租界，李汉俊也是这样。李宗仁派了一旅军队包围日本租界抓人，逮捕了李汉俊，并在当晚杀害了他。我则得以逃脱，到了法国租界。在那里，我化装成为海员，逃往上海，从那里前往日本。我到达日本时，获悉我在汉口藏身的那座房子里的一个工人已经被捕，并遭到杀害!我是幸免于难的。
我在日本京都住了八个月时间。其后党就派我到苏联去。我在1928年9月到达苏联，进入(中山大学特别班)、列宁学院英文班学习。1931年我完成大学的课程，1932年回国。
我在上海待了40天，随后就前往苏区－－经汕头循陆路去江西。在瑞金，我担任红军学校的政治指导员。后来，我负责办党校，并出任(教务长、副)校长。1934年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举行后，我当选为苏维埃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最高法院院长。后来，我出任工农审查委员会主席。
长征期间，我担任卫生专员。长征是进行得不错的。我没有害过病，只是夜间没法睡得好。我们到达陕北时，我出任瓦窑堡（教务长、副）党校校长，后来我在保安党校担任同样的职务。
作者：董必武 点击次数：810
出处：《续西川漫记》 上传日期：1937.07
我想，我已经度过了中国生活中的许多个时代。在清朝统治下，我用古文写“八股文”应试。现在，我用拉丁化字母写中国字。自从中国革命1911年10月10日在武昌爆发以来，我的每一天生活一直是在革命工作中度过。
我1886年在湖北省黄安县(今红安)出生，虽然这个地方离武汉不很远，但却十分落后，只有少数人进学校。虽然这样，我还是决心接受现代教育，于是我到武昌去，在那里，我的考试成绩很好，接着就进入中学就读了。
我15岁时成了清朝的秀才。我父亲也是一个秀才，在一家富户当塾师。我的叔父和一个哥哥同样在城里当教员。少年时我没劳动过，因为我家里没有地。我们一大家30人，一块儿住在一座大屋里，这个大家庭所有挣钱的成员，都是自由职业者。我的直接家庭有一个哥哥、两个妹妹以及我双亲。
我到达武昌后，住在一个名叫“日知会”的著名团体的宿舍里。这里是领导辛亥革命的湖北省的初期革命中心。这个团体由一个姓刘的人创办起来，他是湖北人，约在1906年或1907年被捕，1909年或1906年死于狱中。刘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其他的一些会员也是基督教徒。这个团体规模虽小，但却产生巨大的影响，特别是因了刘的人格而这样。
“日知会”有一个广泛地传播知识的阅览室。
那时候，我虽然对革命思想有好感，但不想用大部分时间来搞它。我的志向是要以受称许的惯例来养家，提高家人的生活水平。这时，我的一些朋友组织了一个秘密的新团体，但我不想参加。可是我是一个好学生，总是阅读我能够弄到手的新杂志和报纸，虽然这样的印刷品是要秘密地购买的。我从梁启超主编的《新民报》那里得到了许多良好的影响。后来，《新民报》由同盟会会员主编。
那时候，学制分为初中五年和高中三年。我读完初中后，家里就没有钱供我继续读下去了，但校长喜欢我，安插我做批改学生作文的工作。因此我可以挣到钱读下去。批改作文的工作不易做，因为我批改好以后，校长总是要进行检查，大致看一看，什么地方批改错了，得要我负责。我在高中读了几个月以后，就在黄州的一所中学里获得一个教职了。那时候我23岁左右。
我在新职位上只教了两个星期的书，革命就于1911年10月10日在武昌爆发了。我尽快地赶去参加起义，三天后我到达武昌，就打定主意参加工作了。从那天起，我就一直持续不断地以从事革命工作为职志了。
在武昌，我弄清楚了事情是怎样发生的。那里的清朝驻军有了革命思想，其中的一个师，清政府认为它的忠诚可疑，于是抽调其中一部分到四川去镇压铁路风潮，那是由清政府一心要在那里搞“铁路国有”引起的。这次风潮成了武昌起义的信号。没有被调到四川去的一部分军队，于是在10月10日晚上高举造反大旗，攻打督署，但却发现总督和驻军司令已经逃遁。夜间，他们占领了整个武昌市。这次起义是自发的，最初没有领导。它是提早发动的，因为在10月9日下午，汉口俄租界同盟会的一个秘密仓库制炸药不慎发生爆炸。俄租界巡捕寻声而至，搜去预先准备好的革命文告、印信、旗帜、符号和计划，并将情况向湖广总督瑞澂报告。瑞澂随即下令关闭城门，抄查武昌同盟会总部。同盟会的起义分子名册被搜去。因此，驻军不得不立即起事，以阻止镇压。当时，因为武昌的革命分子没有军事经验，决定请当清军协统的黎元洪出任临时指挥。他们到黎元洪家里去商议此事时，他吓破了胆，以为将被捕杀，慌忙躲藏到他妻子的睡床底下去。但他的一个脚后跟露了出来，于是给从床底下拖出去。他同意出任指挥，把他带的那一旅兵拉过来，而在黄兴将军于10月20日到达武昌担任最高指挥时，则同黄兴合作组织革命军事政府。
起义使武汉的清政府官员非常惊慌和沮丧，因此在10月12日，革命分子得以占领汉口和汉阳，包括军械库在内。
当时，别人给我在武昌革命军军需部中安排了—个职位，而武昌革命军的总指挥是蒋翊武。人民给了我们革命军很多的帮助，送来了食物，送来了茶水，特别是在重要的战斗中，更是这样。
我们同驻守在长江北岸的清军作战几个星期，那恰好是在南岸武昌的对面。我们一共只有7000人，由一个师的一部分和一个旅组成。跟我们对打的清军人数多得多。最初，革命军得胜，但是后来，清政府增援了二万四千名装备良好的军队，结果我们给打败了。10月30日，冯国璋和段祺瑞率领的清军，经过两天作战，夺回了汉口，并放火烧城，将近烧了半个汉口，外国租界是不烧的。11月27日，敌军也攻夺了汉阳，虽则伟大的战士黄兴将军以3000人对敌2万之众，守住汉阳两星期。尽管我们处境困难，但还固守着武昌，后来，清政府派来一艘军舰，从江岸发动进攻，终于把我们打败。
汉阳陷落后，黄兴到了上海去。在他的领导下，革命军攻夺了南京。他离去时，武昌的留余部队交由我的前上司蒋翊武指挥。蒋翊武是武昌起义的实际中心人物。后来，在 1913年“二次革命”过后，在广西桂林被袁世凯下令杀害，“二次革命”是为倒袁而发动的。
其间，我曾在武昌军事政府财政部工作。
武昌的革命运动是由三个团体组织的，它们是：蒋翊武领导的文学社，同盟会和孙武领导的共进会组织。我在武昌政府财政部任职时参加了同盟会，那是1911年年底。同盟会在湖北设有一个委员会和一个执行委员会。我当选为同盟会20人委员会的委员。
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以后，革命运动迅速开展。黄兴将军在汉阳失败后到达上海时，就指挥革命军攻打南京，并于12月3日顺利地夺取了这个重要阵地。好几个地方的清军发生兵变，参加造反，各省拒绝向清廷进贡纳款，甚至朝中高官也显示出了参加造反的倾向。革命军打下南京后，安排了停火，并开始同到达上海的清政府代表团进行谈判。当时，革命军领导人没有调合一致的计划。黄兴和黎元洪正在争夺控制权，而孙中山则在从美国回国途中。12月21日，孙中山终于到达香港并首途南京。12月29日，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宣誓就职，黄兴则出任陆军总长。后来，为了毫不迟延地把北方的全部中国人争取过来，孙中山自动把大总统职位让予袁世凯(他统率着大部分清军)，如果袁赞成共和的话。袁表示赞成。孙中山于是辞职，虽然他不信任袁世凯，而在2月15日，袁得到了大总统的位子，把首都迁往北京。
革命党人为他们自己同袁世凯订约付出了昂贵的代价。1913年，袁向孙中山宣战，并倚仗列强的贷款把他打败。1915年12月11日，蔡锷(一位好革命党人，朱德和他共事)宣布云南脱离袁世凯政权而独立。接着，贵州、广西和广东也步其后尘，而到了1916年春天，起义就在各地爆发了。3月22日，袁世凯被迫退位。在他6月6日死去以前，他推举前副总统黎元洪为大总统。黎担任了这个职位。在那些年月里，孙中山已经到了日本组织他的活动。
其间，我一直在湖北省从事政治工作。我在宜昌做了短暂时间的盐税局长，但我不想当官。我认为，我需要积累更多的知识，以备将来之用。黎元洪投向袁世凯时，同盟会会员都反对他。我们在湖北发动了一次小规模起义，但袁世凯把军队派到湖北来，起义就失败了。这时，同盟会会员不得不亡命他方，我和一位同志乃于1913年到日本去，同孙中山会合。1913年，孙中山已经把同盟会改组成为中华革命党。“革命”是一个古老的字眼，最早见于《易经》。以前是极少用的，孙中山第一次赋这个词以新义。1924年，这个中华革命党改组成为国民党。
我在东京参加了新成立的中华革命党，并在那里同孙中山、廖仲恺等共事，与此同时，我还在日本法政大学学习。1915年，日本向袁世凯提出了“二十一条”要求，在日本，我们中国学生强烈反对这个。这时，我奉命回国，在军队中从事秘密工作，因为影响军队是孙中山的一贯政策。我到达武汉时，发觉我的境况非常危险，因此不得不避到我的家乡去安身。即使这样，1915年我还是在家乡被捕，下狱半年。袁世凯的政权在1916年破产后，我重临东京继续学业。
俄国革命在1917年爆发，我受到很大的影响。我热心地阅读报纸上关于俄国革命的消息，新的思想在我的头脑里翻腾起来了。
我在日本法政大学毕业后，再次回国从事秘密的军事工作。我的任务是要影响驻在鄂川边境的一支由一个姓蔡的人率领的军队，这支军队曾经参加辛亥革命，但他的战斗力不是很好，因为士兵中有许多人是土匪。我做这些士兵的工作，取得相当的成功。(后来，他们当中约有3000人保卫了孙中山在广州成立的政府。)
蔡的这支军队没有多少饷银，于是我在1918年四处努力替它筹款。我离开以后十天，蔡决定同另外一支由一个姓谭的人率领的所谓“革命”军联合。结果，谭的一些士兵把蔡杀了，谭军的一部分也是土匪，于是我到上海去向孙中山报告这些突发事件。那时候，南北政府的和平谈判正在进行中，因此我有了一点学习时间。我阅读了所有找得到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并饶有兴味地研究了凡尔赛会议的问题。在这当中，我不得不读英文版的书，我是在中学时学了英语的(后来，我在苏联继续学习英语)。
这时，《新青年》等杂志震动了中国，而不久，五四运动就在1919年掀起了。我没有参加这个运动。孙中山是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的，但不活跃。
五四运动后，我因革命工作的新策略新方法而纳闷，于是同朋友们商议这些问题。那时候，有一个名叫李汉俊的中国留学生刚从日本回来，在日本，他曾经读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书。他跟我谈了这些问题，因此我对马克思主义变得非常关心了。从我自己的经验出发，我断定在军队中做秘密工作是无用的，必须为人民运动打下基础。我们总是做军事将领的工作，而军事将领通常都变节背叛，因为他们对革命无所理解。我们从来不去做普通士兵的工作，甚至也不去做普通土匪的工作。我们的政策是机会主义的，是没有基础的。尽管整个辛亥革命有着士兵的良好支持，但它或多或少是一种军阀策动。我断定，革命必须有一个真正的群众基础，为此想要办一张报纸或开一所学校。
于是我到武汉去，同其他七位教员一道协助创办了武汉中学，我们个个都没有钱。我们利用属于政府教育部的一座旧建筑物里的两个房间作教室。我们办的学校1920年开学，是第一所教白话的学校。我教学生文言和白话，并指望白话会在人民当中产生一种新意识。我不使用教科书，而是选用时评作教材，学生们都乐意使用白话。
那时候，像我们这样的教员，不仅不受薪，而且要筹款来维持学校，所以我也在一所女子学校任教，以挣得这些所需款项。学校开办时，有学生120名。后来，每一个学期都增加一个新班。
到这时为止，中国只有几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其后在1920年，李汉俊打算在上海协助创立共产党，到武汉来跟我商量此事。我决定参加，并负责湖北党支部的建立工作，湖北支部在1921年9月成立。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1年7月在上海举行。(建立了支部的)每一省派两名代表参加，日本留学生派一名代表－－周佛海，他后来叛党，加入国民党。湖北省派陈潭秋和我。湖南派何叔衡(后来他在红军中工作时牺牲，时间约为1935年)和毛泽东。北京派张国焘和刘仁静，刘现在是托派。上海派李汉俊和李达，李汉俊1927年在汉口被敌人杀害，李达现在当了大学教授。广东派陈公博和包惠僧，陈公博后来叛党，成了南京政府的工业部长，包惠僧也成了国民党官员－－在内政部任职。山东派邓恩铭和王烬美－－他们两人后来都被敌人杀害。共产国际的两位代表，也出席了这次大会。一位是荷兰人－－我们叫他马赫，那是他的中文名。另一位是俄国人，他的名字我已经忘记了。
这第一次大会的全部历史资料，都已失去了。我们决定了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宣言，可是现在我们连党的这个最重要文件的抄本也没有。
那时候，武汉中学是湖北省的共产主义中心。我们五个人成立了党支部，不久，在我的最进步的学生中，有十人组织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在党支部的五位发起人中，有三人后来脱离了党。一个成了自由主义者，一个现在在南京，还有一个在汉口当律师。只有陈潭秋和我保持着信仰。我不晓得陈潭秋现在下落如何，但我相信他仍在人世。
没多时，武汉就成为一个重要的共产主义据点了。我们计划开办所外语学校，作为一个开展宣传工作的中心，一位名叫马马耶夫的俄国共产党员和他妻子到武汉来教外浯，但这个计划没法实现，所以他们回上海去了。
1921年，党扩展到工业中去。
那时候，武汉有一批激进年轻人，他们在思想意识上是空想的社会改良主义者和半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对新农村运动发生兴趣。这个运动以中华专科学校为中心，而这批人则创办了一个图书公司。他们的领导人是一位名叫恽代英的才气焕发的年轻人，他对学生有着很大的影响，并且是中国最优秀的青年领袖之一。这些“新农村运动的拥护者”不相信马克思主义，但是不久他们就讨论起马克思主义来了，许多人并且加入了共产主义者的组织。后来，恽代英在四川参加了党，而于1932年被敌人杀害。
我们湖北的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有30名代表出席。我们派学生深入农村，组织农民协会并开展宣传工作，并且在1923年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中，他们所做的工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我其次要做的工作是前往四川，再次施行我的一些旧策略，把军队争取到革命方面来。那时候，四川某些军队有反对军阀的倾向，于是我到了那里去发展这个运动。这项工作我干了一年时间，随后党命令我回到湖北来。加以武汉中学需款也急，我要回来想办法筹款。
我回到湖北来时，看到党在学校和工厂中的工作进行得很好，感到满心高兴。那时候，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以京汉铁路工人为中心，我们在长辛店设有劳动组合书记部。
这时，在武昌教书的父亲病倒了，我要安排他回到家乡去，不久他就去世了。我从家乡回到武汉时，1923年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就爆发了。
当时，我还可以留在武昌，因为大家只知道我是国民党员，不晓得我是共产党员。哪怕是我的家人也不知道我是共产党员，直到1925—1927年大革命时期我的妻子到武汉来，才给猜着了。
1925年春天，我再次被委派到军队中去从事秘密工作。我的一位国民党朋友要我同他一道到四川去做这种工作。2月份，我们是在四川度过的，接着在三月到了东北的辽宁，随后回到察哈尔、张家口和北京来。我在北京时，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我接到了党寄来的一封信，命令我到武汉去。这是国共两党成立“统一战线”时期，由于我有着良好的国民党关系，我受委托在湖北负责这种联络工作。当时，在武汉，国民党依然是一个隐蔽的政党，恐怖气氛很强烈。没多久，我到上海去讨论统一战线的工作，接着就前往广州。
那时候，国民党已经发出了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通知，并打了一封电报给我，要我作为湖北代表出席大会。这次全国代表大会在1926年1月举行。当时，由于廖仲恺已经被暗杀，而胡汉民则亡命国外，因此这次代表大会由汪精卫、谭延闿、邓泽如、谭平山、林伯渠、陈公博和甘乃光支配－－内有五人都是共产党员。在这次大会中，蒋介石被选入中央执行委员会－－这是他第一次受到国民党承认。
这次代表大会完全处于左派的影响下，大会的决议极好。我们的重要决议是要加强统一战线，发展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发展各被压迫民族之间的联盟，以及加强农民运动。
有几个右派被开除出国民党，而国民党左派则希望有很多共产党人会被选入中央执行委员会，以便巩固统一战线。被选入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共产党员有：谭平山，后来，在 1927年南昌起义以后，他被开除出共产党，成了第三党的首领；林伯渠；恽代英，他是青年领袖；于树德，他后来脱离共产党，在燕京大学当教授；吴玉章，现在在莫斯科。毛泽东和我则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
我出席了1926年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就到武汉去办报了。我在武汉呆了四个月，即前往长沙从事一些重要的统一战线工作。我的任务是要把唐生智及其军队争取到统一战线方面来。
我是以国民党代表身份，同白崇禧和陈铭枢一道给派去的。我们取得了成功，唐生智 (那时候控制着湖南省)及其军队即时成了大革命的先锋。
我在3月到达长沙，而在4月，就接到国民党打来的电报，要我以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的资格出席在广州举行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开过以后，我再在武汉办报，同时继续我的旨在破坏敌人后方的秘密军事工作。
1926年7月9日，反对北方军阀的北伐开始了，北伐军胜利地席卷了中国南方。唐生智占领了长沙，而蒋介石也到了那里。我到长沙去同蒋商谈各种军事问题。照老习惯，他只是听着，时不常地嗯嗯连声。
我从长沙回到武汉时，那张报纸已经被禁止发行了，我不得不隐匿外国租界，因为吴佩孚已经占领了这个城市。
那时候，我的工作是要破坏敌军。我组织了破坏汀泗桥的工作，好比我军能够获得一个占领该地的良好战略地位。
8月，我军占领了汉口，我的工作于是转移到国民党省总部去。但是，武昌依然在吴佩孚手中。我们占领武昌之前，蒋介石到汉口呆了几天，接着就到南昌去打孙传芳。
一拿下汉口，武汉三镇的工人运动就非常迅速地发展了，各地的农民运动也是这样，而攻下武昌后，我们就着手建立国民党组织，并把给打败的吴佩孚的军队改组成为革命军。当时，蒋介石一心要成立一个新的国民党湖北省委员会，并请我当委员。我表示迟疑－－由于我的态度，蒋介石知道我是共产党员。蒋介石离开武汉后，政府就在11月决定从广州迁往武汉了。
那时候，唐生智和陈铭枢都在武汉，并且在同情群众运动上表现得很左。蒋介石则给兴起中的群众运动吓破了胆，并害怕共产党会在武汉掌权，因此他一心要改变新政府的所在地，把它迁往南昌－－他自己的根据地。蒋到达江西九江时，国民党派我为代表到那里去要他前来武汉，因为国民党将在武汉召开一个会议。蒋不赞成在武汉举行这个会议，但最后还是决定来。蒋来到武汉后，在武昌和汉口四处走了一趟，察看了情况，而他所看到的使他感到非常忧愁，所以他走开了。对于在左派影响下发展中的伟大群众运动，他感到烦闷，然而，当汉口英租界归还武汉政府时，蒋不能不承认武汉政府的权威，但他等机会要从华中搞袭击。
蒋介石从武汉回到江西时，就在吉安杀害了许多共产党人了。
(1927年)4月，蒋介石占领了南京，与此同时，他的军事上的另一翼由何应钦率领，从浙江直趋上海，并在3月占领了上海。
蒋占领南京的时候，湖南和湖北的工农运动非常富于战斗性，上海的工人运动也是这样。这时，有几艘炮舰准备袭击南京，而日本人则派密使同蒋商谈，就是这样，他背叛了革命，建立了亲帝国主义的新南京政府。
在这几个月中，我身在武汉。当时，共产党决定参加武汉政府，而我则成为湖北省政府的成员－－农工局局长。
接着，分裂就开始了。由于南京方面和帝国主义者的封锁，武汉的财政情况非常恶劣。此外，武汉政府的军队还要同奉军作战。
5月21日，反动实实在在地开始了，当时，夏斗寅、许克祥(在湖南)和杨森开始屠杀革命者。夏斗寅的军队接近武汉。武汉政府派军队同夏斗寅作战，并消灭了他的军队。
接着，革命军讨奉军胜利归来，而在1927年5月，全国农工代表大会就在武汉开幕了。与会代表代表着200万农会会员和大约40万中国工会会员。
武汉的工人、店员和徒工都要求增加工资，显示出了他们的新力量。这些要求引起了巨大的恐慌，由于这种情况和封锁，武汉国民党忧虑起局势来了。此外，冯玉祥也显示出了背叛的迹象。
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分裂，终于在7月15日发生。工人的要求，农民要求土地的压力，政府的恶劣经济情况，以及革命的全面高潮，已经使许多国民党员向右转了。
白色恐怖开始后，我不得不躲起来。我只同一位同志保持着联系。无论是南京方面还是武汉方面，都发出特别命令，要把我逮捕起来。我没有参加南昌起义，但在随后成立的革命委员会里，我还是当选为委员。8月7日，党抛弃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从而开始一个新的时代。
不久，南京方面和武汉方面决定合流。然而，唐生智指望控制武汉，因此蒋介打派陈诚带军队打他。其间，共产党在湖南和湖北组织了秋收起义。
蒋介石和唐生智厮打期间，我的家乡黄安县爆发了起义，县长给杀掉了。
白崇禧和李宗仁占领了武汉后，许多共产党员遭到了杀害。我摸不清有多少共产党员被杀害－－至少有几千人。当时，我隐匿在日本租界，李汉俊也是这样。李宗仁派了一旅军队包围日本租界抓人，逮捕了李汉俊，并在当晚杀害了他。我则得以逃脱，到了法国租界。在那里，我化装成为海员，逃往上海，从那里前往日本。我到达日本时，获悉我在汉口藏身的那座房子里的一个工人已经被捕，并遭到杀害!我是幸免于难的。
我在日本京都住了八个月时间。其后党就派我到苏联去。我在1928年9月到达苏联，进入(中山大学特别班)、列宁学院英文班学习。1931年我完成大学的课程，1932年回国。
我在上海待了40天，随后就前往苏区－－经汕头循陆路去江西。在瑞金，我担任红军学校的政治指导员。后来，我负责办党校，并出任(教务长、副)校长。1934年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举行后，我当选为苏维埃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最高法院院长。后来，我出任工农审查委员会主席。
长征期间，我担任卫生专员。长征是进行得不错的。我没有害过病，只是夜间没法睡得好。我们到达陕北时，我出任瓦窑堡（教务长、副）党校校长，后来我在保安党校担任同样的职务。
作者：董必武 点击次数：810
出处：《续西川漫记》 上传日期：1937.07